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September 2, 2011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9-02 当美国国债以100美元票面堆起来，比世贸中心和帝国大厦还要高许多，清醒的美国人已经知道这个国家早已出错了，必须要改革。 2011年的夏天，作为一个差点儿技术性违约的国家，美国真正生活在一个“历史性”的阶段。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终于在最后时刻达成了提高国债上限2.4万亿美元和在未来十年削减至少2.5万亿美元预算赤字的协议，都不得不对债务处理作出让步。赢家、输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和国会的表现感到失望则是肯定的。 奥巴马只取得了一个象征性的胜利。而共和党人坚持提高债务上限应与削减赤字挂勾，并不对富人增税，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五角大楼的预算将削减几百亿美元，在往后的日子里，将军们需要花更大的力气制造“某某国威胁论”，以争取更多的经费。 美联储的印钞机又能忙一阵了，全世界美元的大池又要增发2万多亿美元。而通过滥发美元，美国把通胀部分地转移到别的国家，很可能制造更大的国际政经动荡。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协议的正面效应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不会明显地显示出来，可观的预算削减将不早于2014年开始。美国的失业率越来越高，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消费者的需求都在下降，而新的法律要求削减开支6％，令美国经济复苏前景堪忧。 国会通过的新法律，可能一时挽救了美国，使之避过了违约的风险，但它并不能从长期和深层次的危机中拯救国家。当美国国债以100美元票面堆起来，比世贸中心和帝国大厦还要高许多，清醒的美国人已经知道这个国家早已出错了，必须要改革。 美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未来财政委员会以及其他机构的专家们，本来应该有足够的智慧认清这个国家的财政路线是难以为继的、不可持续的，但他们年复一年地让美国在借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怪不得国会的名声越来越坏，为美国民众所痛恨，当美国人描述他们对国会的印象时，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功能失调”、“腐败”、“自私自利”和“无能”这些词汇。 只要浏览美国国债网站（http://usdebt.kleptocracy.us/）上那些普通美国人的近期留言，应可一觅真正的美国民意。 民众在留言中表达了对总统、联邦政府、国会、两党的极其不满。有民众认为里根总统开了借钱的恶例，达“2万亿美元”；而“小布什是一个完整的灾难”，“为富人减税，败坏了美国”，“让国家债务翻倍”；奥巴马不敢“站出来面对美联储”。有民众认为联邦机构太庞大，“社会保险、医疗保险、教师以及退休金的费用比之于10万新联邦工作人员的开支”，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足挂齿。联邦政府“把支出建立在提高国债上限的基础上，只不过是打劫穷人和弱势群体”。 对于国会，民众更是给以猛烈抨击：国会工作是“虚构的工作”，“没有任何事情变得好些，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相同行为的人进国会”。国会的“大多数方案只解决暂时问题，然后他们本身又成为问题”。最终，国会带着所有的美国人“驶上悬崖”！有人要求“大扫除”，即把不干净的人赶出国会。有人把国会议员比作在华盛顿卖出买进股票的“坏蛋”，“希望它们孵化得较好些”！ 美国民众在留言中抱怨“我们的制度是各级失调”。每个美国人平均欠了6位数的债， “除非这是华尔街计划在未来N年中可以偷到的金额”，否则是还不清的。 对于现状的改变，对于美国的前景，民众感到悲观。“我们无法改变现状。我们没有改变的意愿。无论你告诉人民什么，无论你警告有多危险，无论你警告多少次，人们将不会改变，并不会作出努力，用今天的一些痛苦换取一个更好的明天”。我们正在“努力地崩溃着”。 对于为了增收反而出现“富人交税更少”之怪现象，有人建议“应冻结研究和商业补助，强制性削减政府人员，不再资助过时的委员会和项目。对任何新计划设定截止期”。“我们需要堵住税收漏洞……我们需要削减开支”。而有人认为，提高债务上限的做法非常危险，“就像为制止酒后驾车而用了增加血液中酒精含量的办法”。 美国还质疑美联储“控制一切”：“为什么我们从美联储购买我们自己的货币还要付息？……如果我们继续从美联储购买我们的货币，……我们只能更深更深地陷入债务。” 这些留言，反映了美国民众的不同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这也显示出，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觉得自己被狡猾的政客和财团骗了。美国号称民主和自由，但美国的两党政制、选举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金钱万能和大财团完全掌控舆论，再加上货币发行权控制美联储手里，让普通美国人在政治经济上没有多少选择。而国际垄断财团同时在两党背后下注，旱涝保收，真正做到了主宰美国。所以，美国人深感无奈。 美联储对这次金融危机是难咎其责的。美联储从2001年起将联邦基准利率降到战后最低水平，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同时低利率刺激了金融创新过度，金融机构不断提高杠杆率。从2004年中起，美联储加息，高贷款利率增加了贷款偿还成本，最为脆弱的次级按揭市场首先出事，然后是那些有毒债券。金融海啸爆发后，美联储推出两轮货币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当利率已无法再降，美联储就不负责任地继续大量印钱，制造资产泡沫，转嫁矛盾，输出通胀。正如俄罗斯总理普京所说，美国经济就这样“寄生于世界经济和美元的垄断地位”。 这次国债之争，奥巴马让步太多，被认为是个“投降总统”。他放弃从极富有的富人处收税，就只有食言，砍穷人的福利计划了，这恐怕对他竞选连任极为不利。说严重些，他已为输掉大选创造了条件。话再说回来，许多议员本身都是百万富翁，加税涉及他们自身的利益，所以一定是斗得你死我活。 两党虽然达成了协议，但减赤从哪儿减起呢？据估计，未来十年里美国经济增速每年只要少0.5个百分点，到2021年国债会再增1兆美元。目前达成的协议也只是十年内减少开支1兆美元。两相抵消，等于没减。本届国会2012年结束，也没法约束以后的预算。实际上，每届国会都有权批准任期内的年度预算案，目前虽然民怨沸腾，但新国会还再出现那些老面孔，靠他们显然是没有希望的。提高债务上限显然也不能拯救美国。“借新债，还旧息”这出戏还能唱多久呢？美国有哪些结构性的问题需解决呢？美国的货币发行和体系要改革吗？这一连串问题有待美国人民去解决。 从美国的债务危机和国会之表现，中国可以得到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那就是，美国国债不再安全。一种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应是今后努力的目标，这也是中国外交的艰巨任务。  

狄旸 2011-09-02 司法覆核不仅是法律问题，难免牵涉复杂的政治纠葛，对于其中可以预测并研究对策的问题，应防微杜渐，尽早研究并堵塞法律漏洞。 《基本法》是香港的唯一宪制性文件。诉讼人如若认为香港其它法律或特别行为违反基本法，可向法院提出有关《基本法》的司法覆核。回归十余年来，香港有关《基本法》的司法覆核案件不断增多。随着人们对《基本法》的了解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司法覆核是有效维护自身权益的上诉机制。 “司法覆核”实际上是一种多头博弈过程。首先，诉讼人可启动司法覆核程序，质疑现有法律、法例或者公共机构行为；其次，司法机构在一定范围内有权解释《基本法》及香港其它法律、法例；再次，特区政府可通过行政渠道质疑司法判决，向人大常委提出释法意愿；最后，全国人大常委对《基本法》有最终解释权，具有决定性力量。不同案件中，这几方不同的力量对比和对案件的关切程度，直接决定案件的复杂程度及判决走向。 香港基本法司法覆核有着牵动社会各方神经的力量，这根本上还是因为司法覆核有可能引发人大释法，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介入使得案件的走向超出了香港司法系统的可控范围，香港社会一直存在司法独立被干预的担忧。但是，回归十余年，人大的三次释法十分谨慎，特区政府也表示尽量避免提请释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特区政府都表现得相当克制。 港英时期，香港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司法覆核。回归初期，香港绝大部分司法覆核案件的诉讼人是个体意义的人，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提出司法覆核申请。当这种形式被社会普遍认识和接受的时候，申请司法覆核的主体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趋势，申请司法覆核的主体开始出现政党力量、主权国家等新的主体形式；司法覆核过程中的多头博弈格局也更加清晰。 成为政治力量博弈工具 近来有影响力的案件频出，从“港珠澳大桥环评”到“刚果案”，再到“外佣居港权案”，司法覆核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这三个有代表性的案件，可以窥见香港司法覆核的新发展。 首先，政党力量的介入使得司法覆核开始成为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工具。老太叫停港珠澳大桥的案件不仅在香港社会引起震动，内地同样反映强烈。一个体弱多病、年近七旬的老太单凭司法覆核就喊停了政府重大基建工程，很多声音认为这是香港司法独立以及司法制约能力的最好体现。然而，细观全局就可以发现这位提出司法覆核的老太背景并不简单。 这位朱姓老太是公民党义工，她此次司法覆核案件的代理律师也是公民党党员，在整个司法覆核过程中，朱绮华本人一直保持沉默，由其律师黄鹤鸣全权代理。有人质疑，居住在公屋、年事已高且身患多种疾病的老太是否有精力、有能力了解复杂的司法覆核内容和程序。提请司法覆核是否是老太一己能力所为？公民党在此次司法覆核中处于积极、强势地位，坚决认为港府修建港珠澳大桥的环评有问题，掣肘港府重大基建工程。败诉之后，无论港府选择上诉或者重做有缺失的空气质素评估，需时少则数月，多则两年。而工程延误两年必定会额外耗费工程造价约267亿人民币。 港珠澳大桥不仅是香港本地的基建工程，更是三地政府合作的重大基建工程。大桥香港段原本计划2010年初动工，由于司法覆核使得工期延后，能否按照原计划实现2016年通车仍是未知数。若香港段计划延误，珠海、澳门段按期完工也不能通车，届时受损失的不仅是香港，而且将牵涉珠海、澳门以及港珠澳大桥整体经济效益的损失。因此公民党在案件中的角色备受指责。 司法覆核是一种需要付出巨大时间成本的法律手段。由于法律程序清晰可依，大概耗时长短是在启动该司法覆核之初就可以预料。不论案件判决结果如何，港珠澳大桥都会被延期，这是控方在决定启动司法覆核时就十分清楚的。时间成本之后，接踵而来的还有经济效益及社会整体利益。在考虑社会整体利益同动用司法覆核质疑环评程序缺失之间，公民党选择了后者。港府的败诉不仅影响港珠澳大桥一项工程，相关的70余个项目都被叫停。这对港府确实是个沉重打击，也是司法过程中的教训。 回归后，政府在所有司法覆核案件中胜诉的概率约为2/3。由于司法覆核更多地挑战的是既有法例或者公共机构、公职人员，政府高比例胜诉部分说明了司法覆核并非儿戏，挑战公共机构及公职人员有一定难度，且一旦败诉，控方要承担高额诉讼费用。这些限制条件并非司法对公共机构、公职人员的偏袒，而是有效保障了司法覆核作为最终申诉机制的威严。但如果越来越多的利益团体、政党机构成为司法覆核的实际启动者，由于他们无论在专业知识还是财力上，都较一般市民有很大优势，启动和承担司法覆核的成本会变小。这些强势博弈者的介入，会使整个局势的重心发生偏移，港府也因之面临更大挑战。 终审法院处于压力境地 其次，在涉及有可能需要人大释法的案件上，终审法院处于权责自负的压力境地。终审法院是否提请人大释法则需平衡各方利益。近来的“刚果案”是回归以来终身法院首次提请人大释法，但最终做出提请释法的决定却一波三折。 1980年，刚果（金）向南斯拉夫一家公司借款，因无法按时还款，经仲裁需赔偿。刚果后成功将债务转卖给美国FG基金公司。美国基金公司得知中国中铁获得刚果采矿权，并将支付2.2亿美元入场费。2008年，基金公司于香港起诉刚果，要求刚果将中铁支付的约1亿美元入场费抵债。刚果称自己为主权国家，享有中国政府绝对外交豁免权，香港法院无权审理此案。2008年底，香港高院接受刚果说法，判其不用还钱。美国基金公司提出上诉。上诉庭依普通法有限豁免权，认为该案件不属国家行为，属商业行为，刚果需还款。刚果继续上诉至终审法院，要求终审法院提请人大释法。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三度发信给香港法庭及港府内地及政制事务局，强调此案涉及国家外交政策，香港终审法院无司法管辖权。若香港在外交豁免权的安排上与北京不一致，将对国家利益造成深远影响和严重损害。终审法院最终以3比2通过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释法。外交部对终审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终审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按照基本法规定提请释法，是履行基本法规定的义务。 此案的争拗在于，《基本法》规定了何种情况下终审法院需提请人大释法。但是否提请释法是终身法院的自主行为。终审法院是否提请人大释法有赖于其对《基本法》相关条文的理解和阐释。假设刚果在上诉法庭判决后没有提出上诉，而是向基金公司还债，该案件不会上诉到终审法院，刚果也不会提出释法意愿。外交部也不会向终身法院发文施压。最后该案件将以“商业案件”的性质告罄。但刚果上诉，表示不满，北京则面临外交压力，基于上诉庭的判决，北京不免有终审法院维持原判的担心，更担心若维持原判，中刚关系可能受损，因此三次施压。中国中铁对刚果支付采矿入场费是否属于国家行为，这都在《基本法》的可解释范围内。如终审法院的解释没有引起刚果的强烈不满，外交部有可能不会多次强调“绝对豁免权”。某种程度上，与此案关切更大的是终审法院维持原判所引发的外交后果。而这些因素都是终审法院自由裁量权范围内需要顾及的问题。 终审法院最终以3：2的投票结果通过释法决定。微妙的票数比例体现了终审法院对此案的态度。虽然结果同意释法，但仍有2票表示反对，这暗示了香港司法系统对普通法精神原则的坚持。“刚果案”显示，虽然全国人大常委对《基本法》有最终解释权，原则上可以随时主动释法，但实际上，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主动释法的政治后果，非特殊情况会尽量避免主动释法。因而，终审法院在是否提请人大释法上的主动权也使其必然在敏感案件承受来自不同利益团体的压力。 及早研究修改《入境条例》 再次，香港政党政治逐渐成形，对司法覆核案件上纷纷表达意见，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主要来源。各政党在司法覆核案件上的不同表态也显示了香港目前的左、中、右政治光谱。这也体现了社会政治利益在不断分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比较清晰的立场分野。 8月22日，香港高院开庭审理菲佣居港权案件。2010年12月初，3名在港工作逾7年的菲律佣工入禀法院申请司法覆核，要求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诉讼人认为《入境条例》中规定外佣在港工作期间不被视为“通常居港”，导致她们无法取得居港权的条文，违反《基本法》有关香港永久居民资格的规定，质疑《入境条例》歧视外佣，因此提出司法覆核。 “菲佣居港权案”一出，香港社会立刻掀起轩然大波。香港各主要政党在该案上的意见分歧很大，媒体指此案成了“政党骂战”。公民党对该案持支持态度，而菲佣获得法律援助，代表他们的是擅长人权官司的是公民党核心成员、资深大律师李志喜。亲政府的自由党立即在报纸大篇幅质问公民党居心叵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