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漆海霞 毛小骅 2011-12-15 天大研究院《关于南海问题的一点思考》一文建议,中国以经济手段反制菲律宾,以打破南海问题的僵局。令人关注的是,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大力加强与东盟的经贸关系,但是在南海问题上,东盟国家并未因此而持偏向中国的立场,其症结何在?《从南海问题看中国经济外交的限度》通过分析东盟国家民意调查数据,指出中国过去经济外交的限度,因此中国有必要转换思路,以经济制裁和经济合作相结合。 近年来,南海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周边国家步步紧逼,中国周边外交一时面临重大压力。 南海争端中东盟的立场 国内分析南海问题时,多从国际法、主权、经济利益或历史等角度加以分析,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发生纠葛的多为东盟成员国,而中国自冷战后一直致力于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如建立自由贸易区。在南海问题上,东盟并没有因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而持偏向中国之立场。 2010年7月,在越南河内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ARF)部长级会议上,南海问题被破例提出,各国要求中国作出妥协。在2011年11月刚结束的东盟峰会上,菲律宾提出有关南海的提案,试图通过东盟对中国施压。可见,东盟立场在2009、2010年有了重大转变,从偏中立转向直接针对中国。 不可否认,东盟立场转变的背后,美国功不可没。2009年7月,在泰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透露出美国要“重返亚洲”的信息。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发表题为《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原则与重点》的演讲,向世界正式表达了美国外交“重返亚洲”的转向,她说:“我们不仅重返,而且会留下来。” 但是问题是,东南亚是中国周边,是中国战略关注重点,我们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为何美国一宣称重返亚洲,东盟各国就纷纷转向?中国十多年的经营一朝尽付流水,其症结何在? 经济外交的限度 就改善与东盟关系的问题,中国近年来主要采用经济外交的模式。其观点是:中国与东盟经济上的合作将加强相互依赖、改善关系,降低双方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双方于2002年11月签订《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突飞猛进。 从双边贸易额看,根据图1,可以看到,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总额高于欧盟、美国、日本、韩国。从图2看,近十多年来,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整体呈增长趋势,2010年贸易总额为1999年的十倍。 图1:东盟2009年与主要贸易伙伴国贸易份额比较 (数据来源:http://www.aseansec.org/22122.htm)     图2:1997-2010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状况 (数据来源:1997-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0年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官方网站) 中国与东盟高速发展的经贸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下面将根据盖洛普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经济外交使东盟对中国有较强好感。在东盟各国中,认为与中国有密切关系是好事的人数比例都接近或高于50%,而认为与中国关系密切是坏事的人数比例都低于30%。在一些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矛盾较大的国家如越南,认为是好事的比例达到59%,认为是坏事的比例仅为6%。可见,经济外交在改善双边关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 根据表2,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和美国领导力的认可上,2007年的调查结果是两国各擅胜场。除了个别国家,多数东盟国家对于中国和美国领导力的认可程度没有太大差别。可见,在东盟国家看来,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接近美国。...
天大研究院 国际关系与区域安全课题组 2011-12-14 中国需要大的政治智慧与外交运作,发挥外交、政治与经济上的影响力,扬长避短,打破美国的战略围堵。我们建议,以经济手段反制菲律宾、与越南合作共同开发南海。 近年来,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影响下,中国的周边国家尤其是与南海问题相关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与立场出现令人关注的变化。 美国拉拢周边国家牵制中国 反恐战争接近尾声,美国的外交重点正在发生变化。2010年10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发表政策性演说,提出以“3D”(防卫defense、外交diplomacy、发展development)策略强化与亚洲诸盟国的关系,随后她前往越南参加美国首次受邀出席的东盟会议,由此启动“重返亚洲”的外交攻势。一年后,希拉里在夏威夷再次发表政策性演说,宣示“亚太地区将是美国今后外交战略的重心,二十一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奥巴马当局高调宣布“重返亚洲”,矛头直指中国,近期目标无疑是瞄准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转移美国民众对国内经济形势不佳的关注,同时回应共和党候选人关于他对华政策软弱的指责。“重返亚洲”与遏制中国不仅是美国的短期目标,而且延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对华的大战略,本质上是美国“特殊论”与冷战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力不断增强,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实力先后超越德国、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没有按照美国所预想的那样走上西方“民主化”道路,中国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影响日益扩大。这令抱持“华盛顿共识”的美国执政当局深为不安,一定程度上促成美国当局的战略转移。华盛顿部分智库学者建议美国政府凝聚以美国理念为指导思想的共识,建立“亚洲北约”,对中国等少数国家实行围堵与演变,重演美苏冷战以美国大获全胜的辉煌。 目前,国际和平的环境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且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的直接军事对抗,也不愿意减少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中美之间会避免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直接冲突。由于澳大利亚、日本和东盟诸国都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亚洲北约”实施起来也面临诸多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此次的“重返亚洲”,针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寻求“马前卒”。由于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一直有所顾忌,美国就利用这种忌惮与误会,发挥其遏制与牵制中国的作用。这是南海局势愈演愈烈,中国周边国家不断躁动的大的国际背景。其中,表现得最为露骨的是菲律宾,该国在南海问题上主动呼应美国的大战略,美国也立即做出相应的承诺与支持。 菲律宾作为美国大战略的一个棋子、一个马前卒,并非一个特例。美国有意把菲律宾作为一个样板,促使其他中国的周边国家追随菲律宾的脚步,对中国说“不”。任何国家一旦同中国划清界限,将会得到美国的赞许与支持。美国智库建议美国当局率先争取的亚洲国家,除了菲律宾,还包括越南和缅甸。他们相信,只要假以时日,对中国的围堵联盟——“亚洲北约”将会水到渠成。 如果任由当前形势发展,等于中国向周边国家示弱,默认国家的核心利益受到公开挑战,甚至令周边国家误以为,中国可为了保持经济发展以及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而置国家核心利益于次要位置,中国的战略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因此,中国需要大的政治智慧与外交运作,发挥外交、政治与经济上的影响力,扬长避短,打破美国的战略围堵。我们建议,现阶段可以考虑,以不同策略对待菲律宾与越南,缓解南海危机。 以经济手段反制菲律宾 在南海问题上,面对周边国家的挑衅,中国一贯采取克制、冷静和建设性的态度,主张通过双边友好协商解决分歧。中国领导人历来主张和平解决领土纠纷,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曾提出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 中国大力支持东盟国家发展经济。中国政府2009年承诺向东盟国家提供150亿美元信贷支持了50多个基础设施等建设项目。不久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东盟峰会宣布,在此基础上再追加100亿美元贷款,其中包括40亿美元优惠性贷款。中国政府还表态,斥资30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 中国政府这些举措,展示出一个大国的合作诚意。但是,中国这些做法并没有得到所有国家的善意回报,部分受到美国支持的周边国家如菲律宾等,把中国的善意与和平立场误解为软弱,不但不感激,反而得寸进尺。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协助世界多个国家缓解了危机带来的冲击。但是,部分国家在经济上依靠中国,视同中国做生意并得到可观回报为理所当然,却在政治上不断对中国说三道四,甚至挑战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一贯“与人为善”,强调和平共处,很少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力量对部分国家实行反制。 今年8月底,菲律宾总统阿基诺首次访华,与中国发表联合声明,签署了《中菲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等多项协议,希望到2016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600亿美元、人员往来增加到200万人次的目标。但是阿基诺一回国,菲军方即宣布将从美国购买第二艘军舰部署在南海;随后阿基诺访问日本,会晤日本首相,他们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就加强南海安全合作达成一致;10月下旬,菲律宾还扣留中国渔船。菲律宾这一系列前恭后倨的做法,令中国民众愤怒。一项网络调查显示,逾9万网民投票,其中超过97%的认为中国应以武力教训菲律宾。 不管是打乱美国战略部署,还是顺应国内民意呼声,对于菲律宾挑战中国主权的行为,中国政府都应予以回击,可采取经济手段反制菲律宾,包括暂缓双边经贸合作项目,限制国民前往该国旅游等。 从两国目前的经贸关系来看,菲律宾对中国有着较高的依存度。中国目前是菲律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菲双边贸易总额为277.5亿美元,中方逆差为46.7亿美元。农业是菲律宾的支柱产业,也是菲律宾与中国经贸合作的重点。菲律宾农业去年负增长0.5%。恢复农业发展,扩大对外贸易成为该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在今年8月举行的中菲经贸论坛上,菲方表示希望两国间的贸易与投资规模成倍增长。中国一旦对菲律宾实施经济反制措施,将会对菲律宾经济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中国采取经济手段反制挑战中国国家利益的周边国家,完全是合理、合法、合情。世界史上,主要大国使用经济力量对付敌对国家,包括切断贸易往来、实行禁运甚至发动“经济战”等,屡见不鲜。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都分别对对方实行过经济制裁;冷战之后,美国依旧对朝鲜、古巴、缅甸等国长期实行经济制裁,令这些国家难以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正常一员。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也先后成为苏联与美国经济制裁的受害者。 2010年,挪威通过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中国在外交领域与挪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更立即宣布暂停与挪威的经贸往来。中国政府这一果断行为,令挪威在短期内遭受了近年来最大的经济损失与打击,也给部分正在观望、有意跟风的国家一个提醒与警告。这一配合外交行动的经济反制措施,既有力又有利,有效遏制了西方反华浪潮的蔓延。...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12-07 美国的目标是永远当世界老大,并防止任何潜在的对手超越之。美国不想搞垮中国,但美国想控制中国,这符合美国的利益最大化。 笔者对美国的整体印象,可用一句话概括:美国喜欢上帝和喜欢做上帝。这不仅仅因为美国教堂多,还因为美国人对上帝的虔诚。宗教对美国社会道德和精神层面的影响很大,其中又以基督教最为普及。美国民间有两亿多支枪,如果没有宗教思想约束的话,早就子弹横飞了。之所以没有乱象横生,就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信奉上帝,而上帝是万能的而且看着人的一举一动。所以,只能做好事,不能行不义。另一方面,美国人常以上帝的子民和代表自居,用他们的好恶去规范世界,替上帝行道。美国人的宗教情怀,当然不可避免地会被金钱、利益以及政客绑架,以至于美国的国家行为有时很难用圣经解释,尽管美国总统个个都满脸严肃地手按圣经发过誓。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八国联军那时,甚至更早。美国把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钱在中国办学,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鼎力相助,以及在中美建交后接纳了几十万中国留学生,赢得了中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美国的好感。不管原意如何,这种好感已是美国在华的最大资产。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国和美国的交恶曾经也很深。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美贸易总额已占世界的五分之一,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虽然两国的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国情不同、资源条件不同,但中美两国是可以和平相处的。中美两国,和则利,斗则伤。由此推广开去,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也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是地球上最复杂的国家关系。两国人员的往来,留学生的数量,贸易的依存度,都显示出关系的重要。美国有相当的政治势力不喜欢现在的中美关系,根深蒂固地不喜欢,最主要的代表是共和党右翼,当然民主党内也一样有人不喜欢。他们与军工企业的渊源太深,利益太紧,就是所谓的鹰派。再有的就是媒体,倾向上要拿中国说事。查查它们的董事会,不外乎美国最富的几百个人。 美国的目标是永远当世界老大,并防止任何潜在的对手超越之。美国不想搞垮中国,因为搞垮中国对美国并非最有利;但美国想控制中国,这符合美国的利益最大化。美国第一步要做的是挤压中国的生存空间,所以围堵中国是其国策之一。阿富汗战争给了美国一个好机会,美国得以锲入中亚,建立军事基地,监控中国广大的西部地区,使中国如芒刺在背。中国既然要韬晦,就要少说多做,现在到处宣传崛起,有点不聪明,招惹别人注意。 除了军事,美国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加,这需要中国人有辨别地吸收美国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摈弃糟粕部分。目前,中国青少年的金钱观、荣誉观、享乐主义、信仰危机,表现出中国文化建设的滑坡,已到了危险的程度。许多青年人男不男、女不女,不但没有理想,连思想也没有,是无法承担接班人的重任的。 中国不能盲目地自大,实际上也没有自大的资本。中国没有大师,没有多少原创、国际品牌、跨国企业和资源,还没有忧患意识。当然,中国也没有必要崇洋媚外。外国人的平均智商不见得比中国人高,区别在于教育、体制和管理。我们的民族精神为什么如今比不上日本人、韩国人,我们检讨了吗?现在流行的俗文化和外语教育,会毁掉我们的精神世界和下一代。 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和互补,但中国并不处于主动有利的位置上,因为中国没有定价权。这种经贸关系,实际上是脆弱、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中国以投资和出口驱动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转型。因为环境和资源(包括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的承受力已达拐点;国际竞争形势也更为严峻,国际市场不断萎缩;知识经济极需科技创新;国人的生活水平亟待提高;就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有一点,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制造实际上是由中国制造,中国只拿到货值中非常小的一点点。出口美国的货品中,只有一小部分货值完全出自中国。国内出口200强的企业,80%是外企。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和经理人,在全球自由迁移,其本性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等到那一天他们都走了,我们再转型就太晚了。动物凶猛,中国要改变处在食物链最低端的局面。 其实,美国经济也须转型。美国经济应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以消费为导向;以实体经济支持虚拟经济,而不是靠“金融巫术”。中美任何一方的增长模式转型都会给对方深刻持久的影响,但不会破坏互补的基本合作面。因为改变两国经济和技术差异是个长期过程。美国依然以出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扩大内需后会更需要美国的产品。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在经济转型后将更具竞争力,中国的高科技产品也是国际市场需要的。转型就是调整资源配置。 美国的内政越有问题,越会向外部世界找原因,或者说向外部世界转移矛盾。汇率问题、民主问题,都是美国干涉别国的理由。那怕不符事实,美国也要先造势,比如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超级话语权也是一种霸权。比如南海问题,明明和领土有关,和国际航行搭不上界,也要挤进来。美国知道利用矛盾,除了在南海问题上制造麻烦外,美国对台湾的策略是,“不统不独”对美国最有利。美国和中国有“八•二七公报”,但美国会继续对台售武。美国在利益面前信誉很差,违反了上帝的教导。2010年数据显示,美国国防部雇佣了214.3万人,国防工业特别合约公司雇用了360万人,这相当于美国总劳动人口的3.8%,加上2500万老兵,这股政治力量被军工凝聚在一起,每个美国总统都不能忽视。在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中国的态度必须强硬,要有反制措施。美国前前后后已对台售武八十多次了,这考验着中国外交抗议的信誉度。中国外交形象很软弱,可能因中国政府把国内问题放在首位,也有可能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上潜在地倾向于美国。在联合国会议表决时,该投反对票,中国就不应投弃权票。 中俄都受美国打压,但美国离间中俄还是较成功。在目前情况下上合组织的作用要加强、要深化,尤其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要加强。俄罗斯可以提供原材料、能源和科技给中国,当海上供应线被切断时,这些尤为重要。明天的战争就是资源和科技的战争。中美关系,放到亚洲来审视,就是中国与日、韩及东盟的关系。中国三面有敌,来者不善,期望以德报怨是不现实的。所以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刻不容缓,别人已欺负到家门口来了。 中国除了有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外,还有非洲问题。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可以追朔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几年前免去非洲国家债务达100亿美元,极大地震撼了西方国家。现在他们利用各种办法,包括军事手段,有选择地在非洲布点,清除它们不喜欢的领导人,排斥中国在非的投资,很值得中国警惕。不要认为非洲远,和中国关系不大,现在的博弈是为了明天,明天就是资源问题和发展空间问题。在利比亚后卡扎菲时代,如果利比亚成了一个分裂和动乱的国家,那么中国在舆论上要反击,揭露那些冠冕堂皇的说辞。 目前,金融危机不但在美国,也在欧洲蔓延。中国虽有自已的经济问题,但中国帮助别国度过难关,是在做正确的事。中国行事时,一要量力而行,二要遵循经济规律办事,三要防小人,要有地缘政治的考虑,不能做了好事还不讨好。华尔街可以圈走一个国家几十年的积累,也可以制造“次贷危机”。美国政府救市先救华尔街,因为华尔街是美国控制全球金融的工具。美国不可能壮士断腕,让那些足够大的华尔街公司垮台。所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会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只是弱势民众的出气口。“占领华尔街”运动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深重的社会问题,动摇了资本主义的信仰,美国人终于看清了资本主义是金融骗子的天堂。美国政府内部对“占领华尔街”运动分岐较大,媒体报导的调门不高,以冷处理为主。而这一运动下一步的发展取决于美国中下层民众的日子是否进一步恶化。 最后要说美国大选。总的印象是共和党挑不出一位满意的候选人。尽管如此,民意较高的共和党候选人都很右,因为美国现在危机深重,越是这样就越右。民主党奥巴马总统根本施展不开,他一开始就没有成功地和布什切割,而且患得患失,所以被共和党一路阻击,连提振就业的法案都无法通过,所以民望下跌。目前两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很接近,奥巴马连任本来没问题,现在有点悬了。以色列很不喜欢奥巴马中东问题的立场,这也是奥巴马可能输掉选举的原因之一。以色列在共和、民主两党有绝对的影响力。 中美之间合纵连横取决于大国博弈的政治智慧。美国的物质资源、外交资源、科技资源,还有金融资源大大强于中国。美国最强大的地方是有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有相对先进的体制,有优势的军力和财力,包括美元是国际货币。中国经改革开放三十年,已今非昔比,在许多方面美国不敢小看中国。中国最强大的地方是千年不断的文化传承,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一个决策力强的中央政府(当然需要体制改革),这个政府由经过血与火考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虽走过许多弯路,但百折不挠。中国走自已的路已取得非凡成就,令西方影响深刻。 美国应该放下做上帝的架子,在许多方面向中国学习。同时,美国应可对中国的现代化提供独特的帮助并获利。良好的中美关系是两国人民的福音。中国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尽管中国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要解决,但走回头路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胡慈贯 2011-12-02 从学理和实务经验上看来,两岸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所能够达成的和平协议可能是多样性的(复数),但也可以是终极式的协议(单数)。 正当蓝绿两大阵营为明年一月台湾大选打得如火如荼之际,马英九10月17日在宣布“黄金十年”政策时,突然提到两岸和平协议一事。此事立刻引来国际媒体的关注和台湾内部的争议,民进党则紧接着就此展开批评攻击。结果,“总统府”于19日发表紧急新闻稿,20日晨马英九再度亲上火线,说明不排除以公投方式处理此一问题,后来又再说不要说未来四年,甚至十年此事恐怕都不易实现。有关两岸和平协议,问题越来越复杂,条件越来越多。 其实,若从原则面、战略面来看,没有人能说马英九的主张有任何错误,因为台湾民意确实有希望两岸关系稳定化、机制化的主张,即使连民进党也不敢说反对两岸应达成和平、和解共识,建立某种可长可久的机制。但若就战术面而言,许多人就认为,马英九在选前丢出这一具有潜在争议性且极易被对手阵营炒作的话题恐怕未必得宜,后来马英九的民调节节下滑恐怕多少都与这种不必要的战术性失误有关。 和平协议其实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相当复杂的问题,两岸迄今连政治性的对话都还没有正式展开,更不要说是难度更高的政治谈判。从政治对话到政治谈判之间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期间还要讨论两岸定位、结束敌对状态、建立军事互信这些问题。在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头绪之际,却突然丢出一个一般认为比较属于终级式或较高阶的和平协议,实在让人有点莫明所以,难怪在台湾内部引起争议,让民进党抓着猛打。 西方相关研究可供参照 下面,笔者谨以西方有关和平协议的研究结果做为参考,来看看两岸未来在尝试签署和平协议时应该注意的事项,以及推动的步骤。西方的研究成果绝对与冲突无关,但其研究的对象遍及全世界的冲突地区,其所归纳出来的一些原则和经验法则对两岸决策当局应该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就某种程度上来说,笔者发现,两岸当局未必熟悉外国的经验或理论,但在两岸互动的实践过程中,在很多面向上已经展现出了同样的作为模式,值得肯定。 遍查西方典籍,在谈到和平协议问题时,多半由相关国家的具体和平安排过程出发,如以巴冲突、苏丹达富尔问题、斯里兰卡内战、越南停战协议、南斯拉夫分裂冲突以及海地、索马里内乱,探讨不同地区和国家和平协议安排的困难及其失败的原因,各具参考价值。其中,尤以联合国政治事务政策计划小组负责的联合国维护和平数据库中的《和平协议》(Peace Agreements in UN Peacemaker Databank, Policy Planning Uni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及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全球危机解决中心(Global...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石之瑜 2011-12-01 在台湾,三只小猪象征什么挑战呢?正好用英文的猪字pigs,非常传神贴切地变成可以形容民进党的四个英文单词的前缀,那就是Parochial,Incompetent,Greedy与Shortsighted,翻译成中文就是地方主义、无能、贪婪、短视。 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急起直追,在街坊印象中,是三只小猪的故事立了大功。从小女孩捐出自己的小猪扑满开始,蔚为风潮,如今一到造势会场,成百上千的选民纷纷将捐款放进扑满,在造势会场上捐给蔡英文,酿成感人的气氛。如果蔡英文真的因为三只小猪的故事而入主大位,或许真将成为台湾政治史的一个传奇。令人好奇的是,蔡英文在感到满足之际,是否真的体会到三只小猪给她的终极挑战是什么? 在欧盟,“欧猪五国”(欧元区的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和西班牙Spain,合称piigs)带来的是难以跨越的金融财政挑战,成为欧盟的灾难。同样是猪的故事,三只小猪比“欧猪”似乎正面得太多了,其实又未必如此。在台湾,三只小猪象征什么挑战呢?正好用英文的猪字pigs,非常传神贴切地变成可以形容民进党的四个英文单词的前缀,那就是Parochial,Incompetent,Greedy与Shortsighted,翻译成中文就是地方主义、无能、贪婪、短视。 蔡英文的五个“都要反” 地方主义指的当然就是反中、反华不遗余力,形成了五个“都要反”:凡是有助于提升与大陆交往的,必批评其为朝贡而都要反对;凡是可能与大陆达成协议的,必羞辱为投降而都要反对;凡是遇到大陆让步的,必指控是阴谋而都要反对;凡是有大陆来台洽商的代表,必包围抗议而都要反对;凡是到大陆经商求学的,必怀疑其忠诚而都要反对。这等于是,以敢于破坏两岸关系,当成是执政能力的证据与竞选的政策政纲。 比如,之前蔡英文拿马英九父亲的骨灰坛做文章,最近她又质疑北京替马英九助选,指控北京对台采购都是假采购,如此昧于事实,就试着靠自编剧本做决策。到现在,民进党还继续在把自己贪污的过去,编织成是马英九贪污的故事,让支持者感觉是戳穿马英九而高兴。这样的视野偏狭,正是导致扁朝当政后一夕脱离群众、脱离世界的沉疴,自己深居简出的蔡英文,如何摆脱自闭? 无能指的是提不出可行的治理政策。事实上,民进党在之前的八年执政中,便极少投资于基础建设,大量的预算用于政治分赃。对于已经进行的投资任意喊停喊卡,对于公务员不信任,巧立各种体制外决策机构,照顾红顶商人利益,然而对于整体发展的规划停摆,部会首长三日京兆,进出内阁如车水马龙,经济倒退,自杀率上升。迄今,蔡英文对于陈水扁任内的人事行政没有检讨,对于扁朝官员继续重用,“不分区立委”名单遭到旧势力把持,对于公务员体系依旧疏离。蔡英文脍炙人口的口头禅,就是“要再检讨”或“要多听各方意见”,现在竟然已沦为政论名嘴模仿的口头禅。 缺乏长远政策规划能力 贪婪就更不必说了。民进党执政时期因贪污遭起诉的政务官多如过江之鲫,迄今蔡英文拒绝对扁朝时期的贪污进行检讨。如果陈水扁家族的贪污肇因于他自己家族的特性,无关制度因素,那么一个个其他政务官的贪污加在一起,就不能说是某个个人或家族的特性使然了。民进党这样的揽权贪污文化由何而来,不认真加以检讨,就不能根治。 以蔡英文对苏嘉全弄法打造农舍的行径无以为对,几乎可以预测她若是组成了政府,一旦面对疾呼不可避免的贪渎泛滥,岂能控制?如果她能认真分析民进党的贪污文化,提出不论是真是假的分析,让从政党员有所警惕,起码拖延贪污爆发的时机,则扁朝的滥权纵欲便可多少克制。但如果她像现在这样拒绝研析诊断,再执政后,必将目睹更进化的贪污手法。 所谓短视,指的是蔡英文总是拒绝在长远的政策规划上提出意见。她只有感性的台独诉求或主权诉求,没有政策路线图。扁朝政策就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对于不符合感性目标的施政,或不信任的对象如马英九,她也不提出相对的治理政策。她有的是抽象笼统的态度,如“和而不同”、“包容国民党”、“台湾共识”等,以及诸多防卫性的想法,主要是针对两岸关系如何降温,如何设置安全阀等,因而只能分析局势是否会不利于台独,而不能制定具体的政策迈向目标。 如果蔡英文能因为三只小猪的所谓传奇,后来居上,攫取名器,她也恐怕将因为三只小猪的挑战,而困于自己的施政视野过于地方主义化,仰赖编故事自我陶醉、自我恐吓,没有预算与执行能力,没有自我控制能力,没有长远规划能力,而继续流于贪污无能。要超越于此,蔡英文首先要务实回答的具体问题是:民进党主政时为什么会如此贪污?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路线图的目标及路径为何?民进党的影子内阁能否摆脱私授或派系分赃?民进党的反华与和平诉求之间的平衡如何界定?《台湾观察》2011年11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11-29 香港如何振兴自己的文化产业,需要有新的思维,特别是要针对香港发展文化产业面临的三大瓶颈,即土地和房租成本高、缺少资金的支援和政策扶持、本地市场狭小,制订有针对性的对策。 在全球经济进入以知识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下,文化产业蓬勃兴起。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创新性、产品增值高、环境污染少、资源能源消耗低等特点,正是因为这些优势,发展文化产业成为促进许多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软实力的重要选择。 中国政府也已经作出战略决策,把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构筑“文化强国”的重要决定。目前,全国多个大中型城市都纷纷制定针对本城市的文化产业未来发展规划。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苏州等城市,更将文化产业其作为“十二五”规划中的重点产业予以扶持。 文化产业对于正在积极谋求产业多元化的香港来说,也有特别的意义。在历史上,香港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也有过辉煌的一页。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香港一直是整个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电影、电视、流行音乐、表演艺术和商业设计的中心,对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初期的流行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区内其它城市都大力提倡文化创意产业,竞争日益激烈。而香港本地文化创意产业市场规模较小,加上房屋租金和各种成本较高,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日益缩小。同时,香港政府对文化产业提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有限,这就造成了缺乏鼓励年轻人和有志者学习及投身文化产业的环境,香港成绩好的学生大多选择金融、法律、医学等实用、赚钱快的科目,而很少考虑投身文化事业。 香港政府也希望香港在文化产业上能有所作为,并将其列入香港计划发展的六大优势产业之一,但无论从产业规模还是政府支持的力度上,香港在这方面已经落后于中国内地的主要城市。以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为例,2010年,文化产业在这三个城市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12.3%、9.8%和7.8%,而香港只有4.1%。以文化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来比较,北京、上海、广州分别为1692.2亿人民币、1673.8亿人民币和719.4亿人民币,而香港同期只有665.1亿港币,也是四个城市中最低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香港如何振兴自己的文化产业,需要有新的思维,特别是要针对香港发展文化产业面临的三大瓶颈,即土地和房租成本高、缺少资金的支援和政策扶持、本地市场狭小,制订有针对性的对策。 提供更多专门用地 现在香港的文化艺术创作主要是利用香港旧工业大厦来进行的。这些旧工业大厦的租金比一般的商用大楼要低廉不少。但是港府在过去几年中,推出了活化旧工业大厦的措施,鼓励发展商把旧工业大厦改建为商业设施,发展酒店、商场等项目。这个政策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是旧工业大厦的租金不断上升,迫使很多文化和创意产业的企业不得不四处搬迁。 因此,香港政府必须另辟蹊径,为文化产业的企业提供更多的专门用地。港府除了应加快西九龙文化专区的建设,还必须考虑开拓更多地区,如边界禁区等地的土地,让更多文化创意产业的企业、学校等集聚,形成规模。 港府还可以在市区内,主动开拓特定的文化产业区域。世界上不少城市都有一个集文化、艺术、娱乐、饮食等一身的区域,吸引市民、旅客等前往消遣,例如伦敦的Convent Garden、北京的798、台北的西门町等。港府可以考虑将已经有一定发展基础的上环荷李活道等地区,打造成“创意潮人区”。荷李活道于1999年被评选为世界十大购物街道之一,是特色古玩、工艺品店、画廊等集中地,不乏历史性建筑物如中区警署建筑群,具有集结发展文化及创意区域的潜力。港府可连同艺术团体、区议会、商界等共同协商开发。 港府还可以支持各个地铁站与区议会合作,邀请艺术家创作或举办比赛,以地区的特色、历史等为主题,例如筲箕湾避风塘、铜锣湾购物中心、中环金融地带、观塘工业区等,美化车站。这些美化工程可包括绘画、雕塑、短片、音乐等。这不止令各个地铁站成为景点,还可以加强投入文化及创意产业的成功感。 降低资助计划门槛 港府为了发展文化产业,也设立了一系列的资助计划,但是这些计划的审核标准都以商业角度考虑,例如电影发展基金的申请资格规定,有关影片计划须“获确定为商业可行,并得到令政府满意的第三者融资”等。商业考虑未必符合该产业的发展特质,很多文化行业的从业人员都认为政府资助的模式和条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行业的发展特点。 针对现有的资助基金受到的批评,港府可进一步改进,例如在专门协助中低成本电影的电影发展基金的审批上,可以减少对电影监制或导演的经验要求,并增加每部电影的最高资助额占预算制作费的百分比,让新人有更多机会等。只要港府在审核上做好把关工作,便可大胆批出资助。 另外,由于文化及创意产业大多是个人或中小企创作,它们资金不多,起步困难。港府应该考虑以各种形式增加对它们的资助,例如低息贷款、税务优惠等,并降低申请资助的门槛。 另外,港府可向区议会提供专项基金,资助文化及创意活动。而十八区区议会亦可举办全港性比赛例如唱歌、跳舞、话剧、动画、写作等,各派代表参加。这些活动不止可以激发创造力,还可以加强市民对社区的归属感。 积极扩大文化市场 要扩大香港的文化市场,必须从培育香港本地市场和扩展内地市场两个方面下功夫。 首先,要培育和壮大本地的文化消费群体。2008年,有160多年历史的纽约爱乐乐团访问上海。他们到达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并不是去演奏厅,而是去了一所当地中学指导学生的演奏。此举动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消费群体的壮大,才可以令艺术表演者得到更大的支持。新加坡、韩国、英国等都在学校推行文化教育,以推动文化及创意产业,香港可以仿效。...
  天大研究院 2011-11-25 2005年6月,中国改革开放论坛与天大研究院部分学者专家,由郑必坚理事长率领出访美国,在华盛顿和纽约等地会见了美国政经界人士,包括时任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以及白宫和国务院高官,并密集会见了美国智库学者和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沟通和交流。   会见美国政要:时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右五)、时任美国联邦参议员、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右四)、现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施芝鸿(右三)、天大研究院董事长方文权(右一)。   会见美国智库学者:时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右四)、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主席约翰.哈姆雷(左五)、现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施芝鸿(右三)以及天大研究院董事长方文权(左三)。 2005年6月17日,会晤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史考克罗夫特将军(左四)。 在华盛顿会晤美国媒体朋友。
  天大研究院 2011-11-25 第三届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资本会议2011年11月22日至24 日在法国巴黎举行,天大研究院作为赞助合作单位参加此次会议。 会议就全球经济形势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银行业监管、跨国并购等进行广泛、深入地探讨。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曾培炎出席会议,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法国经济、财政与工业部部长巴鲁安也在开幕式上作了发言。为祝贺会议召开,法国总统萨科齐于 21 日晚在爱丽舍宫举行欢迎酒会,并就应对欧元区债务危机发表了演讲。 这是天大研究院与博鳌论坛的首次国际合作,对双方加强了解、促进合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博鳌论坛副理事长曾培炎在开幕仪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法国总统萨科齐在爱丽舍宫举行欢迎酒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