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anuary 2012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致 2012-01-11 美国对东亚格局的战略设计，当然不可能会去符合大陆的战略利益，但是双方目前也没有真正冲突的准备与实力，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中美两国当下存在着的共同利益，继续维持现状，维持稳定是必须的。 美国对于台湾的影响力巨大，是无庸置疑的，每每在台湾“总统”大选之际，到底美国会支持朝野那一个阵营，成为研判选战最后胜负很重要的观察指标。此次“总统”大选也不例外。 美国态度历来引人关注 台湾问题向来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早在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采行以蒋家政权箝制共产党，以“台独”制蒋，扶持“台独”的策略。这样的策略固然随着国际局势与岛内政局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但都仅是微调，核心手段依旧还是以“台独”来箝制两岸关系的发展。因此，学界一般研判，美国会支持“台独”的民进党。 但因为马英九与美国关系深厚，甚至是曾一度成为美国人，加上中国国民党逐步“台湾化”、“在地化”，当今的核心领导人对于中国的认同也愈来愈淡，与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其实差别不大，只是一线之隔，一般称之为“B型台独”。在这样的情况下，台北政坛不少人认为，美国这一次应该会支持马英九，毕竟是“自己人”，相互了解好沟通，甚至更愿意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部署。 到底美国这一次会支持那一阵营，在国民党马英九与民进党蔡英文支持度呈现胶着状态的当下，更显得重要。不仅如此，由于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崛起，决定“重返亚洲”(当然，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洲)。台湾是美国遏制中国和平发展很重要的一颗棋子，如何选定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与美国战略部署势必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是以，明年台湾“总统”大选，美国的动向格外引起关注。 朝鲜变局影响美国布局 就在离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12月19日，朝鲜宣布金正日去世，也同时正式确立了金正日的儿子金正恩成为新领导人的地位。但是，因为金正恩年纪尚轻，政治历练稍嫌不足，国际社会普遍担心朝鲜政局能否稳定下来，而朝鲜又拥有核武，一旦政局出现不稳，对于亚洲局势带来难以想象的冲击，一个稳定的朝鲜才是符合各方的利益。就现实的态势来看，中国的支持是朝鲜稳定局势的最大保障。 在美国重新掌控亚洲的战略部署中，出现了金正日逝世这个大变数，肯定会影响其布局。未来一两年内有六七个东亚和环太平洋国家都要更换领导人，而且都可能是新人上台，充满变数。但台湾领导人选举变数尤大，如果出现主张“台独”的蔡英文上台，以过去民进党执政时期的陈水扁经验来分析，美国不可能也不敢完全把“宝”押在蔡身上，和大陆对抗。 更何况，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已不是2008年之前陈水扁执政八年期间所能比拟，美国经济又受困于本身的金融困境，欧债问题所引发的欧洲金融风暴方兴未艾，同时美国明年11月也要举行总统换届选举，欧巴马自己的选情也是摇摇欲坠，“维稳”可能是当前美国亚洲战略布局的硬道理。对美国而言，变动越少则变数越小，外部格局也越好掌握。是以，对于台湾，由现任的马英九继续连任，让两岸关系保持稳定发展，是较为合理的推断。 宣布免签具有政治考量 耐人寻味的是，在朝鲜官方正式宣布领导人金正日去世消息数日后，12月22日，美国在台协会代理处长马怡瑞（Eric H. Madison）正式宣布，美国政府已经将台湾列为免签证计划的候选国，并表示倘若一切顺利，则明年下半年起，持中华民国护照者，将得以享有免签证进入美国的优惠。 马怡瑞这一宣布的时间点，离2012年1月14日“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只剩下三周的时间。他还担心台湾人民不够“理解”，在宣布美国国务院此决定时，一开场就特别强调说：“这是台湾人民长久以来引颈期盼的”。他似乎要提醒台湾民众，既是台湾人民长久期盼的事，民进党政府没做到，马英九政府做到了，而哪一个政党是比较得到美国政府支持与信赖的，也呼之欲出。 “行政院”新闻局长杨永明也刻意突显美国对于马政府的支持。他表示：“此行动再次显现国际社会对台湾社会与人民的肯定，台美关系有密切与互信的发展。”“外交部”藉此再度感谢过程中府院之指导及台美双方政府各部门发挥团队合作精神所投注之努力、配合与协调，一样是在强调马政府得到美方的支持与台美关系的“合作无间”。“外交部长”杨进添甚至意有所指地说：“这是很好的圣诞礼物吧。”这无疑是对马政府现行的外交政策一个强力背书。 虽然美国信誓旦旦对外表示，关于台湾的“总统”大选，美国的立场是中立的，宣布准备给予台湾免签的时间点，绝对与选举无关，完全是作业的时间。这样的解释可以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美国此项决定到底有没有政治考量，美国肯定不会给答案的；然而美国不会不知道，此一举动必然产生强大的政治效应，对台湾总统大选带来巨大的影响。 由于台湾与美国关系密切，每年有大批台湾民众前往美国，对于赴美国能够免签可说是念兹在兹，陈水扁政府时代就开始极力争取，也按照美国免签条件操作，到了马英九上台后，基本上条件已大致符合。据了解，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2011年夏天访美之际，美方已先透露此一情况。当时蔡英文就一再要求美方官员，希望能将宣布时机改在“总统”大选后，以免冲击到民进党的选情。 中间选民取态至为关键 “总统”大选在即，“双英”的民调支持率一直呈现胶着状态。台湾历次“总统”大选中，选前民调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从各机构所公布的民调来看，蓝绿双方的铁杆支持群基本上都已表态，两边阵营谁可争取到中间选民的支持，谁就能胜出。 所谓中间选民，就是对于蓝绿两阵营都没有特别的喜好度。如果细分，他们应该为三类：一是年轻族群，其中“首投族”(第一次拥投票权者)为主，再者是知识分子与都市中产，另外就是农村中年纪较大的民众。“首投族”与知识分子、都市中产主观性强，但却又普遍亲美；而农村长者则政治意识较低，资讯取得能力弱，受人际网络影响大。...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1-05 西方正在利用“阿拉伯之春”，转移以色列肩上的压力，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矛盾，向叙利亚和伊朗问题转移。一个混乱的阿拉伯世界有利于美国，一个团结的阿拉伯世界有利于中国。 2011年注定是非常动荡的一年。先是“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伊斯兰国家兴起，导致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政权更替。接着又发生了伦敦暴乱、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引起的大罢工、利比亚战争，“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方兴未艾，席卷全球八十多个国家、近千座城市。所有这些后续运动，实际上折射出“阿拉伯之春”的深远影响，虽然形成的内外部条件各有差别，但它们有着相似的共性。 所有的动乱都是双刃剑。利比亚尘埃落定，卡扎菲政权终被推翻。他是“阿拉伯之春”运动中下台的第三个国家领导人，他实际上是被外部力量推翻的。现在利比亚的反对派开始掌权，他们或许可以告诉世界，民主、自由会不会带给利比亚人民那些他们造反之前的承诺。 发生在中东和西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来势汹汹，使人容易联想到上世纪50-60年代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着实使西方国家紧张了一阵子，因为运动针对的大都是亲西方的贪腐政权及其统治者。突尼斯和埃及的统治者迅速被人民推翻，其他君主制国家政府也面临着极大的改革压力。这一压力来自本国民众的抗议，而非美国对民主的推广。 对此，美国的心情很复杂。如果站在阿拉伯民众一边，美国会在一个传统势力范围内失去政治盟友、影响力、经济利益和某些安全保障。美国为改变被动局面，有区别地对待这些动乱国家，并拉北约一起高调介入，显示了圆熟的应变能力。对沙特派兵帮助巴林平息暴乱，美国保持缄默，因为巴林是美国的友邦，美国第五舰队基地就在巴林，沙特是美国的石油银行，也是美国武器的大买家；对埃及，美国赶快向新政权送上美援，免除债务，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对也门，虽然示威者和政府发生流血冲突，但美国能保则保，只到最近也门亲美领导人才不得不下野；对叙利亚则保持高压，美国公开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对现政权必欲推翻而后快；对利比亚，美国利用中俄在联合国有关在利比亚设禁飞区的议案投了弃权票，通过北约，出动飞机26,000多架次，轰炸利比亚9,000多次，除掉了已经弃核和归顺西方的卡扎菲。这是一步险棋。说它险，是因为一旦曾是非洲最富国家的利比亚有了民主、没了民生，那么，不管今天的说辞多么崇高，民意还是会变的。到那时，美国的政治信誉会变得更差。前有伊拉克的萨达姆，后有本•拉登，现有卡扎菲，他们都曾和美国有过一段露水姻缘。对照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以后谁还会相信美国呢？英国首相布莱尔在2004年访问利比亚时称卡扎菲为“反恐战争”的合作伙伴，赖斯是第一个访问利比亚的美国国务卿。有时候，戏演得太快，真使人目不暇接。 美国这样做，是为了掩盖美国和一大批阿拉伯贪腐政权有关系的形象，扩大美国在非洲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还有其长远的战略考虑。历史上，美、英、法对非洲贩奴、殖民和剥削，行为很不光彩，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民主的推广者，你不能不佩服其厚颜和精明。权衡了废除卡扎菲的得失，尤其是美国的潜在对手中俄利益的折损率后，西方毫不犹豫地借助“阿拉伯之春”推翻卡扎菲，获取最大的战略利益。所以，“阿拉伯之春”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恐的新视角，可以看出美国所谓的反恐早就被偷梁换柱了。卡扎菲关押了许多基地组织分子，利比亚反对派里也有大量的基地组织分子，其它国家如叙利亚也一样，反政府组织里也有大量基地组织分子。但是，和美国要推翻一个国家政权相比，基地组织分子或者说反恐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海外驻军，扩建军事基地，增加军费，推翻不喜欢的政权，维持绝对霸权，都需要借口。反恐有时是个不错的借口，民主也是个好借口，美国交替使用这些借口进行军事干涉。中俄在叙利亚设禁飞区问题上有了警惕，投了反对票，表达了大国的鲜明态度，美国不能用利比亚模式对付叙利亚。否则，我们将会听到从叙利亚方向传来隆隆的轰炸声。而这之后，又将是哪些不听话的国家挨炸呢？那样的话，中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在非洲的经济和政治投资就所剩不多了。西方的这一手，中国要认清。 “阿拉伯之春”为何会发生在今年呢？如果说它是突尼斯一个街头小贩自焚引发的偶然事件，那么它一定具备星火燎原的条件。中东和北非辽阔的阿拉伯世界，近几百年来一直遭受着西方列强的瓜分和肢解。近半个多世纪来，虽然这些阿拉伯国家取得了独立，但政体往往落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严重滞后，由于受到敌对力量的长期包围，普通民众有着较深的无助感。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一些国家转型成功了，一些国家被淘汰，沦为失败的国家。在这些阿拉伯国家里，中下层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因缺乏经济机会并被隔离在主流社会以外，特别地感到无望。所以“阿拉伯之春”成了力求革新的群众运动，但它并不是1999年西雅图会议前后反全球化运动的重演。广大参与者有着非常朴素和直接的政治诉求，改革呼声甚为高涨。他们的不满，除了直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政经体制外，还包括国家领导人、议会和政党。 现在西方和东方都不会忽略“阿拉伯之春”的影响。这些动乱正引起各派政治力量的探究和博弈。连人口稀少、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也一样存在着有备而来的外部势力渗透、国家体制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人口资源的巨大压力。青年失业，社会治理不力，批评意见受压制，福利保障无序，动乱所涉及的问题严重到可以扼杀在这些国家还没有开始的政经改革。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可以飞快流动，在一夜之间夺走一个国家几十年的外汇储蓄。流言也可在几秒之间改变民众对政治人物的看法，在文化水平低下、民智未启的地区和国家，特别容易引起动荡。动乱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几乎所有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其人口都呈爆炸性增长，自1950年以来增长了4至6倍，到2050年将再翻一番。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在水和耕地方面受到更多的限制，经济增长率和多样化远低于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不能为他们提供就业的“经济体”，即使不计腐败、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除少数富油国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巴林、沙特阿拉伯外，中东和北非国家的人均收入世界排名仍旧十分低下。据201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世界概况的数据：伊朗第104位，突尼斯第113位，阿尔及利亚第127位，埃及第137位，约旦第143位，摩洛哥第150位，叙利亚第152位，伊拉克第159位，巴勒斯坦第169位，也门第172位。除了黎巴嫩第81位，基本都在100名之外。这表明了当今阿拉伯经济的整体贫困非常严重，贫富差距非常严重。利比亚虽是第52，但在动荡开始前人口贫困率也约有30％。西方舆论认为贫困和政治动荡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显然是占不住脚的。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的政治变革，如果没有经济、基础设施、教育和管理方面的重大改进，就不可能有民主和人权的进步。目前，阿拉伯地区的人口增长已减缓，但趋势已成，突出的青年就业问题至少会持续十年。所以解决得不好，动荡会继续多年。 从“阿拉伯之春”可以看出，创造就业机会不会是解决动乱的单一药方，但就业仍是非常重要的稳定因素。工作岗位要能实在地解决就业者养家活口的负担。创造工作机会，增加就业要综合平衡，不要因破坏了环境而造成更多的失业。教育除了保障机会均等，还要有针对性地培养民众的生产技能。政府尤其要加大教育的资源投入，其比例要和国民生产总值相匹配。廉租房、社会服务和城市通勤能力，会给年轻就业者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政府要在这些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腐败被视为一种官僚特权，使社会缺乏公正和机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贿赂和贪污，任人唯亲，令社会矛盾激化。它已成为贯穿社会生活的乱源，所以必须坚决予以打击。注意不让发展的机会被少数特权阶层垄断，造成国家和社会的对立。失败的媒体审查，使越来越多的人依靠社交网络或小道新闻交流信息，这会加剧对政府的不信任。所以正确的新闻引导和透明的发言人制度可以杜绝谣言和别有用心的煽动。这些经验无疑对所有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有参考意义的。 反思“阿拉伯之春”，有过一个好建议：富裕的阿拉伯国家与较穷的阿拉伯国家一起创造一个阿拉伯的“马歇尔计划”。但是目前还看不到阿拉伯世界的左、中、右走到一起共商大计的可能。国际环境也不会认同此设想，因为这样做对以色列不利。要实现这个不错的主意，并不简单。阿拉伯世界需要有一批开放者和政治家，站在高处，振臂一呼。可惜人们还看不到出现这样的英雄。中东和北非国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如果他们不能自己救自己，那么谁也救不了他们。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七成用于道路、学校、政府设施等建设，美国对非投资有七成用于对抗艾滋病等。从2009年起，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0年，中非贸易总额达1,270亿美元，超过美非贸易额。美国担心中国的投资较美国的更易赢得民心，同时认为中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方的影响，包括推进民主和人权的影响。2006年11月，48位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史无前例地齐聚北京，震动美国朝野。美国参院非洲小组委员会于2008年和2011年就中国在非投资及其对美国的政策影响举行专门的听证会。《华盛顿邮报》称，美国议员们的忧虑，与美国决策层担忧中国作为一支经济和政治力量崛起后挑战美国全球主导权一脉相承。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参议员、民主党二把手杜宾将提交一份旨在10年内使美国对非出口量翻三番的草案；建议组建新的“白宫非洲战略协调机构”，协助美企业开拓非洲市场。美国著名战略预测公司分析称，美国应避开与中国直接交锋，采取“曲线”方式提高在非洲的影响力，最终占据该地区的有利环境。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恩道尔指出，“美国的终极目标就是将非洲及中东资源纳入其军事控制之下，抑制中国和俄罗斯经济增长，进而控制整个欧亚”。这就是西方的思路，美国及其北约当然要利用和影响“阿拉伯之春”，这是毫无疑义的。 中国和中东、非洲都曾被西方侵略和奴役，西方曾给中东和非洲大陆带来血和火。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是无条件的。对于不同民族特点和国情的中东和非洲国家，西方以推行所谓民主和人权之名，行颠覆政权之实，利用“带路党”分裂这些国家，延缓这些国家的改革和建设进程。中国特别要警惕西方搅局。中国要把自己的建设经验与那些发生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分享，要强调国情和分阶段的发展。中国最重要的投资是帮助这些国家培养人才，包括政治人才。中国要加强在联合国框架内对中东和非洲事务的关切和影响力。在重大问题上，一要顶得住压力，二要敢于说话，三要及时和有关国家沟通，四要主动，不要被动，五要设定底线，六要让典型成为榜样。 西方正在利用“阿拉伯之春”，转移以色列肩上的压力，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矛盾，向叙利亚和伊朗问题转移。一个混乱的阿拉伯世界有利于美国，一个团结的阿拉伯世界有利于中国。美国对“阿拉伯之春”的策略，应从以色列这条主线入手分析，民主只是其手段，而非其真实目的。西方正在中东和北非重构地域政治的版图，这也配合了美国战略东移亚洲，遏制中国的发展。西方用舆论开道，用武力作后盾，今后舆论会更加一律，在有条件的地方将会采取动用武力的利比亚模式。西方两手交替使用，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在“阿拉伯之春”里，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既然如此，就要勇敢地迎上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蒯辙元 马建波 2012-01-05 香港政治环境日趋复杂，已严重影响港府的施政管理，阻碍了香港的经济转型。港府管治弱势现象必须引起有关各方高度重视，应尽快加强从观念到机制的全方位应对改革。 香港自1997年7月1日顺利回归以来，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政治方针政策，香港成为中国重要的行政特区。即：在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主权范围内，实行两种社会和经济制度，中国大陆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香港作为中国的行政特区则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安排的设计框架内，主权与治权应是高度和有机统一的整体，治权从属于主权。这从香港领土主权回归后的国家驻军安排就可理解。因此，对香港特区而言，“一国”是实行“两制”和“港人治港”的重要前提，只有尊重和维护一个中国的主权意识和中心地位，才能更好地实施“两制”和“港人治港”，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即是体现中国行政特区的特殊行政制度安排，标志着国家赋予回归后的港人真正当家做主的权利，港人将以自己的智慧和谋略真正实现对香港特区的行政管理，实施以“行政主导”为原则的社会、经济与民生的管理。 港府管治弱势之因 然而遗憾的是，香港回归近15年来，虽然在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下，顺利完成政权的平稳过渡和保障了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真正实现了领土主权与治权的回归。但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的真正回归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有学者表示可能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约需25年的时间）。 今天的香港确实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殖民意识毒化深远，西方反华敌对势力活动猖狂，香港社会反对势力快速发展，民众意识分化严重，国家意识和国民身份认同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立法会成员龙蛇混杂，议会政治凌驾于政府施政之上，违背“行政主导”的施政管理原则，有一股巨大的“反社会、反经济”的阻滞能量严重阻碍特区政府的施政管理，并束缚政府高官或政务官的手脚，畏首畏尾，缺乏突破创新意识和长远打算，普遍持有“打好这份工”的消极心态，对香港政制、经济、社会、民生的持续、健康繁荣发展极为不利。 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西方反华势力布局深远。回归前港英当局对香港行政架构设置“软肋”，迅速发展强化“立会”对政府的施政决策影响，鼓动发展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街头暴力民主。制度安排也预设许多伏笔和掣肘，如：在基本法谈判中利用主权大局掩盖关键的政制管理细节，“公务员薪酬机制、居港权问题、联汇制度、最低工资制、终审法院安排”等等都留下制度缺口，形成对政府施政和相关立法的制约。同时，在政府行政、公务员架构和社会各层级广布间谍眼线，极力培植代言反对势力，并持续施加政治和社会影响。例如早前“维基解密”披露有香港政客、议员秘密接触美国领馆官员，出卖内部情报，并获美国领馆点名“重点保护”。无独有偶，香港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巨额政治献金文件经Foxy软件外泄，掀起“黑金风云”。根据泄密资料显示：黎智英在过去6年中，一直与香港反对派过往甚密，并向民主党、公民党等组织和个人捐出政治献金高达6000万港元。更令人关注的是，各社团组织获得政治献金均高达数百万之巨，其中民主党受款达1369万港币；香港天主教区前主教陈日君受款更高达2000万港币，并大量资助予内地的地下教会，其反中乱港政治图谋欲盖弥彰；而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亦获得130万港币的政治捐款，助其竞选立法会议员。黎的身后也有西方活跃的影子，他也许只扮演了一个马前卒的角色。在是次“黑金风云”中扮演“中间人”角色的壹传媒动画有限公司商务总监Mark Simon，被揭露是美国政界在香港的“代理人”之一。其身为共和党香港支部主席，多年来代表黎智英向香港的反对派，以至美国政治组织持续捐出“政治献金”，反映黎智英与美国政界过从甚密，加上早前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驻港领事馆的外交机密电文中，力证包括黎智英在内的“港版四人帮”，挟洋势力在香港掀风搞雨，显示是次“黑金风云”绝非“空穴来风”。可见，回归后民主党、社民联、公民党、人民力量等香港反对派迅速滋生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的黑金支援、操纵和影响有关。他们广纳专业人士和“80后”、“90后”精英，形成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 二是，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思维局限束缚，内地政府秉持坚决不干预态度，忽视“爱国爱港、亲中挺港”力量的继续培育和发展。回归后，一些重要的“爱国爱港社团组织”（如香港特区筹委会、港事顾问、区事顾问委员会等组织，约1000多社会各界精英）完成历史使命，被迫解散。且中央部委和各地方政府均不得干预介入香港事务，也不宜公开谈论香港管治问题。爱国爱港力量的日渐削弱与反对势力的逐渐做大形成鲜明对比，建制派“民建联”虽发展为最大社团组织，但失去社会和民间“爱国爱港”协同支持力量的依靠，已成孤军之旅，还留下“保皇派”的骂名，难以对港府施政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三是，英国政府对港英当局公务员管治团队和行政架构的设计，绸缪颇深，层级严谨，全面控制要职及核心部门。香港回归前，香港主要行政管治力量公务员团队由英政府委派港督统领，行政架构等级森严，且有严谨高效的特征。当时行政架构内各层级主要负责官员和要害职能部门长官或政务官，均由英政府在英国本土或海外训练委派。而香港本土公务员均被屏蔽于核心管理职权或职能之外，尽管香港也有训练竞升的机制和阶梯，但港人公务员也很难触及重要职位。例如：回归过渡期公务员高官陈方安生、曾荫权等都不能涉足要害职能部门和机密档案。他们与其说是“政务官”，不如说是英国人培养的“事务官”和“执行者”，真正下命令的还是英国人。因此，香港事务官们难以进行真正、系统的施政管治历练，打工者的心态根深蒂固。 四是，回归前英国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极为重视，因为这关乎英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凡派到香港任职的公务员高官或政务官都经过海外长期系统的培训历练。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仅上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培养的全球政务官精英达3000多人，派往香港任职的有50多人。且这些到港履新的政务官在到任之前不仅在英国经受了全面系统的专业训练，而且还被外放到英国在非洲等地的海外殖民政府履职历练长达10至15年之久，所以具有较强的专业管治能力和丰富的管治经验。他们在极力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同时，也能很好地平衡服务殖民地的利益，逐渐渗透殖民文化的影响。这就不难理解，香港回归后出现特首和政务官很难真正进入角色，习惯于执行命令，缺乏长远规划、大胆创新和强势施政的主导意识，出现管治能力薄弱等现象。 五是，受僵化思维局限，香港回归以来，内地到港发展的经济管理人才或参政议政人才难以落地生根，真正融入香港社区、社会发挥积极影响，“爱国爱港、亲中挺港”力量难以迅速发展壮大。根据香港《基本法》规定，原在港居住或外派超过7年的中资企业干部或工作人员，可以申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但在香港回归后，内地有关管理机构调整了管理政策，外派香港中资企业（机构）连续超过7年的公务人员，不得在港申请永久居民身份。而这些人中很多在港多年已成为各界精英和有一定社会影响，这一政策的调整，不仅影响了内地管理人才在香港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巩固爱国建港、治港力量，也影响了企业业务发展的连续与稳定，还限制了区议会选举、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及推动香港政制循序健康发展等正面支持力量的发展壮大。 全方位壮大建港力量 由于上述诸多原因的影响，港府管治弱势现象难以根本改观。随着香港反对力量的迅速发展和西方敌对势力的破坏影响，香港政治环境日趋复杂，已严重影响港府的施政管理，阻碍了香港的经济转型。“反高铁”，“立会补选”，“反预算案”，“港珠澳大桥环评”，冲撞特首、警员和中联办保安，及近期的“外佣居港权复核案”等等事件，都显示有西方势力和反对派刻意煽动破坏，带来许多香港社会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已给香港的管治力量敲响了警钟。因此，必须引起有关各方高度重视，应尽快加强从观念到机制的全方位应对改革。 首先，要积极部署发展、壮大香港社会的“爱国爱港和亲中建港”力量。要恢复和发展“港事顾问、区事顾问、政经顾问”等民间社团组织，广泛吸纳各界精英和基层力量。 第二，中央政府要重视加强对香港政府管治力量的培养，应拓展思维，将“港人治港”逐渐深化为“国人治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不能违背一个中国的核心利益，她既是特殊社会制度的安排，更是要促进两地经济的全面融合。建议中央政府在内地建立香港政务官和公务员训练机制，加强对香港管治团队和高官的全面系统训练。 第三，要全面推进香港教育体制改革，深化国民教育、国情教育。香港国民教育不仅应在学校全面推广，更应从公务员开始，通过开展国民教育、国情教育，加深对祖国历史、文化、国情、发展和国际形势的认识，培养全方位、多元化的国际视角，凝聚爱国爱港热情，发展壮大爱国爱港力量。 第四，建议中央政府要因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有关外派人员管理政策，培养香港社会中资精英，壮大我方选举力量。随着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临近，港府正面支持力量的选票瓶颈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建议有关方面改进外派管理政策，不要搞一刀切。对于在港连续外派工作超过7年的专业精英，应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和审批机制，让他们可申请办理永久居港权，以巩固发展爱国爱港和亲中建港力量。 《港澳观察》2011年11月期

何建坤 2012-01-03 节能减碳，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既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 中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从1990到2010年GDP年均增长超过10%，尽管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幅度达55%，但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也呈较快增长趋势，同时国内资源保障和环境容量的制约也日趋强化。因此，节能减碳，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既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 中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目标，实际上涵盖了3个五年计划，“十一五”GDP的能源强度下降了19.1%，相应CO2强度下降约21%。“十二五”实现GDP的CO2强度下降17%目标后，“十三五”GDP的CO2强度再下降15－16%，2020年即可实现比2005年下降45%这一自主减排目标的高限。“十二五”与“十一五”相比，由于GDP总量增长和节能难度较大，实现GDP能源强度和CO2强度下降目标的难度要大于“十一五”期间，所需实现的节能能力以及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也要进一步增加。 为有效控制能源消费和CO2排放总量的增加，“十二五”期间还将实施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措施，把GDP能源强度下降目标、CO2强度下降目标以及能源消费总量下降目标都进行分解，下达到各省市，同时建立国内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并进行年度考核。 中国除加强节能外，还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其比重已由2005年的6.8%上升到2010年的8.6%，供应量增加70%，增长速度、规模以及投资额均占世界前列。到2015年非化石能源比重将达11.4%，到2020年达15%，年供应量将超过7亿tce。 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是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中国工业部门能耗占终端总能耗的70%以上。工业特别是高耗能产业占GDP比例高，是GDP能源强度远高于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先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控制投资的过快增长，适当控制GDP增速，可减少对水泥、钢铁等高耗能产品需求的增长。从而实现降低GDP能源强度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目标。使经济发展由盲目追求GDP增长数量转移到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并有效减缓CO2排放。 技术创新是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通过推广先进技术，淘汰落后产能，能源技术效率等快速提高，过去5年内淘汰小火电机组7200万千瓦，平均发电效率已达世界先进水平。在先进能源技术研发方面，加大了科技研发投入和产业化步伐，也加强了国际技术合作。中国处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阶段，先进技术的市场潜力大，需求强劲，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将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与国外合作研发和技术引进可以加速先进技术的发展规模，同时也是一个跨国企业间双赢的选择。当前应该在unfccc框架下，促进国际技术转让和合作，扩大跨国企业间双赢的空间，以技术创新支撑低碳发展的转型。 中国很多城市在开展低碳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加强了和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合作。在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低碳生活以及低碳社会建设等方面相互交流与借鉴，加强了相互理解和共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