Day: March 30, 2012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志成 2012-03-30 在文化与舆论方面，大陆只有想尽一切可能性入岛，与国、民两党的认同观对抗，才有办法逆转台湾“去中国化”的认同异化。 认同是政治抉择的最终依据。没有认同作基础，利益输送、接触交流再多也没用。以往多认为扩大交流、扩大惠台将有助于转变台湾的认同，目前看来实际效果有其局限。两岸经贸交流日趋频繁，并未拉近两岸的政治认同。大陆未来应该在惠台与交流政策之外，另求突破之道。 马英九赢得台湾大选，成功连任，不少评论者认为，是“九二共识”打败了蔡英文。然而，从台湾的民调来看，超过7成的台湾民众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九二共识”。只是经过媒体不断的报道，民众看到大陆领导人一直强调没有“九二共识”，两岸和谐的现状将会不保，他们知道“九二共识”是大陆所坚持的，台湾不接受的话，两岸又要重回对抗，经济会受到伤害。因此，严格说起来，“九二共识”是两岸之间“没有共识”的共识，即agree disagreement。它的可贵之处在于保持模糊，搁置争议。 两岸从1949年开始处于分治状态。冷战期间，两岸没有什么互动。从1993年“陆委会”所做的民意调查来看，台湾民众中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有48.5%，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有16.7%，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有32.7%。总共来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高达81.2%，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只有49.4%。但是，十几年后，2008年10月份《远见》杂志的调查显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有95.9%，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46.6%；赞成终极走向统一的只有19.5%，赞成终极走向独立的过了半数，有50.6%。显然，两岸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已经发生了高度的割裂现象。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因为这种认同受到了政治操弄。李登辉、陈水扁在位的十多年时间，透过“加入联合国”、“修宪”、“去中国化”、“两国论”、“一边一国”、“入联公投”等等的政治运动，强化台湾主体性的包装，作为走向“台独”的野心，使得“一个中国”在台湾变得妖魔化，“我是中国人”在台湾也变成一个属于禁忌的话题。 两岸这十几年来经贸交流越来越频繁，可是从政治上来看，台湾也逐渐发展出把大陆看成“异己关系”的认知。即使在马英九2008年5月接任大位之后，表象上来看是重新开启两岸的协商，经济往来也变得顺畅，但是在政治和民族上的异己关系并没有转变的迹象。从马英九的教育、文化政策与“国家”整体方向战略规划中，也没有看到要强化两岸认同的这一块。换言之，马英九虽然赢得选举，但他也接收了李、陈的主体论述，以强化台湾主体性、“不统、不独、不武”做为两岸关系的基调。 李登辉和民进党掌权期间，更进一步透过民意调查来教育台湾民众将自己的中国认同与台湾认同分裂而且对立，最终变成绝对互斥的选项，为两岸人民的情感埋下仇恨的因素，使得任何改善两岸关系的政策、作为和人士在台湾都被认定是“反台湾亲中国”的作法，十余年来在台湾成为主流的、制式的思考模式和认知系统。对两岸关系而言，台湾大众这种认同成为两岸关系真正改善的潜在杀手，为害至深。所以，从认同的角度入手探讨两岸关系可以说是直指核心的探讨，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当前国民党的大陆政策看似一帆风顺，但由于没有认清认同的重要性，所以国民党就没有在认同的议题上建立自己的主体性，长期来看，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必然陷入困境。这种困境由于认同上的矛盾，将陷入政策论述上的巨大矛盾，具体表现为“经济政策跟北京要”，“在政治论述上是跟着民进党走”。因此，国民党的问题在于没有建立起可以跟民进党对抗的主体论述，也就是没有建立起跟民进党对抗的认同观。 相对于公开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而言，马英九胜选对于两岸稳定，或许是比较好的结果。但是马英九两次选举过程，已经强化“不统、不独、不武”的概念，他的“一中各表”已经在选举论述中逐步变为“两个中国”，这一路线已是马英九的保台政治主张，对两岸未来埋下不确定因素。 马英九的两岸路线，接受“一中各表”，但他提出的是一个中华民国。这个中华民国已非过去两蒋时代的汉贼不两立路线的唯一中国合法政权，这个中华民国经过2000年到2008年的民进党执政与马英九四年执政，已经逐渐质变，落实论述为就是台湾，这是不同于民进党“台独”的另一种分裂中国的论述。 也就是说，马英九采取的是保持“两个中国”的策略，对外仍然是接受一个中国，实际论述却是“中华民国是台湾”，让中华民国也成为另一种“台独”的保护色，由于北京方面容忍现在的两岸互不否认交互方式，却也意外让这种“两个中国”的模式，逐渐在台湾经由选举实践来巩固论述。 马英九隐藏的“两个中国”路线，比民进党的直接诉求台湾独立，自中国统一的领土中分裂出来，对北京更能有回旋的空间，加上马英九并不在国际间主张“两个中国”，对北京的威胁自然还在可容忍范围。 北京视国共内战期间败逃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作为过去曾经是中国政权的一段历史，仍在台湾这块分裂的领土上存在着。若是中华民国走向“台独”，自然两岸只有战争。但中华民国若持续如马英九主张的不统，持续保持分裂状态，虽非独立，却也不走向统一，北京就该如何自处？ 在两岸交流频密下，台湾人民与台湾的企业渴求经济安定，希望马英九的路线可以带来安定，这应是台湾绝大多数的基本共识。这就是说，在台湾有明显的“台独”路线以及马英九的“两个中国”路线，而回归祖国的统一路线却因为政治操弄，不只在论述甚至在实践上，都已经逐渐变成非主流。台湾人开始对于族群的认知，否认自己是中国人，虽无“台独”之名，却已是“台独”之实了。长期以降，最终必然走向仅靠政治手段已无法解决这种差异的悲剧之路。 马英九成功连任，两岸至少可以保持表面上的平稳，但是对于中国统一却仍然充满变局。马英九没有被戳破的“两个中国”路线，暂时维持台海和平，可是长久以往，台湾以为实行“两个中国”可以保持和平，那么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终将变成“台独”的外衣。 现在台湾蓝绿营都把两岸和平挂在嘴边，可是背地里却要极力推动和平分裂。北京的对台政策不能仅仅挟制“A型台独”而实际扶持“B型台独”，特别是当A型和B型两型“台独”逐步靠近有同流合污之势的时候，大陆的对台政策除了打击“台独”以外，还必须拥有防范永久偏安势力泛滥成灾的另一种功能。在文化与舆论方面，大陆只有想尽一切可能性入岛，与国、民两党的认同观对抗，才有办法逆转台湾“去中国化”的认同异化。 《台湾观察》2012年2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3-30 借助邻近深圳的市中心和港深口岸的经济幅射，“边界特别发展区”可望发展成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媲美日本东京都的副中心新宿、上海的浦东开发区。 港英政府于1951年在两地边界的香港一侧设立了28平方公里的边界禁区，当时的目的是减缓日趋严重的非法入境问题。香港的普通居民，要进入边界禁区的人士也须获得香港警方签发的边界禁区通行证。时至今日，该地区处于尚未开发状态，多为林地、农地、荒地，村落散布，人迹罕至，与边界另一侧的深圳市中心地区高楼林立，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块连绵28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差不多等于整个澳门特别行政区，比香港岛已开发地区面积还要大，而且紧贴着中国内地。但长期以来，这个地区的战略价值一直未受到重视。近年来，社会上逐渐有开放边界禁区的呼声。港府决定，从2012年2月15日起，分阶段逐渐开放边界禁区。但是，目前港府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地区特殊的地理战略价值，只是把它当做香港的远郊区来规划，开放一些土地给村民自建房屋（即“丁屋”），以及做一些低密度的“乡村式开发”。 建议实施特殊签证政策 然而从珠三角整体发展看，这块地区正好是港深都市圈的中心地区，又由于历史原因保持了相对的完整性。随着“一国两制”下香港和内地的互动越来越紧密，中央政府应该和特区政府协作，将此块具有特殊价值的区域定位为香港“边界特别发展区”，并在此特定区域内对内地居民实行特殊的出入境政策。 具体操作上，这个地区由香港特区政府管辖，对内地居民实施“落地签注”政策。即凡持有效内地居民身份证和往来港澳通行证进入“边界特别发展区”，无须向相关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前办理赴港签注，但须在进入“边界特别发展区”的同时出示内地身份证和往来港澳通行证，即到即签，便可在“边界特别发展区”内逗留不超过七天。申请“落地签注”的次数不限，但若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有合理怀疑，可拒绝申请者入境。内地居民如要进入“边界特别发展区”以外的香港其他区域，则须办理正常手续的赴港签注。 有助创造新经济增长点 在充份尊重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村民权益下，“边界特别发展区”可重点发展香港的生产性专业服务业、医疗、教育、仓储服务、零售消费等，为香港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发展为香港提供自由行、CEPA以外的“一国两制”新合作模式，将香港的制度优势与内地庞大的市场结合，有利香港开拓内地市场。 港澳自由行从2003年推出后，内地访港旅客激增。由于商务签注对企业的纳税额有较高限制，不少中小型企业人员都通过自由行方式进入香港。虽然有关方式已较过去方便，但是，来往频繁、要求及时会面的商务旅客受到自由行签注办理时间、停留限制等影响，未能充份利用香港生产性专业服务业的优势。至于CEPA方面，只是让被承认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可以在内地自由开展业务，但是内地有业务洽谈需求的人士及专业人士仍须办理签注才能进入香港。因此，CEPA只是促进了人流的单向流动，这大大局限了香港生产性专业服务业发展的机会。 另外，CEPA虽然为中港合作提供了实质的政策支持，扫除了部份香港专业人士进入内地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但是，在一些制度和法规上还存在限制。例如，法律法规及实施细则未及时出台、地方官员对新措施认识不足、两地专业服务行业在体制及规管方面有差异以致出现对接问题，以及申请手续繁复需时等，被人称为“大门开，小门未开”。同时，CEPA虽然认可部份香港的专业资格，但是并不是所有行业都适合向内地扩张。 以医生为例，医生需要相对固定的工作场所，以长期跟踪病人情况，建立良性互动的医患关系，并不适合频繁往返中港两地。因此，一旦医生到内地工作，很大程度上需要以内地作为长期的固定工作场所，这意味着他们难以为香港直接服务。香港培养医生的成本十分昂贵，如果由香港纳税人出资培养的医生向内地流动，则会造成香港自身的人才流失。“边界特别发展区”正好为香港医生在继续服务香港居民的情况下发展内地市场。内地居民可以因应需要决定留港治疗时间，其家属也可以不用办理赴港签注陪同来港。 近期，由于内地大量孕妇来香港产子，造成香港医院产房紧缺，引起香港本地市民的一些不安。如果能在“边界特别发展区”发展妇产科设施，可以让服务内地居民的妇产科服务和服务普通香港市民的妇产科服务相对分开，减少互相之间因资源争夺而引起的紧张关系。而且，“边界特别发展区”面积超过相当于30个铜锣湾，正好满足兴建医院、专科诊所、医生宿舍等大量的土地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港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协助了香港的经济转型，并支持了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发展，但是，随着珠三角城市的迅速发展，不少港资厂商开始尝试将“店”和“厂”同时设置在珠三角地区。2009年，广东省积极推行“腾笼换鸟”的政策下，深圳前海发展的议题持续升温。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通过设立对内地居民实施“落地签注”的“边界特别发展区”，突破自由行和CEPA的局限，建立香港的“前海”，为香港经济创造新的动力。 改变城市功能布局失衡 与此同时，“边界特别发展区”的设立可以改变香港目前城市功能布局失衡的状况。今日的香港，一提起金融活动，大家会即时想起中环；一提起购物热点，大家会即时想起铜锣湾、旺角；一提起文化设施，大家会即时想起尖沙咀、红墈；讽刺的是，一提起香港的伦常惨剧，大家会即时想到天水围、元朗。印象的强烈反差，与香港城市功能布局的失衡息息相关。 一直以来，港英政府将香港的商业、贸易、办公、文化娱乐的城市功能集中在香港岛北部和九龙半岛南端。无论是香港的政府总部，表演场地如文化艺术中心、红墈体育馆，以至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都分布在维港两岸。至于新界方面，港英政府为了发展工业和舒缓市区的人口压力，吸收英国政府建立新市镇的经验，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在新界兴建了多个新市镇，包括荃湾、沙田、屯门、大埔、粉岭／上水、元朗、将军澳、天水围。按原先的设计理念，新市镇主要承担工业和居住功能。 新市镇吸引了不少市民搬离市区，对改善市区的居住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型，令新市镇未能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予当地居民。自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工业渐渐北移，新市镇的工业发展停滞，加上港英政府无意在新界建立城市副中心，在设立新市镇的同时并无将部份市中心的功能相应迁入，所以局限了新市镇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这令不少新市镇的居民需要跨区工作。2006年，新界高达41.0%的工作人口需要前往香港岛和九龙工作；九龙约有36.4%的工作人口需要前往新界和香港岛工作；香港岛则只有21.4%的工作人口需要前往新界和九龙工作。 跨区工作不止给上下班时间的维港两岸带来更严重的交通挤塞问题，还给居民带来了更多车费支出、乘车时间和精神负担，减低工作意欲。更大问题是，全港十八区中，香港最北部的元朗区和北区的居民教育程度较低，区内单亲家庭、领取综援家庭、新来港人士较多，远离市区的客观因素更增添其寻找工作的难度。无论在失业率、无业家庭比例以至入息低于平均综援金额的家庭比例，两区的数字都居全港十八区的前列位置。当中元朗区天水围的自杀率更是全港最高，不时发生伦常惨剧，被指为“悲情城市”。 另外，香港可发展的平地不多，大多集中在新界的元朗、粉岭。回归前，港英政府为了持续发展维港两岸，大多以填海的方式增加土地供应。自1842年至现在，香港累计填海土地面积约100平方公里，约占香港土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但是，踏入二十一世纪，填海发展模式似乎走到了尽头。一方面，维港两岸浅海地带的面积不断减少，填海成本上涨；另一方面，香港人的环保意识增强，保护海港协会成功在回归前推动立法局通过《保护海港条例》，更成为环保团体反对政府填海计划的利器。所以，填海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大大降低。 “边界特别发展区”的设立可以将香港的优势服务业与内地的庞大市场结合。长远而言，借助邻近深圳的市中心和港深口岸的经济幅射，“边界特别发展区”可望发展成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媲美日本东京都的副中心新宿、上海的浦东开发区。 “边界特别发展区”成为香港城市副中心的意义在于根本地改变香港的城市功能布局，为新界注入更大的经济活力。更多中产人士因为参与城市副中心的经济活动而迁入，带动区内消费，为元朗区和北区的低学历和低技术的基层劳工增加更多就业机会。元朗区、北区以至新界的居民可以不用远赴香港岛和九龙工作，香港岛北端、九龙半岛南端的交通挤塞问题亦可得到舒缓。香港亦可在填海以外，开拓发展用地，应付经济发展需要。可以说，建立“边界特别发展区”作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不止为香港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有助舒缓新界的社会、民生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利 2012-03-30 香港社会正出现一股越演越烈的“排内（内地人）情绪”，在此之际，有“文化港独教父”之称的陈云进一步提出包含“隐性港独”主张的“香港自治城邦论”，令这股本已沸沸腾腾的香港民粹主义又再激出新的波涛。 近期香港发生的几件大事，包括反内地孕妇赴港产子、D&G时装店禁止港人拍照，每次都触动很多港人的情绪，部分人走上街头示威。这些事件反映了香港社会正出现一股越演越烈的“排内（内地人）情绪”，让人莫不感到忧心。在此之际，有“文化港独教父”之称的陈云进一步提出包含“隐性港独”主张的“香港自治城邦论”，令这股本已沸沸腾腾的香港民粹主义又再激出新的波涛。对于陈云这个所谓追求香港自治的主张，必须加以警愓。 “城邦论”三大危害 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观点，主要见于其撰写的《香港城邦论》一书。该书的大意是香港自清割让予英国后，便与中国各走各路，渐行渐远。而中国最大的不幸是给中共统治，香港九七前还有英国人作缓冲，化解一些来自大陆的影响。但九七后特区政府已起不到缓冲作用，中共会利用单程证、个人游等政策吞噬香港。香港应该自我反省，团结起来，不与中国这一“外邦”为伍，才能保卫香港这个城邦。《香港城邦论》自去年十二月出版以来，短短三个月之内已经印刷两版。在网上，也有许多陈云的粉丝热情撰文支援，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综观陈云“香港自治城邦论”理论，有三大危害委实值得关注。 其一，不断丑化内地，间接阻挠香港与内地融合。陈云不断在书中指责中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无时无刻都在想怎样才能摧毁香港的“自治”地位，又在经济上不断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取代香港“自给自足”的优势。同时，陈云也不断妖魔化内地人，指责他们“哑忍暴虐”，不推翻中共政权，可见大陆全民都有病。表面上，陈云是在批评内地政府和民众，但实际上却是暗中鼓吹港人不要与中国大陆融合。 其二，美化英国统治。陈云在《香港城邦论》书里几乎完全回避了港英政府对港人的压迫，以及英殖时期的种种问题。譬如，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里，香港数以百万计的低层工人每天工作十多小时，赚着最微薄的工资，面对通胀加价而又几乎无任何社会福利保障，草根阶层过着艰困生活，然而在《城邦论》书里却对此只字不提。相反，陈云仅仅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良好印象，来称赞港英政府为香港带来了民主、法治、教育、经济增长、基础建设等等。 三，强调香港本地意识。陈云在《香港城邦论》中指出，香港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全归因于英国统治香港的一百五十余年。他认为，香港本身经过英殖政府的培育，已经是人间乐土，她是“东方专制主义沙漠中的欧式绿洲”。因此，香港必须建立本土意识，必须像一个“城邦”那样搞“自治”。这个自治就是脱离中国的政治体制，变成一个与中国互不干涉的自治城市。两地应只剩下一个“互助”的利害关系，一方面让香港成为中国的金融服务、财务管理之地，另一方面维持香港的经济自主性。他声称，香港对大陆的贡献极大，是大陆害怕失去香港，而不是香港害怕失去大陆。 “隐性港独”等待时机 陈云通过上述三大被扭曲的观念，确立了“邪恶”的内地人与“善良”的香港人的族群对立。表面上，陈云口口声声说自己只是追求香港自治而不是独立，但实质上，他只不过是借城邦和国家的分别来混淆视听，这一做法更容易吸引支持者。与以前支持“港独”人士不同，陈云的香港自治主张有一套颇为完整的理论支撑。 陈云深知，以香港目前条件没有独立的本钱，最多能发展出一种模糊的香港人身份和有限自主意识，故他刻意不追求独立，暂时只要求港人认识香港的光辉历史，建立一个全香港人自豪的港人身份共同体。陈云还提出多条具体的原则，指出香港可以如何走向“自治”，包括双普选、货币自主、保障本土资源等等。 然而陈云此举只是在等待时机。这种“隐性港独”的主张和“台独”极为类似。过去几年，台湾民进党也是先在岛内鼓吹台湾主体意识，待台湾人民形成“台湾人”身份后，再推动台湾脱离中国大陆而独立。 正面论述亟待加强 综观陈云所谓“香港自治城邦论”的很多论点，其理据支撑实际上并无说服力。他只是透过修辞的包装，放大一些固有的印象，并藉此鼓动人们的情绪，令港人接受他的观点。譬如，每个人口众多的地方都总会有人做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随街大小便、为求暴利而不顾人命，内地有，香港也有，欧美国家也有。但是，凭此就说大陆人全都是混蛋，明显是以偏概全。更何况，把资源被分薄、楼价飙升、物价高涨、都市面貌变迁等任何“负面”东西都归咎于内地人，也是不正确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特区政府政策出了偏差。中央政府应针对这些误解，邀请知名学者在香港报章上加以分析，并力陈内地与香港两地融合的种种好处。 值得注意的是，陈云及其支持者多为香港社会保守的右翼分子。香港社会主流舆论并不认同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即使如梁国雄这种反对派人士也不支持。有关部门可考虑，联合部分香港反对派团体，一起批判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是在挑拨群族矛盾。 当然，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主张受到某些港人欢迎，其背后也有一定的原因。在目前全球经济萎缩的大环境下，与内地经济整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香港只要把握内地机遇，肯定会受惠于中国经济。不过，近年香港结合粤港优势，力求转型升级的同时，许多中央的惠港政策都不到位，无法让香港年轻人感受到不了好处，这才给了陈云一个丑化大陆、分化两地的空间。长远而言，两地政府应想方法解决香港年轻人出路问题。这才是治本的方法。 《港澳观察》2012年2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