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1-11-03 让自治的公民社团在国家与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个体之间起到沟通、协商与调解矛盾的作用，应该是中国大陆现代化制度建设的关键。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了作为公民社会的社会中间组织在中国发展滞后的历史原因，并指出这种“强国家—弱社会”新权威主义体制，虽然在转型初期阶段发挥了独特的功效，但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分殊化，越来越显示出结构性缺陷。当今中国诸多矛盾与困境均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本文还从公民社会具有多元社会所需要的整合功能、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衡作用、公民社会对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重要性以及公民社会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这四个方面，具体揭示了当今中国大陆重建公民社会的必要性，并指出：没有公民社会充分发育基础上的民主，将是民粹主义的陷阱。 最后，本文提出，中国可以借鉴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成功采取的“法团主义”发展模式的路径，来发展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组织。只有当代中国人进一步阔视远想，勇于创新，才能把握机会，迎接这个大转型新阶段的来临。   中国大陆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百年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冲突却显现出越来越高频化的趋势。中国在进入转型中期以后，正在进入一个社会冲突与抗争事件的事故多发阶段。从发展社会学角度来看，如果社会利益的分化速度较快，表达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社会中间组织缺乏，而不同的利益群体无法通过社会中间组织与政府形成协商机制，不能有序地表达并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社会成员将作为游离态的“原子化”的个人会以“乌合之众”的方式，与政府直接发生冲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间组织的缺乏所造成沟通与协商的管道不畅达，是当今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 中国大陆正面对这种困局。仅仅是加大对强力部门的资金投入，采取刚性措施来维持稳定，那无疑是治标而不治本的办法。尤其是当社会上的抗争群体已经出现了非理性的情绪，其结果只会冤冤相报，恶性循环。治本的解决之道，就是要发展公民社会组织。公民社团作为公民自我组织的社会系统，它在国家之外，通过自我管理，来满足这些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交往与利益维护的需要。公民社团通过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关切和参与来表达、维护自身的利益，由此而形成和国家建制的对等监督力量，并形成对国家的制衡力量。 从社会自治这一角度而言，中国是世界上社会自治程度最低的国家，是公民社会最为缺乏的国家。中国大陆现在的许多基本矛盾与困境，与社会多元化与公民社会组织发育滞后的瓶颈状态有关。让自治的公民社团在国家与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个体之间起到沟通、协商与调解矛盾的作用，应该是中国大陆现代化制度建设的关键。 社会自主空间在中国逐渐消失 在中国传统帝制社会，宗法组织具有国家以外的社会自治组织的性质。宋以来的乡绅社会，以及宗族、行会、民间社团，固然不能等同于当今我们所谈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但两者都具有不受国家直接支配与控制的自主性，他们在传统社会也发挥着近似于中间组织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进入近代化发展时期，在各时期的国家体制以外，也出现新兴的近代意义上的独立的社团组织，如工会、农会、企业家协会等社会的自主空间。换言之，社会中间组织的传统，从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时代、袁世凯与北洋的强人政治时代到国民党统治时代，社会中间组织的自治传统并没有中断过。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演变，如何导致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社会自主空间消失的？ 首先，从清末新政到北洋军政时代的早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挫折与失败，导致中国这个巨型的、落后的大国，在王朝体系崩溃以后，在混战中日益走向军阀混战，走向碎片化状态。而要走向统一，需要一种可以形成强势国家的组织力量。一开始，国民党党国权威体制相对于北洋军政统治具有明显的组织与意识形态优势，但民国时代的中国是一种弱势国家与弱势社会的结合，国家之外的社会仍然有着其自然的成长空间，在这样的整合模式中，国家并非强势，社会也存在着传统中持续下来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处于边缘状态的中共，在此后二十年中，在农村重新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中共革命在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形成一种以政权组织渗透社会以进行革命战争动员的体制模式，即通过组织严密的党的系统掌控政权机器，形成强有力的渗透社会的组织力量，通过从社会中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财力与物力，形成强有力的革命战争机器。国民党面对中共这一直接继承苏俄列宁主义组织模式的强大政治对手，加上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矛盾严重，组织力与信仰力度相对不足，难以实行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终于在三年时间里不得不让位于组织力更强的中共。中共建国以后形成的全能主义体制，从历史上看，是对红色根据地时代的这种国家对社会的强势动员体制的自然延伸。 中共建国后，应该是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大好机会，全面危机与碎片化已经克服，用邹谠的话来说，全面危机过去了，全能主义政治就失去了它的历史功能和任务1。 中共理应走向和平建设，如果在这时走向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选择，并发展健全市场经济与民主社会，这将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之间将会达到一种平衡协调关系。这将是一个健康发展的正常社会的必要条件。但中国并没有走向国家与社会平衡发展的道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冷战的大背景，由于斯大林式的牺牲农民来保证工业化的发展模式的示范作用，以及激进乌托邦的全能计划经济的建立，这些历史因素形成一种全能主义化的历史选择，这也可以解释为是对中共根据地革命时代以政权组织力量实现对社会动员模式的路径依赖。 中共从建国初开始，通过镇反、肃反、土改，在政治上强化了国家的威慑力量。国家通过一系列方针，在短短几年里完成了工业、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实现了国家对城乡经济资源的全面支配与控制，国家还通过建立城乡户口制度，使社会成员的流动受到更严密的控制。中国从一个国家与社会并存的社会结构，演变为“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体制。自主的社会与文化空间几乎完全消失。国家通过各级单位组织，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庞大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共建国后的体制，在政治学上称之为全能主义（Totalitarian regime），不但独立的社会团体从此消失，而且社会成员也完全依附于国家体制。随着人民公社和单位体制的相继建立，国家的权力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以渗透到村庄和工厂层次。 如何评价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全面吞没社会的这一现象？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全面管控社会的体制由此形成。借助于这种体制，国家成功地消灭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传染疾病，成功地治理了淮河，兴修了大规模的水利，为克服数千年来的自然灾害与发展农业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国家可以运用这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来调集巨大的社会资源来进行重工业的投资与建设，为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这种革命全能主义体制在取缔了市场经济与自主社会系统的同时，也使强势国家不再受到社会力量的任何有效制衡。而这正是极左灾难得以产生并难以抑制的结构原因。从社会学角度而言，由于中国缺乏自主的公民社会组织对体制形成纠偏与制衡能力，全能主义体制一旦被专权者动员起来推行大跃进与文革乌托邦，整个社会就失去了缓冲、制衡与抑制灾难性政策的能力。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体制外知识界的不同声音消失，1959年的庐山会议使党内与体制内的制衡机制消失，无论体制内与体制外，都不存在对执政者的权力制衡机制，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如果从更深层次进行反思，一个没有公民社会的体制，就是一个又一个错误政策得不到纠正、错误政策还会不断迭加的体制，是任何英明领导人都避免不了低级错误的体制。 中国形成“强国家—弱社会”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的后三十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邓小平的改革从经济起步，然后在经济领域放松、搞活，形成企业自主经营，民营企业大量出现，原来完全受指令控制的企业与劳动者，可以自由流动，这样，经济领域就出现了自主性。随着经济领域开始出现多元化，政府控制之外的文化与民间社团也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社会与政治领域加强管控，在“六四风波”以后，当政者从政治稳定的需要考虑，对于社会多元化则采取限制与抑制的作用，社会自主空间进一步紧缩。小平南方讲话以后，经济自主化继续扩展，市场经济有了进一步的推动力，但社会与文化思想自主化没有相应发展起来。中国走上了新权威主义发展道路。...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乃强 2011-10-21 不出两年，西方舆论将全面转向，承认中国走的道路确有它的长处；五年之内，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经济，都会面向中国，形成另一个类似“朝贡体制”的局面，而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地区，将是全球经济的新重心，主导世界经济发展。 关于中国复兴，大家都已听过多次，但包括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在内，都是未来式的提法。但是如果把最近中美经济发展速度和通胀率等计算在内，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很可能于今年便赶上美国，最晚也是明年的事情。 中国的复兴，有点像二战中的美国。当时整个欧洲都已沦陷，缩在英伦三岛中，等待美国来打救；今天美欧经济都奄奄一息，美国提出G2，甚至让中国排在前头的Chinamerica，向中国伸手，迟迟不答应的是中国。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复兴，也不光是GDP超过美国，而是以美国为首的欧洲中心文明，整体走进了死胡同，于经济危机中全部暴露出现，还明显找不到出路。而中国则不但克服了这场特大经济危机和随着经济发展到小康阶段所通常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还创出了多项靓丽的成果；此刻西方对中国经济会硬着陆的预言再次粉碎，大力煽动的“茉莉花革命”又胎死腹中。要注意，这回并不是中美较量之后，美国处于下风。要是这样的话，还有可能出现反扑之类的反复。中国复兴是人家衰落时我们“这边风景独好”，“高下立判”式地分出胜负。现在是美国自己不济，她即便想反抗，也没有能力。因此，中国复兴是势不可挡的，只要我们自己不弄砸，无论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出什么招，最终都难以压抑或阻挡这股浩荡的潮流。 以笔者看来，不出两年，西方舆论将全面转向，承认中国走的道路确有它的长处；五年之内，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经济，都会面向中国，形成另一个类似“朝贡体制”的局面，而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地区，将是全球经济的新重心，主导世界经济发展。这预测其实已经是学界共识，如有乐观的地方，只是时间方面而已。正确的决策源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我们的专家学者对美国和欧洲的形势至今都没有做出一个起码是清晰的判断。古今中外，领头羊都有其重大责任，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当不好这角色，将会像美国一样，带来全球性的大灾难。事情的发展来得那么快，中国从上到下都会觉得很突然，大家都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这全新的局面，导致中国至今对国际发展明显缺乏远大的谋略。我们有需要及早看清形势，预作筹谋，免得事到临头时手忙脚乱。 这里，我们首先总结美欧这欧洲中心文化的世界是如何衰落的，再描述它衰落的状态，从中吸取教训，并定好我们中短期的发展策略。最后，我们将讨论香港和台湾问题。 切实深化和构建“中国模式” 欧洲中心文化，主流是犹太—希腊文化，几千年来都是小国寡民，之间互相侵凌，剥削内部的奴隶和境外的帝国殖民地，建立小小的文明绿洲。因时制会，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而西班牙等通过种族清洗，霸占了美洲。与之同时，英国出了达尔文、斯密、牛津等理论家，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把犹太—希腊传统美化和合理化，几次霸权更迭之后，英国建立了“日不落”全球帝国，再传到美国这同样以武力撑腰，但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剥削的现代霸主。这段历史，只有短短的三百多年。 犹太—希腊传统的精粹是唯我独尊，积极扩张，强者全取；因而歌颂强者的贪婪、侵略和对弱者的欺凌、淘汰。这种本质是极右的思潮，其实是西方文化的主流，于二战结束三十年之后死灰复燃，化身为“新自由主义”，把劫贫济富合理化和全球化，并通过寅吃卯粮的方法去刺激消费，缓和内部矛盾。“新自由主义”推行了三十年，西方经济全面空洞化，通过跨国公司藉着全球化的名义作新殖民略夺，承继奴隶制的传统让发展中国家人民做苦工去支撑西方民众挥霍；先花未来钱的结果是公私债台高筑，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去埋单。 改革开放之初，正值“新自由主义”当时得令，佛利民多次成为中国贵宾，“新自由主义”成了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指导思想。影响所及，对西方充满幻想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充斥中国的媒体。像《河殇》等歌颂犹太—希腊传统的作品被视为改革先锋。假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名义，“新自由主义”被合理化，并且固定化。“上下交征利”至今仍是社会的主流，教育、医疗、房屋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全面产业化。贫富悬殊、社会严重不公等今天西方通病，已陆续在中国出现。中国还有不少人迷信西方言行不一、双重标准的所谓“普世价值”，继续鼓吹在西方已证明失败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要求全面与西方制订的游戏规则“接轨”。 西方前车已覆，我们后车还不引以为鉴，终必车毁人亡。我们有需要紧急转轨，从中国文化传统和今天的现实情况出发，认真走自己的道路。 当前中国，自由主义已经破产，暂时只残留于媒体和少数学者中间；民族主义过于粗糙肤浅，难成大器；新儒家从理论到理论，脱离现实，难以致用。主要由新左派组成的“中国模式”虽然较有潜力，却还未成型，言之过早。但“中国模式”批判西方文化和认识自我的“破”的功夫已经基本陆续完成，官方有需要以此为基础，尽快投入大量资源去深化和构建，并藉此组织全国批判西方文化，告别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多年自卑和崇洋的现代史，重拾民族自信踏上大国之路。 但是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很容易就会倾于内向和保守，为免此弊，需要宣布“学习型社会”是中国传统之一，“改革开放”为永远国策。 适时主动调校中美关系 西方衰落的近因，缘于这损天下只为几个金融寡头服务的世纪大骗局。像世上所有骗局一样，这是不可持续，最终一定会穿崩的。 上世纪末开始，西方已经陆续出现过几次危机。中国大量生产成本越来越低的日常消费品，并且以赚来的外汇不断地购买美国债券以帮补其国民继续疯狂消费，再加上长期的战争经济支撑着美国仅存的工业和一定的就业，危机一一顺利化解。美国人就把功劳推给当时的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的英明领导，并且认为随着信息社会的到临，人类已进入另一种规律的“新经济”和“历史终结”。直到2008年，次按危机爆发，一发不可收拾，引发“金融海啸”，西方主流社会在大祸临头时才如梦初醒。 西方政府当时其实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就是它们向来教别人的“华盛顿共识”：勒紧肚皮，结束战争，通过“震荡疗法”回复财政和外贸平衡，回归经济纪律。但这只是严以律人的药方，金融利益集团和美国的军工综合体将会受到最大的打击，政府将会垮台，结果各国都不约而同以“大得不能倒”为借口，继续劫贫济富。这样一来，西方社会不但白白错过了一次自我修正的机会，还因惩罚广大老实做人的老百姓挨失业、挨税、挨通胀，来慷慨奖励一小撮“窃国”犯罪者继续高薪厚禄，出现了人类史上最大和最无耻的“道德风险”。欧盟国家骚乱已是此起彼落，美国因为仍可自由印刷钞票，靠长期大发食物券和失业救济金来维持稳定。奥巴马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中，最近依然坚持再度延长失业救济金，可见这一维稳措施的重要性。 但是在大选前夕，共和党决不会轻易让奥巴马得分得票的。而且不管怎样，只要不改变劫贫济富的倒行逆施，美国怎样修修补补只可能是死路一条。短期来说，人人都知道通胀难免，食物券和失业救济金即便能继续，穷人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现有的职位，尤其是与政府有关的如公务员、教师等，只会不断流失；而新的职位，又不见足够出现，而出现的大都是低薪职位。影响所及，高等教育全面增加学费，青年人想藉继续进修来逃避失业这途径也难走。美国所有的因素都不约而同指向不稳定。以笔者估计，再加上明年是总统大选年，于明年年底之前，美国的街头烈火必将开始出现。而欧洲局势将继续恶化，更不在话下。 我们要清楚地认定，这回是西方欧洲中心文化的系统性危机，以前未出现过，因此不能以老黄历对待。 传统智慧认为，当大国内部出现难以应付的危机，很多时候会通过发起对外战争来解决。问题是美国财政预算中虽然什么都减，只有军费不减，但国力明显不逮，国内厌战情绪开始抬头。美国今天已经泥足深陷于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三场战争当中，忙着抽走，不会轻易开另一个新火头；而且美国自二战以来，从来都只懂得欺负弱小国家，而对于有核武的国家，美国从来都不敢得罪。正正因为如此，朝鲜才急于发展核武，取得形势的主导权。解密资料显示，自中国核试成功之后，美国虽曾多次考虑武力对付中国，最后也得放弃。今天中国军力跟美国日趋拉近，美国更加无胆和无力向中国这大块头动武，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自己持续衰落，中国持续崛兴。 看透了美国的弱势和局限，“纸老虎” 这形容词对美国来说，今天比毛泽东时代更加贴切，我们便可主动调校中美关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于“六四”之后被西方围攻时采取的韬光养晦、忍气吞声的策略，重回针锋相对、斗而不破的态势，这才更符合新的国际现实和人民的期望，以及更加有利国家发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10-19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两岸关系的倒退如果台湾不怕，中国就更不应害怕。中国这样做，一点都不会失去什么（该失去的已经失去了）。只要中国把自己的事办好，无论台湾怎么折腾，它最终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说不定还会加速两岸统一的到来。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公布了其参选搭档为民进党秘书长苏嘉全，以“英嘉配”对阵国民党马英九的“马吴配”。对于台湾地区2012年的这场领导人选举，此前台湾进行的各种民调都显示，如果即时进行“总统”大选的话，马英九和蔡英文的差距很小，可谓伯仲之间。有鉴于此，并考虑到蔡英文在其十年政纲中明确提出用“台湾共识”取代“九二共识”处理两岸关系，国际社会包括两岸很多人——主要是不赞成“台独”的学者和民众——忧心蔡英文一旦当选，两岸关系将可能会受到全面冲击，出现大倒退，重回李登辉和陈水扁主政时的紧张状态，这对统一会非常不利。中国国台办对此已发出警告。 假如蔡英文在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击败马英九，当选“总统”，两岸关系是否会真如许多人预测的那样出现大倒退，对中国不利呢？笔者的判断是，短中期看，两岸关系出现大倒退的可能性非常高，但这种倒退并非一定对中国不利，尤其长期来看，或对两岸统一是个积极因素。 正视台湾的政治现实 这个判断建基在以下的事实和分析上：首先，如果蔡当选，表明台湾地区的政党轮替已经不可逆转，台湾民主已经成熟。对中国来说，它的含义是，台湾已无支持统一的重要力量，或者说这种力量已经边缘化，在台湾政坛上起不到平衡作用，台湾的主流民意已被染“绿”。这个趋势将不会因中国的崛起和对台湾的厚利而有本质改变。 其实，从国民党重夺台湾治理权后，只要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会发现，台湾政坛已无主张统一的空间，无论蓝绿橘，不过是形式不一的“台独”。绿不用讲，蔡氏的“原教旨台独”比起陈水扁的“机会主义台独”来，其意志和立场只会更坚定；以国民党为主的蓝营，用台湾一些学者的话说，乃是“B型台独”或“独台”，尽管党章上标榜统一，但在其上台执政后，迄今为止，并未做过一件有利于促进统一的事情，党主席马英九更是视统一为毒药，可以说，国民党已经丧失了一个政党应具有的灵魂，从坚守党的理念和理想来说，它远不如民进党；以亲民党为代表的橘营，也是一个惟利是图的党。三支重要的政坛势力，不管主动或被动，其所追求的目标都与统一相去甚远，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遥，在“台独”立场上，没有本质的不同。 民主社会，政党的立场反映的是民意。台湾政党如此，民众也就可想而知。因此，蔡若当选，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民众用选票表达了台湾没有支持统一的力量。特别是考虑到蔡的当选是在大陆不断往台输血，两岸关系大幅改善的情况下取得的，它更说明，台湾追求独立的趋势乃不可逆，甚至说台湾全民皆“绿”，也未尝不可。 对于台湾的这种民意及政治发展趋势，过去大陆并未很好体认，有些一厢情愿地以为两岸同文同种、同祖同宗，而且有现实的经贸和文化往来，台湾民众就会天然地亲近大陆，倾向统一，现今他们对大陆表现出的疏离感不过是一时受到李、陈当政时对大陆妖魔化的蛊惑，只要大陆秉持善意，改进对台工作方式，加强两岸交流和往来，台湾民众终究会转向统一。这种看法当然很好，但未能看到问题本质。台湾民众对统一的排斥，固与前述一些因素有关，根本却是由两岸长达上百年的分离造成的，这种分离再加上当今全球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台湾民众的独立和自主意识只会越来越强，政治自主性不会因为大陆的物质诱惑以及统战方式变得更柔性而有改变。 正因为明了这点，所以国民党不敢忤逆台湾民意，但与民进党更强调意识形态以吸引支持者不同的是，国民党更突出利益色彩，想以利益之牌打动台湾民众。于是，国民党就利用“台独”要挟大陆，拼命向大陆要好处，让大陆对台湾人民让利，这样做有着国民党高层成员的个人考虑，但从党的角度看，则是为了在台湾政坛上，壮大与民进党的竞争资本，它无关统一。只是在民进党的一贯抹黑下，一部分台湾民众不明白此点，还是把国民党看做是个“卖台”的政党。对此，国民党心里清楚得很，因而，为了避免民进党的攻击，在和大陆的交往中，其所表现出的对政经切割的坚持，在第三者看来都有些太过。国民党的如意算盘是，两岸生意可做，然而政治甭谈，即使表面文章也不做。 从大陆方面来说，对台湾民众的政治自主性以及造成这种自主性的原因，掌管两岸关系的决策者及为其提供政策建议的智囊虽然意识到了这点，但抱着两岸一家亲的想法，以为可以经促统，慢慢积累互信，最终台湾民众为其利益考虑，转而放弃独立接受统一。所以，大陆虽然对国民党的政经切割的建议不满，但也不便反对，并密切配合国民党，在ECFA谈判及经贸往来中，大量让利于台湾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并单方面满足台湾民众参与国际空间的要求，以示为台湾人民着想。 台湾民众是否接受大陆的这番善意，明年大选将会有结果。但即使马英九当选，也不一定表明台湾民众领大陆这份情，很可能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也就是，你给我的，不要白不要，但要促统一，免谈。除非马英九和他领导下的国民党能够展现出非凡的道德勇气，主动将台湾民众往统一方向引导，但在目前台湾的政治生态下，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民主并非统一必要条件 其次，蔡若明年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反证民主并非两岸统一的必要条件。台湾当局和民众拒绝与大陆统一的一个看起来十分正当和无懈可击的理由是，台湾是民主体制，大陆是专制体制，民主怎能被专制统治，屈服于专制之下呢？因此，台湾地区领导人开出的条件之一就是，要谈统一可以，大陆首先要民主。这一看法也得到了一些支持和赞成统一的人士附和。大陆则因现行体制的非民主性，遇到台湾提这个要求，也就显得缩手缩脚。 笔者曾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文驳斥过此种似是而非的看法。简言之，无论从学理而言，还是从世界各国统独的正反经验来看，都不能说明民主是统一的要件，充其量，民主有助于国家的统一。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民主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等长期存在闹独立的分离势力。笔者2008年也曾就该问题当面问过陈水扁时期美国驻台办事处主任包道格，他的回答很干脆，民主不是统一的必要条件。 其实，台湾的民主演化本身，就足以否证这一点。因为倘若该看法正确的话，随着台湾民主意识的深化和民主体制的完成，赞成统一的人应该越来越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越来越少；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上，民众也应该选统一意识更多的马英九而不是独立意识更强的蔡英文为“总统”。台湾本土民主化的经验恰恰说明，民主是分离的加速器而非统一的黏合剂。台湾当局事实也明白这一点，它提出这个看法，不过是把它作为一个拒统的手段来用而已，内心并非真的希望大陆民主化。 这样来看，如果蔡英文明年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中国的因应策略反而变得很简单，这就是抛弃幻想，回归现实。所谓现实，有两个含义，一是要现实地看待两岸关系和台湾民意及政治格局，二是对这种发展趋势有一个现实的把握和评估。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来，两岸关系短期可能会受到大冲击，从目前的“热络”状态往后退，这点从国台办对蔡的警告中已经表露得很明白。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既然台湾民众选一个台独领导人做“总统”，也就表明，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受损不以为然，心里已准备好承受这样的冲击；至少在台湾民众的选项中，比起“台湾建国梦”来，两岸关系的平稳发展是第二位的因素。若如此，中国也就没有必要顾忌台湾“人民”的心里感受，事情反而更好办。 不应惧怕两岸关系倒退 马当政时期，受制于马的“红皮绿心”以及用台湾民众做“要挟”，大陆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以及促统上一直很被动，投鼠忌器。马要ECFA给ECFA，要外交休兵给外交休兵，要国际空间给国际空间，这些在陈水扁时期台湾不可能得到的东西，马在短短两三年里都得到了。但是，大陆得到的却只是一个虚幻的、脆弱的、很不靠谱的两岸和平，失去的却很多，包括过度让利及不平等的经贸关系浪费的国家资源，以及某些本可取得的促统机会。 因此，在蔡当政时期，除非蔡回到“九二共识”，否则，大陆与台湾发展关系可采用如下模式：即政治上，全面封杀台湾以主权国家身份参与的国际空间；经贸则以类似于两国的关系来处理，这样，至少可以节约原先给予台湾的大量资源，用于国内发展。 长远而言，假如蔡当选又拒不回到“九二共识”基础上的话，那也就意味着目前中国所采取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完全失败，进而意味着中国领导人意图用“和统”方式实现两岸统一的不可能。“和统”既无可能，除非中国愿意失去台湾，那么，要实现两岸统一，就只有非和平一条路可走。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解决起来就简单得多：如果中国认为自己有实力现在收回台湾，那就采用非和平方式把它收回；如果觉得暂时还无实力收回，那就积蓄力量，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这段也许十几年也许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基本可以不必理会台湾的种种挑衅，只要和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划一条红线即可，即不可与台湾发展实质的外交、军事关系。过去在同台湾的外交竞争中，为取得其他国家支持，中国在经济、外交方面让步太多。现在以中国崛起的态势，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会甘冒失去中国的危险同台湾打交道。...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10-17 美国在过去几年里所采取的措施，包括QE1和QE2，均没能扭转经济颓势。所有的药方都治标不治本，大量的钱用来救助金融机构和股市，而不是用于民生和发展实业，结果只是延缓美国社会动荡爆发的时间。 2006年，美联储、证监会、华尔街、国会和白宫都没有看到“次贷危机”越来越逼近；两年后，股市狂泻，市场萎缩，失业飙升，公司倒闭，美国进入大衰退，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全球。今天，不但美国没有摆脱困境，欧洲也陷入了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 这场金融危机蔓延之广、时间之长、程度之深，已经成为一次改变世界的历史性事件。它不但蒸发了劳动者的收入、储蓄和投资，破坏千万退休者的养老计划，重创广大中产阶级家庭，彻底拉开社会贫富差距、产生大规模社会动荡，而且有可能使美国沦落为一个破产中的国家，从而使美国为更极端的思潮所裹挟。这一切正在发生。我们今天对它的认识，可能还远远不够。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预见和防止这场危机？美国对这场危机的处理出了什么差错？这场危机会有怎样的最坏后果？ 无法承受之重 许多美国政客说，这一次像以往一样，只是普通的经济危机，会很快过去。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这场危机是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活方式弊病的总爆发，美国正处在极大危险之中。美国现在坐在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一堆债务之上：约14.5万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这还没有包括华盛顿所继承的“两房”债务，所欠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以及老年人、退伍军人和政府养老金领取者的钱。 美国的国家债务不只是规模庞大得可怕，它简直就是吞噬一切的黑洞，再多的钱都填不满它的胃口。现在美国每年至少得新增一万亿美元的债务。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竟身背如此沉重的债务。人们也许认为，美国政府肯定会采取正确的措施，以避免国家破产。但现实情况是，华盛顿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2008年灾难开始时，面对房地产泡沫破灭和巨型银行倒闭，美国政府可以选择最简单的办法——让那些大型的“金融赌博机构”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自然淘汰的后果。但是，恰恰相反，华盛顿担保了这些银行和大投资机构，吸纳了那些坏帐，并花了数万亿美元以对抗经济衰退。 于是，危机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2007年到2008年，联邦政府的赤字从 1610亿美元升至4590亿美元，增长了三倍。当然，美国领导人手按着《圣经》发誓，这是下不为例的一次性事件，因为需要和经济衰退作斗争。2009年，华盛顿又一次把赤字扩大了三倍，达到1.4万亿美元。2011年，赤字超过1.5万亿美元；而白宫已经承认，2012年的赤字至少为1.1万亿美元。 回首美国历史，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18年中，从1812年的战争、美西战争、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流感大流行、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二战之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所有这一切，美国政府总共只借了4.6万亿美元。但“次贷危机”之后短短5年间，美国一共借5.6万亿美元，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 过去，华盛顿主要从本国公民处借钱。如今，它向外国人借钱，已经欠下外国人超过4万亿美元的债务，这是本世纪初美国陷入衰退前所欠外国人债务的四倍多，但美国仍然缺钱。 “股神”巴菲特将高风险的金融赌博称之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金融赌博就是所谓“金融衍生品”，它是华尔街空手套白狼的主要手段之一。由于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玩过头是会要命的，它就是2008年造成美国房地产和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几乎波及了美国所有的大银行 。善良的人们认为美国的银行会汲取教训，但是你们错了。据美国财政部下辖的美国货币监理署（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统计，2008年次贷危机最严重时，美国银行持有176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债券；如今，美国银行持有衍生工具产品达244万亿美元，增加了近40％！单单这一事实本身即说明，较之于当年的巴西和俄罗斯、现在的希腊和西班牙，美国当今情况更糟糕，处在更大的危险中。 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不断印刷美元，这些钱的大部分借给了美国财政部，然后流向了世界货币流通的大池子里，全世界都在为这些滥发的美元买单。1999年，由于担心“千年虫”会破坏美国经济，“美联储”增发了730亿美元，以防止银行崩溃；“9 •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为防止经济瘫痪，美联储又增发400亿美元。每一次“美联储”开动印钞机，金融专家都说：数额如此巨大，这可能会削弱美元的价值。但是，过去美元的大幅贬值，相比于美联储最近一直在做的，不过是沧海一粟。从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以来，美联储已经增发了超过1.6万亿美元，是对付“千年虫”时的22倍以上，是“9• 11”事件时的41倍以上。这就是为什么美元购买力缩小，民众的生活成本攀升，全世界到处都是通货膨胀的主因。 寅吃卯粮之路...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方 2011-10-13 香港今天处于旧的“论述”已经失势、新的“论述”还没有产生的一个局面。 “狮子山精神”今天已跟不上现实的发展，正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 所谓“论述”，就是一套逻辑上完整、能自圆其说的讲法。马克思讲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论述”要能造成影响，变成物质力量，首先需要为一定数量的人接受。 超越“狮子山精神” 香港今天处于旧的“论述”已经失势、新的“论述”还没有产生的一个局面。旧的霸权论述是一个多层次的意义系统，大致上可以被概况为“狮子山精神”。今天，它已跟不上现实的发展，正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 现在，大家一般把“狮子山精神”理解为“依靠勤劳发家致富”，这里面既包括了一种工作和生活的伦理，亦包含了大家觉得自己能“往上爬”这种对社会向上流动的集体预期。可以说，香港人的工作伦理从一开始就和清教徒式的工作伦理不一样，它并不是纯精神性的，而带有物质上的假设。 有趣的是，今天的“狮子山精神”，和当年电视剧《狮子山下》集中想要表达的精神，又有一段距离。电视剧讲的是基层市民的生活和他们对社会民生的看法，反映当时草根阶层的挣扎历程。剧中的“狮子山精神”，与其说是致富的保证，不如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今天，生活已经无忧的那一代人，却理所当然地把过去吃的苦跟现在的成就联系起来，觉得其中有着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后现代史学理论告诉我们，过去（the past）与历史（history）是不同的东西。历史不过是一种文字述事，和文学创作无异。最终，历史就是理论，而理论就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背后亦不过是利益。任何的历史写作都是为特定的人群服务的，意义亦并不独立于历史文本以外而总是被书写历史的人所建构。 如此看来，每代人都可以甚至应该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今天香港社会问题的症结，就是新一代人仍然未能重写新的历史：他们自己的历史。香港年轻一代未能重新梳理香港的过去，以自己为主体讲一个新的香港故事，就是香港青年人焦虑的根源，其中最明显的表征就是最近“八十后”的所谓“非理性”和“激进”的行动和诉求。 事实上我们不难看出，“狮子山精神”服务的，不过是吕大乐教授在《四代香港人》所描述的“第二代香港人”。“狮子山精神”不但合理化了他们的成就和财富，更强化了与其逻辑相匹配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例如香港政府一贯以来的“小政府、大市场”方针）的再生产。在香港不断蝉联“最自由经济体”的同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已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和关联方式，“狮子山精神”与这些相应制度对“八十后”而言，就只是一种压迫。 对“狮子山精神”的批判，在有识之士之间，并不是新的东西，但这些批判要不是过于微观，只看到其背后的世代矛盾，就是过于宏观、笼统，把问题一下子扯到“资本主义”上去。 事实上，在已经被“去工业化”的“已发展”国家里，工作伦理的承诺已普遍被质疑，香港的“狮子山精神”批判，亦应该超越本地的世代矛盾而和这个全球性的潮流结合。在消费社会中，人的主要身份不再来自于工作，而靠他的消费方式呈现。全球资本的流动，使得工作不断往低收入地区转移。在工作条件稍高的地方包括香港，稳定的就业越来越不再是一种必然。短期的、兼职的工作，亦不能再被视为“不正常的”、“过渡性的”状态。但我们必须明白，在香港等富裕社会，由于有过去财富的累积，已建立起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保障制度，过去所理解的“事业”的消失，不等于新一代人的生存受到威胁。 这正正是坊间主流分析忽略了的地方：香港今年的“新社会运动”背后不是香港的新生代和他们的父辈不一样，舍弃物质利益而重“公平正义”。这种说法，暗指“第二代香港人”不重视“公义”，为了物质上的利益允许社会不公。这种指责当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公义”并不是抽象的而有其处境性。今天的冲突确实是价值观的冲突，但这不是“正义”与“邪恶”之争，而是大家对“什么是道德的”有不一样的理解。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平等的跨世代沟通。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但要理解不同群体的价值观，亦要加深对不同生活方式的理解，以及对客观事实和趋势的认识。当大家认识到各自处境背后更大的结构性背景，一个包容性更强的新论述才有可能产生。只要这个新论述既能解释过去，又能适用于当下，理解并尊重各世代所作的选择在历史时空中的合理性，世代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绝对不能够化解。 要超越“狮子山精神”，我们还需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它之所以死而不僵，原因一方面在于“第二代香港人”仍然是香港各行各业（包括知识界）的中流砥柱，但更重要的，是“狮子山精神”作为一个观念系统一环紧扣一环，其中的很多环节即使今天的“八十后”亦难以舍弃。 旧论述缺乏“去殖” 有识之士叫我们“反思香港的历史性”，但香港的“历史性”中，显而易见的但又彻底被忽略的，是它的“殖民地性”。 香港人对殖民地的评价是多样甚至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不少人觉得出于“民族大义”，“殖民地”的状态是错的、不正常的、暂时性的；另一方面，英国的统治使得香港急速现代化，变成一个富裕、“文明”的社会，亦让香港人避过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和诸多“折腾”，香港人也由衷地感到自豪和感激。事实上，“殖民地”这个观念在香港被高度“正常化”，很多人根本没有感觉到自己曾经被殖民统治。 为什么英国在香港能采用“怀柔政策”，并和香港人分享利益？在“积极不干预”政策下英国的利益如何实现？这些问题，在主流论述中都没有解答。如其说没有答案，不如说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提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说，“狮子山精神”论述中对殖民地这一个因素的分析的缺位，并不是偶然。 1968年，Richard...

——港府新年度《施政报告》前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10-12 本届政府不应当有“看守政府”的心态，在本届任期余下时间里应立足现状、放眼未来，积极地面对诸如经济长远规划、社会和谐发展、人口政策等问题，拿起勇气落实相关政策。 在过去的一年里，美、日、欧等西方主要经济体在经济上都举步维艰。但在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支持香港的相关政策的带动下，香港经济仍然保持了较稳健的增长。尤其是香港本地零售市场仍受益于内地游客的消费增长，市面消费气氛仍未见受西方外围经济下调所影响。李克强副总理访港宣布了一系列有助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新政策，为巩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再打下一枝强心针。 但与此同时，由于通胀加剧，楼市价格居高不下，对香港市民的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在政治上，社会抗争事件不断，港府施政屡屡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社会资源日益内秏。市民对港府施政不满也达近年的高峰，不同阶层包括青少年、中产人士以至长者，均累积了不少的怨气，社会内部矛盾有加深的趋势。 特首将在2011年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是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任内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但本届政府不应当有“看守政府”的心态，在本届任期余下时间里的工作中应当立足现状、放眼未来，积极地面对诸如经济长远规划、社会和谐发展、人口政策等问题，拿起勇气落实相关政策，以民心为依归，以惠泽市民为目标。正如温家宝总理和李克强副总理所言，要努力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和“切实改善民生”。 为香港经济制定长远规划 香港在英国管治时期，当时的统治者抱着香港是“借来的空间与借来的时间”的心态，一直缺少针对香港长远发展的政策研究和经济规划的制定。回归以后，香港政府延续了“小政府”的传统，与周边的新加坡、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相比，在制定长远经济和社会规划方面明显有所欠缺。尤其现在香港现在要全面配合和对接国家五年规划，在组织架构和规划实施上却没有机构可以统筹工作，不能不说是影响香港经济长期竞争力的一大问题。 为增强香港的长远竞争力，香港政府可配合国家五年规划，制订香港自身发展政策，改变执政思维，在积极参与国家五年规划中把握发展机遇，制订香港中长期发展策略。“十二五”规划独立成章论述香港地位，表明国家正式将香港纳入整体发展视野。香港也有明显的意愿，希望在国家五年规划中扮演一定角色。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国家五年规划不会对香港直接做出规划，指导香港发展。但是国家五年规划可以表现出国家所期望的香港在全国发展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香港应该积极参与讨论国家五年规划中对香港的定位研究。国家五年规划中有关香港的角色定位应由特区政府提出，并在中央认同的情况下，写进国家五年规划。根据国家五年规划中对香港的论述作为指导精神，特区政府依此制订香港中长期发展策略。 在组织架构上，香港中长期发展策略的制定可以由政务司司长牵头，设立政务司司长直属的常设政策制定协调办公室。统筹有关政策局以及中央政策组制定本港的发展政策。有关政策局包括：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环境局、运输及房屋局、发展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建议这些政策局针对国家五年规划所涉范围成立相关专门委员会，具体负责咨询、制定不同专业领域政策，最后由中央政策组负责草拟报告交政务司司长。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近年香港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甚至超过1997年的高位，商铺和住宅租金大幅上升，“地产霸权”之声不绝；另外，通胀重燃，百物腾贵，市民叫苦；对于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既要清还沉重的学生贷款，又苦感薪酬微薄、晋升机会不多；在社会上，各种争拗频繁出现，游行、示威人数愈见增多、冲突愈见激烈。这些现象显示社会累积了不少怨气，如果不尽快加以疏导，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危机。港府可针对以下几方面，执行有效的措施，促进社会的和谐。 调整土地及房屋政策 港府应制定长远的土地及房屋政策，令市民对未来的房屋供应量和发展方向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免受楼价短期的升幅或下跌而过分亢奋或忧虑，影响社会整体发展。安居乐业乃民生之所系，在土地和包括私人楼宇、居屋、公屋在内的各类房屋的供应上，港府必须有清楚和长远的政策，避免造成社会矛盾日深。同时，港府可进一步完善现行的勾地表政策，包括公开政府内部对地价评估准则、申请勾地的按金安排，藉以提高勾地表政策的透明度。 为长者安老投放更多资源 香港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显著。由于香港的养老成本较高，港人退休后到内地生活已渐成趋势。面对有关情况，港府应审时度势，制定相关的措施，以协助长者退休后的长期生活需要。港府可考虑再放宽生果金离境限制或甚至全面取消，以方便长者可安心地长期在内地居住。医疗方面，港府向在内地居住的长者提供医疗券或购买保险，供长者到内地指定的香港企业开设的医院就医；还可以考虑通过内地与香港两地医疗合作，以特定形式资助长者在内地医院系统就诊的安排。 投放资源帮助青少年发展 根据港府统计处数字，2011年3-5月15-24岁青年劳动人口的失业率为16.7%，较上年同期20.6%减少了3.9%，但相对同期香港整体失业率3.5%仍然高出非常多。这显示香港青少年面对的失业问题十分严重。港府可推出青少年义工计划，并由政府和商界共同组织和津贴青少年，担当义务工作，包括郊区植树、社区服务、照顾长者和孤儿等。这样除了缓解青少年的失业问题外，还可以培养青少年关怀社会的意识。 香港17-20岁年龄组别中，只有27%的人口可在本地接受大学程度的教育，仍很难满足香港大部分年轻人的要求。因此，近年有不少香港学生选择到内地升读大学，港府可考虑给予他们享有与本地升学的同等待遇，可考虑将内地大学纳入学生资助计划和津贴内。这不仅仅有利香港年轻人加深对内地的认识，还可为学生提供多一条出路，减少社会怨气。另外，港府可考虑将“资助专上课程学生资助计划”、“专上学生资助计划”以及其他免入息审查的贷款计划的利率调低，或将还款期延长，以减轻贷款学生及其家庭的负担。 制定长远人口政策 香港面对人口老化，医疗福利开支不断上升；港府提出六大优势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突破点，以上种种，均涉及人口结构的改变与素质的提升，香港想要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周详的人口政策以应对。但是，除了2002年发表过一次人口预测研究之外，港府近十年来没有清晰的人口长远政策。 因此，港府必须尽快开展有关香港未来人口的趋势调查，规划香港长远的人口政策。其中，必须先全面检讨现时政府的“输入人才计划”以及追踪和研究对内地孕妇在港产子对香港的长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