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1-03-14 新时期的中国“国家安全”，其内涵必须扩大和充实，必须把海外商业利益、海外公民人身安全全部纳入其中。只有从这个层面去思考，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决策及其实施才能做到全面细致，也才能确保“国家安全”的完整性。 利比亚局势还在剧烈动荡，人们原来担忧的内战已经成为现实。动乱发生后不久，中国政府当机立断，立即采取海陆空立体撤离行动，将33000多名中国公民全部撤回祖国。虽然过程中困难重重，但这一撤离行动的效率和速度令全球为之瞩目和赞赏，成为当今世界最为成功的撤侨案例之一。   中国友好外交政策获得回报   利比亚地形复杂，中国公民人数庞大，分布在不同角落，其中多数中国企业及其工人都在远离城市群的偏远地区，很多都被沙漠和山岭阻隔。在短时间内把这些人员集合起来，然后再转移到利比亚境外，即使在和平时期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程，更不用说在兵荒马乱、通讯和交通条件失序的动荡局势下。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一超大规模的撤离行动非常成功，使西方发达国家颇感意外。   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国最高决策层对撤侨行动极为重视并及时作出了部署，各个执行部门协调通畅、行动快速。外交、商务、民航、军队乃至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配合有效，使得撤侨计划的实施有条不紊。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中国长期以来与人为善、不轻易树敌的外交政策在此关键时刻获得了回报，利比亚政府和周边国家都愿意对中国的撤侨行动给予支持和配合。例如，利比亚当局允许中国民航飞机随时在黎波里机场起降，而美国接载侨民的包机却被拒绝进入利比亚领空，这是对它霸道外交的惩罚。再如，希腊将两艘豪华邮轮借给中国用于撤侨，希腊、马耳他和意大利等国积极地为中国公民提供接纳和中转服务。再如，埃及和突尼斯为中国公民从陆路进入它们的国境提供方便。所有这些，都得益于中国长期实行的友好外交政策直接相关，同时也与中国乐于助人的善意举动有关，其中包括对希腊等国提供的财政援助等。   总之，中国的撤侨行动值得高度肯定和赞赏。但是，这毕竟是中国在完全崭新的国际环境下所进行的一次没有先例可循的实践，因此当然也存在着值得反思和改进之处。我个人认为，在北非和中东此番大变局的背景下，利比亚局势动荡并非突然，实际上在突尼斯和埃及发生动荡之际就有迹可循。中国相关部门若早有预见并及早制定撤侨预案、做出相应部署，那么此后的应对措施就能减少一些难度，企业和商业所遭受的损失也能减少。   安全战略须配合“走出去”国策   更重要的是，当中国国家利益遍布世界各地的时候，中国应该如何有效地保护海外利益？ 作为一个后起的新型工业国，中国当前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以确保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同时利用资本和成本优势承接所在国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现象是，中国企业涉足之地，很多都是政治和安全秩序都比较脆弱的国家，潜在的风险比较大。若干年之前，中国企业和劳务人员在一些国家频遭攻击，笔者就曾为文指出，中国资本在进入这些国家之前，不只是要分析商业意义上的成本和收益，更要估计到非商业因素所带来的成本负担，那就是政治和安全上的风险。中国企业最初走出国门时，显然没有认真考虑这一点，原因是从来没有在海外冒险的经验。现在，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和实践，一些企业已经增强了安全风险意识，但这种意识还处在企业自保的层面，没有上升到整体国策的高度。   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资本走出去，这是强国战略不可缺少的环节，必须坚持实践，不能因为遇到类似挫折而有所退却。但是，中国必须尽快制定一套与“走出去”战略相配合的安全战略，必须对遍及世界的中国国家利益作出安全保障的规划，不只是外交上的规划，而且还要有军事方面的规划。   历史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把炮舰政策作为后盾，为本国经济和商业利益的扩展而保驾护航。中国现在绝不会用这种方式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将来应该也不会。但是，中国必须开阔思路，摸索一套与本身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相适应的海外战略。中国海军舰艇过去到过印度洋执行护航任务，后来作出护航决定之前也有不少顾虑，但最后走出这一步也就走出去了，现在证明是多么必要。因此，在保护海外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也必须敢于在战略迈出一步。而要真正迈出一步，首先就必须更新自己的观念。...

2011-03-11 3月11日，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正式宣布该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引起台湾媒体关注。 《联合晚报》“冷眼集”栏目以“不够犀利的她 难找速配的他”为题指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态角逐‘总统’大位后，除了面对党内其它竞争者的挑战外，不论是否顺利出线，接下来所遭遇的困境，远比初选过程更为艰辛，除了要整合党内因初选形成的裂缝外，若是蔡英文成功代表出征，要如何寻觅副手人选，同样是项难题。”因为，“蔡英文学者出身，在政治色彩经营上，走淡绿路线，蔡英文若是选择淡绿的人做副手，恐怕不太容易拓展票源，若是找一位浅蓝的人士，对方又可能不愿意跳火坑。” 吴典蓉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蔡英文的宣战时刻”，认为蔡英文“现在宣布参选，某种程度显示她的布局已经完成。”“民进党将以全民调来决定‘总统’候选人，但蔡英文的优势却不完全是民调。民进党最大派系新潮流虽然一再宣称在蔡苏之间维持中立，但新系大将吴乃仁、洪奇昌、林浊水都已是智库的关键成员；即使新系不可能公然表态，但蔡英文比苏贞昌还占优势的是，民进党内早有‘蔡谢同盟’之说，谢长廷公开挺蔡，形同帮蔡整合民进党内的反新势力。” 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胡祖庆在《联合报》发表题为“中间选民 下次惩罚谁？”的评论文章。他认为，“中间选民料将持续决定蓝绿的胜负”。 他分析指出，“所谓中间选民的‘学名’，是‘游离选民’，他们具备足够自主性，会在不同时空投给不同政党。随着选民政党认同趋于稳定，台湾中间选民占投票人口的比例和先进国家相去不远，约在7%上下。他们在公元2000年决定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又在2008年扩大民进党败选幅度。” 他强调，“以蓝绿态势，及中间选民‘惩罚性投票’习性而言，蓝绿阵营主事者，如果想靠基本盘取胜恐怕是不可能的任务”。“假设国民党和民进党持续忽视这股力量，不仅党的内部将反复出现分裂危机，他们也未必能够坐稳阵营内部主要政党位置。”  

2011-03-11 2月23日，香港特区财政司长曾俊华宣布新财政预算案后，包括立法会议员在内的香港各界劣评如潮，一场政治风波由此引发。由于预算案一旦无法获得立法会通过，特首将面对是否解散立法会的宪制危机。面对社会的强烈呼声，曾俊华在一周后宣布大幅修改预算案，这是香港开埠以来首次预算案公布后进行大幅修改。但是，预算案风波并未就此平息。3月9日，临时拨款决议案因为未获立法会逾半出席议员的支持而触礁，历史性遭到否决。从理论上来讲，特区政府可能面对4月1日新财政年度开始后出现“断粮危机”。 面对由预算案引发的这场风波，香港媒体和意见领袖近期纷纷发表评论，探讨深层原因。香港新民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3月11日在香港《明报》她有关“政治问责制”的系列评论文章中指出，“在过去20 多年，香港社会发生了两个根本的改变。” 她认为，第一是香港政治形势的根本转变。“在一个经过多次‘群众发动’的社会，加上民权意识不断的提升，今时今日的香港市民不会再接受由一小撮的‘社会精英’为他们拿主意。香港的政治格局亦由‘精英共识政治’变成了‘群众共识政治’（mass consensual politics）。” 第二是市民对政府角色的期望有所转变。“愈来愈多的香港市民要求政府站出来，扮演一个较积极的主导角色替大众持平公正地分配经济利益，以及更照顾社会中的弱者。同时，大众也希望特区政府提出长远的产业政策，扭转香港经济过分依赖地产的局面。” 由此，她认为，“一个单靠技术官僚领导、仍碍于殖民时期旧思维的特区政府，已经不足以应付香港这个极多元社会的需要”，“特区行政机关的重组是无可避免的”。她建议，“下一届的特区政府必须继续推行及优化‘问责制’，透过这个机制从高层引进具新思维的人才，以补充公务员队伍之不足。”  

穆 骏 2011-03-11 从小平废除终身制，到江泽民重视经济发展、提出“三个代表”，再到胡温新政以人为本，从一门心事搞发展到加大力度关注民生，三代领导人的智慧，不仅仅给中国带来了繁荣，也给中国带来了稳定与和谐。 从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利比亚，这场席卷北非与中东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至今延烧不止。少数海外人士认为，中国也有可能出现类似情况。笔者认为，这些人要就是不了解中国，要就是在说自己的愿望。其实，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并不认为中国会步北非这几个国家的后尘。 让我们先简单归纳一下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的情况。首先，他们都有一个长期执政的统治者，分别执政20多年、30多年和40多年。虽然埃及与利比亚的政治制度与体制完全不同，但毫无疑问，民众对一个统治者长期执政，搞终身制，形成家族腐败，严重不满。其次，这次爆发群众游行示威的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有些长期停滞不前，是造成群众不满的深层原因。第三，也有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有些国家的GDP 增长竟然高达6％，而且拥有丰富的石油资产。然而，由于执政当局不注重公平与正义，贫富差距较大，底层与青年人（由于失业）的怨气较重，上街的群众也以他们为主。 虽然还有其他原因造成民众上街，导致看似坚固的政权一夜之间陷入困境，或者立即瓦解，但上面三条无疑是最主要的。如果我们对照上面三条，回头看一下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就会对中国执政党的智慧表示赞赏。 30多年前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在总结毛泽东错误的时候，他认识到终身制是罪魁祸首。他自己早在1980年时就提出了“要退休”，请大家讨论，1986年时再次提出。后来小平一退到底，从而奠定了中国政治制度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废除了几千年来最高统治者的终身制。当时台湾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看看现在的古巴与北朝鲜，再看看这两个月所有出事的北非中东国家，我们不能不由衷地佩服邓小平的高瞻远瞩，为中共和平转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有人说，邓小平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是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对民众最大的贡献是允许老百姓回归“白猫黑猫”的常识，而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则是废除了干部终身制，实行了轮替制（有序接班）。 到了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时代，发展经济成为重中之重，同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加入WTO成为标志性事件，而这一时期的理论创新是“三个代表”。“三个代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换成执政党，“三个代表”思想符合中国国情与普世价值理念，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正如因为加入WTO，中国快速融入国际社会，国内的智慧与财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让中国的财富在2002年后持续增长，迎来了国富民强的时代。然而，由于体制的痼疾加上过分迷信GDP，高速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不安与隐患。经济的蛋糕做大了，普通百姓却享受不到应得的红利，国家富强了，民众却感到幸福感并没有增加多少。 就是在这个时候，胡温新政从网络上起步，通过从互联网上收集民意，与普通网民交流，胡温开始推行既重视发展，更注重民生的“以人为本”的政策，推广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而这些都能够从2011年温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 从上面分析中，我们看到，造成中东诸国局势动荡与混乱的三个因素：统治者长期执政搞终身制、经济发展滞后以及不注重民生，在中国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从小平废除终身制，到江泽民重视经济发展、提出“三个代表”，再到胡温新政以人为本，从一门心事搞发展到加大力度关注民生，三代领导人的智慧，不仅仅给中国带来了繁荣，也给中国带来了稳定与和谐。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3-09 前原诚司因曾接受在日韩国人共3050美元的政治献金而辞职，与民主党在参议院票数不过半而又急于在国会通过一系列有关预算的法案有关。但是，前原辞职风波的背后，反映出日韩关系非常微妙的一面。 3月6日晚间，日本的“教科书政治家”1——前原诚司宣布辞去日本外务大臣职务，原因是他在过去5年间曾接受过一位在日韩国人总额25万日元(相当于大约3050美元)的政治献金。 用《政治资金规正法》来上纲上线的话，如果能够确认前原是在明知捐献人身份的情况下而接受这笔钱，除了处以50万日元的罚金外，还可能面临3年有期徒刑和在5年内剥夺公民权。但如果真的有人企图以这件事来起诉前原的话，估计任何法庭都会一笑置之。平常遇上这种事，当事者也就是当众检讨几句，再把钱退回去就行了。反对党也不会就这件事不依不饶，更不能想象为了这么点小事犯得着自摘外相的顶戴花翎。 但是前原运气不好，正好赶上民主党在参议院票数不过半，而现在又急于在国会通过一系列有关预算的法案。如果现在被自民党用这件事牵制着停止预算法案的审议而来打口水仗的话，那几个有关预算的法案肯定难产。民主党权衡之下，为了避免扩大事态，只有以外相引咎辞职换取反对党再次回到谈判桌前。 前原辞职其实还反映了日韩关系非常微妙的一面。 由于历史原因，日本有大量朝鲜半岛出身的人及其后裔居留。在很长时间里这些人一直受到各种歧视，而很大一部分出身于朝鲜半岛的人也拒绝融入日本社会，坚持保留韩国或朝鲜国籍而拒绝加入日本国籍，他们甚至有自己的教育机构，从小学一直到大学，自己形成一个很紧密的圈子。朝鲜半岛分裂为大韩民国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两个国家，因此朝鲜半岛出身者也分别加入“韩国民团”和“朝鲜总联”这两个组织。这两个组织和常见的侨民组织作用不同，相当于某种行政组织，而“朝鲜总联”就几乎具有朝鲜驻日大使馆的性质。 日本左翼和右翼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看法截然两样。民主党和韩国的关系不错，鸠山由纪夫内阁时期一度几乎把有关给予永居外国人以参政权的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实际上就是为了照顾韩国人，这也正是自民党和民主党死磕的焦点之一。 这次出面指控前原诚司的是自民党参议员西田昌司。他和前原诚司一样出身于京都，在自民党内也属右翼，政治观点和平沼赳夫、安倍晋三、中川昭一极为接近。同为京都人，既有像前原诚司这样对出身朝鲜半岛的人抱愧疚之心的民主党人，也有像西田昌司这样的自民党人。 实际上，前原诚司并非第一个因接受来自在日朝鲜人的政治献金而下台的政客。2007年，当时的参议院副议长角田义一就因为部分政治献金来自和朝鲜总联有关系的团体而不得不宣布不再参加下次选举，事实上被断绝了政治生命。 这次前原辞职除了影响日本政局之外，还因为直接牵涉到在日韩国人而肯定会对日韩关系产生影响。日韩关系本来就是时冷时不冷，在民主党上台后刚刚开始有些好转，后来又因为南北朝鲜关系紧张而趋向亲密，这次的突发事件会否令日韩关系再次趋向冷却，需要拭目以待。 注释： 1. 参见：《日本政坛“前原现象”——教科书政治家》一文http://www.tiandainstitute.org/cn/Products/product_368.html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狄旸 2011-03-09 香港在内地企业“走出去”及拓展中国对外关系，提升国家形象方面，都能以其独特的地位发挥重要作用，而主动服务于国家“走出去”战略，也有助推动香港自身的经济增长。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家实力大增。中国在新形势下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这其中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内地企业“走出去”；二是国家积极发展、拓展对外关系，提升国家形象。在这两方面，香港都能以其独特的地位发挥重要作用，而主动服务于国家“走出去”战略，也有助推动香港自身的经济增长；在国家层面，善用香港的融资平台和法律服务体系等，可为内地企业发展海外市场服务，善用香港商界在国际上建立的广泛网络，可开拓外交薄弱地带，均有助于推进“走出去”战略。 香港融资平台支持内企“走出去” 世界经济复苏，国家鼓励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为我国经济以及金融海啸之后的世界经济增添新活力。但是，相对于吸引外资来讲，内地企业在境外投资上整体还欠缺经验，亟需疏通投资渠道、理顺在境外国家投资环境中的各种关系。 香港拥有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是亚洲最国际化的都市，低税率、完善的基建及经贸配套设施，再加上健全的法律制度，使得数以千计的内地企业因在港设立公司而受惠。截至2010年底，内地企业对香港直接投资达近2000亿美元，约占内地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六成。根据香港贸发局研究，66.8%的受访内地企业其当前的发展战略，就是拓展海外市场；15.2% 的受访公司已经在香港设有办事处或委托业务代理；58.9%表示未来两年内会到香港设办事处或委托代理，主要期望在香港建立海外市场及销售网络，并透过香港物色境外投资及业务合作伙伴。这说明香港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角色，已经被广大内地企业肯定。前不久的“两地企业携手‘走出去’高峰论坛”，国家商务部副部长陈健表示，香港已经成为内地企业最重要的目标市场和最理想的“走出去”服务平台。 内地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首先要解决的是融资问题，而香港是优质的融资平台。香港很多国际银行可以为内地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其海外经营网点可以成为内地企业的海外平台。同时，香港很多国际银行都与欧美大行有紧密合作关系，可以将辐射面进一步扩大到欧美地区。 香港金融机构能够为内地企业提供以下多种具体的金融服务。第一是跨境贷款。香港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贷款帮助需在海外设立工厂或者进行并购的内地企业在港子公司解决资金问题；第二是出口信贷。香港金融机构可以为企业提供出口信贷，使得内地企业的客户能通过出口信贷获得所需资金；第三是内保外贷。企业母公司在内地，香港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母公司人民币资金的信用保证在海外进行发放外汇贷款；第四是跨境并购融资，包括新建子公司和通过并购拓展海外业务。通过香港金融机构，内地企业可以安全、便捷地并购海外现存企业，香港金融机构可对并购资金需求提供贷款。当然，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融资平台，还有更多香港有能力提供的金融服务尚未被开发。 香港法律服务协助内企“走出去” 内地企业“走出去”会涉及跨区域法律咨询。由于法律制度不同，内地企业直接投资英、美、澳、加有一定风险，而香港与它们沿袭同一英美法系，因此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理想跳板。 香港律师业多年来建立了优良的专业服务传统。除了香港本土法律服务外，香港律师熟悉市场机制、金融、跨地域投资、国际商贸、仲裁、诉讼等法律服务事宜，积累了丰富实战经验，能为内地企业拓展新市场、新业务，引进新资金、客源、人才、技术等提供帮助。大部份香港律师语言能力过硬，能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具体服务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内地企业办理香港或海外公司注册手续，协助开设香港银行户口，经营生意、投资。除受监管行业外，成立香港公司的过程简单、便捷，无须审批。在香港注册公司只需要最少一名股东及董事，且股东或董事没有国籍限制，也无须在港居住，但须委任香港人或香港公司担任公司法定秘书。在这方面，香港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就可以发挥作用，协助内地“走出去”的企业办理企业注册手续。此外，香港律师也熟悉海外公司的注册、许可及运作程序，可向内地提供相关服务。 第二，内地公司上市后，香港律师的专业服务也是必不可少的。因香港与内地法律体系不同，香港律师可持续协助内地企业了解香港法律及监管规则，利用其专业声誉，增进国际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及支持。很多香港律师目前已拥有“中国委托公证人”资格。在民商事宜上，这些律师可协助企业提供可靠和有效的证明，为企业“把好关”，为两地的商贸和民间交往提供便利。 第三，香港律师能为内地企业提供相关税务计划，使其获得《税务双边协议》的税务优待。内地与香港税率有异。在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公司可成为内地母公司的货品及利润的“中转平台”，协助内地企业减低税务责任，助其进行合法利润转移。在合法将内地企业的利润地转移到香港公司后，内地母公司可以享受低税率。在与海外商贸往来中，内地企业可以首先与香港公司签订《进出口合同》将货品作进出口，并且通过香港公司与海外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将货品销往海外市场。 第四，在涉外交易中，设定仲裁条款解决纷争是内地企业“走出去”遇到的重要障碍。特别在涉及英美法系国家的仲裁纷争问题上，香港可以成为国际仲裁中心，在内地企业同境外客户之间起协调沟通作用。香港仲裁以尊重“当事人自决”为原则，法院极少插手。此外，香港仲裁裁决亦可以按照“纽约公约”在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是内地法律系统所没有的优势。 第五，香港律师可以提供知识产权管理服务。由于长年来已经获得良好国际声誉，因此通过香港管理知识产权，相对来讲容易获得海外合作伙伴的信任，为内地企业“走出去”赢得打造声誉的关键性订单，同时也使得内地企业的品牌推广更加顺畅。香港律师可以协助内地企业产品在海外市场取得品牌的商标许可，使其知识产权得到保障。 第六，香港律师可协助内地企业预防反倾销、反补贴，以及应诉外国反倾销起诉。在内地很多企业还处于国际分工链末端的时候，容易让别国在倾销、补贴上有可乘之机。有关反倾销、反补贴的诉讼亟需经验丰富且有良好国际声誉的律师协助。在这方面，香港律师熟悉市场运作，有能力为客户提供预建立生产成本、销售市场价格等各方面纪录，特别善于应对欧美法系国家提出的反倾销起诉，作出及时应诉。在相关领域，香港律师也可连手外国律师共同提出抗辩。 协助国家开拓外交薄弱地带 除了利用独特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外，香港还可以在民间外交上大有作为，帮助树立国家形象，协助国家开拓和巩固外交薄弱地带。 香港商人在多年的经商过程中，积累了遍及世界、十分宝贵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可以帮助国家开展民间外交，帮助国家发展外交薄弱地域或者尚未建交国家的关系。比如，长年来，香港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南太平洋岛国都保持稳定而良好的商贸关系，而这两个地域目前正是中国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开拓的外交地带。与其它地区相比，中国政府同加勒比海地区的关系还比较疏远，而同南太平洋一些岛国尚未建交。对于这些通过正规外交渠道不便疏通、发展关系的地区，香港的独特优势就十分明显了。香港可以利用自己已经积累的关系在国家和这些地区之间起桥梁作用，平日互通友善，或者在必要时刻传递关键信息。从民间外交的角度上讲，有时通过非正式渠道传递信息的效果甚至胜于正式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