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11-04-08 在当今北非局势动荡之际，正是中国显示推动和平诚意，迈出大国步伐之时。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大国身影，现在应该是时候了。 利比亚局势一天一变，在令人目不暇接的形势突变中，影响地区局势的大国身影，渐渐显露出来。 利比亚战况陷入胶着 当英国舆论为利比亚外交部长库萨叛逃而欢呼之际，多国部队的轰炸却似强弩之末，无法协助反对派叛军的西进。战争局势立即转为政府军的反攻。没有多国部队的帮助，反对派叛军不仅很难维持攻势，而且面临节节败退的困境。 库萨的叛逃并没有动摇利比亚民众的意志。一位利比亚记者认为，已经普遍获得武器的利比亚市民和部落民众，“不是对卡扎菲表示忠诚，而是对利比亚忠诚，他们为利比亚而战。” 法英美等多国联军没有想到，他们践踏利比亚主权、偏袒反政府叛军的狂轰乱炸，激发了利比亚首都等地民众对国家的向心力。据记者现场目击报道，的黎波里到处是民兵，群情激愤。 战火殃及奥巴马民望 利比亚局势陷入胶着状态，但是这场被希拉里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姗•赖斯两个女人搅起来的战争，战火已经延烧到了奥巴马身上。 奥巴马先是理直气壮地发表演说抨击利比亚政府，随后又表示要派中情局在利比亚战地支持反对派。但是，到了3月31日，白宫透出消息，其口风一改，称奥巴马派出的中情局一队人马是为了“调查反对派的身份和作战能力”，令笔者惊笑不已。显然，缺乏外交战略和外交经验的奥巴马已经乱了阵脚。4月3日，奥巴马民调大跌，令他苦叫不已。若不调整对利比亚的策略，奥巴马的民调将会继续滑落。 中国应把握时机促和 根据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与法国总统萨科齐就当今世界的局势展开了会谈。会谈中，胡锦涛“严厉批评了国际社会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并表示“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对话等和平手段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出路。”胡锦涛在批评西方国家武力干预利比亚的同时，表达了中国主张和平的大国声音。 从利比亚当前内外的局势和时机来看，有利于中国所呼吁的停火和平。一方面，利比亚反对派获得联合国特许出口石油，使得他们成为英国、法国政治经济利益的代言人和买办。从“被禁运”到“被进出口”，这激起了利比亚民众的对西方国家的不满和对多国部队的仇视。这是英法等国始料未及的，正在他们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利比亚代表4月4日赴希腊发出停火呼吁。 另一方面，巴西总统即将访问中国。巴西的崛起对世界和平有利。巴西的GDP于2010年成功超越英国、法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五大国。对于联合国1973号决议，巴西也投了弃权票。中国和巴西可以在国际事务中展开合作，共同推动利比亚的和平。 站在中国的角度，无论从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国海外企业的利益出发，推动停火，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都是有利的。 北京应该抓住时机，积极要求联合国立即停火并派遣维和部队进入利比亚。中国也应该考虑参与维和部队，甚至承担一些费用。 中国不仅具备实力，更尊重非洲人民。在当今北非局势动荡之际，正是中国显示推动和平诚意，迈出大国步伐之时。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大国身影，现在应该是时候了。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纪硕鸣 2011-04-07 马英九走在和平和武力的边缘，自然是想以软硬两手来对付大陆。但事实上，除了追求和平，除了软实力的比拼，台湾根本无法在军力上胜出。如今，北京再以军事互信表达善意，马英九是否也该重新作出审视呢？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刚发布的“2010国防白皮书”指出，两岸可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在国防白皮书中明确提出这一问题，表示了北京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的信心及最终和平统一的信心，也再次向海峡对岸发出两岸是同胞而非敌人、共同维护台海两岸和平的信息。这让正积极向美国要求军购、至今仍坚持把对岸视为假想敌的台湾当局颇为尴尬。 中国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大校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明确表述：我们总的想法是，两岸的中国人应当尽力避免骨肉同胞同室操戈、兵戎相见的局面，应当在和平的环境下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我们一直强调，大陆的军事部署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有关军事部署的问题，可以在两岸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时候加以讨论。 不过，就在白皮书发布的前两天，马英九接见来台访问的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马再度强调希望美国出售F-16C/D战机的立场。他表示，台湾不会和大陆进行军备竞赛，但维持和平所需的自我防卫力量仍然是需要的，“所以我们有需要继续向美国采购防卫性武器，包括F-16C/D等等，主要目的是要让我们的人民有安全的感觉，并且能够在有信心的情况下，跟大陆继续进行各种议题的协商……”。 虽然马英九说，台湾采购的武器都是防御性的，主要是汰旧换新，让台军对可能的外界威胁具有阻吓力，但他不忘强调，“在有信心的情况下，跟大陆继续进行各种议题的协商。”这表明，台湾军购的目的不完全是军事意义上的，还有政治意义上的。说白了，台湾当局是想以军力来同北京叫板，来维护两岸的现状。 事实上，北京建立军事互信的表态很明确：北京与台湾是同胞，不是敌人；是两岸和平的共同维护者而不是破坏者。但台湾至今仍没有放弃将中国大陆视作有严重威胁的假想敌，无论出于是军事还是政治目的，投巨资军购就是为了对付来自大陆的“威胁”。但现状是，大陆已经明确作出“不威胁”的表态，台湾又该何去何从呢？ 马英九经常指出，台湾希望追求和平、避免战争，但是台军也要做好防卫的工作，达到有效阻吓的目标。问题是，北京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出两岸军事互信的善意，也表达了飞弹并非为对付台湾。马英九却是要以不断军购来“追求和平、避免战争”，不免让人想不明白。 过去，每次北京的国防白皮书提及两岸关系，都被视为两岸关系紧张或和缓的指标。自国民党重返执政以来，不断扩大两岸经济交流，实现两岸三通，签订ECFA等问题相继解决，使两岸关系正循着共同期盼的“和平发展”方向发展。故近年北京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对两岸关系减少了批判，而释出较多的善意。 面对北京不断的善意，在海峡交流基金会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上，马英九表示，逐步走向和平与繁荣的成果来之不易，“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谋求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但在不同的场合，马英九也认为，军售可以让台更有安全感和自信心，从而能与大陆进行更多互动，有助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还特别强调“增强军力是两岸和平的后盾”。只是，台湾在军力上和中国大陆差很大一截，台湾要买多少武器才能阻遏大陆呢？ 马英九走在和平和武力的边缘，自然是想以软硬两手来对付大陆。但事实上，除了追求和平，除了软实力的比拼，台湾根本无法在军力上胜出。如今，北京再以军事互信表达善意，马英九是否也该重新作出审视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4-07 “十二五”（2011-2015）规划提出了“深化粤港澳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香港有必要去了解国家中长期规划，掌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才能把握机遇，提升香港自身的竞争力和经济结构。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日俱增。中国经济规模在2010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位。而到2015年，即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以购买力(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已经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所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等的一举一动，对国际市场和各国经济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与内地联系非常紧密的香港，更有必要去了解国家中长期规划，掌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才能把握机遇，提升香港自身的竞争力和经济结构。今年3月，国家将正式颁布“十二五”规划，值得香港各界认真研究和积极参与。 新定位带来新机遇 香港回归后，由于实行“一国两制”，与内地的经济运作体制不同。因此，国家制定“十五”（2000-2005）计划的时候，并没有把香港包含进去。但随着香港与内地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香港方面希望纳入国家五年规划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十一五”（2006-2010）规划制订的时候，国家有关部门考虑到了香港的角色。但由于两地体制的不同，香港在“十一五”规划草拟阶段参与较少，“十一五”规划只是笼统地提出“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资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但在具体产业规划和实施上，香港的参与程度还是比较低的。 而国家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广泛征求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在不久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2011-2015）规划的建议中，则提出了“深化粤港澳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十一五”规划相比，这个表述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了以大珠三角为核心的粤港澳区域合作与发展；二是从“十一五”规划中的“保持”香港三大中心的地位变为“巩固和提升”香港三大中心地位。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用词改变，其后面反映的是，随着国家经济的进步和内地各经济区域产业的提升，香港不能静态地固守原有的一些优势，而要紧密配合国家的发展规划，发展出自身的新的竞争力。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几条思想主线特别值得香港关注。这里面包括扩大内需、推进城镇化、改善民生和调整产业结构。这几点都可以为香港带来新的机遇，香港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协助国家达致这些长远的策略目标。 深挖内地消费需求 在扩大内需方面，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以“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独立章节进行论述，并提出了相对具体的政策措施和目标。这显示了中国落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由以往依靠出口转移到发展内需市场上。香港在内地投资的企业，过去大多集中在“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业，对内地的内需市场并不太熟悉。在珠三角的境外投资企业中，港资企业对开拓内需市场、实现产业升级方面，也不如台资、日资、韩资企业来得积极。香港的产业界、政府和研究机构可以携起手来，投入更多资源，帮助香港企业开拓内地市场。 国家现在正在以逐步提升居民收入的办法来扩大内需。随着内地居民收入提高，很多新的消费习惯和热点也因此发展起来，为香港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比如说，现在很多内地市民开始有饮红酒的习惯。在过去的五年里，内地红酒消费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世界年平均增长率的8倍。香港如今正在取代纽约，成为世界最大的红酒拍卖中心。这里面除了香港取消红酒税这个直接的诱因外，内地快速的市场增长和未来巨大的潜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内地像红酒这样新的消费热点还很多，香港人如果认真发掘内地消费市场的需求，可以找到很多新的商机。 城镇化方面，中国正迅速完善城镇体系，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市镇为基础的格局逐步形成。除了我们熟知的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外，“十二五”期间还规划了十多个以大中城市为核心、城际快速交通网络为纽带的都市群。这些都市群，每个都有几千万人口，相对于上海或者广州这些市场竞争已经很激烈的城市，这些新兴的都市群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新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非常值得香港企业去开拓。 输出城市管理经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的城镇化预计会超过50%。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正式踏入城市社会。城镇化不仅带来消费需求，而且带来很多城市管理的需求，包括地铁、机场等的营运。比如说地铁，内地现在已经有超过30个城市在兴建地铁，其规模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香港在地铁和机场营运方面都有成功向内地城市输出管理的经验，未来香港应该更积极主动地树立在这方面的品牌和形象，在内地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寻找更多的机会。 改善民生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要主题。国家正在着力解决国民的切身问题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双协调。香港在这些方面都有一定经验。例如，香港的慈善事业发展成熟，当中的一些慈善组织管理制度包括以法例规限慈善组织的服务对象、目标；要求公开经费来源，帐目受到监管等，香港可向国家推广有关经验。另外，香港建立了多个专业行业，从业员的专业精神和服务水平享誉全球。香港可就此向国家建议成立专业团体去监督专业人员的入职、考核、守则、培训等，以及如何倡导专业价值观、伦理精神等。还有，香港推动公共房屋的经验，为基层提供安乐窝和向上流动的希望，值得向内地建议。 寻求创新产业突破 “十二五”规划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主线是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规划中特别把产业结构调整放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中进行阐述，认为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时机，结合世界一些新兴产业正在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使中国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取得全球领先地位。这些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对国家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中，节能环保技术、新一代资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个产业，已被国家确立为发展重点，相关的产业规划即将出台。 香港近年也想积极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并将其列为未来六大优势产业之一。但香港本身市场狭小，加上土地和人工成本昂贵，想靠一己之力来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往往事倍功半。而内地现在对新兴科技产业在资金、政策上的扶持力度，连欧美国家都叹为观止，加上内地具有市场规模大和人才汇聚的优势。香港想要在创新科技产业上取得一席之地，一定要多了解内地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动态并与之相配合，发挥香港人善于把握市场机会的特点，取得两地协同效应，才能在创新科技的产业化上有所突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振宁 2011-04-06 “财政预算案风波”打击了市民对咨询机制的信心，凸显出港府管治中政策制订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次风波令社会反思政务官治港模式应否长久维持。香港必须开创新的管治模式，例如港府要加强与政治联盟的联系，在政策方针和内容上更多吸纳政治联盟的意见，以换取其支持。 “财政预算案风波”打击了市民对咨询机制的信心，凸显出港府管治中政策制订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次风波令社会反思政务官治港模式应否长久维持。 2月23日，财政司司长公布2011-2012年度财政预算案。结果，预算案受到不少抨击，当中以注资在职人士的强积金户口措施最为惹火，不少政团包括建制派要求调整预算案内容。就在3月6日反对派举办游行前夕，港府公布新措施，包括向全港18岁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市民派发6,000港元，此举暂时平息了社会的不满。 但是，并不代表事件已经终结。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对财政预算案的即日调查显示，被访者对预算案的满意率只有27.3%，不满率达35.3%。满意率减去不满率，净满意率为-8%。回归以来，只有2003 年进行的同类调查出现净满意率为负数的结果。 必须指出，2003 年与今年的政府财政和社会状况有根本性的分别。2003 年，受金融风暴打击，香港经济低迷，失业率超过8%，港府出现连续五年的财赤，必须削减开支，包括下调社会保障援助、调高利得税税率、削减公务员薪酬及资助机构薪酬资助，触动各个阶层的利益。市民对预算案的净满意率出现负数，实在难以避免。但是，今年香港经济走出金融海啸的阴霾，快速复苏，失业率只有 3.8%。港府坐拥超过900 亿港元的盈余，推行一系列措施，包括注资在职人士的强积金户口、额外发放综援、代缴公屋两个月租金等。这些措施令不少市民受惠，但预算案仍引来广泛批评。就此，港府必须检讨整个政策制定过程，而注资在职人士的强积金户口措施可为切入点。 检讨内部政策讨论机制 首先，政府内部的政策讨论机制必须作出改善。注资措施推出后，人数超过12 万的长俸制公务员未能受惠，引来社会猛烈批评。政治任命官员中，不少是公务员出身，其工作伙伴亦离不开公务员。很难想象，政府内部讨论有关措施时，未有任何官员提出公务员的可能反弹。若然真的没有，这反映了港府事前考虑未够周详；若然真的有，但是不获采纳，则反映了政治领导层未能充分把握最亲密的工作伙伴的动向。无论是以上任何一个情况，港府领导层都必须加强与公务员之间的联系。 另外，港府在政策讨论过程中，必须参考海内外经验，加强政策研究工作。类似的注资措施早在澳门推出。澳门2011 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公布，向每个合资格居民的中央储蓄制度户口注资。该措施的确对预备人口老化有一定作用，但是澳门社会有不少反响，包括批评远水不能救近火，未能纾解民困。结果，事件在社会上不断发酵，打击了澳门特区政府的民望。港府只要参考澳门社会的反应，便可能重新考虑是否推出注资措施，或作更合适的安排。 同时，政府必须加强与判断民情专家的沟通。注资措施并不能惠及教师和公务员。就政治现实看，教师和公务员人数众多，代表其利益的工会是香港社会里组织动员能力较强的。判断民情专家必然会实时警告，注资措施的政治风险有多大。必须强调，这里并不是指在社会有需要时，也不应触动教师和公务员的利益，亦不是指政府应该放弃原则，肆意作出民粹政策。只是若然能及早预计两大群体的反应，港府可更从容地面对社会的质疑。 谨慎处理派钱措施细节 预算案受到不少抨击后，3月2日，政府宣布向全港18岁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市民派发6,000港元。虽然大多数市民暂时沉醉在派钱的兴奋之中，参与游行的人数比预期低，但是舆论上对政府的抨击从未停止。派钱的最大问题是，冲击了市民对咨询机制的信心。 预算案经半年时间咨询，吸纳主要政团、商会、学界等意见。高层官员尤其是财政司司长多次反复表示不会无针对性地派钱。结果，政府在不足一个星期内，在欠缺派钱方法、配套措施等周详计划下，推出香港开埠以来首次政府直接派钱予市民的措施。而且，有关措施是无针对性的，只要18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便能受惠。这令不少市民感到愕然，究竟咨询程序是否有效，甚至是否需要？究竟政府的公共财政理念是审慎理财，还是有钱就派？ 更重要是，市民会质疑政府是否了解市民的想法。对于不少香港人来说，希望港府推出措施纾解民困，并推动香港长远发展。虽然注资强积金户口的措施，市民不能实时受惠，但是政府仍可坚守立场，指这有助纾缓香港人口老化下公共财政的压力。同时，港府绝对可以通过其他措施，包括退税、复建居屋等作回应。现在，派钱虽然可以远超市民期望，带来一剎那的兴奋，但是不久后市民清醒过来，加上舆论的猛烈批评，政府实在难以招架。尤其严重的问题是，部分中产阶层人士会质疑，政府作为香港公共财政的看门人，怎能慷他人之慨，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 而且，有关措施令部分本来有机会受益的在职人士，变成一无所获；亦令部分较具争议的群体，由无变有。受影响的人士包括内地来港新移民、18岁以下已离校工作的年轻人、仍未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外地专才、居住在外地的香港永久居民等。若然港府以为这些群体的组织动员力不足，所以可以忽略其利益，便大错特错。因为派钱措施一次过挑动内地人与香港人的矛盾、世代之间的矛盾、外地居住与本港居住的香港人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将会在舆论里不断发酵，结果最终是打击政府管治威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1-04-05 欧盟的共同外交要在国际外交中立足，首先面对的挑战就是能否超越其成员国的外交政策以实现其“超国家”的功能，美国主动向北约移交指挥权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欧盟这一需求。 3月24日，利比亚的内战硝烟弥漫之中，北约全面接管了多国部队联合军事行动的指挥权。观察家们对于美国此次移交指挥权有着诸多分析，但是人们似乎忽略了，此次空袭利比亚，恰恰给予里斯本条约后的欧盟一次作为新型的外交主体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亮相的机遇。 2009年12月1日，欧盟宪法性质的《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 结束了以“跨政府”形式而存在的历史，正式开始发挥“超国家”的外交功能。虽然其决议仍需欧盟理事会“全体一致”的表决，与一个真正的“超国家”外交平台尚有距离，但这是使欧盟成为国际政治力量的重要环节。各成员国对于自身与欧盟的关系还需要通过更多实践以检验得失，而此次多国对利比亚的空袭无疑是里斯本条约之后的欧盟所面对的第一次考验；同时也是一次机遇。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欧盟事实上的外交部长）凯瑟琳·阿什顿女士强调:虽然“不同的成员国对军事行动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其它方面意见是一致的”1。此语很好的反应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目前的外交方式：欧盟各成员国对国际事务可以采取一致态度或联合行动两种手段。 因为缺乏条约基础，因此针对利比亚的联合军事行动不可能由欧盟执行；体现欧盟军事能力的共同外交与安全体系下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CSDP) 还处于融合初期；同时还受到北约的制约。即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针对当时未来的欧盟与北约关系提出过“三D原则”：1，（欧盟）不重复北约实际已完成的工作；2，（欧盟）不降低北约和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3，不歧视非欧盟的北约成员国（1,no duplication of...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1-04-04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坐标，就是人民在内心深处信服、遵守和依赖这个国家的一套管理模式，也就是整个社会在一套平衡的规则之下有序地平稳运行。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财富的积累令世人咋舌，GDP已经排名世界第二，再加上中国这些年一直是美国的最大债主，这些都确实让人觉得中国很厉害，以致不少中国人的言行举止看上去很有自信。尤其是网上的某些言论，更是让人觉得如今的中国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深层观察这些所谓的“自信”，其实还缺乏内在的定力，还有相当大浮躁的成分。从人们内心的感受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自信心还远远谈不上根深蒂固。 我们经常看到，在某些特定的时空，中国人极度自信，可是在其他时候，这种自信却很容易转变为自卑、无奈和愤世嫉俗；在无关个人权益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说场面话，表示相信中国大有希望，但遇到攸关个人利益的问题时，他们又立即变得消极和迷茫；当中美或中日之间发生各种摩擦的时候，中国人的表现都是爱国的，极力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声誉，但在平时，人们反而更欣赏美国和日本的社会环境。类似这样自相矛盾的表现，折射出中国人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都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感。 有钱人或者中产以上的人们，大多都很崇洋，包括崇尚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他们或多或少地都认为在美国生活也许更安全，因此一般都把财富转移到国外。再比如子女的教育，有钱、有势、有门道的家长，基本上都设法把子女送到国外，中国本身的教育体制绝非是他们的首选。 这些现象非常令人担忧。把自己的前途特别是把子女的前途与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说明这个社会必定存在着太多深层次的问题。其一，国民对现状不满；其二，国民不能预知国家的演变方向；其三，国民没有机会和权利去决定国家的命运。人们从国家的发展中得到好处时，却反而对这个国家缺乏信心，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实，值得整个社会去反思。 中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并非是因为衣食住行没有保障，相反，很多人之所以快速地积累了大量财富，就是因为中国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很多机会。中国人对现状的不满，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不满，包括社会管理方式的进步不大，包括个人权益缺乏无人可以轻易剥夺的保障。 因此，中国现在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并非是过于自信，而恰恰是缺乏自信。当中国人显得自信乃至自大的时候，背后其实存在着很多泡沫。这种精神状态与百多年来中国的曲折历史是有关的。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再到五四运动，中国就一直有这种矛盾的心态。这种心态来自于内外压力和对这些压力的抗争，一方面期待着在世界上出人头地，一方面在遇到外来欺侮和内部压抑的时候感到沮丧和无力。 一直到当代，每当中国有所进步、有所成绩时，中国都要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展示，希望得到外部世界的认可和平等对待。中国以举国之力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这种心态在起作用。用外在的形式来体现和衬托自信，其实依然是一种自卑。当然，外在的形式也能体现中国自强不息的内在价值。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外在的形式贵在自我创造，否则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内涵。 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一味借用别人的外在形式来填补和掩饰自己内在的不足。这是历史的延续，并非今天才有。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内在价值日益空洞化，先是打倒孔家店，放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再创造，随之便是误入歧途的西化。在某些时候，这些努力看上去是成功了，但肌肉炼成时，内心却越来越怀疑自己，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精神坐标。 所谓精神坐标，听起来很玄妙，其实不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坐标，就是人民在内心深处信服、遵守和依赖这个国家的一套管理模式，也就是整个社会在一套平衡的规则之下有序地平稳运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曾经有一套超稳定的社会架构，虽然朝代更迭，但运行模式却是一脉相承。只是到了近代，这种曾经长期绵延的社会架构被自己、也被西方所打破，结果失去了自我。 因此，要讲大国心态，首先必须找回失去的自己。若在自我迷失中强身健体，那就不可能重塑自己的灵魂，就只能把自己的生存维系于他人的气脉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