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庄礼伟 2011-01-26 中国—东南亚高铁网络对加强这一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和人口、社会间联系均有较大的助益，对于提升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影响力也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来自相关国家的官方信息，中国－东南亚高速铁路网的多项工程将在2011年内陆续启动，其中中国昆明至缅甸仰光的西线工程可能将最先动工，其次是中线工程（从中国昆明经万象、曼谷、吉隆坡至新加坡）中的昆明至万象段、廊开至曼谷段。这些路段都争取在4到5年内完工。从中国昆明经河内、胡志明再到金边、曼谷的东线，则仍然处于设想当中。 给力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东南亚高速铁路网兴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方面的推广力。中国国内若干条高铁线路的开通以及多个在建高铁项目，为中国高铁建设积累了经验和品牌声望。中国已经进入本国资本需要向海外大举输出的发展阶段，希望通过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和非直接投资，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政治影响力。在海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设高铁项目（包括提供相关技术、设备、人力资源、资金），是中国企业近年来“走出去”的一个新亮点。即便不和东南亚国家进行高铁项目合作，中国也会和其他国家谈高铁项目合作。 第二，地缘政治经济因素。中国与东南亚在地理位置上相邻，中国和除印尼、菲律宾、文莱、东帝汶之外的东南亚国家可以通过高铁形成更为紧密的陆路交通网络，来提升各国间物流、客运的效率，也方便各国就近开拓邻国市场。借助高铁网络，中国东部地区与曼谷、吉隆坡（如果吉隆坡至西马东部港城关丹的高铁修通，吉隆坡将直接朝向南中国海）这两个东南亚大都会将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东线虽然仍只是一个设想，但它与中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接近，经济价值非常大，沿线国家均可从中获益，因此今后仍存在重启的可能性（2010年越南国会曾否决了造价高昂的与日本合建高铁的计划）。此外，中缅之间的西线建设将使中国经济与战略力量向印度洋辐射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中国原先要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能源及其他大宗货物的运输，可直接在缅甸上岸，通过高铁进入中国内地，避免了要走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所产生的安全风险，也降低了运输成本。 第三，东南亚相关国家方面的利益考量。陆路运输与海运、空运相比，仍然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如在货运方面更容易与买卖双方衔接，在客运方面对乘客的方便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陆路运输能够大幅度缩短时间，则其竞争力会更加明显，因此高铁在技术、安全性方面一旦成熟，就很有可能被推广。东南亚一些国家为发展其内部市场以及和中国形成更紧密的货运、客运关系，对高铁网络的需求是明显存在的（老挝作为内陆国尤其需要高铁）。曼谷、吉隆坡这两个在东南亚高铁网络中居枢纽地位的大都会也在力争通过多条国内高铁的建设，加强与本国其他地方的联系，建立更为紧密的生活圈。东南亚相关国家还希望通过高铁建设，带动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与此类似，美国、韩国等国近期也宣布了包括高铁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经济增长。另外，高铁是耗资较大的项目，中国相对于日本、德国、法国较低的高铁建设（含施工、设备、技术等）费用以及BOT模式，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也是有吸引力的。 整体来看，中国—东南亚高铁网络对加强这一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和人口、社会间联系均有较大的助益，对于提升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影响力也是不言而喻的。 各类风险须充分考虑 以上是中国—东南亚高铁网络建设的动力与收益分析。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到相关的风险问题。 第一，财务风险。中国为向东南亚国家输出高铁项目而采取的低价策略存在财务风险。高铁项目除了建设成本巨大，建成后其运行、保养、维修、安全等方面的费用也大大高出普通铁路，因此其客、货运价格也将较高，东南亚国家方面能否适应这些高价服务，中国在BOT模式的经营阶段能否收回前期投入的成本，会不会出现巨额亏损，都是需认真考虑的问题。另外高铁在时间方面的节省，对客运价值大，对货运价值较小（惟有西线的中缅高铁货运价值大，因可大大缩短空间距离），中国—东南亚高铁的预期收入将主要来自客运（一般的货运仍可能选择运价较低的其他运输方式），那么东南亚国家弱小的中等收入人群能否为高铁提供稳定的客源以支撑高铁运营，也是一个疑问。 第二，与政府与政治相关的风险。中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在高铁合作方面，还存在着双方的高铁规划不配合（如泰国曼谷到泰国东部沿海工业重镇罗勇的高铁项目、马来西亚吉隆坡到西马海港城市关丹的高铁项目，都是出自泰、马自身发展的需要，与中国的跨国高铁规划没有直接关联）、对合作方式乃至火车速度有不同意见等问题。此外，东南亚一些国家还存在民族主义情绪和对中国的警惕心态、政党政治、工潮、环保运动等因素。这都将可能导致论证时间较长、施工拖延等风险。 第三，技术风险。对于因地理、气候、信息通联、技术衔接而对高铁施工和建成后的运营所隐藏的技术风险和安全风险，中国方面要做足准备。 第四，知识产权风险。中国的高铁技术、设备向海外的输出，存在知识产权是否过关、是否会遭到知识产权诉讼的风险。 一般来说，中国高铁企业的优势主要是能获得国家在融资、研发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缺陷则是自有技术的不足以及在涉外高铁合作方面急于求成的政绩工程心态。中国在与东南亚相关国家的高铁合作方面，既要发挥自身的优势，也必须充分考虑一些现实的风险。  

2011-01-21 “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高峰会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对中美关系的最新定位。外媒对此予以积极评价。 “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高峰会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对中美关系的最新定位。外媒对此予以积极评价。 21日的香港《大公报》以“胡奥跨越分歧 中美整装前行”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举世瞩目的‘胡奥会’当地时间19日在华盛顿落下帷幕，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对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等领域合作交流订下基调，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规划了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在当今世界进入深刻调整变化的复杂形势下，胡主席访美的成果对引领两国战略合作具有指标意义，为新时期中美关系重新出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社评认为，“此份联合声明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明确了两国关系中各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这有助于防止偶发个案给两国总体关系带来动荡和方向性偏差。政治上，‘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动两国共同利益、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挑战’，这是统领中美关系全局的纲领。经济上，两国宣布建设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军事上，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两军‘各层次的实质对话和沟通，以减少误解、误读、误判’。” 《明报》21日社评“新型大国关系形成 中美互动牵引全球”认为，“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从会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看来，中美之间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形，这是两国建交32年以来，中国在两国互动中，首次取得有实质意义的平起平坐地位。这个变化，不但对中美互动和双边关系发展极其重要，对于全球整体格局，也会产生深远影响。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西方学者提出的G2概念，即全球事务由中美主导的说法，虽然内地抗拒这个提法，但看来会成为事实。” 这篇社评文章注意到，“在记者会上，奥巴马‘抢答’美联社记者向胡锦涛提出的人权问题，他说人权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但是中美之间就人权问题有分歧，但不影响两国在其它领域的合作。奥巴马急不及待澄清他在人权问题上并无退缩，是要避免被指为立场软化。这个抢答，暴露奥巴马的心情，也反映不少美国人对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情意结。无论如何，人权牌从中美关系淡出，已成定局。” 《信报》21日社评分析指出，“照目前发展形势观察，中美之间‘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蕴含竞争’，这种博弈格局已成为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在目前‘竞争性’作枢纽的关系运行轨迹中，彼此会作出‘理性防范’；如何透过互建信任、军方加强交流，并筑构两国精英常设的交往机制，避免把‘竞争性’的关系转入‘敌意性’的对抗，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和变化十分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次中美最高统帅的会面，取得最大的成果是确定了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美国副总统拜登今年互访，为两国高层交往搭建‘互信基础’平台走出重要一步。” 台湾《旺报》社评表示，“现阶段的中美关系，可喜之处在于双方都清楚认知到‘合则利，分则害’的道理，如同希拉里多次用‘同舟共济’来形容当下的中美关系。堪忧之处则在于，中美双边在价值观和战略利益上呈现的差距，短期内恐难彻底解决双边分歧。这份中美联合声明，虽然舒缓了中美间的冲突，但如果双方不能根本解决价值观的歧异，冲突终难仍难避免。””我们希望中美能够落实这份联合声明的内容，终究中美和谐代表的就是整体东亚安全的保障。” 台湾《联合报》社评指出，“美国与中国大陆的互动，在全球战略及两岸关系上，有一个贯通的理路。在全球战略上，美国欢迎中国大陆承当世界角色，成为对国际社会的正数；唯因此亦对中国的民主及人权抱持批评与期待。……此次欧胡会也反映了此种理路。一方面，‘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另一方面，‘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努力’。此即表示，两方皆知必须接纳对方；因此也必须为相互接纳而作出相互贡献。” 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评认为“中美关系有望止跌回升”。文章分析说，“尽管中国始终不愿意承认，但是一个‘中美共治’下的国际新秩序，似乎正在隐然成形。只要中美两国都愿意共同为促进人类社会的福祉而努力，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和平，避免冲突，相信这样的新秩序也是大多数国家所乐见的。”  

2011-01-20 地产霸权》是香港去年的一本畅销书，作者潘慧娴有着多年从事地产行业的经验，以业内人的身份剖析地产业的运作，直指“地产霸权”正从地产业向零售服务业等行业延伸。此书在坊间引来热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香港社会对高房价的不满。新年伊始，一宗千万豪宅严重“货不对板”的奇闻，再次牵动香港社会敏感神经。 根据香港传媒报道，港岛西半山一座由旧楼拆卸兴建的所谓豪宅“The ICON”，有业主以约千万元的价格买入一间600多呎的豪宅，到收楼时竟惊讶地发现新楼犹如一间烂货仓，完全货不对板。 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员郑经翰批评说：“香港一向重视消费者权益，设有消费者委员会为广大市民监察，在街市买一棵小菜不对板也会追究到底，以天文数字千万元买入的豪宅，却竟然不堪入目，无法无天如斯，天下间还有更荒谬绝伦之事吗？” 《信报》18日社评指出：“从过去发水楼问题、售楼书宣传夸张失实等事例，都清楚显示香港的物业买家所受到的保障几近乎零，发展商及物业代理提供大量失实及不准确、不正确的物业数据，但买家毫无还手之力，形成一个不公平交易的市场，政府对此竟然袖手旁观多年，令物业买家继续任人鱼肉！”文章建议，“物业交易在不公平、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状况下进行；物业代理对买家不提供‘保护’；发展商自我规管又漏洞百出，可见一手物业销售的混乱状态必须及早拨乱反正，尤其强拍条例通过后，像THE ICON般重建的项目必会愈来愈多。物业买家屡受‘欺凌’，政府设立一个保障物业消费者的组织看来已刻不容缓。” 《明报》19日的社评指出：“The Icon事件是近年较具体地反映发展商、地产代理不当售楼手法的个案，而且表面证据成立，此事不应掩埋在金钱之下，我们期望买家主动与屋宇署联络，使当局透过此事，掌握不当售楼的第一手资料，作为立法监管楼花销售手法的参考。”“The Icon事件，再一次说明单靠地产建设商会的自律指引，不可能全面规管楼花销售，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在争取立法规管适用新旧地契的同时，应该跟进The Icon个案，掌握此事的来龙去脉、相关手法和有关责任，以作为推动立法规管售卖楼花的参考。” 明报同日评论版发表的陆锦荣先生文章《豪宅交易‘货不对板’的荒唐结果》，分析了发生这一奇闻的原因——物业市场运行的扭曲。“物业发展利润率高，利之所在，自然吸引到更多资金进入这个市场，这一点不足为奇。从经济学一般理论看，一旦利润率高，大量资金涌入，在竞争之下，必然最终拉低利润率，使高利润无法长期维持。然而，香港的情况却‘打破’了这个规律结果，反映市场运行存在了扭曲性。当市场运行扭曲，收入的分配难免同样受到扭曲。渴望尽快‘上车’的买方购入物业时，过去可以将未来10年的收入现值化，亦即向银行做10年期的物业按揭，如今可能需要20年。发展利润积累庞大财富，难怪引致近年激起不理智的‘仇商情绪’，地产商成为最大的箭靶。” 作者更进一步深思这种物业市场运行的扭曲会对香港经济发展和整体社会福祉产生的不利影响。“这种主要透过在‘地租’上的原始作业，而不是‘生产性知识’，来把利润极大化的模式，支撑了香港多个经济繁荣周期的亢奋。”“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和生产性知识，是推动社会和经济优化发展的根本力量。……千万豪宅的荒唐交易结果，不仅反映了香港物业市场‘卖方市场’扭曲性的一面，其实更深刻地反映出香港经济结构中，不重视企业家创新思维及生产性知识推动经济发展的后果。”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1-01-19 中美实力对比已非往日所能比拟。若没有中国给予合作和支持，美国在国内外很多领域就很难做成几件事。可以这么说，对于胡锦涛此次访美，奥巴马政府的心情更迫切、更满怀期待。 胡锦涛主席正在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从这次访美安排的细节来看，与过去相比，中方此次凸显务实低调的风格。 １月７日，中国外交部网站只公布了胡锦涛访美的时间，即本月１８日至２１日，此外别无其他任何细节，包括是否要访问华盛顿以外的城市等。在美国方面，白宫和国务院当时对胡锦涛的访问日程也未作任何公布。这显然是双方达成默契的结果。假若是在过去，中国最高领导人访美，美国媒体早就披露了日程安排和其他细节，并就美方关心的话题进行炒作。 究竟是什么原因？笔者分析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双方出于安全考虑，认为不宜过早公布胡锦涛的详细行程；其二是应中方要求，务实、低调地对待此次访问，不让媒体有过多诠释和渲染的机会。在两者之中，笔者认为后者是主要原因，因为这也符合胡锦涛主席务实低调的风格。 胡锦涛此次访美的持续时间很短，这一点同样可以佐证其务实、低调的作风。根据外交部的公布，访问时间为四天，但实际上，若把往返旅途所需时间排除掉，实际上只剩下两个完整的日子，也就是19日和20日两天。胡锦涛不远万里前往华盛顿与奥巴马会晤，更有很多重大的课题需要商讨，两天的时间足以被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从时间因素来看，胡锦涛在华盛顿的各种会晤、会见等活动，想必是最大限度进行简化和浓缩后的日程。因此，务虚的、礼节性的或者象征性的活动，应该是少之又少。 奥巴马前年底访问中国时，先到上海，再到北京，在两个城市停留。胡锦涛这次是回访，按道理也要访问至少两个城市。正如笔者事前所估计的，选择了芝加哥，因为这是奥巴马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可以称得上是家乡。而访问芝加哥的内容也与中美关系直接相关，如此才符合胡锦涛的务实风格。 中美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之间最近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再加上攸关两国利益的东北亚局势依然很不稳定，这些都使胡锦涛的此次美国之行十分重要。而双边关系越是重要，两国就越应该务实地对待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使之既能产生政治象征意义，更能取得实质性成果。 经过三十多年的开放，中国早已步入世界大国行列，国家领导人出访早已不再是稀奇之事，而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过去国门初开之时，中国初次面对世界，自信心不足，以致中国政府把领导人的出国访问当作一件极其隆重的事，出国时隆重送行，归来时隆重迎接，铺张浪费，既显得闭塞、没见过世面，更是错误地理解了领导人出国访问的目的。现在回头再看，难免会令人产生感慨。不用说政府官员，即便是平头百姓，现在对出国也早就不那么新鲜了。 笔者的感慨当然不只这些。中美两国在理论上应该是平等的，但其实从未真正平等过。过去，中国领导人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所受到的高规格接待在外交礼仪上原本是理所当然的，但中国方面往往视之为了不得的外交成果。 如今已是时过境迁，中美实力对比已非往日所能比拟。从近年来的情况，美国对中国的需求越来越多，甚至多于中国对美国的需要。若没有中国给予合作和支持，美国在国内外很多领域就很难做成几件事。可以这么说，对于胡锦涛此次访美，奥巴马政府的心情更迫切、更满怀期待。  

2011-01-19 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在美国展开的“国事访问”，为全球所瞩目。中美峰会所谈及的话题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在在吸引评论员和媒体关注。海峡对岸的台湾媒体和时事评论员，是如何观察和分析这一中美峰会呢？ 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在美国展开的“国事访问”，为全球所瞩目。中美峰会所谈及的话题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在在吸引评论员和媒体关注。海峡对岸的台湾媒体和时事评论员，是如何观察和分析这一中美峰会呢？ 台湾《工商时报》19日社论认为，胡锦涛主席罕见地以书面方式答复美国两家主流媒体的提问，不仅“针对美方饶富兴趣预备触及的四大议题领域，巧妙地预示了中方的基本立场与底线”,还针对“中美关系这个本体面，并集中归纳提出‘四要’建议。其一是要加强对话与沟通，增进两国间的战略互信；其二是呼吁美国要摒弃‘零和’对抗的冷战思维，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其三是强调要尊重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妥善处理彼此重大关切课题；最后则是要不断扩大两国的利益交汇点，在更广泛领域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 文章判定，“综观胡锦涛所强调的这‘四要’，既是原则立场的宣示，可以预见也将成为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处理中美关系的行事准则，并且摆明不乐见美方以西方价值标准对中国说三道四，还寄望双方在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选择的同时，还能在国际事务上成为合作伙伴，也就是落实由中美G2来共同主导国际事务的新格局。” 《旺报》同日的社评则侧重于“中美贸易摩擦化解之道”。“一般预料，中美贸易摩擦尤其是人民币升值问题将是会谈焦点之一，双方能否就化解贸易摩擦达成一定的共识，备受全球关切。”文章建议，“美国应避免在人民币汇率议题上穷追猛打，给予大陆适当的调适期间；北京也应在分担国际责任上扮演建设性角色，协助全球贸易及金融秩序的重建。只要双方有诚意面对解决问题，中美经贸纷争自能迎刃而解，进而迈向真正‘战略合作伙伴’的互利关系。” 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先生19日发表于《旺报》的专栏文章认为，此次中美峰会“并不表示美中‘竞大于和’态势就会随之改变”。他针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日前在首届霍尔布鲁克演讲会上的讲话，逐一质疑了她的观点。“当华府呼吁北京不要再以旧思维处理两国关系之际，中方这一阵子也呼吁美方不应以冷战思维对待大陆。从其它国家角度看来，这种针锋相对本身，就代表两国是以压倒对方取得上风为主要考虑。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各有原则与立场，有些可能基于‘交换’的基础上相互妥协，有些则是双方都无可让步。” 陈一新认为，“显然，美国不但不会因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而退出亚洲，反而会与美国的传统盟邦与伙伴加强关系。目的何在？说穿了就是一种变相的‘有备无患’战略：如果中国行为良好，遵守国际规范，则美中自可继续朝正面、合作、全面关系发展，否则美国自会联合其它国为中国划红线定规矩。然而，快速崛起的中国又岂会甘于接受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规范吗？” 国际半导体设备材料产业协会绿色制程委员会委员黄逸华19日发表在《中国时报》的文章《能源博弈 中美角力起点》，关注到中美之间在能源方面的竞和态势。文章指出，此次中美峰会中“军事与经济议题固然抢眼，但另外一个急速兴起却较少被外界注意到的主题则是能源。”他引用美国能源部长朱隶文之言，以“史泼尼克竞赛”来形容中美之间的清洁能源发展的竞争。“两国之间的清洁能源合作却仍在稳定进行中，包括筹建三个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研究经费募集拨付、人员投入等等。双方呈现出一边紧握双手，却又互扯后腿的奇特景象。” 作者认为，“从现在到2020年，中国有机会全力发展绿色经济，夺下世界绿能生产基地地位，而其开发中国家地位更是拉开领先距离的关键原因。这才是中国在各次谈判中，都坚持京都议定书中‘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因为这个游戏规则对中国绝对有利。”“绿色经济对中国国力绝对有利，何以见得？最近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境内的清洁能源投资比前年更成长30％，达到510亿美元，这已经打破任何投资纪录，金额还在其次，重点在于全球各国的高科技企业投下500亿美元为中国绿色产业疯狂添柴，以中国的学习能力与企图心，不需要太久，这些技术也将为中国所有。”

2011-01-18 国家主席胡锦涛1月18日展开访美行程，并在1月19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高峰会。胡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无疑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中美两国的大事情，是关系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发展的重要时刻。连日来，海外媒体从中美关系发展的各个角度予以前瞻、分析。 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1月18日）展开访美行程，并将在明天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高峰会。胡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无疑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中美两国的大事情，是关系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发展的重要时刻。连日来，海外媒体从中美关系发展的各个角度予以前瞻、分析。 香港《文汇报》18日社评以《摒弃‘零和’思维 推进中美关系》为题指出，“中美既已形成利益交融的局面，美国若不改变对华遏制心态，转而理性、包容、平等与中国共谋发展，恐怕难以持续地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巨大利益，要妥善解决高失业率、预算赤字膨胀以及经济转型等众多眼前问题将更加困难，相信这绝非美国的企业、民众所愿见。”“美国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妥善处理中美之间的重大关切，以加强对话和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巩固中美两国的合作伙伴关系，才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相反，美国对中国处处设防，利用人权、经贸、汇率等问题施压，乃至挑动中国与周边国家主权纷争，干扰中国的发展，对中美关系与世界和平均有害无益。” 香港《明报》18日中国新闻版的《中国评论》专栏则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观察。专栏文章指出，“胡锦涛访美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官方新华社洋洋洒洒5000多字的中文版本中，由头至尾竟找不到‘台湾’两字。台湾问题不仅提问中没有，胡锦涛也只字未提。这并不意味着台湾问题在中美之间消失了，而是在中美关系中的权重降低了。”此文直接在标题里点明“台湾独憔悴”。 《明报》同日的评论版发表欧阳五先生的《胡奥会：中美关系再平衡》一文，首先从“国事访问”的规格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变化。“这一形式本身，也足以令两国在过去一年中紧绷的神经放松。”作者认为，“2010年末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出现‘U形转弯’，双方在许多领域内的争吵都逐渐收声。最近，华盛顿对北京的友好态度更加明显，奥巴马内阁的‘三驾马车’——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商务部长骆家辉、财长盖特纳，连续3天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为胡奥会‘预热’，这在美国外交史上非常罕见。” 对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者的判断是：“从短期内看，中美关系目前正在‘U形转弯’的上行阶段，而从长期看，中美关系还将在‘W’形中不断寻找新的动态平衡点。”“与其说本次胡奥会将为今后中美关系奠定新的基调或开启新的篇章，不如更为务实地说，两国将在协调沟通中重新定位和确认，彼此增信释疑，防止因新问题而导致关系倒退。” 谭中先生18日发表在《联合早报》的《从胡锦涛访美看中美关系的时代性与时机性》一文，认为胡锦涛主席这次访问具有三重意义：一是“再次强调中美关系牢不可破”；二是“在经贸挂帅的主导下，两国将减少军事上的冷战气氛”；三是“奥巴马政治气球需要胡锦涛帮忙打气，胡锦涛乐于相助。”文章指出，“估计在18日至21日这四天内，全球舆论又会有一阵像‘Chimerica’与‘G2’那样的热闹（当然也会有企图唱衰热闹者）。毫无疑问，在两国政府的积极诚心安排下，胡锦涛成功访美的结局是能够预料的。我们衷心祝贺。” 《对中美峰会前景谨慎乐观》，这是英国金融时报18日的社评标题。文章认为，“如果说中美正在就经济政策达成一致，那么双方在安全方面的态度鸿沟正在扩大。”谈到中美关系的未来，社评指出，“有两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影响力将会下降，而中国的军事影响力将会上升”；二是，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角色，必须与其它地区强国一起得到管理。” 在胡锦涛访美前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于首届纪念霍尔布鲁克（Richard C. Holbrooke）的讲座上，发表了题为《二十一世纪美中关系宏观展望》演讲。香港《信报》17日的社评文章指出，“这次谈话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为两国未来发展的基础定调，同时向中国展示美方今后对华的战略基调。”社评透露，希拉里在重申了美国“战略立场”后，“很细致地讲述了这个最新设计、称为‘前沿部署’（forward-deployed）外交的内容，包括增加人员和项目，扩大在该地区每一个角落和每一国首都的高层接触；更新和加强与日本、韩国、泰国、澳洲、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加深与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纽西兰等国的伙伴关系，广泛地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TPP）、‘东南亚国家联盟友好合作条约’、‘东亚峰会’及‘太平洋岛国论坛’等组织，落实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参与。”面对美国的“前沿部署”，这篇社评认为，“如果中国继续依赖经济利益作为支撑国际关系的外交策略工具，局限性已显得愈来愈大。” 《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18日的《信报》专栏同样关注到希拉里此次演讲。他认为：“在两国领导人会面前美国公开表述本身立场令领导人会谈时失却弹性的做法，为过往接待外国元首来访前所未见。”“把这种种本该密室商谈的原则性问题事先张扬，很易弄巧反拙。”林行止先生把“Chimerica”译为“中美利加”（林行止《婪火焚城》209页，台湾远景，2009），而18日专栏的题目直指“‘中美利加’起质变”，因为“从目前的情势看，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角力这些根本问题已有凌驾金钱利益之势，即美国朝野已强烈意识到继续经济挂帅事事以企业利益为先导，坐大了中国的结果必然是美国的没落，因此即使中美在经贸、货币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再通过‘利诱’美国资本家为中国在华府‘说好话’的策略已失效。”  

2011-01-14 1月8日，台湾南投县草屯镇举行镇长补选。一场地方基层选举，看似毫不起眼，却因具有多重指标性而倍受岛内媒体关注，甚至称之为台湾的“百年第一战”。 1月8日，台湾南投县草屯镇举行镇长补选。一场地方基层选举，看似毫不起眼，却因具有多重指标性而倍受岛内媒体关注，甚至称之为台湾的“百年第一战”。 草屯镇为台湾“行政院长”吴敦义的故乡，历来又多是国民党的铁票区，却不料此次选情紧绷，最终国民党候选人以19票之差而丧失城池。国民党在去年“五都选举”仅获惨胜，好不容易遏制住一连串的选战颓势，却在“民国百年”伊始再尝败绩。“马政府执政两年半多，除台北市大安区立委补选之外，无一胜出，尽管全球气候对执政党都不利，这个成绩还是挺‘刺眼’的。”台湾《中国时报》1月11日的社评以《一‘草’知秋 国民党能对危机无感？》，分析“草屯现象”对台湾政坛的启示。 社评认为，“选票不只反映在这次草屯镇长补选上，还必然将反映在立委补选、乃至接下来的2012总统大选之上。对执政党而言，19票是些微票差，却是极大的警讯。”“对比民进党天王之下，还有新天王，不论大小选举，有选战就斗志昂扬，国民党能不汗颜吗？” 台湾《联合报》同一天的社论则指出，“如果把这次补选当做一次最新的民意抽样，‘草屯现象’在五个都会区的选举过后出现，呈现的第二层意义是：对马政府执政下城乡差距、区域不均、阶级扩大、贫富悬殊等快速恶化的不信任投票。” “草屯现象”的背后是蓝绿之间版图的此消彼长，而“九二共识”近来已成为蓝绿双方攻防之焦点，拉开2012选战的大幕。在民进党的内部，两岸政策论述主导权的争夺同样激烈。 “五都选举”前，蔡英文宣称将建立与中国智库的交往对话平台，选后她随即宣布将成立智库，以强化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论述。民进党其他派系同样跃跃欲试。“行政院”前院长谢长廷“重出江湖”，在1月10日提出以“宪法共识”取代“九二共识”，“宪法各表”取代“一中各表”，作为台湾与大陆互动协商的基础，被岛内舆论视为“为争取再战2012年铺路”。台湾媒体也纷纷发表时评家对此的分析、评论。可以预见，蓝绿双方今年都将围绕两岸政策展开激烈攻防。 天天处于选举状态，天天在计算选票的得失，台湾的政党、政治人物身陷选战的纷纷扰扰之中，而著名评论家南方朔先生11日发表在《中国时报》的一篇评论《执政者只会乡愿讨好 是政治自杀》无疑令人深省。“这个时代需要是非道理，真正改革者做该做的事，做了该做的撙结支出甚或加税，并不一定就是政治自杀；反而搞乡愿，变乱是非，倒有可能成了政治自杀。做应做的事，坚守应有的是非公义，才是胜利的法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11-01-12 澳门社会各界对《施政报告》的关注，不仅仅是内容本身，而是其中的种种承诺能否得以落实。《施政报告》更提出了外人不可能感觉到的，对澳门特区政府管治牵一发以动全身的（公务员）“中央招聘制”。 11月16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发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2011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大多数香港传媒一如既往地以“大香港主义”的观点，就澳门特区政府“继续派钱”的措施大做文章，借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之名去批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可是，如果从大多数澳门市民的角度出发，最令大家担心的，不仅仅是这份报告提出一些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期措施，还有外人不可能感觉到的，对澳门特区政府管治牵一发以动全身的（公务员）“中央招聘制”。 规划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发展蓝图 比起今年年初崔世安特首公布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刚刚发表的这份最新《施政报告》，的确是有一些进步的。 最新《施政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澳门特区政府“将继续从广大居民的切身需要和长远利益出发，广泛听取意见，优化民生素质，确保社会祥和穏定，扩展产业适度多元化的发展方向，规划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蓝图，致力实现澳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试图通过发展“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途径，达成近年来多位中央领导人曾明白宣示的“产业适度多元化”目标，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除此之外，“施政报告”中提出的种种承诺，包括建设优质城巿生活，人文建设，经济适度多元，人力资源，支持中小企业，税项减免、经济补贴及津贴措施，提升生活素质，可持续发展，科学施政和制度化建设等等，都的确是“回顾过去，放眼未来”，如果能在崔世安的任期内一一达成，对大多数澳门居民来说，当然是件好事。 在“税项减免、经济补贴及津贴措施方面”，向每个合资格的中央储蓄制度户口注资6,000元；向每名永久居民发放现金4,000元，非永久居民每人2,400元；调低房屋税税率等等措施，即使不少市民都明白这是短期措施，但是，大多数市民也是乐意接受的。 社会各界关注施政承诺如何落实 因此，澳门社会各界对《施政报告》的关注，不仅仅是内容本身，而是《施政报告》中的种种承诺能否得以落实。 澳门文化评论员李展鹏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本来他一直都反对“现金分享计划”，但是，领了三年现金之后，今年突然少了两千元可领，他亦忽然觉得心中有气。这种情绪不单只是来自非理性的情感，也来自理性的思维。因为，只要反省过去几年澳门出现过的种种严重社会问题，包括楼价高涨、通胀不止、交通挤塞等等，除了派钱之外，澳门特区政府其实都没有给市民什么真正可以感受到的好处，让他们可以分享到过去几年澳门经济高速成长所带来的庞大利益。 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兼课程主任林玉凤则表示，对一些重大的政策变化，不管在报告内或在报告外的特首记者会上，都没有好好的说明或澄清，例如，为什么今年“现金分享计划”会自6000元下降至4000元，连一个理由都没有提过。 林玉凤教授指出，这份“施政报告”有着不少矛盾冲突、思路不清的地方，施政目标和手段之间未有逻辑因果关系，有时让人无法理解某些项目会落在某项分类之上。例如，在如何落实“致力深化人文建设”上，其中一项将要执行的工作竟然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将举办系列活动，以各种纪念形式展示孙中山先生在澳门时期的主要活动”（《施政报告》第20页）。在落实“文化领域”的“塔石广场大楼：塔石创意中心”的工作内容里，则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改建工程至中心开幕”（第90页）；某些其它项目的工作流程（从开展到完成），更是不清不楚。 在某些项目的相关性方面，笔者注意到，在“经济适度多元”的类别内，如果要完成“配合《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落实特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定位，加强与泛珠三角，尤其是粤港的紧密合作，促进粤澳的产业经贸合作、重点规划协调、大型基建对接、社会民生互惠”等等目标，澳门与广东（珠海）之间推行更方便的通关措施（包括硬件和软件）应是不可或缺的。 可是，同一类别的内文中，竟然对此不置一词。一定要仔细地看完“施政报告”的全文，才会发现，有关落实上述目标的措施，包括“优化出入境口岸和客运码头的设施，增建电子自助过关系统，完善周边道路交通配套，开展与邻近地区之间的陆路跨界交通衔接工作”，竟在“建设优质城市生活”类别的内文里面。 “中央招聘制”威胁公务员既得利益 不过，对为数约两万人的澳门特区政府合约或非合约公务员来说，崔世安特首如果真的落实“中央招聘制”，那才是对他们当中不少中高级公务员的最大威胁。 与香港早在港英政府年代便实行“中央招聘制”为主的“公务员入职晋升制度”不同，澳葡当局和澳门特区政府从来都未实行过“中央招聘制”。对澳葡当局来说，这当然是为葡萄牙人（特别是澳门土生葡人Flihos da Terra）在澳门谋利而度身订做的长期措施，特区政府成立后不但完全继承了这套早已不合时宜的制度，甚至将其负面效果“发扬光大”，令社会怨气累积得更加厉害。 为何如此表述呢？因为，除了一些需要大量人手、流动率亦偏高的单位（如纪律部队里的治安警察、狱警），让一般无人脉关系可依靠的平民百姓有机会获得聘用之外，数量有限的一些“笋位”（好职位）往往都是通过“小范围”的“内部招考”而录取的，其直接表现必然是“亲疏有别”。于是，政府内部，不管大小部门，都充斥着“用人惟亲，近亲繁殖”的情况，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相对上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让有能有德的应征者可以更多地获得录取。社会上早已对此批评多时。 更令不少澳门市民火气大增的是，“小范围内部招考”的影响比较微弱，因为知者不多，考者更少，得罪的人亦少。但是，特区政府成立后，为了追上国际水平，不少公务员空缺都是公开登报招聘和考试的。于是，不少报刊公开招聘某个“长俸公务员”的职位，便吸引了数以百计的年轻人或中年人去应考。可是，当应考者打开考卷，竟然发觉里面尽是“今年是第几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之类的“烂问题”。更气人的是，这个“长俸公务员”职位的发榜结果，竟然是在该单位早已工作了一段日子的一位“合约公务员”，其背景亦照例是局长或副局长的亲戚朋友或其子女。每次都是有一定“人脉关系”的“特权人士”才会捞到“笋位”。澳门特区政府每举行一次公开考试，便至少得罪好几百人；一年考十次试，便至少得罪好几千人；特区政府成立十年以来，久而久之，得罪的人数以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