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1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9-02 当美国国债以100美元票面堆起来，比世贸中心和帝国大厦还要高许多，清醒的美国人已经知道这个国家早已出错了，必须要改革。 2011年的夏天，作为一个差点儿技术性违约的国家，美国真正生活在一个“历史性”的阶段。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终于在最后时刻达成了提高国债上限2.4万亿美元和在未来十年削减至少2.5万亿美元预算赤字的协议，都不得不对债务处理作出让步。赢家、输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和国会的表现感到失望则是肯定的。 奥巴马只取得了一个象征性的胜利。而共和党人坚持提高债务上限应与削减赤字挂勾，并不对富人增税，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五角大楼的预算将削减几百亿美元，在往后的日子里，将军们需要花更大的力气制造“某某国威胁论”，以争取更多的经费。 美联储的印钞机又能忙一阵了，全世界美元的大池又要增发2万多亿美元。而通过滥发美元，美国把通胀部分地转移到别的国家，很可能制造更大的国际政经动荡。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协议的正面效应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不会明显地显示出来，可观的预算削减将不早于2014年开始。美国的失业率越来越高，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消费者的需求都在下降，而新的法律要求削减开支6％，令美国经济复苏前景堪忧。 国会通过的新法律，可能一时挽救了美国，使之避过了违约的风险，但它并不能从长期和深层次的危机中拯救国家。当美国国债以100美元票面堆起来，比世贸中心和帝国大厦还要高许多，清醒的美国人已经知道这个国家早已出错了，必须要改革。 美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未来财政委员会以及其他机构的专家们，本来应该有足够的智慧认清这个国家的财政路线是难以为继的、不可持续的，但他们年复一年地让美国在借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怪不得国会的名声越来越坏，为美国民众所痛恨，当美国人描述他们对国会的印象时，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功能失调”、“腐败”、“自私自利”和“无能”这些词汇。 只要浏览美国国债网站（http://usdebt.kleptocracy.us/）上那些普通美国人的近期留言，应可一觅真正的美国民意。 民众在留言中表达了对总统、联邦政府、国会、两党的极其不满。有民众认为里根总统开了借钱的恶例，达“2万亿美元”；而“小布什是一个完整的灾难”，“为富人减税，败坏了美国”，“让国家债务翻倍”；奥巴马不敢“站出来面对美联储”。有民众认为联邦机构太庞大，“社会保险、医疗保险、教师以及退休金的费用比之于10万新联邦工作人员的开支”，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足挂齿。联邦政府“把支出建立在提高国债上限的基础上，只不过是打劫穷人和弱势群体”。 对于国会，民众更是给以猛烈抨击：国会工作是“虚构的工作”，“没有任何事情变得好些，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相同行为的人进国会”。国会的“大多数方案只解决暂时问题，然后他们本身又成为问题”。最终，国会带着所有的美国人“驶上悬崖”！有人要求“大扫除”，即把不干净的人赶出国会。有人把国会议员比作在华盛顿卖出买进股票的“坏蛋”，“希望它们孵化得较好些”！ 美国民众在留言中抱怨“我们的制度是各级失调”。每个美国人平均欠了6位数的债， “除非这是华尔街计划在未来N年中可以偷到的金额”，否则是还不清的。 对于现状的改变，对于美国的前景，民众感到悲观。“我们无法改变现状。我们没有改变的意愿。无论你告诉人民什么，无论你警告有多危险，无论你警告多少次，人们将不会改变，并不会作出努力，用今天的一些痛苦换取一个更好的明天”。我们正在“努力地崩溃着”。 对于为了增收反而出现“富人交税更少”之怪现象，有人建议“应冻结研究和商业补助，强制性削减政府人员，不再资助过时的委员会和项目。对任何新计划设定截止期”。“我们需要堵住税收漏洞……我们需要削减开支”。而有人认为，提高债务上限的做法非常危险，“就像为制止酒后驾车而用了增加血液中酒精含量的办法”。 美国还质疑美联储“控制一切”：“为什么我们从美联储购买我们自己的货币还要付息？……如果我们继续从美联储购买我们的货币，……我们只能更深更深地陷入债务。” 这些留言，反映了美国民众的不同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这也显示出，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觉得自己被狡猾的政客和财团骗了。美国号称民主和自由，但美国的两党政制、选举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金钱万能和大财团完全掌控舆论，再加上货币发行权控制美联储手里，让普通美国人在政治经济上没有多少选择。而国际垄断财团同时在两党背后下注，旱涝保收，真正做到了主宰美国。所以，美国人深感无奈。 美联储对这次金融危机是难咎其责的。美联储从2001年起将联邦基准利率降到战后最低水平，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同时低利率刺激了金融创新过度，金融机构不断提高杠杆率。从2004年中起，美联储加息，高贷款利率增加了贷款偿还成本，最为脆弱的次级按揭市场首先出事，然后是那些有毒债券。金融海啸爆发后，美联储推出两轮货币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当利率已无法再降，美联储就不负责任地继续大量印钱，制造资产泡沫，转嫁矛盾，输出通胀。正如俄罗斯总理普京所说，美国经济就这样“寄生于世界经济和美元的垄断地位”。 这次国债之争，奥巴马让步太多，被认为是个“投降总统”。他放弃从极富有的富人处收税，就只有食言，砍穷人的福利计划了，这恐怕对他竞选连任极为不利。说严重些，他已为输掉大选创造了条件。话再说回来，许多议员本身都是百万富翁，加税涉及他们自身的利益，所以一定是斗得你死我活。 两党虽然达成了协议，但减赤从哪儿减起呢？据估计，未来十年里美国经济增速每年只要少0.5个百分点，到2021年国债会再增1兆美元。目前达成的协议也只是十年内减少开支1兆美元。两相抵消，等于没减。本届国会2012年结束，也没法约束以后的预算。实际上，每届国会都有权批准任期内的年度预算案，目前虽然民怨沸腾，但新国会还再出现那些老面孔，靠他们显然是没有希望的。提高债务上限显然也不能拯救美国。“借新债，还旧息”这出戏还能唱多久呢？美国有哪些结构性的问题需解决呢？美国的货币发行和体系要改革吗？这一连串问题有待美国人民去解决。 从美国的债务危机和国会之表现，中国可以得到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那就是，美国国债不再安全。一种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应是今后努力的目标，这也是中国外交的艰巨任务。  

狄旸 2011-09-02 司法覆核不仅是法律问题，难免牵涉复杂的政治纠葛，对于其中可以预测并研究对策的问题，应防微杜渐，尽早研究并堵塞法律漏洞。 《基本法》是香港的唯一宪制性文件。诉讼人如若认为香港其它法律或特别行为违反基本法，可向法院提出有关《基本法》的司法覆核。回归十余年来，香港有关《基本法》的司法覆核案件不断增多。随着人们对《基本法》的了解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司法覆核是有效维护自身权益的上诉机制。 “司法覆核”实际上是一种多头博弈过程。首先，诉讼人可启动司法覆核程序，质疑现有法律、法例或者公共机构行为；其次，司法机构在一定范围内有权解释《基本法》及香港其它法律、法例；再次，特区政府可通过行政渠道质疑司法判决，向人大常委提出释法意愿；最后，全国人大常委对《基本法》有最终解释权，具有决定性力量。不同案件中，这几方不同的力量对比和对案件的关切程度，直接决定案件的复杂程度及判决走向。 香港基本法司法覆核有着牵动社会各方神经的力量，这根本上还是因为司法覆核有可能引发人大释法，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介入使得案件的走向超出了香港司法系统的可控范围，香港社会一直存在司法独立被干预的担忧。但是，回归十余年，人大的三次释法十分谨慎，特区政府也表示尽量避免提请释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特区政府都表现得相当克制。 港英时期，香港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司法覆核。回归初期，香港绝大部分司法覆核案件的诉讼人是个体意义的人，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提出司法覆核申请。当这种形式被社会普遍认识和接受的时候，申请司法覆核的主体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趋势，申请司法覆核的主体开始出现政党力量、主权国家等新的主体形式；司法覆核过程中的多头博弈格局也更加清晰。 成为政治力量博弈工具 近来有影响力的案件频出，从“港珠澳大桥环评”到“刚果案”，再到“外佣居港权案”，司法覆核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这三个有代表性的案件，可以窥见香港司法覆核的新发展。 首先，政党力量的介入使得司法覆核开始成为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工具。老太叫停港珠澳大桥的案件不仅在香港社会引起震动，内地同样反映强烈。一个体弱多病、年近七旬的老太单凭司法覆核就喊停了政府重大基建工程，很多声音认为这是香港司法独立以及司法制约能力的最好体现。然而，细观全局就可以发现这位提出司法覆核的老太背景并不简单。 这位朱姓老太是公民党义工，她此次司法覆核案件的代理律师也是公民党党员，在整个司法覆核过程中，朱绮华本人一直保持沉默，由其律师黄鹤鸣全权代理。有人质疑，居住在公屋、年事已高且身患多种疾病的老太是否有精力、有能力了解复杂的司法覆核内容和程序。提请司法覆核是否是老太一己能力所为？公民党在此次司法覆核中处于积极、强势地位，坚决认为港府修建港珠澳大桥的环评有问题，掣肘港府重大基建工程。败诉之后，无论港府选择上诉或者重做有缺失的空气质素评估，需时少则数月，多则两年。而工程延误两年必定会额外耗费工程造价约267亿人民币。 港珠澳大桥不仅是香港本地的基建工程，更是三地政府合作的重大基建工程。大桥香港段原本计划2010年初动工，由于司法覆核使得工期延后，能否按照原计划实现2016年通车仍是未知数。若香港段计划延误，珠海、澳门段按期完工也不能通车，届时受损失的不仅是香港，而且将牵涉珠海、澳门以及港珠澳大桥整体经济效益的损失。因此公民党在案件中的角色备受指责。 司法覆核是一种需要付出巨大时间成本的法律手段。由于法律程序清晰可依，大概耗时长短是在启动该司法覆核之初就可以预料。不论案件判决结果如何，港珠澳大桥都会被延期，这是控方在决定启动司法覆核时就十分清楚的。时间成本之后，接踵而来的还有经济效益及社会整体利益。在考虑社会整体利益同动用司法覆核质疑环评程序缺失之间，公民党选择了后者。港府的败诉不仅影响港珠澳大桥一项工程，相关的70余个项目都被叫停。这对港府确实是个沉重打击，也是司法过程中的教训。 回归后，政府在所有司法覆核案件中胜诉的概率约为2/3。由于司法覆核更多地挑战的是既有法例或者公共机构、公职人员，政府高比例胜诉部分说明了司法覆核并非儿戏，挑战公共机构及公职人员有一定难度，且一旦败诉，控方要承担高额诉讼费用。这些限制条件并非司法对公共机构、公职人员的偏袒，而是有效保障了司法覆核作为最终申诉机制的威严。但如果越来越多的利益团体、政党机构成为司法覆核的实际启动者，由于他们无论在专业知识还是财力上，都较一般市民有很大优势，启动和承担司法覆核的成本会变小。这些强势博弈者的介入，会使整个局势的重心发生偏移，港府也因之面临更大挑战。 终审法院处于压力境地 其次，在涉及有可能需要人大释法的案件上，终审法院处于权责自负的压力境地。终审法院是否提请人大释法则需平衡各方利益。近来的“刚果案”是回归以来终身法院首次提请人大释法，但最终做出提请释法的决定却一波三折。 1980年，刚果（金）向南斯拉夫一家公司借款，因无法按时还款，经仲裁需赔偿。刚果后成功将债务转卖给美国FG基金公司。美国基金公司得知中国中铁获得刚果采矿权，并将支付2.2亿美元入场费。2008年，基金公司于香港起诉刚果，要求刚果将中铁支付的约1亿美元入场费抵债。刚果称自己为主权国家，享有中国政府绝对外交豁免权，香港法院无权审理此案。2008年底，香港高院接受刚果说法，判其不用还钱。美国基金公司提出上诉。上诉庭依普通法有限豁免权，认为该案件不属国家行为，属商业行为，刚果需还款。刚果继续上诉至终审法院，要求终审法院提请人大释法。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三度发信给香港法庭及港府内地及政制事务局，强调此案涉及国家外交政策，香港终审法院无司法管辖权。若香港在外交豁免权的安排上与北京不一致，将对国家利益造成深远影响和严重损害。终审法院最终以3比2通过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释法。外交部对终审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终审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按照基本法规定提请释法，是履行基本法规定的义务。 此案的争拗在于，《基本法》规定了何种情况下终审法院需提请人大释法。但是否提请释法是终身法院的自主行为。终审法院是否提请人大释法有赖于其对《基本法》相关条文的理解和阐释。假设刚果在上诉法庭判决后没有提出上诉，而是向基金公司还债，该案件不会上诉到终审法院，刚果也不会提出释法意愿。外交部也不会向终身法院发文施压。最后该案件将以“商业案件”的性质告罄。但刚果上诉，表示不满，北京则面临外交压力，基于上诉庭的判决，北京不免有终审法院维持原判的担心，更担心若维持原判，中刚关系可能受损，因此三次施压。中国中铁对刚果支付采矿入场费是否属于国家行为，这都在《基本法》的可解释范围内。如终审法院的解释没有引起刚果的强烈不满，外交部有可能不会多次强调“绝对豁免权”。某种程度上，与此案关切更大的是终审法院维持原判所引发的外交后果。而这些因素都是终审法院自由裁量权范围内需要顾及的问题。 终审法院最终以3：2的投票结果通过释法决定。微妙的票数比例体现了终审法院对此案的态度。虽然结果同意释法，但仍有2票表示反对，这暗示了香港司法系统对普通法精神原则的坚持。“刚果案”显示，虽然全国人大常委对《基本法》有最终解释权，原则上可以随时主动释法，但实际上，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主动释法的政治后果，非特殊情况会尽量避免主动释法。因而，终审法院在是否提请人大释法上的主动权也使其必然在敏感案件承受来自不同利益团体的压力。 及早研究修改《入境条例》 再次，香港政党政治逐渐成形，对司法覆核案件上纷纷表达意见，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主要来源。各政党在司法覆核案件上的不同表态也显示了香港目前的左、中、右政治光谱。这也体现了社会政治利益在不断分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比较清晰的立场分野。 8月22日，香港高院开庭审理菲佣居港权案件。2010年12月初，3名在港工作逾7年的菲律佣工入禀法院申请司法覆核，要求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诉讼人认为《入境条例》中规定外佣在港工作期间不被视为“通常居港”，导致她们无法取得居港权的条文，违反《基本法》有关香港永久居民资格的规定，质疑《入境条例》歧视外佣，因此提出司法覆核。 “菲佣居港权案”一出，香港社会立刻掀起轩然大波。香港各主要政党在该案上的意见分歧很大，媒体指此案成了“政党骂战”。公民党对该案持支持态度，而菲佣获得法律援助，代表他们的是擅长人权官司的是公民党核心成员、资深大律师李志喜。亲政府的自由党立即在报纸大篇幅质问公民党居心叵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1-09-01 海上巡逻机P-1的服役展现了日本巨大的军事潜力，而日本近期的一系列行动也都说明日本正将其军事潜力转换为实际作战能力。周边国家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8月20日，日本防卫省首次向媒体公开了新一代海上巡逻机P-1。该机按计划或将从今年投入海上自卫队服役，用以取代日本“海自”目前装备的P-3C“猎户座”海巡机。该型飞机是战后日本第一架纯日本制造的飞机，对日本而言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不仅因为它采用了一些全新的技术，而且开创了世界航空工业中首例“一个项目两种机型”。该机型的服役不仅展现了日本巨大的军事潜力，日本近期的一系列行动也都说明日本正将其军事潜力转换为实际作战能力。周边国家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海自”显著提升反潜能力 P-1的机身结构及飞行控制系统由川崎重工负责设计并制造，动力为石川岛重工设计并制造的F7-10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单台推力70千牛。P-1还配备了东芝HPS-106型有源相控阵雷达，以及东芝按许可证生产的加拿大航空电子AN/ASQ-508型磁异常探测器。其最大作战半径约2000海里，最大起飞重量近80吨，巡航速度450节。P-1有8个外挂点及一个武器舱，可至少携带20吨作战武器，包括100枚声纳浮标、AGM-84“鱼叉”反舰导弹、MK-46反潜鱼雷等。 P-3C“猎户座”虽然被称为海上巡逻机，但是主要功能是反潜作战及侦察。作为其后续机型，P-1的功能当然也是以反潜为主。因此，其反潜作战效能尤为重要，而川崎重工开创性的以“光传动”代替“电传动”飞行控制系统，这种新技术可以极大地降低来自飞机内部的电磁干扰，使机上的感应设备更为灵敏，有效地提高对水面舰艇和潜艇的探测与识别能力。加上F7-10发动机带来的更大速度、更低的背景噪音，P-1的作战效能必然将远高于P-3C。日本“海自”拥有亚太规模最大的P-3C反潜机部队，现役数量高达80架。如果以同样数量的P-1取代P-3C，那么“海自”未来的海洋监视能力与反潜能力将给周边国家的海军带来极大的压力。 日本展现航空研发能力 日本防卫省在2001年同时对“海自”P-3C海巡机取代方案P-X，以及空中自卫队C-1运输机取代方案C-X进行招标。川崎重工一举获得了这两个取代机型的设计经费，并将两个机型作为一个项目同时开发。P-X于2003年完成设计定型，2005年完成制造图纸，并在2007年9月28日首次试飞成功后正式定型为P-1X。 川崎重工早在二战中就是日本主要的军用飞机制造商，在二战后以许可证生产了677架各类美式飞机，其中包括105架P-3系列海巡机。大型飞机制造经验堪比美国的波音、洛•马等飞机制造商。但是P-1和C-2两种机型的空气动力布局都较为简单，不需要太多的气动设计经验，川崎仅凭制造过程中积累的机身、机翼结构设计经验即能驾轻就熟。 以3450亿日元（约合30亿美元）的项目经费总额，在十年时间内完成两个型号的大尺寸飞机从设计制造到测试装备的全部工作，在世界航空工业历史上是第一次。P-1与新一代运输机C-2的部分重要零部件可以通用，而飞行控制及驾驶舱显示系统完全一样，如果不是“一个项目，两个机型”，这将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体现了川崎重工在航空工业上的巨大能力。P-1作为世界上第一型实用型“光传动”飞行器也体现出日本在这方面的优势。石川岛F7-10发动机与P-1同时开始设计工作，却没有耽误后者的研发进程，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日本极强的航空发动机制造能力。 日本“适时”发挥军事潜力 通过P-1反潜机这类项目，日本正在逐步将其军事潜力的积累扩大深入，并且适时适当地将其发挥出来。所谓适时适当，就是目前美军正面临预算缩减的挑战，却要对抗日益崛起的中国海军。因此，海洋监视这类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与能力而投入产出比很小的活动，美军会更多地交给日本自卫队。按照美日安保同盟的责任划分，日方本来的主要责任就是情报收集。去年12月，美军派驻第三支航母作战群到西太平洋后，就建议日本增加海上巡逻的力量部署，以此来增强航母活动的安全保障。巡逻行动集中针对中国及朝鲜的潜艇活动的监视，对中国潜艇日趋活跃的岛链突防动作进行更多的监视与防范。 日本趁着美国军事力量受预算制肘之时，适当的将自行设计建造的武器平台投入运用，既能满足美国的战略需要，又能积累自身的军事能力与潜力。一方面不招致美国反对其对于武器平台的研究，另一方面又能阶段性地检验自己的军事潜力。这种适时适当的军力建设意图不仅在P-1反潜机方面得到体现，2010年菅直人内阁就批准了《防卫计划大纲》中将潜艇数量由16艘提高到22艘的计划。随着F-35多用途战斗机不断攀升的研究费用与不断推后的研究进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日本自研的第四代战斗机F-X也将进入日本空中自卫队服役。 日本不仅积极更新其武器装备，同时也积极扩大其军力覆盖范围。据日本共同社8月21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决定未来在冲绳县的与那国岛驻军，部署200人规模的沿岸监视部队，并在2012年度预算中纳入购买该驻地土地和设施建设的经费。与那国岛面积29平方公里，位于琉球列岛的最西端，台湾东北部外海，距冲绳本岛500多公里，而距离台湾海岸仅108公里，天气晴朗时甚至可远眺台湾山脉。如果日后与那国岛的驻军规模及能力被扩大，对中国及台海都是极大的威胁。 日本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官武贞秀士认为“对日本而言，朝鲜半岛及北朝鲜是紧迫且具体的威胁, 而中国是中长期威胁，是日本西南诸岛安全及日美安保同盟面临的重大安全风险” 1。同样以战略风险来评估，中美两国互为对方的中长期威胁，但是，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更为“紧迫且具体的威胁”，其实是正在不断扩大作战能力与范围的日本。 注释： 1.Japan wary of China...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1-09-01 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另一个问题是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意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只要涉及选举，为了赢得选票，为了政治斗争，是非的界限就变得非常模糊。 民主化是当今世界主流的政治模式，主流看法基本认为其符合世界政治进步的方向。过去台湾受到重视是因为西方国家将它作为遏制、牵制中国大陆的一颗重要棋子，但现在它不仅仅是一颗棋子，不仅仅具有战略上的利用价值，它也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等方面与西方趋同。 优越感的补救 台湾的经济起飞与西方国家有直接关系。经贸上的联系和融合，也使得台湾在政治价值观上不断向西方国家倾斜。台湾民主在形式上照搬了西方的一些模式，但总的来说，它能够比较主动、适时且顺势而为地进行自我调整。这使得社会发展避免了转型时期较大的动荡。 西方国家对台湾的认同，是支撑台湾这么些年一直走这条路的重要原因。台湾认为，有那么多西方国家走在前面，有它们的经验和经历，这种模式可以确保台湾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换言之，台湾社会发展方向问题，台湾人认为已经解决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台湾在对大陆方面的自我优越感得到了补救。 过去台湾在人均收入、生活水平方面远高于大陆，但随着大陆加入世贸组织，台湾的优势越来越小，从领导人、政治领袖到民众，在大陆后来居上的情况下，逐渐失去了对台湾经济的信心。再加上失业率的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得比较慢，相较大陆的优势就不那么强了。但与此同时，台湾又将政治的优越感作为一个高地。过去台湾人认为如果和大陆统一的话，他们的财富会被分享掉。现在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政治的自我优越感，作为两岸政治博弈一个非常重要的杠杆。这方面大陆实质上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地位，作出的反应缺乏力度。这点将被台湾作为政治上的筹码和借口长期存在。 就台湾的情况而言，经济实力的下降和政治民主化并非完全成反比，不能说政治民主化使得经济实力下降。台湾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受国际经济的影响比较大，当大陆逐渐开放、外部市场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难免与台湾的市场有所竞争，所以台湾原来在出口、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没有了，这与国际经济大背景和全球化有关。同时，也不能说政治民主化对经济没有负面影响，政府的决策能力已经受到影响，决策效率比较低。在基础建设、立项等方面都受到很多掣肘，甚至浪费了很多机遇。 社会权威的坠落 政治民主化对台湾社会影响最大的方面，是权威的坠落——再也没有一个全民认可或者说多数认可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变成了权威，媒体是权威，个人也是权威。政治领袖现在不能确保其权威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政治势力的分野和对峙也使得权威不再令大家信服。越是政治实力多元化，越是民主化，政治权威的影响力就越小。台湾社会已不可能再出现蒋经国那样的权威。 这是好还是坏呢，可以从两方面看——当遇到很大问题，需要作关键决策、下常人所不能下的决心时，是需要权威的力量的。 对一部分人来说，怀旧的情绪是存在的。回忆当年蒋经国做了几大建设几大工程，他在决策过程中多么强有力。将那个时代与现在碌碌无为或优柔寡断的情况相比较，不少人当然比较喜欢当年那种决策模式。但现在一般年轻人没有经过那个时代，可能就不一定喜欢甚至反感这种模式。 台湾虽然不再有真正的权威，但一部分人还是会被政治形态所左右。现在台湾社会最缺乏理性的思考和辩论，比较情绪化。这可能是因为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缺乏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那就是理性。媒体普遍缺乏理性思考，立法委员打架、吵架和做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博取关注等等，都是不理性的表现，也是缺乏民主内涵和风度的表现。这与传统的民主国家、民主社会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选民方面，一部分人能够自觉地用选票影响领导人的意志，但笔者认为，有相当多的人只是用选票来体现自己的喜恶——喜欢某个政党或领袖，就投票给他，不是从政策的角度考虑，而更多的是跟随情绪做出反应。 在台湾，理性的演说和政策性的解释并不讨好，反而是诉诸情感、诉诸本土意识的言论容易受到欢迎。这就产生一种恶性循环。选民有什么样的爱好和喜恶，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领袖投其所好。笔者认为，台湾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很多都缺乏深度、理性、冷静的思考。为了选举，他们都尽量避免说正确却不讨好的话，包括马英九在内。政治人物往往被民意所左右。客观地说，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情况下，民意其实并不能代表整体的、长远的社会利益。 价值观的混乱 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另一个问题是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意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在日常生活中，价值观和是非对错其实都非常明确，但只要涉及选举，为了赢得选票，为了政治斗争，是非的界限就变得非常模糊。 比如腐败问题，李登辉和陈水扁的腐败就被绿营拿来加以曲解和利用，说成是政治打压等等，把他们塑造成受害者。在传统中国社会，在是非观念很清楚的情况下，人们对腐败分子是保持距离的，但经过政治操弄后，台湾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他们，愿意为他们辩护，这就是一种价值混乱。当法律上已经判定是非的时候，很多民众还是以自己的情绪和好恶判断是非。再比如两岸关系，只要有人主张与大陆进行更多的合作和交流，就被塑造成“卖台”。可悲的是，很多选民都相信这种说法。 “国家认同意识”也是一样。蓝营人士在内心里也许认为两岸是一个国家，承认一个中国，但是在公开场合，连台湾最高领导人都不敢说或者吞吞吐吐的，怕被扣上帽子。 很多人不敢坚持说负责任的话，相反，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诸如涉及“九二共识”的解释等，所有人都在故意模棱两可。本该坚持的不敢坚持，比如台湾现在经济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有人说台湾现在经济之所以衰落，是因为台湾受制于政治力量的干扰而经常错过进入大陆市场的机会。这本来是正确的意见。可是，即便一些人有勇气这么说，也不够理直气壮。更糟糕的是，由于担心被扣帽子，这些人往往会说出政治上很保险的话，比如说“台湾要自保”、“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等。 还有，在美台军售问题上，本来两岸关系缓和是对台湾最有效、代价最低的安全保障，但马英九就是不敢说，因为害怕别人指责出卖台湾。笔者认为，这不是马英九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执政团队思想的反映，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团队”整体的思考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