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1

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03-04 天大研究院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认真研究胡主席此次“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讲话，并对过去几年部分由网络而引发的事件做了一个梳理，询问多位专家学者与网络意见领袖有关虚拟网络管理的意见与建议，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就中国如何科学化管理虚拟的网络社会，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了题为“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讲话，就当前要重点抓好的工作提出八点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 胡锦涛执政以来，强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在城乡统筹、收入分配、减免农民赋税、土地新政、教育与住房改革方面都做了大手笔的改革，成功疏导了由于经济发展过快造成的贫富差距引起的民怨，形成今日相对和谐与稳定的环境。但也应该看到，由于网络这种新兴媒体与平台的出现，虚拟社会业已成形，网络本身也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并给现实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引导网络舆论，疏导民怨，维护和谐与稳定，对党和政府都是一门新的学问，一门需要不断探索并总结经验的科学。胡主席强调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 天大研究院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认真研究胡主席此次重要讲话，并对过去几年部分由网络而引发的事件做了一个梳理，询问多位专家学者与网络意见领袖有关虚拟网络管理的意见与建议，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就中国如何科学化管理虚拟的网络社会，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希望对相关研究人员与政府智库有所助益。 管理网络切忌一叶障目 对于网络管理，内地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两种态度。 一种认为，在今天被互联网、微博、群发短信装备起来的中国，发表批评性言论，串联一些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很容易，也很能够靠“哗众取宠”获得名声。通过某个激进的举动吸引一些眼球，博得某个圈子里的喝彩，也不难，而且不需要成本。《环球时报》2月21日发表的评论文章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知识分子标榜的以“批评”为己任的观点是片面的，有时还会成为一些人不负责任的托辞。近年来中国总是有少数人热衷于带头挑战社会秩序，以不配合国家稳定为荣，这种行为与中华民族21世纪的大目标背道而驰。该报评论主张，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有话语权的人，以及拥有或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的人，就应该旗帜鲜明地为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对于当前有少数人张扬分歧，用制造不和谐哗众取宠，彰显自己的存在，就应该加以制止。 持类似观点的人并不少。应该说，他们看到的现象确实存在，少数网民“为了批评而批评”也很明显，凡是政府主张的，他们就反对。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网民则是从爱护国家、为政府提建议的角度出发，从自己切身感受以及个人与公共利益出发，发出声音，表达意见。互联网也因此成为政府了解民意、改进工作作风与制定公共政策的平台。如果像这篇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所说，以批评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都自律，应该都去同大多数的平面媒体一样断绝与读者的互动，或者只歌颂正面，回避甚至掩盖不足，那样的社会恐怕也不可能是健康的。而且，当今政府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如果中央决策人士也持这种观点，完全可以在强大民意的支持下，勒令那些“挑刺”的知识分子闭嘴，回到万马齐喑的年代。好在我们近年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形出现，我们看到的是，从胡锦涛、温家宝、汪洋到下面的市长、局长与处长，纷纷“触网”，与网民交流，倾听民意，倾听不同意见。为什么在中国政府有能力杜绝互联网上的不同声音时，党中央却没有这样做？这值得持上面观点的人士认真思考。胡锦涛主席号召大家去寻求与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科学化管理。胡主席强调的是“科学化”管理方法，粗暴的不让人发声的做法绝对和“科学化”不沾边。 与上面的评论持相反意见的是少数悲观主义者，他们看到这些年网络发展如此之快，观察到现实社会中那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不适应网络，就认为天要塌下来，不知道怎么办了。有部分研究人员认为，网络舆论已经失控，党与政府正在失去网络上的话语权，鉴于日益增长的庞大的网民数量，引导虚拟社会的舆论也失去了效用。虽然看法和上面一派不同，但他们所提出的解决之道却类似，那就是删贴、关网站，在必要的时候，关闭互联网。 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犯了一叶遮目的毛病。就我们的观察，如果从某个局部地区或者某个具体事件发酵期间看，混乱与缺乏管理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不宜夸大这种“混乱”与“无序”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总体来讲，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还是有效的，对舆情的引导也是有效的。 党内的有识之士甚至认为，互联网的出现成功解决了官员不受限制的困境，群众有了一个表达意见的平台，甚至一个出气筒，化解了矛盾，缓解了某些官民对立情绪，对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真正的和谐社会做出了贡献。一位中央党校的老教授对课题组研究人员表示，他自己从1995年开始探寻、研究如何更有效地监督官员，限制官员们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但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办法。等到某一天，有官员突然怀念“没有互联网的好时光”的时候，这位老教授才开始转向研究互联网，他高兴地说，他一直以来找不到解决办法的难关——官员不受限制、不被监督的绝对权力——终于有了办法：互联网对官员与权力的监督成为“几千年未有之现象”。 区别对待三类网民群体 相对来说，当今网络上比较难以管理的是各类新闻评论后的跟贴、论坛发言、微博与博客。在这些不可能完全控制的平台上，有这么几类网民比较活跃： 第一种是少数网民使用粗俗、下流、反动的语言污蔑他人，攻击政府与公职人员，散布不负责任的流言，这类人数有限，但能量不低，有些经常换马甲，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精力充沛，充斥网络。从动机上分类，这类网民又可分为怀有某种目的和纯属发泄两种。有目的一类包括接受了任务的公关公司、徇私报复他人者，以及在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个人与组织。 第二种是目前活跃于微博、博客、评论与论坛的网络“知道分子”、意见领袖、网络化的专家学者与网络写手。这类网民目前成为网络上非主流中的主流，对主流媒体拥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往往能够在网络上制造话题、“引导舆论”。 第三种则是以引起公共关注的社会事件为主的“网络上访”。由于网络的作用越来越大，加上“上访不如上网”这种微博语录的广泛传播，通过各种途径在网络上制造舆论，以引起社会关注，达到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现象逐年增多。据统计，过去三年发生的较大的网络事件，有37％属于这类。当然，这类事件背后的推手往往还是前两类人士，有些还得到主流媒体（指门户网站与新闻网站）的支持。 网络现象复杂多样，而且日新月异，不断演变发展，上面三种虽然是挂一漏万，但却具有代表性。如何对待以上三类网民（与事件），反应了我们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是否具有科学性。就我们的观察，目前网络主管部门主要使用删贴、封IP、关闭网站（近年较少使用）的消极办法，以及使用网评员进行舆论引导的积极办法。 我们认为，随着网民队伍的不停扩大，上面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显然不够。综合了活跃在凤凰与腾讯博客上的几位著名网络写手（意见领袖）对此事的看法后，我们认为这种以“封”与“引”为主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中国有超过4.5亿的网民，网站成千上万，如果每个网站都需要政府网络管理人员24小时监控，显然不太实际。今日各地政府网络管理部门人手严重不足，刚刚招满了名额，又需要报批新的编制。在一些敏感时期，各大网站的新闻跟贴都不得不关闭，但依然有些博客网站的留言出现大量的不负责任的跟贴，这让政府网络管理部门以及网站的管理人员应接不暇，疲于奔命。 按照这一情况发展下去，前景不容乐观。受访问的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意见领袖设身处地，站在政府管理者的立场，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他们认为，应该对不同的网民侧重不同的管理办法，采取多头并进的科学管理方式： 第一，“以法治网”。著名意见领袖刘先生说，现实社会里每一个人每天都有伤人、传播流言、污蔑他人甚至“杀人”的机会，但为什么他们不去做？很大程度是因为有官司与法律制裁等着他们。可是，“有些人为什么就敢在网络上胡作非为？因为没有相关法律。”他说，“如果有了明确的法律，规范了网民的行为规则，你不用每天去盯住一些人如何煽动颠覆、污蔑他人、造谣生事，那些人也会少起来的，因为担心法律的制裁。”他建议立法对付反党反社会主义、散布黄色下流、污蔑陷害他人的不负责任与别有用心的网民。只有使用精准的法律并严格执行，才能对少数蓄意捣乱与破坏的网民有威慑作用。否则，一次网络恣意恶行不受到惩罚，就会鼓励更多的非法言行。目前政府相关部门很少强调依法治网，没有让法律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二，在“以法治网”的同时，一定要分清言论自由与利用言论犯罪的界限，要对在网络上践行言论自由、理性言说的网民加以区分与保护，与这些网民及时沟通。目前存在的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一些地方的网络管理人员工作态度粗暴，对上面两类人不加区别，一律采用删贴、封网、封IP的办法，结果是对犯罪分子过于宽松，而对负责任的网络公民又过于苛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2-22 从中国央行的角度看，采用加息而不是提高汇率的办法是防止通胀最稳妥也可能是最有成效的方式。撇开汇率问题关乎一国经济主权不谈，升值与否必须服从本国利益，从中国需要出发。 中国农历新年假期结束的前一天，央行进行年内第二次加息，将银行存贷款一年期基准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央行是次加息之举，因被市场所预期，并没有激起多大的市场反应。但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月9日在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听证会上回答一位议员质询时表示，中国以加息方式对抗通胀“令人惊愕”，并敦促人民币升值。 伯南克的批评让世人思考一个问题：究竟用什么手段去抗击汹涌而来的通胀更有效？在伯南克看来，最好是让人民币快速升值，而中国央行的举措表明，他们更愿意选择加息。孰是孰非？ 加息似乎无助于抗击通胀，而且频繁加息还会产生很多负作用，如压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引来热钱博取利差收入和汇率收入，并进入资产领域催高资产价格等等。相反，若让人民币大幅升值，则可降低进口大宗商品价格，有助于增加进口需求，从而让人民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由此可见，伯南克的建议似乎并不仅仅站在美国的立场，还有现实和理论的说服力。 问题是，中国央行在作出加息决策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但为什么央行没有如伯南克所愿让人民币快速升值？根源就在于，一味提高人民币汇率，未必能有效解决通胀问题，搞得不好，反导致一系列不应出现的后果。 受制美元贬值 理论上说，一个正常的经济体，货币升值后，可通过降低进口价格来抑制通胀。但是，近年的事实并不支持这种看法。2005年汇改以来，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中国商品经受了07-08年以及目前的两轮通胀。个中原因，就在于通过本币升值来降低进口价格进而抑制通胀，需要有个前提，即与之挂钩的国际主要货币不出现大幅贬值。可问题恰恰在于，这个前提对中国来说目前不存在。美元作为当今事实上的世界货币，也是人民币此前紧盯的目标，近年来却一直处于贬值状态。美元贬值必然助推以其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高。 就此而言，人民币升值尽管能够在国际市场进口更多的产品，但由于所购买产品本身价格已很高，再加之价格的传导作用，实际对国内物价的对冲作用有限。特别是，当中国因素成为影响国际商品市场增量供求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时，以人民币大幅升值来缓解国际市场冲击，只会进一步加剧国际商品市场的供求紧张状况，引起国际商品价格的更快上涨。以铜为例，中国1月份废铜和未锻造铜材的进口量较上年同期增长16%，但上述两种商品的进口价格（按美元计算）却上涨了51%。 与此同时，人民币快速升值引发的热钱持续流入，使得央行不得不大量增发本币进行对冲，从而直接推动国内流动性过剩。从2008年的情况看，这些热钱推动了几乎所有资产价格的迅速上涨，并有向普通消费品领域扩展的趋势。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乃在于中国对国际大宗商品并没有定价权，当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操纵在发达国家机构手中时，人民币升值产生的购买力越强，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就涨得越厉害。由于大宗商品上涨的幅度一般会远大于人民币升值增加购买力的幅度，最终的结果就会是不但抵消不了通胀压力，反而会带来输入型通胀。由此可见，只有当中国能够控制大宗商品价格的同时让人民币汇率升值，才会起到抵消通胀压力的作用。 遏制房价之需 除了物价外，房价是中国选择加息而不提高汇率的另一因素。反危机以来的房价上涨，虽然有地方对土地的操控及民众的购房需求旺盛这些投机炒作的因素影响，但根本是国家为了反危机而实行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结果。中国银行业中高达60%以上贷款都给了房地产企业或与房地产有关联的企业和个人，房价焉能不涨？事实上，这也符合货币超发后的流动路径。 通胀在货币上表现为超发现象，但无论是主动超发还是被动超发，超发的货币都不会立即体现在最终端的物价指数CPI上，而会先进入资产领域，催生出资产泡沫。道理很简单，资金的持有者也要寻找最有利可图的商品炒作。货币吸纳能力最强的资产无疑是股市和楼市。之后资金再转而炒作大宗商品，最终进入粮食市场，引发物价全面上涨，以致形成通胀。这就是超发货币的流动路线图。 受制于传统的理财观念，人们更倾向于把股票理解为纸上富贵，而把房产看作成实实在在的财产，所以中国人热衷于炒房甚于炒股，这当然也与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以及股市不可控因素太多有关。不过这样一来，也就造成本应在危机中下跌的房价因太多资金的流入反而却不断上涨，即使最近两年国家出台很多房产调控政策，都无法逆转这种涨势。此时就必须祭起货币工具，收紧流动性来压制房价，这就是央行在上调准备金率的同时为什么要选择加息的道理。 目前，货币收缩的效果已在房地产领域体现了出来。据统计，去年下半年新增房地产相关贷款仅为6000亿，创下近两年的新低，其中去年下半年的新增房地产开发贷款为1600亿，个人房贷为4200亿，均为近两年最低额。尽管两次加息后房价还处于高位，但可预期，在连续加息的累积效应下，坚挺的房价终会有所松动，并且不排除会有较大幅度下跌。 预防升值后患 央行选择加息而不是让人民币升值，更本质的原因或许还在于中国经济内在的脆弱性。诚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目前主要还是依靠模仿创新来提高生产率，而模仿创新的最大弊端就是重复建设多，GDP水分大，货币发行也多于发达国家。人民币若升值过快，必然暴露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有可能引发人民币大幅贬值。因为如果人民币快速升值到均衡水平，将会使得货币供应不足。而所有在建工程都需要持续的货币供应，如果货币供应不足，经济发展就面临着极大风险。 另外，快速升值对稳定房价也不利。中国政府虽然出台严厉措施打压房价，但目的不是要让房地产崩盘，而是让房价平稳回落。若人民币升值过快，幅度过大，目前泡沫化严重的房地产将面临巨大压力，原来由房地产吸收的过量流动性将转而配置外币资产。一旦这形成一种趋势，对房地产市场以及地方财政就会造成毁灭性打击。显然，这是中国当前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承受之重。 同时，也是预防大规模失业的需要。如前所述，虽然加息也会造成对实体经济的打击，引起部分失业，但相对于快速升值对出口加工工业造成的危害来，程度毕竟要轻。2009年金融危机深化阶段国外订单的锐减造成沿海出口企业大量倒闭，从而使得千万农民工提前返乡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中国出口加工制造企业主要是中小民营企业，而它们又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载体。它们的倒闭必然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对中国这样一个尚不发达，有着大量劳动力富余的国家来说，就业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因此，人民币若快速升值，导致的后果有可能比2009年金融危机更严重。 另外，从当前情况看，在紧缩政策的预期下，工业环比增速和企业投资意愿都进一步下降，出口也将预计在去年高增长的背景下大幅回落，外贸顺差有可能减少至1000亿美元左右。一月的外贸顺差已显示出这种趋势。尽管出口强劲，但进口更强劲，外贸顺差萎缩至50亿美元，同比降幅一半多。经合组织的综合领先指标也显示，未来几个月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将继续增长，但意大利和中国似乎正走向低迷。这种情形下已经不适宜再出台更严厉的紧缩政策，如果人民币快速升值，最终会打击出口企业，后果堪忧。 升值无助民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振宁 2011-02-21 港府新财政预算案除了应推出相应的纾解民困措施外，还应把握“十二五”规划开局的机遇，积极发挥国家赋予香港的角色。 港府新财政预算案除了应推出相应的纾解民困措施外，还应把握“十二五”规划开局的机遇，积极发挥国家赋予香港的角色。 香港社会较少讨论的是外部环境的转变。外部环境方面，世界经济重心东移。西方国家推出振兴经济措施，但是成效有限，美国失业率仍然高企，贸易保护主义升温；欧盟因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等债务危机疲于奔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中国正逐步减少对西方市场的依赖，加快壮大亚洲市场。2010年，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启动，又与台湾签订ECFA。另外，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加紧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这些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对香港带来一定挑战。以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为例，一直以来，内地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都以香港为转口港，而且不少东盟国家的商家都以香港为跳板，进入内地市场。但是，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内地与东盟实现零关税，在香港提供转口服务的企业势必受到严竣考验。而CEPA里让香港产品享有零关税的待遇进入内地，东盟国家亦享有，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CEPA的功效。 但是，香港正遇上重要的战略机遇。“十二五”规划即将发布，香港若能发挥国家赋予的角色，发展空间将大增。根据去年十月份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国家会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该定位不是国家为了安抚香港才赋予，是确实关乎国家在“十二五”规划时期的战略。 举例而言，航运业可分为港口业务和航运服务业，后者包括船舶注册、管理、买卖、租借、融资以至海事仲裁、保险等。中国是航运大国，无论在港口吞吐量、船舶拥有量以至造船量都居世界前列，但是，航运服务业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国际航运要素的定价权、合约的制定权和仲裁权等，仍由西方国家主导。中国需要争取与国力相配的话语权，维护其权益。相较中国内地城市，香港在航运服务业有一定发展基础，尤其在船舶注册、管理方面表现突出。它可以进一步利用其制度、人才、网络、信息等优势，发展航运服务业，为国家争取更多航运上的话语权。 香港必须充分了解国家赋予的角色的意义，然后思考如何将有关角色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发挥。以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为例，由于历史原因，部分东南亚国家对内地有一定戒心，未必愿意在各个范畴与内地展开深入合作。而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一直以来与东南亚国家有不少联系，这可以减少合作的阻力。若香港可以把握机遇，绝对有潜力成为刚启动的自由贸易区的金融、贸易和航运枢纽。 财政预算案在区域合作上有很多工夫需要去做。首先，香港需要更多对“十二五”规划下如何利用国家赋予的定位优势，联系内地与亚洲地区的研究，让特区政府可以更主动推出措施。单单像以往在“十一五”规划发布后举办研讨会是不足够的，香港需要持续有系统的研究。建议加强中央政策组的研究力量，专门就“十二五”规划赋予香港定位的意义，以及香港如何配合国家战略部署，与珠三角地区、东盟、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等合作，展开深入和长期的研究，提出确实可行的建议。 同时，财政预算案应就区域合作设立专章，正视香港与东亚地区正在迅速形成的自由贸易区的关系。例如，建议国家在往后与东盟以至其它地区协商自由贸易协议时，考虑将香港包括在内。虽然香港可以从内地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里得到发展机遇，但是，香港不是“10+1”的成员，这令香港未必能充分掌握该自由贸易区的最新情况以更好地发挥国家赋予的定位优势，东盟国家亦未必理解香港在自由贸易区内可以发挥的作用。有关情况香港需要向国家反映。还有，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国民仍需申请签证来港。随着这些国家尤其是越南的快速发展，经贸活动渐多，建议特区政府定期评估安全状况，逐步简化这些国家国民申办签证的办法，最终达至实行免签证待遇，以便利香港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成为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桥头堡之一。 总括而言，是次财政预算案必须对本地和国际情况同等重视，既要着手纾解民困，又要为香港的长远发展打好基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振宁 2011-02-18 香港的通胀压力明显上升,市民尤其是基层市民的生活压力增加。港府应未雨绸缪，多管齐下，在食物、房屋、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提供纾解民困的措施。 特区政府即将公布2011-2012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财政司司长正就此咨询公众意见。港府的咨询重点仍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各主要政团亦大多针对如何纾解民困。 香港的通胀压力明显上升。由近期的民意调查结果可见，市民对通胀的忧虑大增。美国等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救市，资金泛滥，加上亚洲地区包括内地、印度、韩国均以调高利率应对，所以资金有很大诱因流入实行联系汇率的香港。加上人民币升值，香港面对输入通胀的压力上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至明年底香港的通胀会达到5%。食品、商品、租金等价格不断上涨，市民尤其是基层市民的生活压力增加。 行政长官已在不久前的立法会答问大会表明，应对通胀对基层市民的影响是政府当前的施政急务。立法会亦通过无约束力的议案，促请政府纾缓通胀和减轻市民生活压力。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估计，本财政年度（2010-2011财政年度）的盈余介乎621亿至701亿港元（下同）。若然估计正确，是回归以来第三高的数字。财政司司长在确保港府财政稳健的前提下，可以适量利用盈余，纾解民困。 但是，财政司司长不久前在中华总商会的论坛表示，不会随便“派糖”，以免加大通胀的压力。司长必须明白，“派糖”带有贬意，暗指受益者不劳而获。但是，实际情况是基层市民分享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并在通胀下生活压力大增。香港的劳动市场早已出现二元化，学历和技术要求较低的行业如零售服务、保安等，薪酬福利不多，晋升前景不佳，职业稳定性较弱，基层劳工之间竞争激烈。他们即使工作多年，并接受更多在职培训，生活状况也难有显著改善。当然，社会崇尚自由竞争，但是，政府的其中一个重要角色是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援助，维持社会公义和稳定。今年4月份，香港居民在内地的“超龄子女”可申请单程证来港定居与父母团聚，他们当中部分人学历和技术较低，要投入基层劳动市场；而今年5月份，《最低工资条例》生效，部分弱势劳工会遭裁减。这些事件将会加剧基层劳工之间的竞争，港府需要高度重视。 港府需要多管齐下，减轻基层市民在通胀下的压力。对基层市民而言，他们的收入较大比例投入在食物方面。政府可加强对支持经济有困难人士的食物银行的资助，扩宽其服务对象范围，为单亲家庭、露宿者、长者、少数族裔、失业人士提供营养健康食物。同时，食物银行也应加强有关捐助的宣传，诱发小区互助精神。长远而言，港府更可仿效美国，设立“食物券计划”。该计划始于1939年，专门供低收入或无收入的家庭申请，用于购买营养食物，但不能购买烟酒等。当然，港府可附设条件，要求申请者若然有工作能力，需要出外寻找工作或接受培训。 至于房屋、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港府可以提供不少纾解民困的措施。例如，房屋方面，港府可免去公屋居民的租金，并仿效澳门特区政府，对符合申请公屋资格的申请人发放租屋津贴，以解燃眉之急。另外，针对基层市民的薪金升幅难以追上楼价升幅的问题，港府应考虑在租屋政策上作出调整。以往政府实施租务管制条例，该条例规定私楼业主两年最多加租一次，加租幅度不应超过30%。但是，该条例在1998年被撤销后，私楼拥有者可在一年“死约”后，随意加租。若租户不同意，只有被迫迁出，欠缺讨价还价的能力。 财政预算案亦需要考虑中小商户的处境。中小商户正承受着租金、成本和加薪三大压力。政府打击楼市炒卖活动的措施，会将资金由房屋市场引导至其它市场，包括零售物业市场。据统计，一线地区的铺位租金，已较2009年同期上升超过20%。部分业主预期市场畅旺，拒绝向中小商户续租。另外，不少中小商户因人民币升值，进货成本上升，经营日益困难。今年5月份《最低工资条例》生效，可以预计不少中小商户的营运成本势将进一步上升，或大幅加价，或结束营业，进而加重通胀压力和失业问题。政府应未雨绸缪，为最坏的情况作出打算。  

2011-02-15 情人节当天，日本共同社发布的日本经济数据显示，日本去年的名义GDP比中国少4000多亿美元。从1968年以来一直占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的日本由此退下，中国经济实力冒升，仅次于美国。世界经济排序改写的消息，早在去年年中即已广为人知，日本官方的全年数据不过是进一步的确认。整体来看，港台媒体的报道波澜不惊，非但没有额手称庆，报道与评论反而充满忧患之见。 香港《信报》2月25日社评认为，在超越日本此事上“中国不愿太过张扬的目的，相信是不希望‘惊动’邻邦和美国，以免它们提高警惕，处处防范，或不断要求中国负担起相应其成为大国身份的责任——在全球碳减排问题上，美国就力促中国要因应其经济总量，提高减排的份额，这种‘大国责任’，对仍然以争取高增长、高速度发展的中国来说，自然是不可接受、无法承担的责任。”社评还指出，“全球化之下的国与国竞赛，除了综合国力，还要讲国家竞争力，包括科技水平、国民教育水平、文化和制度的软实力等等；很明显，中国在这些方面跟日本和其它经济发达国仍有一段距离。” 《香港经济日报》的社评《经济超日赶美 国富更需民富》认为，“中国经济体积雄踞世界次席，但国富民未富，民众分享经济成果不多，国家必须致力保障并提升民众收入，经济发展才真具意义。”文章引述数据指出，“以劳动报酬占GDP比例计，中国1990年是53%，其后不断下降，到2007年跌至不足40%，即经济大饼虽不断扩大，但民众所占比例却愈来愈小，经济得益大部分都让企业利润即国家与民企占去，形成国富民仍穷。”面对这一危险讯号，文章建议，“中国政府必须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继续做大经济饼之时”，一方面要“增加民众收入，如提升最低工资、加强对农业支援以提升农民收入，以此拉动更大范围的劳工工资上升，从而扩大民众分享经济大饼的比例”；另一方面“应将增加了的国家收入、国企分红，多用于社会福利，解决民众教育难、医病难、住屋难等问题，即通过政府再分配手段，尽快改善民众生活质素，由国富转为民富。” 《大公报》社评认为，“其实中国GDP 超美超日早无悬念而只是早晚问题，故对此不必过度重视，现时首务反应是如何提高经济质素，和使中国尽快实现现代化目标。”社评侧重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劳工制约问题”：“民工荒是否显示‘（刘易斯）拐点’出现，或只是劳工市场的区域性结构调整尚待厘清，但劳工制约确已成了阻碍发展的重大障碍，必须作有效处理。”所谓“刘易斯拐点”，即指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力经已耗尽，并将迎来工资猛涨时代。社评认为，“克服劳工制约应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之一”，“为长远计国家还须从三方面着手：（一）开放劳工市场进口外劳。（二）推动产能加快向内陆转移，以产能流动代替劳工流动。（三）研究应否放宽生育限制，以增加人口及劳工供给。” 大陆的经济崛起，同样为海峡对岸所关注。“台湾有‘史泼尼克时刻’的警觉心吗？”这是南方朔先生在台湾《中国时报》专栏中发出的疑问。南方先生指出，“2010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年，在量的方面它的GDP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在质的方面，它和十九世纪美国崛起的模式相同，经济起飞后立即能量往科技创新方向集中。” 南方先生认为，中国的崛起“除了冲击到世界结构，更直接的乃是它反映在两岸硬软实力的消长上。”他从社会关系和文化符号的角度来看这一消长：“在以前，都是台湾的有钱人娶大陆的女明星女舞星，但从大S嫁入大陆豪门起，这种社会关系已告改变，往后台湾名女人嫁进大陆富豪之家的必然更多。以前都是台湾富人捐钱给大陆救灾辨慈善，而自陈光标起，这种关系也反转了过来。” 奥巴马上个月发表的国情咨文里重提“史泼尼克时刻”，显示美国警觉中国科技创新的突飞猛进。南方先生借用此词以警示台岛：“2011年，乃是继2010年中国在世界秩序上量与质突飞猛进后，在硬软实力上改变了两岸各种关系的一年。因此，2011年理应是台湾最严峻的‘史泼尼克时刻’，无论经济、科技、军事都要重做战略部署”。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周虎城 2011-02-15 广东将开始实现经济转型与文明转型的双转型。幸福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幸福广东，是思想解放的幸福广东，是延续并推动改革历程的新提法、新动作、新部署。幸福广东是改革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成果。 一 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第一次以省级建制系统提出了“幸福广东”概念。省委全会把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作为广东省落实中央关于“十二五”发展“主题主线”的核心任务。全会以决议的方式认为这一核心任务是“十二五”发展的主攻方向，是广东科学发展的行动指南，并鲜明地强调，“这个问题上，全省上下要有坚定的政治自觉。” 继“重庆模式”在全国激荡起政治风云以后，广东系统总结“十一五”发展成就和改革成绩，“幸福广东”的提出，更多地具备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意识形态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新提法和新实践。“幸福广东”无疑是新广东模式的理论概括，目标性和理论性更高。 幸福广东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但导向是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幸福感的不同是由各地发展诉求所决定的。但提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作为执政归依，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种理论创新。因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自身感受，幸福的评价权并不是被官方所掌握，而是被民意所决定。为什么要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无外乎是要让群众能够切身感受到改革所带来的好处，化解长期以来群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被矮化所造成的被抛弃感和非主人感，增强群众参与改革发展的主人翁意识。在近年以来全国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维稳压力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提出幸福概念，很关键的一项便是要让群众的切身感受得以转化，让群众对于执政体的认同感增加，因此幸福广东实际上是对执政党早在革命时期提出的群众路线的一次新的回归。 广东省委提出，建设幸福广东，要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建设宜居城乡，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社会治安，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满足文化需求。如果以模式的方式加以总结，其实就是人本广东、公平广东、宜居广东和绿色广东、平安广东、文化广东。广东在交通建设早已四通八达的情况下，在精神建设领域提出了人民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的新型畅通概念，说白了，就是言论畅通。相对于一些地区只准唱赞歌的表现，言论上的畅通多多少少具备了一些广东特色，而从理论溯源来看，言论畅通实际上来自于胡锦涛总书记所做的十七大报告：“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可惜的是，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和媒体主管部门对于十七大报告中的此项内容，采取了故意忽略的态度，有的还对民间泛起的反对意见以诽谤罪等名义进行反制，试图阻塞人民群众的言论畅通渠道。然而，从奥运会到世博会再到亚运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言论相对畅通的地区，对本地政府多有批评的地区，反而是相对更稳定、重大事故发生机率更低的地区。 二 什么是幸福？ 幸福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自我评价，其判断权不在政府，而在群众。一个人是不是幸福关键是这个人的个人权利是否得到尊重，个人的正当生活是否得以保障，个人能不能通过努力达到合理的目的，等等；而一个社会是不是幸福关键是看这个社会是否有秩序，是否平和，每个人是否具备免于恐惧的自由，法治是否昌明，民主是否到位，等等。如果一个地方的政策决定权仅仅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连群众是否幸福的判断权亦要掌控，那么，幸福便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幸福必然是具备了一定的公共规则和秩序，按照这种规则和秩序，人人的基本尊严是有保证的，依靠智慧和合法劳动是可以致富的。换言之，一个幸福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有希望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 幸福也来自于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为什么本次广东省委全会把加快转型升级与建设幸福广东并列，主要是因为幸福不能绝缘于经济建设，幸福不是搞贫穷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必然是物质丰裕的、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同时也应当是人本主义昌盛、法治健全并得到强有力执行的社会主义。中共广东省委以及汪洋书记所提出的加快转型升级，其目的在于化解多年来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实现广东经济的新起飞。汪洋特别指出，GDP可以慢一些，“暂时的稍慢是为了将来的更好和更快，只要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转过来了，即使一段时间速度和总量被别人赶超，我们还可以东山再起，迎头赶上！”关键的不是GDP数字的变化，而是经济内核的变化。广东曾经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省份，出口是广东的经济支柱，但在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当下，国际经济形势存在太多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广东经济发展举棋不定，既贻误外部出口良机，也贻误内部改革良机。沿着旧有的发展模式，环境日益损耗，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官民对立情绪日益发酵，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不幸福的因素在增加，幸福的因素在减少或者变质。 以往，我们都以“大河涨水小河满”来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认为优先考虑的是国家经济能力的不断提高，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的是国家利益，而要求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的需要。道理并没有本质性错误，但在执行过程中却造成了个人权益的不被尊重，国家利益或曰公共利益变成了侵害个人利益的借口。频发的土地冲突、拆迁冲突不但总是假国家利益之手，而且屡屡以强拆的方式引发对抗式群体性事件，导致在部分地区官民对立情绪极其严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90周年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的领导干部尤其需要回顾历史，避免重蹈国民党的覆辙。“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天下得失，莫过于人心向背。1949年，共产党获取政权、国民党丢失政权，与人心之变大有干系，共产党是靠得民心取来的天下，如今广东大提幸福概念，与当前因各类冲突事件引发的人心流失不能不说没有关系，而幸福广东显然有通过促进人民物质福利、文化福利、精神福利而使幸福感、信任感增加的意图，使人心再次凝聚在执政党周围。 三 幸福广东，必须看幸福的标准是什么，什么阶段需要什么样的幸福。对于发展刚刚起步的地方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获得是幸福的第一要素，而对于发展已经进入到一定阶段的地区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已经进入到一个稳定的运行空间，幸福就不再只是经济成功的喜悦，而要考虑到整个社会运行的和谐与否，科学与否，人民群众精神层面是否富裕，这种精神富裕是否能够得到制度的保障。 汪洋表示，人们的幸福感之所以没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步提升，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法治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广东省委表示，法治广东是幸福广东的重要保障，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广东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法治广东建设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建议稿同时提交全会审议，目的就是把建设法治广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以此审视，目前的焦点是幸福广东，但法治广东和幸福广东显然已经被广东省委列为相互依存和并列的关系。这也是新广东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果说幸福广东是要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人民群众的生活营造一个和谐、安乐、平等和公正的发展环境的话，那么法治广东则是为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打开一柄保护伞，使广东能够在全国率先建立起法治社会，逐步摆脱人治束缚。汪洋在分组讨论时强调，“法治广东是幸福广东的重要保障，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撑，是广东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法治广东建设五年规划的部署， 2015年，广东将初步建成地方立法完善、执法严格高效、司法公正、法治氛围良好、社会和谐稳定的法治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在全国率先打出法治省的旗号，至少说明，广东在着力为法治社会的建成做加法。 幸福广东是目的，法治广东是手段，保证程序的公平、公正和公开运行，依法治国，则幸福可期；如果幸福仅仅是领导人的关怀，即使这位领导人是政治强人，却难以避免人走茶凉的悲剧结局。并不是每一个领导人都爱提法治，因为法治有法治的规则，不可能按照领导人的自我意志进行自由裁量。正由于此，很多地方对于法治建设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或者只喊口号从不落地，一边喊依法治国，一边把法院当成了自家后院。但信访制度变更所引起的变化表明，对人治制度的任何加强都只能导致人治的灾难，频发的上访事件与其说是老百姓对于中央高层更信任，毋庸说老百姓对司法公正基本失望。问题在于，一旦司法不被看重，规则也就失去效力，人们就只能冀望于青天大老爷的出现。可是，在现代社会政治治理中，青天大老爷似的人文型官僚早已被技术型官僚所取代，即使当今仍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包青天，也无法匹配浩如烟海的群众诉求。而当群众诉求得不到回应，上访并无效应的时候，群众的不幸福感自然上升，对执政体的反对情绪必然发酵，岂非得不偿失？ 早在去年上半年，广东省人大就开始了关于法治广东五年规划的征求意见工作，力图广泛集纳各阶层智慧，把法治做实。但这需要许多工作来配合，尤其是一把手的配合。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一把手具备了诸多权力，这些权力的后面是一连串的利益链条，要让他们让渡权力，为法治做加法，必须用强有力的手段，以强力政治促法治建设。这又是一把双刃剑，法治居然要靠强有力的人治来推动，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但在现行阶段，这又是无法避免的。强力政治并不一定是洪水猛兽，关键是看运行的方向是朝着法治、民主、改革还是朝着人治、专断等。 四 广东提出幸福广东应当说取决于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基本判断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发展，广东已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推进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