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January 5, 2012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1-05 西方正在利用“阿拉伯之春”，转移以色列肩上的压力，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矛盾，向叙利亚和伊朗问题转移。一个混乱的阿拉伯世界有利于美国，一个团结的阿拉伯世界有利于中国。 2011年注定是非常动荡的一年。先是“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伊斯兰国家兴起，导致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政权更替。接着又发生了伦敦暴乱、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引起的大罢工、利比亚战争，“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方兴未艾，席卷全球八十多个国家、近千座城市。所有这些后续运动，实际上折射出“阿拉伯之春”的深远影响，虽然形成的内外部条件各有差别，但它们有着相似的共性。 所有的动乱都是双刃剑。利比亚尘埃落定，卡扎菲政权终被推翻。他是“阿拉伯之春”运动中下台的第三个国家领导人，他实际上是被外部力量推翻的。现在利比亚的反对派开始掌权，他们或许可以告诉世界，民主、自由会不会带给利比亚人民那些他们造反之前的承诺。 发生在中东和西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来势汹汹，使人容易联想到上世纪50-60年代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着实使西方国家紧张了一阵子，因为运动针对的大都是亲西方的贪腐政权及其统治者。突尼斯和埃及的统治者迅速被人民推翻，其他君主制国家政府也面临着极大的改革压力。这一压力来自本国民众的抗议，而非美国对民主的推广。 对此，美国的心情很复杂。如果站在阿拉伯民众一边，美国会在一个传统势力范围内失去政治盟友、影响力、经济利益和某些安全保障。美国为改变被动局面，有区别地对待这些动乱国家，并拉北约一起高调介入，显示了圆熟的应变能力。对沙特派兵帮助巴林平息暴乱，美国保持缄默，因为巴林是美国的友邦，美国第五舰队基地就在巴林，沙特是美国的石油银行，也是美国武器的大买家；对埃及，美国赶快向新政权送上美援，免除债务，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对也门，虽然示威者和政府发生流血冲突，但美国能保则保，只到最近也门亲美领导人才不得不下野；对叙利亚则保持高压，美国公开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对现政权必欲推翻而后快；对利比亚，美国利用中俄在联合国有关在利比亚设禁飞区的议案投了弃权票，通过北约，出动飞机26,000多架次，轰炸利比亚9,000多次，除掉了已经弃核和归顺西方的卡扎菲。这是一步险棋。说它险，是因为一旦曾是非洲最富国家的利比亚有了民主、没了民生，那么，不管今天的说辞多么崇高，民意还是会变的。到那时，美国的政治信誉会变得更差。前有伊拉克的萨达姆，后有本•拉登，现有卡扎菲，他们都曾和美国有过一段露水姻缘。对照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以后谁还会相信美国呢？英国首相布莱尔在2004年访问利比亚时称卡扎菲为“反恐战争”的合作伙伴，赖斯是第一个访问利比亚的美国国务卿。有时候，戏演得太快，真使人目不暇接。 美国这样做，是为了掩盖美国和一大批阿拉伯贪腐政权有关系的形象，扩大美国在非洲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还有其长远的战略考虑。历史上，美、英、法对非洲贩奴、殖民和剥削，行为很不光彩，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民主的推广者，你不能不佩服其厚颜和精明。权衡了废除卡扎菲的得失，尤其是美国的潜在对手中俄利益的折损率后，西方毫不犹豫地借助“阿拉伯之春”推翻卡扎菲，获取最大的战略利益。所以，“阿拉伯之春”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恐的新视角，可以看出美国所谓的反恐早就被偷梁换柱了。卡扎菲关押了许多基地组织分子，利比亚反对派里也有大量的基地组织分子，其它国家如叙利亚也一样，反政府组织里也有大量基地组织分子。但是，和美国要推翻一个国家政权相比，基地组织分子或者说反恐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海外驻军，扩建军事基地，增加军费，推翻不喜欢的政权，维持绝对霸权，都需要借口。反恐有时是个不错的借口，民主也是个好借口，美国交替使用这些借口进行军事干涉。中俄在叙利亚设禁飞区问题上有了警惕，投了反对票，表达了大国的鲜明态度，美国不能用利比亚模式对付叙利亚。否则，我们将会听到从叙利亚方向传来隆隆的轰炸声。而这之后，又将是哪些不听话的国家挨炸呢？那样的话，中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在非洲的经济和政治投资就所剩不多了。西方的这一手，中国要认清。 “阿拉伯之春”为何会发生在今年呢？如果说它是突尼斯一个街头小贩自焚引发的偶然事件，那么它一定具备星火燎原的条件。中东和北非辽阔的阿拉伯世界，近几百年来一直遭受着西方列强的瓜分和肢解。近半个多世纪来，虽然这些阿拉伯国家取得了独立，但政体往往落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严重滞后，由于受到敌对力量的长期包围，普通民众有着较深的无助感。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一些国家转型成功了，一些国家被淘汰，沦为失败的国家。在这些阿拉伯国家里，中下层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因缺乏经济机会并被隔离在主流社会以外，特别地感到无望。所以“阿拉伯之春”成了力求革新的群众运动，但它并不是1999年西雅图会议前后反全球化运动的重演。广大参与者有着非常朴素和直接的政治诉求，改革呼声甚为高涨。他们的不满，除了直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政经体制外，还包括国家领导人、议会和政党。 现在西方和东方都不会忽略“阿拉伯之春”的影响。这些动乱正引起各派政治力量的探究和博弈。连人口稀少、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也一样存在着有备而来的外部势力渗透、国家体制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人口资源的巨大压力。青年失业，社会治理不力，批评意见受压制，福利保障无序，动乱所涉及的问题严重到可以扼杀在这些国家还没有开始的政经改革。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可以飞快流动，在一夜之间夺走一个国家几十年的外汇储蓄。流言也可在几秒之间改变民众对政治人物的看法，在文化水平低下、民智未启的地区和国家，特别容易引起动荡。动乱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几乎所有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其人口都呈爆炸性增长，自1950年以来增长了4至6倍，到2050年将再翻一番。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在水和耕地方面受到更多的限制，经济增长率和多样化远低于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不能为他们提供就业的“经济体”，即使不计腐败、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除少数富油国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巴林、沙特阿拉伯外，中东和北非国家的人均收入世界排名仍旧十分低下。据201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世界概况的数据：伊朗第104位，突尼斯第113位，阿尔及利亚第127位，埃及第137位，约旦第143位，摩洛哥第150位，叙利亚第152位，伊拉克第159位，巴勒斯坦第169位，也门第172位。除了黎巴嫩第81位，基本都在100名之外。这表明了当今阿拉伯经济的整体贫困非常严重，贫富差距非常严重。利比亚虽是第52，但在动荡开始前人口贫困率也约有30％。西方舆论认为贫困和政治动荡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显然是占不住脚的。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的政治变革，如果没有经济、基础设施、教育和管理方面的重大改进，就不可能有民主和人权的进步。目前，阿拉伯地区的人口增长已减缓，但趋势已成，突出的青年就业问题至少会持续十年。所以解决得不好，动荡会继续多年。 从“阿拉伯之春”可以看出，创造就业机会不会是解决动乱的单一药方，但就业仍是非常重要的稳定因素。工作岗位要能实在地解决就业者养家活口的负担。创造工作机会，增加就业要综合平衡，不要因破坏了环境而造成更多的失业。教育除了保障机会均等，还要有针对性地培养民众的生产技能。政府尤其要加大教育的资源投入，其比例要和国民生产总值相匹配。廉租房、社会服务和城市通勤能力，会给年轻就业者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政府要在这些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腐败被视为一种官僚特权，使社会缺乏公正和机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贿赂和贪污，任人唯亲，令社会矛盾激化。它已成为贯穿社会生活的乱源，所以必须坚决予以打击。注意不让发展的机会被少数特权阶层垄断，造成国家和社会的对立。失败的媒体审查，使越来越多的人依靠社交网络或小道新闻交流信息，这会加剧对政府的不信任。所以正确的新闻引导和透明的发言人制度可以杜绝谣言和别有用心的煽动。这些经验无疑对所有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有参考意义的。 反思“阿拉伯之春”，有过一个好建议：富裕的阿拉伯国家与较穷的阿拉伯国家一起创造一个阿拉伯的“马歇尔计划”。但是目前还看不到阿拉伯世界的左、中、右走到一起共商大计的可能。国际环境也不会认同此设想，因为这样做对以色列不利。要实现这个不错的主意，并不简单。阿拉伯世界需要有一批开放者和政治家，站在高处，振臂一呼。可惜人们还看不到出现这样的英雄。中东和北非国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如果他们不能自己救自己，那么谁也救不了他们。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七成用于道路、学校、政府设施等建设，美国对非投资有七成用于对抗艾滋病等。从2009年起，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0年，中非贸易总额达1,270亿美元，超过美非贸易额。美国担心中国的投资较美国的更易赢得民心，同时认为中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方的影响，包括推进民主和人权的影响。2006年11月，48位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史无前例地齐聚北京，震动美国朝野。美国参院非洲小组委员会于2008年和2011年就中国在非投资及其对美国的政策影响举行专门的听证会。《华盛顿邮报》称，美国议员们的忧虑，与美国决策层担忧中国作为一支经济和政治力量崛起后挑战美国全球主导权一脉相承。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参议员、民主党二把手杜宾将提交一份旨在10年内使美国对非出口量翻三番的草案；建议组建新的“白宫非洲战略协调机构”，协助美企业开拓非洲市场。美国著名战略预测公司分析称，美国应避开与中国直接交锋，采取“曲线”方式提高在非洲的影响力，最终占据该地区的有利环境。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恩道尔指出，“美国的终极目标就是将非洲及中东资源纳入其军事控制之下，抑制中国和俄罗斯经济增长，进而控制整个欧亚”。这就是西方的思路，美国及其北约当然要利用和影响“阿拉伯之春”，这是毫无疑义的。 中国和中东、非洲都曾被西方侵略和奴役，西方曾给中东和非洲大陆带来血和火。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是无条件的。对于不同民族特点和国情的中东和非洲国家，西方以推行所谓民主和人权之名，行颠覆政权之实，利用“带路党”分裂这些国家，延缓这些国家的改革和建设进程。中国特别要警惕西方搅局。中国要把自己的建设经验与那些发生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分享，要强调国情和分阶段的发展。中国最重要的投资是帮助这些国家培养人才，包括政治人才。中国要加强在联合国框架内对中东和非洲事务的关切和影响力。在重大问题上，一要顶得住压力，二要敢于说话，三要及时和有关国家沟通，四要主动，不要被动，五要设定底线，六要让典型成为榜样。 西方正在利用“阿拉伯之春”，转移以色列肩上的压力，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矛盾，向叙利亚和伊朗问题转移。一个混乱的阿拉伯世界有利于美国，一个团结的阿拉伯世界有利于中国。美国对“阿拉伯之春”的策略，应从以色列这条主线入手分析，民主只是其手段，而非其真实目的。西方正在中东和北非重构地域政治的版图，这也配合了美国战略东移亚洲，遏制中国的发展。西方用舆论开道，用武力作后盾，今后舆论会更加一律，在有条件的地方将会采取动用武力的利比亚模式。西方两手交替使用，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在“阿拉伯之春”里，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既然如此，就要勇敢地迎上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蒯辙元 马建波 2012-01-05 香港政治环境日趋复杂，已严重影响港府的施政管理，阻碍了香港的经济转型。港府管治弱势现象必须引起有关各方高度重视，应尽快加强从观念到机制的全方位应对改革。 香港自1997年7月1日顺利回归以来，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政治方针政策，香港成为中国重要的行政特区。即：在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主权范围内，实行两种社会和经济制度，中国大陆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香港作为中国的行政特区则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安排的设计框架内，主权与治权应是高度和有机统一的整体，治权从属于主权。这从香港领土主权回归后的国家驻军安排就可理解。因此，对香港特区而言，“一国”是实行“两制”和“港人治港”的重要前提，只有尊重和维护一个中国的主权意识和中心地位，才能更好地实施“两制”和“港人治港”，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即是体现中国行政特区的特殊行政制度安排，标志着国家赋予回归后的港人真正当家做主的权利，港人将以自己的智慧和谋略真正实现对香港特区的行政管理，实施以“行政主导”为原则的社会、经济与民生的管理。 港府管治弱势之因 然而遗憾的是，香港回归近15年来，虽然在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下，顺利完成政权的平稳过渡和保障了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真正实现了领土主权与治权的回归。但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的真正回归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有学者表示可能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约需25年的时间）。 今天的香港确实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殖民意识毒化深远，西方反华敌对势力活动猖狂，香港社会反对势力快速发展，民众意识分化严重，国家意识和国民身份认同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立法会成员龙蛇混杂，议会政治凌驾于政府施政之上，违背“行政主导”的施政管理原则，有一股巨大的“反社会、反经济”的阻滞能量严重阻碍特区政府的施政管理，并束缚政府高官或政务官的手脚，畏首畏尾，缺乏突破创新意识和长远打算，普遍持有“打好这份工”的消极心态，对香港政制、经济、社会、民生的持续、健康繁荣发展极为不利。 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西方反华势力布局深远。回归前港英当局对香港行政架构设置“软肋”，迅速发展强化“立会”对政府的施政决策影响，鼓动发展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街头暴力民主。制度安排也预设许多伏笔和掣肘，如：在基本法谈判中利用主权大局掩盖关键的政制管理细节，“公务员薪酬机制、居港权问题、联汇制度、最低工资制、终审法院安排”等等都留下制度缺口，形成对政府施政和相关立法的制约。同时，在政府行政、公务员架构和社会各层级广布间谍眼线，极力培植代言反对势力，并持续施加政治和社会影响。例如早前“维基解密”披露有香港政客、议员秘密接触美国领馆官员，出卖内部情报，并获美国领馆点名“重点保护”。无独有偶，香港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巨额政治献金文件经Foxy软件外泄，掀起“黑金风云”。根据泄密资料显示：黎智英在过去6年中，一直与香港反对派过往甚密，并向民主党、公民党等组织和个人捐出政治献金高达6000万港元。更令人关注的是，各社团组织获得政治献金均高达数百万之巨，其中民主党受款达1369万港币；香港天主教区前主教陈日君受款更高达2000万港币，并大量资助予内地的地下教会，其反中乱港政治图谋欲盖弥彰；而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亦获得130万港币的政治捐款，助其竞选立法会议员。黎的身后也有西方活跃的影子，他也许只扮演了一个马前卒的角色。在是次“黑金风云”中扮演“中间人”角色的壹传媒动画有限公司商务总监Mark Simon，被揭露是美国政界在香港的“代理人”之一。其身为共和党香港支部主席，多年来代表黎智英向香港的反对派，以至美国政治组织持续捐出“政治献金”，反映黎智英与美国政界过从甚密，加上早前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驻港领事馆的外交机密电文中，力证包括黎智英在内的“港版四人帮”，挟洋势力在香港掀风搞雨，显示是次“黑金风云”绝非“空穴来风”。可见，回归后民主党、社民联、公民党、人民力量等香港反对派迅速滋生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的黑金支援、操纵和影响有关。他们广纳专业人士和“80后”、“90后”精英，形成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 二是，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思维局限束缚，内地政府秉持坚决不干预态度，忽视“爱国爱港、亲中挺港”力量的继续培育和发展。回归后，一些重要的“爱国爱港社团组织”（如香港特区筹委会、港事顾问、区事顾问委员会等组织，约1000多社会各界精英）完成历史使命，被迫解散。且中央部委和各地方政府均不得干预介入香港事务，也不宜公开谈论香港管治问题。爱国爱港力量的日渐削弱与反对势力的逐渐做大形成鲜明对比，建制派“民建联”虽发展为最大社团组织，但失去社会和民间“爱国爱港”协同支持力量的依靠，已成孤军之旅，还留下“保皇派”的骂名，难以对港府施政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三是，英国政府对港英当局公务员管治团队和行政架构的设计，绸缪颇深，层级严谨，全面控制要职及核心部门。香港回归前，香港主要行政管治力量公务员团队由英政府委派港督统领，行政架构等级森严，且有严谨高效的特征。当时行政架构内各层级主要负责官员和要害职能部门长官或政务官，均由英政府在英国本土或海外训练委派。而香港本土公务员均被屏蔽于核心管理职权或职能之外，尽管香港也有训练竞升的机制和阶梯，但港人公务员也很难触及重要职位。例如：回归过渡期公务员高官陈方安生、曾荫权等都不能涉足要害职能部门和机密档案。他们与其说是“政务官”，不如说是英国人培养的“事务官”和“执行者”，真正下命令的还是英国人。因此，香港事务官们难以进行真正、系统的施政管治历练，打工者的心态根深蒂固。 四是，回归前英国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极为重视，因为这关乎英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凡派到香港任职的公务员高官或政务官都经过海外长期系统的培训历练。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仅上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培养的全球政务官精英达3000多人，派往香港任职的有50多人。且这些到港履新的政务官在到任之前不仅在英国经受了全面系统的专业训练，而且还被外放到英国在非洲等地的海外殖民政府履职历练长达10至15年之久，所以具有较强的专业管治能力和丰富的管治经验。他们在极力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同时，也能很好地平衡服务殖民地的利益，逐渐渗透殖民文化的影响。这就不难理解，香港回归后出现特首和政务官很难真正进入角色，习惯于执行命令，缺乏长远规划、大胆创新和强势施政的主导意识，出现管治能力薄弱等现象。 五是，受僵化思维局限，香港回归以来，内地到港发展的经济管理人才或参政议政人才难以落地生根，真正融入香港社区、社会发挥积极影响，“爱国爱港、亲中挺港”力量难以迅速发展壮大。根据香港《基本法》规定，原在港居住或外派超过7年的中资企业干部或工作人员，可以申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但在香港回归后，内地有关管理机构调整了管理政策，外派香港中资企业（机构）连续超过7年的公务人员，不得在港申请永久居民身份。而这些人中很多在港多年已成为各界精英和有一定社会影响，这一政策的调整，不仅影响了内地管理人才在香港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巩固爱国建港、治港力量，也影响了企业业务发展的连续与稳定，还限制了区议会选举、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及推动香港政制循序健康发展等正面支持力量的发展壮大。 全方位壮大建港力量 由于上述诸多原因的影响，港府管治弱势现象难以根本改观。随着香港反对力量的迅速发展和西方敌对势力的破坏影响，香港政治环境日趋复杂，已严重影响港府的施政管理，阻碍了香港的经济转型。“反高铁”，“立会补选”，“反预算案”，“港珠澳大桥环评”，冲撞特首、警员和中联办保安，及近期的“外佣居港权复核案”等等事件，都显示有西方势力和反对派刻意煽动破坏，带来许多香港社会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已给香港的管治力量敲响了警钟。因此，必须引起有关各方高度重视，应尽快加强从观念到机制的全方位应对改革。 首先，要积极部署发展、壮大香港社会的“爱国爱港和亲中建港”力量。要恢复和发展“港事顾问、区事顾问、政经顾问”等民间社团组织，广泛吸纳各界精英和基层力量。 第二，中央政府要重视加强对香港政府管治力量的培养，应拓展思维，将“港人治港”逐渐深化为“国人治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不能违背一个中国的核心利益，她既是特殊社会制度的安排，更是要促进两地经济的全面融合。建议中央政府在内地建立香港政务官和公务员训练机制，加强对香港管治团队和高官的全面系统训练。 第三，要全面推进香港教育体制改革，深化国民教育、国情教育。香港国民教育不仅应在学校全面推广，更应从公务员开始，通过开展国民教育、国情教育，加深对祖国历史、文化、国情、发展和国际形势的认识，培养全方位、多元化的国际视角，凝聚爱国爱港热情，发展壮大爱国爱港力量。 第四，建议中央政府要因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有关外派人员管理政策，培养香港社会中资精英，壮大我方选举力量。随着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临近，港府正面支持力量的选票瓶颈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建议有关方面改进外派管理政策，不要搞一刀切。对于在港连续外派工作超过7年的专业精英，应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和审批机制，让他们可申请办理永久居港权，以巩固发展爱国爱港和亲中建港力量。 《港澳观察》2011年11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