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国盛衰的因果关系与教训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出奇制胜地实现了两个180度的战略大转变。第一个是与苏联从结盟到分裂对抗的大转变，第二个是与美国从敌人到友好的大转变。
在为时二十年的这两个战略大转变中，中国是个贫弱的大国，实力与美苏相比相差甚远。但毛泽东既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也不调动千军万马的武装力量，只是从客观形势中看到了一种他可以用来调遣各种力量使之为中国所用的可能性，就计上心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巧妙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搅得整个世界地动山摇，出现力量重新改组、阵线重新划分的大变化。
请想一想，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万人集会上向全世界发表“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强烈声明，反美决心比天还高。然而1971年6月，基辛格就瞒过整个世界悄悄地到北京来见毛泽东了。这令人头晕目眩的180度大转弯，前后不过一年时间，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毛泽东却因势利导做得顺理成章，一下子把整个地球翻转过来。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只有1938年斯大林为了推迟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把这股祸水先引向英法，由苏德两国外长签订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才能和毛泽东这个战略大玩家的谋略相比。
毛泽东的博大思想正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基辛格每次与毛泽东谈话，毛一谈就是海阔天空，把话题拉到无边无际的时空中来，使听者摸不到头脑。基辛格跟毛泽东谈到核战争时，毛说：“我们也许会损失三亿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也许别人觉得这是战争狂人的呓语，但毛泽东确实是从绵延几千年历史、纵横几千里国土的角度，从人类历史长河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谁要是想跟中国打仗，听到毛泽东这种惊人之言，还能不打退堂鼓吗？！
毛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从中国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与哲学家，名垂史册的帝王将相与文人墨客中吸取了精华。他既是一个大国元首，同时又是一位徜徉宇宙的行者和穿越历史的巨人。正因如此，基辛格才借用柏拉图名著“理想国”中“内圣外王”的概念，给毛泽东戴上“哲学王”的桂冠。除了毛泽东以外，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元首配得上这样的称呼呢？
从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国关系与中国的大国外交中，人们看到了毛泽东的胆识与谋略的高超。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力与美国相比远为弱小的时候，他就敢于下定决心派出志愿军赴朝与美国决一死战。在西方看来，这无异以卵击石，结果这一战反而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稳定了新中国的江山。
20世纪50年代末，当赫鲁晓夫访美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后，毛泽东就抓住机会攻击苏联领导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社会主义，揭开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大论战。其目的是要把苏共领导人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削弱莫斯科对国际共运与世界局势的影响力。
其实从今天来看，当时中国加在苏联头上的种种罪名是言过其实，站不住脚的。比如说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想从西方“魔鬼借贷款”，苏共领导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苏联实行的是假共产主义，等等，都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实际上，苏联无论从政治到经济并未完全演变为资本主义，苏共领导人并未掌握国家资本或拥有大量私人财产。从“九评”的写作过程来看，当时批驳莫斯科的宣传高调，完全是由人民日报社、中央党校与中宣部选拔出来的一批书生搭成写作班子，在中组部招待所里书生论政，从“诗经”里寻找引语，挖空心思制造各种罪名来讽刺苏共。
实际上，今天中国大规模吸收外资，广泛采取资本主义生产与经营方式的做法，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苏联。然而毛泽东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只要能够羞辱与否定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就不惜为之。
现在还难以断定，毛泽东那种做法，是否意味着当时背后就隐藏着要想跟西方和美国打交道的目的，以恶化中苏关系作为后来实行中美和解的铺垫。因为作为一个杰出的战略家，他不可能长期采取两个拳头一起打、既反苏又反美的方针，而势必要以拉一个打一个的行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但从历史上看，由于共产国际批评过中共，斯大林过去只看重王明（他在莫斯科居留很长时间，取了个俄文名字叫波波维奇）而对毛相当冷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去莫斯科朝见国际共运的首脑斯大林，发现苏方在双方会谈席上对他标明的称呼竟然是“毛泽东先生”（俄语发音为格斯巴金）而非“毛泽东同志”（俄语发音为达瓦利什）。当时传闻斯大林把毛称为“红皮白心萝卜”，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不过是民族主义者。由于苏方的故意怠慢，毛泽东在莫斯科坐了很久冷板凳之后，斯大林才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会见，让毛觉得蒙羞。
毛泽东似乎从来也没有表现出对苏联的浓厚兴趣和对苏共领导人的个人热情，包括斯大林在内。他甚至对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很瞧不起。而毛对美国的兴趣，却很清楚地表现在他和两位美国记者，即斯诺与安娜•路易斯特朗融洽相处的亲密关系中。毛泽东每次接见重要国宾，只用一只手与对方握手。但在第一次会见尼克松时，却以双手与对方握手，以示尊重和亲切。另外，毛也知道，当年美国派驻延安的军事观察小组成员谢伟思与后来当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司徒雷登，对于中共都曾有过积极的评价。毛写《别了，司徒雷登》与“一边倒”的文章，隐含着向莫斯科示好，以便在开国之初争取苏联援助的动机。
另一方面，从没有听说过毛对学俄语有过什么兴趣。然而他却一直兴致勃勃地坚持学习英语，每次外出巡访视察时，总要带上英文字典，在专列上兴致勃勃地学单词，而且在会见西方贵宾时偶尔说上一两个英语单字。由于他的湖南口音分不清Li 与 Ni 的区别，就习惯性地用汉字来注解英文字的读法。斯诺出版《西行漫记》之后赠给他一本书，毛泽东看不懂英文内容，但回给斯诺一封便函，里面写着“三块肉给你马吃”几个中文字。斯诺看了莫名其妙，琢磨了半天才明白这几个字是用中文来读英语的汉字，“Thank (三块) you（肉）very（喂你）much（马吃）”。这和旧上海洋经浜英语把英文Thank you 念成“生发油买来卖去”有异曲同工之妙。
无论如何，毛泽东以石破天惊之举借邀请尼克松访华来扭转大三角关系，形成中美联手二比一制约苏联的世界战略新格局，是二次大战后大国外交中出奇制胜的最大手笔。而相形之下，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苏联高层领导没有一个人够得上是毛泽东的对手。当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准备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时候，苏联参谋总部的元帅们居然愚蠢之至地向华盛顿试探美国的态度，从而全盘泄露苏联军事绝密，自陷于中美东西夹击的被动境地。
毛泽东虽然在国内问题上犯过贻害无穷的重大错误，给中国发展带来严重危害而不能不受到历史的谴责，但他确实是大国政治中唯一识见高远，运筹帷幄得心应手，具有大智大勇，能够大开大合扭转乾坤，世所罕见的战略家。在中美苏三国那场大国权力游戏中，毛泽东并非仰仗中国的实力，而是以谋略补实力之不足，依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策略手段，制造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而苏联领导人在局势判断、政策制定和谋略谋划方面则暴露出极为弱智与低能的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