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2-14 伊朗这个6000万人口的中东石油大国政权的“生与死”，涉及世界地缘政治演变的方向，中国注定将被卷进去。美欧同伊朗的摊牌，终将转化为美欧同中俄的摊牌。 2011年1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伊朗有核野心后，美国以此作为干涉伊朗的借口，联合以色列、欧盟、土耳其以及波斯湾地区各个阿拉伯君主国，在政治、外交、军事、金融等各方面孤立和制裁伊朗。美国派出三艘航母到波斯湾，冻结伊朗在美财产；欧盟将停止进口伊朗石油，并支持美国对伊朗制裁；那些阿拉伯君主国则负责增加石油产量，配合美国。戏台已经搭好，就等着现代版的“十字军东征”粉墨登场，只是这一次不是以耶路撒冷之名，而是以核扩散之名。 制裁旨在推翻伊朗政权 面对国际制裁，伊朗的反应是陆、海军军演，并扬言在必要时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世界上约三分之一的原油出口必须通过阿曼和伊朗之间四英里宽的这条海峡航道，并对那些把领土用作武装侵犯德黑兰跳板的任何国家也会加以反击。伊朗核问题的交锋已接近一触即发的战争状态，而中东和北非动荡的局面已把油价推高到每桶100美元以上。 2006年以来，尽管经历了联合国四轮制裁，并接受联合国核查和调查，伊朗一直拒绝停止浓缩铀活动，声称有权和平利用核能。西方认为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可以抓住伊朗的命脉，但俄罗斯和中国已在联合国阻止了对伊朗不利的决议。 石油禁运只是西方对付伊朗的一个选项，实际上还有更多的选项，有的已经做了，有的将要去做。比如利用计算机病毒攻击伊朗重要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培养反对派，制造颜色革命，派出间谍，实施暗杀（伊朗有五位重要的核科学家已被暗杀）、轰炸等等。其实撇开核问题不谈，自从亲美的伊朗国王巴列维下台后，几十年来美伊关系一直都很紧张。美国在两伊战争期间向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供应化学武器（为国际条约所禁止，这是美国所谓的“人权”最典型的例子），对付的就是伊朗。这一次民主牌用不上了，而石油禁运、经济制裁和先发制人式打击则是西方对付伊朗的主要策略。然而，西方的政治目标还不仅于此，推翻伊朗现政权才是西方的终极目标。 中国早就警告，西方围绕伊朗核僵局的“充满激情的行动”会加剧紧张局势。俄罗斯也警告，“紧张的螺旋已起动”，并指出制裁会破坏与伊朗合作的机会和努力。但是，针对美国的战争冲动而言，这些警告是远远不够的。 西方国家打击伊拉克时曾栽过一会赃，这次对伊朗也照样拿不出明证。如果真要计较的话，对伊朗和对以色列应一视同仁。为什么以色列可以有核武器，而伊朗就不可以有核电呢？在伊朗核问题背后最起劲的国家是以色列。在西方的庇护下，以色列不承认、不否认拥有核武。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够公正的话，为什么就不到以色列去查一查呢？如果以色列真有核武器，那为什么伊朗就没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呢？伊朗人的问题，同理也应该成为以色列人的问题。以色列人有没有权力拥有核武？以色列人应该不应该拥有核武？以色列的核问题为何不需要搞清楚？没必要搞清楚？甚至不许搞清楚？ 西方挤压中国战略空间 伊朗不但是中国进口石油的主要来源国，而且它跟巴基斯坦接壤。一个友好的伊朗与本来就和中国友好的巴基斯坦，可以确保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被切断时，还可以依靠陆上管道获得中东和北非的战略物资。当然，这还远不是全部意义之所在。 在西方国家预谋打击伊朗时，它们不会考虑中国的利益。它们既不会考虑中国因此会油气短缺，也不会顾虑中国进口石油的成本上涨，更不会担心中国在伊朗的商业投资损失。恰恰相反，在打击伊朗的同时，西方可以同时打击中国的利益、俄国的利益，这也是西方一直算计和追求的。很明显，伊朗的事不仅仅是伊朗的，也是中俄的事。西方既是对着伊朗来的，也是对着中俄来的。 等到西方通过主权干涉，各个击破所有看不上眼的国家，包括和中国关系过得去的国家，如果中国届时无所作为，那么丢非洲、失中东，中国的战略空间将彻底丧失，最后就轮到中国遭受今天伊朗受胁迫的事了。因为西方会看到中国软弱可欺，友好国家会看到中国的不可靠，谁还愿意做中国的朋友呢？ 更重要的是，在穆斯林国家深受西方势力打压，处于危难之际，如果中国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出手相助，世界大多数受欺压的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会是正面的，世界地缘政治力量对比也将会发生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一个贫资源国，同时作为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核国家，眼看着别的国家集团为了自身的私利，以强凌弱，步步紧逼，难道还要在外交上继续向西方国家示弱吗？那些以遏制中国为能事的反华势力必须知道，中国是有底线的。它要全力打压中国，那是要付代价的。它想在中东称霸，没有那么容易。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魏茨（Richard Weitz）12月12日在《中美焦点》（China-US Focus）发表的文章正好显示了西方国家的强盗逻辑，也折射出中国的软弱形象。 文章这样写道： ——“中国还不忘利用西方和伊朗的紧张关系，以极小的代价为自己谋取战略和商业利益”。 ——“伊朗像苏丹和津巴布韦等受到孤立的国家一样，成为中国获取能源的极好目标。其孤立地位增强了中国作为潜在商业伙伴的地位。虽然伊朗如同沙特阿拉伯，已经成为中国在中东最重要的伙伴，但北京不会冒战争风险捍卫伊朗”。 ——“制裁有望增加中国投资伊朗的成本，打击中国机构的盈利信心”。 以上这些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些基本看法：第一，西方抢占道德高地，把中国形容为谋利的小人；第二，蔑视中国的魄力和决心，认为中国不敢反对它们；第三，用制裁中国来威胁中国。这种言论说明，中国就是借更多的钱给西方，向西方买更多的飞机，也不可能换回感谢和尊重。...
Day: February 14, 2012
天大研究院 编译 2012-02-14 全世界正注视着中国新领导人，看他是如何亮出对内对外的一系列组合拳，告诉世界中国的决心、中国的意见、中国的底线、中国的行动。 2011年《时代》杂志所挑选的世界上10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名单中包括两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梁光烈。实际上，中共十七大以来的四年点多时间，外电有关习近平的深入报道并不多，这与习近平淳厚、稳重、不事张扬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时代》杂志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一篇评述文章中说：“冷战期间，学者通过分析俄罗斯新领导人的细微末节，来揭示他们可能采取的政治制度。如他们喜欢爵士音乐和苏格兰酒，就有可能被视为亲西方的改革者。猜谜游戏现已转移到中国和习近平，他57岁，将有可能在2012年被委任为中共总书记”。文章分析认为：“可以相信，习近平有改革派的冲动。他的父亲曾经是毛泽东的同志，三起三落。像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一样，习近平是一个工程师，但他也有法律学位和广泛的知识，而他的很多同事在这方面是欠缺的。他的妻子是中国最著名的歌手之一，他的女儿在哈佛”。作者还说：“限制因素不在于他的意图，而是他的权力。40年来，随着中国的强大，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则有所下降。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再胡锦涛，每个掌门人都比他前任的权力小。无论习近平的观点是什么，他可能无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政治的进步”。 英国《卫报》在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北京前夕，在一篇题为“习近平：带领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人”的报道中说：“傻子才会去预测谁将在未来10年入主唐宁街10号或白宫，如果谁敢冒大胆地去预测，那他就真该查查头脑是否正常。但中国则不同，除非时局大逆转，否则直到2022年，这最后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主要国家，其未来的领导人已经落定。从2012年起的10年时间，中南海，这个中国领导人群体的驻地，为首的将是一个57岁的敦实的老党员，他来自那群50多岁、被称为‘太子党’的人士，他们的父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习近平妻子是一个流行歌手。他自2007年以来按部就班成为2012年的接班人，届时现任主席胡锦涛将结束10年任期”。以上评论表明，西方因习近平的接班，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不抱多少希望。文章也对中国政治运作充满好奇：“习近平上升到最高层，过程显然是不透明的。他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任命为负责中国军队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一任命意味着习近平完全有条件担任三项最高级的工作：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事负责人。中国仍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国家，党的领导在政府之上。他善于调解矛盾，能和周围的人和睦相处，因此有很高的威望。” 文章又说：“习近平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意味着他的接班过程顺利。在2007年的党代会上，他被选入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排在被视为胡锦涛的钦定接班人李克强前面。然后，习近平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而李成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新形势下接班人产生的新模式：“精英阶层努力寻找一种领导人产生的方法来避免一党制国家的缺陷，而一切都是那么理想。接班人的问题往往能导致竞争对手间的战争，尤其在毛泽东逝世后。但是，我们对习近平的当选几乎没有任何认识。显然，他是被最广泛接受的中国第五代新领导人，不仅对于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会来说，而且包括大企业、既得利益集团和前党总书记江泽民。这个空前一致的领导人产生模式是在胡锦涛的治下发展出来的，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个人主义统治形成鲜明对比。”。 文章对习近平的家世和成长经历不惜笔墨加以描述：“他1953年6月生于中国西北部的贫困地区陕西省。他的父亲习仲勋是一个老共产党员，1959年到1962年任副总理，但是在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贬。在毛泽东、红卫兵、四人帮手中，中国经历了十年动乱。因父亲的‘罪孽’，习近平被‘下放’到农村，还被拒绝加入共产党。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赢得权力斗争，习家命运随之好转。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国南部广东省省长，1978年年底在广东率先推行邓小平启动的市场主导的经济政策。习在深圳设立第一个经济特区，使一个靠近香港边境的小渔村发展成一个拥有百万外来务工人员的制造中心。他的亲信里有胡锦涛。在其晚年，这位老共产党员表明了他独立的见解，如，对扩大改革的争论、对1989年镇压六四抗议活动的批评。习仲勋的这些自由言论没有阻碍他儿子的崛起。在1974年终于成为党员后，习近平进入一所北京的顶尖大学，在那里他毕业于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主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教育。在学习了化学工程课程后，他到国务院（相当于政府）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他以自己的方式在党内不断提升，他在中国中部、继而在东部沿海的福建省担任更高级别的职务。从那里他转到邻省浙江工作。浙江省民营制造企业密布，他支持工商业发展，并赢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声誉。2007年，在原上海市委一件重大的政治腐败丑闻被揭露后，他升任特大城市上海的党委书记”。 习近平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是在上海工作以后。文章指出：“习近平在2007年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搬到了北京。他负责2008年北京奥运会，督导香港以及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该校是共产党培训官员的最高学府。作为即将接班的下任主席，他已经访问了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和美洲。根据遇见他的人回忆，习近平温文尔雅、兴致勃勃、和蔼可亲。然而，在墨西哥访问时，他抨击‘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样的情绪显示出他对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就的骄傲，以及对政府拿出1.2万亿英镑救援方案保持经济增长10％而感到骄傲”。 文章这样断言：“新的第五代领导人将努力克服其余的大问题，如需要找到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巨大的生态破坏、根本上的政治问题腐败。这些都关系到共产党是否可以保持其权力，或者，如果中国要发挥其潜力，是否必须进行政治和法律改革。鲜为人知的是，习近平会如何处理这类问题。他和其他‘太子党’一般都与沿海高增长地区和大企业有联系。在西方，他们可能会同情呼吁政治和法律改革，但现在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事实上，由于担心经济自由化将导致政治自由化，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在经济增长中所获得的特权，可能倾向于自我防卫的保守主义。如果习近平是这一阶层的代言人，他没有准备松开缰绳的迹象。去年，他在党内主管取缔任何异端包括网站的工作。今年5月，他告诉官员和学生，他们应该学习党的理论和避免‘空话’，因为‘不健康’的写作会损害效率”。 文章最后说：“如果不怀疑习近平2012年的继位，没有人知道他将如何使用权力。中国式协商一致的领导，可能意味着谁是党的最高领导都没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早已逝去。该国是由试图应付变化世界巨大挑战的管理者经营。习近平是中国未来十年的一个很好的象征”。 习近平与人说起他7年的流放生活时，曾平淡地讲过：“我比大多数人吃过更多的苦”。《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里说：“从广泛的采访和中国官方出版物来看习先生的过去，他的崛起结合了政治敏锐性、家庭关系和灵巧的思想。就像他将运行的国家一样，他会更加灵活地保持共产党的首要地位，同时使经济增长成为党的主要工作”。该报还认为：“习先生可能比胡先生有更广泛的党内支持，可以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尝试新的思路。与此同时，不确定的是他怎么在权力越来越分散的系统里保持权威。习先生也比他的两位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先生在掌舵时，与军方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主持中国最前沿的东部沿海地区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试验，其中包括吸引外资、私人公司中党组织的发展和扩大政府对优秀创业家的支持。这给了习先生那种政治和经济经验，这是胡先生登上高位后所缺乏的”。文章还说：“他比胡先生少了僵硬的话语，……与呆板的胡先生不同的是，习近平在最近几次发言中对西方进行了令人难忘的攻讦，他曾经警告对中国崛起的批评：‘停止对我们指手划脚’，但他的女儿化名就读于哈佛。习先生的上位，是通过建立高干的支持，特别是江泽民集团的支持，同时培养谦逊和自力更生的形象，尽管他有显赫的家庭关系”。 《纽约时报》的文章以习近平处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力项目的方式为例，推崇他为务实作风的集中代表。文章写道：2002年，在他还是一个沿海省份福建的省长时，美国柏克德公司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已投入近7亿美元的一个项目因与规划官员的纠纷，在失败的边缘摇摇欲坠。在回避外企高管要求会见的一再请求后，习先生同意于省长官邸就这个项目和美国商业顾问一起谈谈。这位美国商业顾问的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就结识了习先生的父亲。习先生解释说，他不能为争议而干涉其他官员的权力。但他表明，他密切关注和支持该项目，并承诺在双方达成协议后，满足投资者的要求。这达成了一个妥协，允许电厂开始运作。顾问希尼•小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 Jr.）说：“我想，这个人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该报还提到，习近平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许多务实的思想扎根于那时，而且还对我产生永久的影响”。他对西方的看法仍然难以猜测。根据“维基解密”得到的外交电报，他曾经在晚餐时告诉美国驻中国大使，他喜欢好莱坞关于二战的电影，因为有正义感。他和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讨论别的问题时，意想不到地批评一些中国电影制片人忽视了他们应该促进的价值体系。2009年访问墨西哥时，他在海外华人听众面前，捍卫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成绩。他表示，他不耐烦外国人担心中国成为世界上的新力量。”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中国研究兼职高级研究员潘文（John Pomfret）说，对习近平的民族主义有一些小的担心，两年前他在墨西哥的一些评论，相当民族主义和大气。“……美国人为什么要窃听我们呢？看看我们是如何成功的。我们是你们的学生，现在我们是你们的老师。”另一位专家杰罗姆•柯恩（Jerome A. Cohen）说，如果公众的压力足够大，胡锦涛的接班人习近平，可能更适合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尽管中国的经济形势已大为改善，但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争取民主变革的压力已从底层发起。贫富的巨大差距“正在促使巨大的不满蔓延，有些领导人将不得不肩负更多重任，而不仅是改善经济和社会条件。” 西方对习近平接班以及接班后的中国政治走向，颇费猜测。《华盛顿邮报》的基思（Keith B. Richburg）写道：中国领导人在等待一个著名革命家的儿子习近平接班，他成长中经历的痛苦比特权多得多。……问题是，习近平一旦上台，是否会选择效仿他的父亲，作为一个政治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