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October 13,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方 2011-10-13 香港今天处于旧的“论述”已经失势、新的“论述”还没有产生的一个局面。 “狮子山精神”今天已跟不上现实的发展,正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 所谓“论述”,就是一套逻辑上完整、能自圆其说的讲法。马克思讲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论述”要能造成影响,变成物质力量,首先需要为一定数量的人接受。 超越“狮子山精神” 香港今天处于旧的“论述”已经失势、新的“论述”还没有产生的一个局面。旧的霸权论述是一个多层次的意义系统,大致上可以被概况为“狮子山精神”。今天,它已跟不上现实的发展,正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 现在,大家一般把“狮子山精神”理解为“依靠勤劳发家致富”,这里面既包括了一种工作和生活的伦理,亦包含了大家觉得自己能“往上爬”这种对社会向上流动的集体预期。可以说,香港人的工作伦理从一开始就和清教徒式的工作伦理不一样,它并不是纯精神性的,而带有物质上的假设。 有趣的是,今天的“狮子山精神”,和当年电视剧《狮子山下》集中想要表达的精神,又有一段距离。电视剧讲的是基层市民的生活和他们对社会民生的看法,反映当时草根阶层的挣扎历程。剧中的“狮子山精神”,与其说是致富的保证,不如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今天,生活已经无忧的那一代人,却理所当然地把过去吃的苦跟现在的成就联系起来,觉得其中有着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后现代史学理论告诉我们,过去(the past)与历史(history)是不同的东西。历史不过是一种文字述事,和文学创作无异。最终,历史就是理论,而理论就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背后亦不过是利益。任何的历史写作都是为特定的人群服务的,意义亦并不独立于历史文本以外而总是被书写历史的人所建构。 如此看来,每代人都可以甚至应该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今天香港社会问题的症结,就是新一代人仍然未能重写新的历史:他们自己的历史。香港年轻一代未能重新梳理香港的过去,以自己为主体讲一个新的香港故事,就是香港青年人焦虑的根源,其中最明显的表征就是最近“八十后”的所谓“非理性”和“激进”的行动和诉求。 事实上我们不难看出,“狮子山精神”服务的,不过是吕大乐教授在《四代香港人》所描述的“第二代香港人”。“狮子山精神”不但合理化了他们的成就和财富,更强化了与其逻辑相匹配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例如香港政府一贯以来的“小政府、大市场”方针)的再生产。在香港不断蝉联“最自由经济体”的同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已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和关联方式,“狮子山精神”与这些相应制度对“八十后”而言,就只是一种压迫。 对“狮子山精神”的批判,在有识之士之间,并不是新的东西,但这些批判要不是过于微观,只看到其背后的世代矛盾,就是过于宏观、笼统,把问题一下子扯到“资本主义”上去。 事实上,在已经被“去工业化”的“已发展”国家里,工作伦理的承诺已普遍被质疑,香港的“狮子山精神”批判,亦应该超越本地的世代矛盾而和这个全球性的潮流结合。在消费社会中,人的主要身份不再来自于工作,而靠他的消费方式呈现。全球资本的流动,使得工作不断往低收入地区转移。在工作条件稍高的地方包括香港,稳定的就业越来越不再是一种必然。短期的、兼职的工作,亦不能再被视为“不正常的”、“过渡性的”状态。但我们必须明白,在香港等富裕社会,由于有过去财富的累积,已建立起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保障制度,过去所理解的“事业”的消失,不等于新一代人的生存受到威胁。 这正正是坊间主流分析忽略了的地方:香港今年的“新社会运动”背后不是香港的新生代和他们的父辈不一样,舍弃物质利益而重“公平正义”。这种说法,暗指“第二代香港人”不重视“公义”,为了物质上的利益允许社会不公。这种指责当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公义”并不是抽象的而有其处境性。今天的冲突确实是价值观的冲突,但这不是“正义”与“邪恶”之争,而是大家对“什么是道德的”有不一样的理解。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平等的跨世代沟通。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但要理解不同群体的价值观,亦要加深对不同生活方式的理解,以及对客观事实和趋势的认识。当大家认识到各自处境背后更大的结构性背景,一个包容性更强的新论述才有可能产生。只要这个新论述既能解释过去,又能适用于当下,理解并尊重各世代所作的选择在历史时空中的合理性,世代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绝对不能够化解。 要超越“狮子山精神”,我们还需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它之所以死而不僵,原因一方面在于“第二代香港人”仍然是香港各行各业(包括知识界)的中流砥柱,但更重要的,是“狮子山精神”作为一个观念系统一环紧扣一环,其中的很多环节即使今天的“八十后”亦难以舍弃。 旧论述缺乏“去殖” 有识之士叫我们“反思香港的历史性”,但香港的“历史性”中,显而易见的但又彻底被忽略的,是它的“殖民地性”。 香港人对殖民地的评价是多样甚至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不少人觉得出于“民族大义”,“殖民地”的状态是错的、不正常的、暂时性的;另一方面,英国的统治使得香港急速现代化,变成一个富裕、“文明”的社会,亦让香港人避过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和诸多“折腾”,香港人也由衷地感到自豪和感激。事实上,“殖民地”这个观念在香港被高度“正常化”,很多人根本没有感觉到自己曾经被殖民统治。 为什么英国在香港能采用“怀柔政策”,并和香港人分享利益?在“积极不干预”政策下英国的利益如何实现?这些问题,在主流论述中都没有解答。如其说没有答案,不如说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提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说,“狮子山精神”论述中对殖民地这一个因素的分析的缺位,并不是偶然。 1968年,Rich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