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September 1,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1-09-01 海上巡逻机P-1的服役展现了日本巨大的军事潜力，而日本近期的一系列行动也都说明日本正将其军事潜力转换为实际作战能力。周边国家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8月20日，日本防卫省首次向媒体公开了新一代海上巡逻机P-1。该机按计划或将从今年投入海上自卫队服役，用以取代日本“海自”目前装备的P-3C“猎户座”海巡机。该型飞机是战后日本第一架纯日本制造的飞机，对日本而言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不仅因为它采用了一些全新的技术，而且开创了世界航空工业中首例“一个项目两种机型”。该机型的服役不仅展现了日本巨大的军事潜力，日本近期的一系列行动也都说明日本正将其军事潜力转换为实际作战能力。周边国家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海自”显著提升反潜能力 P-1的机身结构及飞行控制系统由川崎重工负责设计并制造，动力为石川岛重工设计并制造的F7-10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单台推力70千牛。P-1还配备了东芝HPS-106型有源相控阵雷达，以及东芝按许可证生产的加拿大航空电子AN/ASQ-508型磁异常探测器。其最大作战半径约2000海里，最大起飞重量近80吨，巡航速度450节。P-1有8个外挂点及一个武器舱，可至少携带20吨作战武器，包括100枚声纳浮标、AGM-84“鱼叉”反舰导弹、MK-46反潜鱼雷等。 P-3C“猎户座”虽然被称为海上巡逻机，但是主要功能是反潜作战及侦察。作为其后续机型，P-1的功能当然也是以反潜为主。因此，其反潜作战效能尤为重要，而川崎重工开创性的以“光传动”代替“电传动”飞行控制系统，这种新技术可以极大地降低来自飞机内部的电磁干扰，使机上的感应设备更为灵敏，有效地提高对水面舰艇和潜艇的探测与识别能力。加上F7-10发动机带来的更大速度、更低的背景噪音，P-1的作战效能必然将远高于P-3C。日本“海自”拥有亚太规模最大的P-3C反潜机部队，现役数量高达80架。如果以同样数量的P-1取代P-3C，那么“海自”未来的海洋监视能力与反潜能力将给周边国家的海军带来极大的压力。 日本展现航空研发能力 日本防卫省在2001年同时对“海自”P-3C海巡机取代方案P-X，以及空中自卫队C-1运输机取代方案C-X进行招标。川崎重工一举获得了这两个取代机型的设计经费，并将两个机型作为一个项目同时开发。P-X于2003年完成设计定型，2005年完成制造图纸，并在2007年9月28日首次试飞成功后正式定型为P-1X。 川崎重工早在二战中就是日本主要的军用飞机制造商，在二战后以许可证生产了677架各类美式飞机，其中包括105架P-3系列海巡机。大型飞机制造经验堪比美国的波音、洛•马等飞机制造商。但是P-1和C-2两种机型的空气动力布局都较为简单，不需要太多的气动设计经验，川崎仅凭制造过程中积累的机身、机翼结构设计经验即能驾轻就熟。 以3450亿日元（约合30亿美元）的项目经费总额，在十年时间内完成两个型号的大尺寸飞机从设计制造到测试装备的全部工作，在世界航空工业历史上是第一次。P-1与新一代运输机C-2的部分重要零部件可以通用，而飞行控制及驾驶舱显示系统完全一样，如果不是“一个项目，两个机型”，这将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体现了川崎重工在航空工业上的巨大能力。P-1作为世界上第一型实用型“光传动”飞行器也体现出日本在这方面的优势。石川岛F7-10发动机与P-1同时开始设计工作，却没有耽误后者的研发进程，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日本极强的航空发动机制造能力。 日本“适时”发挥军事潜力 通过P-1反潜机这类项目，日本正在逐步将其军事潜力的积累扩大深入，并且适时适当地将其发挥出来。所谓适时适当，就是目前美军正面临预算缩减的挑战，却要对抗日益崛起的中国海军。因此，海洋监视这类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与能力而投入产出比很小的活动，美军会更多地交给日本自卫队。按照美日安保同盟的责任划分，日方本来的主要责任就是情报收集。去年12月，美军派驻第三支航母作战群到西太平洋后，就建议日本增加海上巡逻的力量部署，以此来增强航母活动的安全保障。巡逻行动集中针对中国及朝鲜的潜艇活动的监视，对中国潜艇日趋活跃的岛链突防动作进行更多的监视与防范。 日本趁着美国军事力量受预算制肘之时，适当的将自行设计建造的武器平台投入运用，既能满足美国的战略需要，又能积累自身的军事能力与潜力。一方面不招致美国反对其对于武器平台的研究，另一方面又能阶段性地检验自己的军事潜力。这种适时适当的军力建设意图不仅在P-1反潜机方面得到体现，2010年菅直人内阁就批准了《防卫计划大纲》中将潜艇数量由16艘提高到22艘的计划。随着F-35多用途战斗机不断攀升的研究费用与不断推后的研究进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日本自研的第四代战斗机F-X也将进入日本空中自卫队服役。 日本不仅积极更新其武器装备，同时也积极扩大其军力覆盖范围。据日本共同社8月21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决定未来在冲绳县的与那国岛驻军，部署200人规模的沿岸监视部队，并在2012年度预算中纳入购买该驻地土地和设施建设的经费。与那国岛面积29平方公里，位于琉球列岛的最西端，台湾东北部外海，距冲绳本岛500多公里，而距离台湾海岸仅108公里，天气晴朗时甚至可远眺台湾山脉。如果日后与那国岛的驻军规模及能力被扩大，对中国及台海都是极大的威胁。 日本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官武贞秀士认为“对日本而言，朝鲜半岛及北朝鲜是紧迫且具体的威胁, 而中国是中长期威胁，是日本西南诸岛安全及日美安保同盟面临的重大安全风险” 1。同样以战略风险来评估，中美两国互为对方的中长期威胁，但是，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更为“紧迫且具体的威胁”，其实是正在不断扩大作战能力与范围的日本。 注释： 1.Japan wary of China...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1-09-01 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另一个问题是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意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只要涉及选举，为了赢得选票，为了政治斗争，是非的界限就变得非常模糊。 民主化是当今世界主流的政治模式，主流看法基本认为其符合世界政治进步的方向。过去台湾受到重视是因为西方国家将它作为遏制、牵制中国大陆的一颗重要棋子，但现在它不仅仅是一颗棋子，不仅仅具有战略上的利用价值，它也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等方面与西方趋同。 优越感的补救 台湾的经济起飞与西方国家有直接关系。经贸上的联系和融合，也使得台湾在政治价值观上不断向西方国家倾斜。台湾民主在形式上照搬了西方的一些模式，但总的来说，它能够比较主动、适时且顺势而为地进行自我调整。这使得社会发展避免了转型时期较大的动荡。 西方国家对台湾的认同，是支撑台湾这么些年一直走这条路的重要原因。台湾认为，有那么多西方国家走在前面，有它们的经验和经历，这种模式可以确保台湾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换言之，台湾社会发展方向问题，台湾人认为已经解决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台湾在对大陆方面的自我优越感得到了补救。 过去台湾在人均收入、生活水平方面远高于大陆，但随着大陆加入世贸组织，台湾的优势越来越小，从领导人、政治领袖到民众，在大陆后来居上的情况下，逐渐失去了对台湾经济的信心。再加上失业率的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得比较慢，相较大陆的优势就不那么强了。但与此同时，台湾又将政治的优越感作为一个高地。过去台湾人认为如果和大陆统一的话，他们的财富会被分享掉。现在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政治的自我优越感，作为两岸政治博弈一个非常重要的杠杆。这方面大陆实质上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地位，作出的反应缺乏力度。这点将被台湾作为政治上的筹码和借口长期存在。 就台湾的情况而言，经济实力的下降和政治民主化并非完全成反比，不能说政治民主化使得经济实力下降。台湾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受国际经济的影响比较大，当大陆逐渐开放、外部市场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难免与台湾的市场有所竞争，所以台湾原来在出口、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没有了，这与国际经济大背景和全球化有关。同时，也不能说政治民主化对经济没有负面影响，政府的决策能力已经受到影响，决策效率比较低。在基础建设、立项等方面都受到很多掣肘，甚至浪费了很多机遇。 社会权威的坠落 政治民主化对台湾社会影响最大的方面，是权威的坠落——再也没有一个全民认可或者说多数认可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变成了权威，媒体是权威，个人也是权威。政治领袖现在不能确保其权威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政治势力的分野和对峙也使得权威不再令大家信服。越是政治实力多元化，越是民主化，政治权威的影响力就越小。台湾社会已不可能再出现蒋经国那样的权威。 这是好还是坏呢，可以从两方面看——当遇到很大问题，需要作关键决策、下常人所不能下的决心时，是需要权威的力量的。 对一部分人来说，怀旧的情绪是存在的。回忆当年蒋经国做了几大建设几大工程，他在决策过程中多么强有力。将那个时代与现在碌碌无为或优柔寡断的情况相比较，不少人当然比较喜欢当年那种决策模式。但现在一般年轻人没有经过那个时代，可能就不一定喜欢甚至反感这种模式。 台湾虽然不再有真正的权威，但一部分人还是会被政治形态所左右。现在台湾社会最缺乏理性的思考和辩论，比较情绪化。这可能是因为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缺乏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那就是理性。媒体普遍缺乏理性思考，立法委员打架、吵架和做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博取关注等等，都是不理性的表现，也是缺乏民主内涵和风度的表现。这与传统的民主国家、民主社会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选民方面，一部分人能够自觉地用选票影响领导人的意志，但笔者认为，有相当多的人只是用选票来体现自己的喜恶——喜欢某个政党或领袖，就投票给他，不是从政策的角度考虑，而更多的是跟随情绪做出反应。 在台湾，理性的演说和政策性的解释并不讨好，反而是诉诸情感、诉诸本土意识的言论容易受到欢迎。这就产生一种恶性循环。选民有什么样的爱好和喜恶，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领袖投其所好。笔者认为，台湾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很多都缺乏深度、理性、冷静的思考。为了选举，他们都尽量避免说正确却不讨好的话，包括马英九在内。政治人物往往被民意所左右。客观地说，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情况下，民意其实并不能代表整体的、长远的社会利益。 价值观的混乱 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另一个问题是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意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在日常生活中，价值观和是非对错其实都非常明确，但只要涉及选举，为了赢得选票，为了政治斗争，是非的界限就变得非常模糊。 比如腐败问题，李登辉和陈水扁的腐败就被绿营拿来加以曲解和利用，说成是政治打压等等，把他们塑造成受害者。在传统中国社会，在是非观念很清楚的情况下，人们对腐败分子是保持距离的，但经过政治操弄后，台湾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他们，愿意为他们辩护，这就是一种价值混乱。当法律上已经判定是非的时候，很多民众还是以自己的情绪和好恶判断是非。再比如两岸关系，只要有人主张与大陆进行更多的合作和交流，就被塑造成“卖台”。可悲的是，很多选民都相信这种说法。 “国家认同意识”也是一样。蓝营人士在内心里也许认为两岸是一个国家，承认一个中国，但是在公开场合，连台湾最高领导人都不敢说或者吞吞吐吐的，怕被扣上帽子。 很多人不敢坚持说负责任的话，相反，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诸如涉及“九二共识”的解释等，所有人都在故意模棱两可。本该坚持的不敢坚持，比如台湾现在经济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有人说台湾现在经济之所以衰落，是因为台湾受制于政治力量的干扰而经常错过进入大陆市场的机会。这本来是正确的意见。可是，即便一些人有勇气这么说，也不够理直气壮。更糟糕的是，由于担心被扣帽子，这些人往往会说出政治上很保险的话，比如说“台湾要自保”、“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等。 还有，在美台军售问题上，本来两岸关系缓和是对台湾最有效、代价最低的安全保障，但马英九就是不敢说，因为害怕别人指责出卖台湾。笔者认为，这不是马英九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执政团队思想的反映，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团队”整体的思考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