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ly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7-06 郭台铭企图找到一个既具有类似中国式的劳力价格低廉而又能够避免和美国的贸易纠纷还具有发展的前景，同时能够作为鸿海市场之一的地方，来建设生产基地。 以无自主品牌、靠做EMS而出名的台湾鸿海集团最近又成为了日本经济版的焦点。这是因为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6月30日会见《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时谈到其将在巴西建立液晶板工厂。 鸿海要向巴西投资120亿美元之事在今年4月份郭台铭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之时就已经敲定。如果仅仅是投资巴西一事还不会在两个月之后再次为媒体所关注，日本媒体之所以关注此事是因为郭台铭在日本强调的是“日台合作”。 鸿海集团所从事的EMS商业模式的利润空间近年来不断减小，所以鸿海集团非常希望能得到日本企业所持有的高技术。去年年底开始，鸿海集团就在试图以第三方配额增资的方式从日立制作所手里得到日立显示器（HITACHI DISPLAY）的经营权，以成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所必不可少的中小液晶显示屏业中的龙头老大。 但是这个谈判却一直没有结果。“我们提议进行共同技术开发，而日立则担心技术的流失，这不对，我们又不是敌人”，从郭台铭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到谈判不太顺利了。实际上，日立已经在中小液晶显示屏事业上准备与东芝和索尼联合，准备在7月份成立一个由三社共同出资的新公司，这个公司所占的世界市场份额将达到21.6%，超过夏普（目前为14.7%）而成为世界第一。当然日立和鸿海的商务关系仍将继续维持，但只是当前委托生产的关系，没有进一步的合作关系。 鸿海反应极为迅速。郭台铭表示，他在6月初就已经和夏普董事长町田胜彦见面讨论过共同调配液晶显示屏所需原材料和零部件以提高在价格交涉时的地位问题，很有希望达成协议。 实际上，郭台铭所需要的当然不是液晶板。反正日本公司的液晶板也不是全部自家用，韩国的三星、LG等公司也一直在使用日本生产的高质量液晶板，郭台铭所希望的是通过日台合作来战胜其韩国竞争对手。郭台铭对日本记者说：“日本企业的品牌价值在于不断创新的技术能力以及内容供给上，而并不应该表现在单纯的硬件生产上。” 韩国的三星和LG这两家公司就占据了世界液晶电视机生产份额的30%以上。郭台铭在指出这个事实时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夏普的液晶技术比三星要强，但为什么竞争不过三星呢？”郭台铭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把制造交给没有自主品牌的鸿海才是最好的选择，日台合作，我们才能具备齐全的技术、速度、柔软性、质量、服务，这样我们才能有100%的把握战胜三星”。 鸿海的EMS商业模式的利润空间小到了什么程度？郭台铭自己表示为苹果公司代工的利润率还不到5%。实际上，鸿海集团在2006年营业利润率为6%，而在2011年第一季度下降到了1.7%。鸿海集团和其他的台湾企业近年来的发展都是依靠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产品组装出口到美国日本欧洲的发达国家这种商业模式，光鸿海集团在中国大陆的雇佣人数就已经超过了90万人。 但鸿海集团的这种商业方式似乎已经走到了头。2010年鸿海的大陆子公司“富士康国际”所发生的员工自杀事件以及其他一些事件使得鸿海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声誉受到极大影响，而且中国大陆人工费用的不断上升也使得鸿海集团一定要寻找新的商业方式。比如将生产基地迁往人工费更加低廉的中国内地或者提高生产线的自动化水平等等。事实上郭台铭在解释鸿海集团的营业利润率如此之低的理由时是这样说的：“这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进行大规模投资”。 鸿海的另一个潜在的危机是，生产基地集中在中国大陆虽然有文化相通等运营上的有利之处，但是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黑字永远是中美之间贸易摩擦问题的根源，中美之间将来在贸易上会发生什么是谁也无法预料的，鸿海集团作为一个无自主品牌的纯粹EMS公司当然不想卷入这种贸易纠纷。 所以，鸿海企图找到一个既具有类似中国式的劳力价格低廉而又能够避免和美国的贸易纠纷还具有发展的前景，同时能够作为鸿海市场之一的地方，来建设生产基地。在鸿海看来，这个地方就是巴西。 但是就像郭台铭曾经表明的一样，进出南美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所以郭台铭企图说服日资企业和他一起分担这种投资风险。不仅是夏普，郭台铭理想的合作伙伴中还有尼康公司等设备制造公司以及富士胶卷和其他日本化学工业厂家。日本企业在分散“中国风险”这一点上和郭台铭是一致的，但它们也和鸿海集团一样，不太有南美的商业经验，到最后会不会和鸿海携手共同进军南美，现在还很难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11-07-05 海峡两岸近年来公共治理上都问题丛生。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提高政府的服务及治理效能，建立依法而治的习惯，加强媒体在公共事务上的报导监督，这些大方向都必须加紧努力，否则以前现代的政府来管理廿一世纪的社会，早晚必出大乱子。 近年来，“公共治理”的问题在各种形态的政府似乎都有日趋恶化之虞。 台湾是个公认社会相当进步、政府效能也不错的地方，但最近却爆发了所谓的“塑化剂风暴”，这已被认为是近年来全世界最严重的食品安全及公共卫生治理上的丑闻。前两年曾在中国大陆闹翻半个天的毒奶粉事件，显然都被“塑化剂风暴”比了下去。这种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人们现在都知道，在化学工业里有起云剂这样的东西，加了起云剂会使那种工业产品变得比较均匀柔软。在产品加工时，无论液态或固态，为求均匀及不沉淀，也会加起云剂。只是食品工业的起云剂必须以昂贵的精制棕榈油为原料，由于成本昂贵，于是台湾遂用工业用的来冒充。这一冒充就混了二、三十年。这起“塑化剂风暴”闹开之后，人们赫然发现，由于二、三十年无人闻问，台湾的塑化剂已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甚或产业网。从果汁、果酱、饮料，甚至到糕饼、优酪乳、益生菌饮料及嚼片，几乎全被攻陷；所有民生消费场所，从卖场、商店、餐厅、夜市到摊贩也全被笼罩。台湾的此类产品透过贸易也卖到东南亚、欧美、中国大陆、港澳等地，台湾俨然已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塑化剂伪劣商品生产者和输出者。 台湾的商品、农产品、食品药物检验已历有年所。这次的“塑化剂风暴”才使得人们知道，虽然塑化剂早已规定在食品中不可使用，但规定归规定，二、三十年来这项规定纯属乌有，既无人检验，也无人去调查，它就这么无政府的搞了二、三十年。台湾的塑化剂会影响到性发育及生殖功能，因此已有医界人士认为台湾生育率已降到全球最低，这就是塑化剂之害。塑化剂带来亡国灭种的危险。 公共治理须达基本标准 台湾的“塑化剂风暴”与中国大陆的环境公害、黑心商品等治理问题不同。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发展时间不长，政府的现代化治理和商人的现代化纪律也都普遍落后。因此，改革开放后，可以说一切都从头开始。由于商人违法乱搞早已全球化，因此大陆的黑心商人发展的步伐快过政府治理能力，因此黑心商品、工业污染等问题自然层出不穷。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大陆诸多黑心企业乃是国营及公营，它在本质上乃是政商一体，甚至媒体也是这个权利一体化结构之一。商人出了纰漏，例如污染了河川湖泊或土地，政府总是会加以遮盖，媒体也不会加以报道。难怪大陆在治理上出了问题，多半都是境外媒体报道后，事情才会闹大，也才会受到领导层人物的重视。 中国大陆现阶段正处于一切都由无起步的阶段，它的有效治理尚言之过早，而且人们也不能期望它有多高的标准。但至少它必须有下列低限的标准： 首先，人们常主张大陆应建立依法行政的基本规范，但大家在谈依法行政时却疏忽了“专业管理、部门自主”的观念。现代政府管理之事务日益复杂而专业化，例如一个管理河川污染的检验单位的小官，它是在小单位当个低层小公务员，但他发现到的问题却重要无比。在进步国家，有“专业管理、部门自主”的观念，这种小官对专业问题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一个大官也不可能用他的官威压制住这个小官的主张，大单位也不能干涉小单位的权力行使。只有建立这种“专业管理、部门自主”的官僚文化，所谓的理性治理始有可能。政府“依法而治”在现阶段都有难度，“依法而治”是在治民，而“专业管理、部门自主”则在治官。当官被治好了，治民始有可能。 其次，今天的中国大陆，我们很难用高标准加以要求，但低标准的在公共事业上开放媒体的报道，至少是应该的。公共事业的报道自由，不涉及政权事务，纯属人民的权利义务以及权利是否遭到侵害等。媒体单单这方面的报道，就能发挥为民喉舌的极大作用。这对官僚体系的清廉反省，对效率及能力也有督促的作用。媒体的自由有些人会视为洪水猛兽，殊不知一定范围的媒体有限自由，却是提升治理能力的不二法门。 台湾为何出现反淘汰机制？ 筚路褴褛、百废待兴这乃是中国大陆的现况，而台湾对现代化治理已有过相当经验，为何也发生“塑化剂风暴”这么严重的大丑闻。对此，可以从下列理论角度加以思考。 近代研究政府管理的学者都认为，一个现代化政府在制度形成后，该制度就会自动运作来解决问题。这种制度论者认为制度最重要，它不会随着人的变化而移动，这种人因而认为，人的领导并不那么重要。 但晚近的学者，尤其是领导学的学者却发现，实际情况却非如此。近代公共事务日益复杂，而且资讯繁多，同一件事由许多机构负责，这给了公务人员更多的卸责空间；其次，制度很重要是没错，但再好的制度，“发动者”（Initiator）的角色仍要人来扮演。如果人一懈怠，制度的效用即不会那么犹如预期，而且执行制度的是人，人的裁量，事情办是不办，会不会暗中偷偷放水，都决定了制度的运作。近年来纵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对大公司的违规都睁只眼闭只眼，即是例证。大公司很容易就利用它的政商实力让制度的力量在它的门口停止。再其次，政府的治理有个前提，那就是从事治理行为的公务员必须相当用功，在能力上超过被治理的公司厂商。当公务员能力劣于公司厂商，公司厂商在为恶上就处于领先的位置。当治理别人的政府沦落到了被治理者的后面一方，政府的能力、信用以及领导性遂告失去。 今天的台湾会发生塑化剂这么严重的全面性丑闻，这种现象已持续二三十年无人闻问。由于无人理会，塑化剂本身就发展成立一个庞大的产业网或产业链。虽然台湾法令规定食品药物不得添加塑化剂，但因无人理会，添加了也不会受到惩罚。遵守法例不添加塑化剂的由于成本较贵，利润变少，他们反而等于变相的受到了惩罚。这是种守法的好人反而蒙受不利的反淘汰机制。当一个社会的好人受惩罚，恶人却得利，又有谁要守法安分、老老实实去做个生意人？ 台湾在公共治理上为何会出现这种反淘汰机制，我们可以试着做这样的观察与分析。 近代台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确建立了各种商品检验、药物检验、生态环境检验的体制，但人们也知道这种体制所扮演的还是把关的角色，把关就是在监督。他先天上就不被公司厂商喜欢，会被他们认为是在找麻烦。在过去，台湾的政府有权威，它们尚可积极依法扮演角色，但自从台湾民主化后，人民的声浪增大，政府的监督角色遂渐废弛。 就以台湾的农渔产品为例，过去多年里，只要检验单位验出牡蛎、渔产、鸭蛋某些有害成分超标，媒体一阵报道，销量立即大减。农渔民就会透过农渔会施压，政府各级长官因为不愿得罪农渔会，一定会出现一堆大官小官排排坐，猛吃这些产品，宣称这些产品都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食用。农渔产品有害物质超标，它显示的乃是环境受到污染，政府应针对污染源加以取缔纠正，但台湾政府怎么敢去取缔污染源的大公司，于是只得排排坐，宣称有害的东西可以放心食用。这是一种虚假的政治秀，等于大官的政治考虑已压过了农产品检验单位的努力。这种事情搞多了，检验单位还会去做吃力不讨好的检验工作吗？台湾的检验机关士气低沉、做事消极，其实是有原因的。 政治退化导致公共治理危机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F....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呙中校 2011-07-05 在香港，网络新生代也在追求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而不是目前在中环价值和积极不干预政策主导下的“香港模式”，他们以行动不断挑战现有模式，他们试图以“反”来改变现实。 最近香港财政司长唐英年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香港没有地产霸权，年轻人投诉李嘉诚的成功之时，应反省为何自己不能成为下一个李嘉诚。唐英年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不但年轻人强烈不满，媒体、商界都有人表示不认同唐英年发言。今年初唐英年发表“车毁人亡”论，向“80后”发炮后，也引起“80后”的不满。 自2009年底率先发起反高铁运动登上社会舞台以来，香港“80后”给人耳目一新（也有人认为“激进”）的印象，一跃成为香港社会运动的主体。毋庸置疑，“80后”主导的社会运动将影响香港未来施政和政治经济发展，但从目前唐英年等香港高官的言行来看，这些把持香港发展决策的政商精英不但没有把握到“80后”的所思所想所求，更谈不上去理解和掌握“80后”现象背后社会时代的变迁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因此，香港“80后”现象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不过，“80后”这个概念在香港社会还有比较大的争议，不少香港年轻人，并不喜欢、也不接受“80后”这个标签，因此特别反对滥用“80后”。此外，在香港，“80后”被特别用来指近年来活跃于社会运动的年轻人，而这里所要论述的对象要更为广泛，不但包括1980-1990年间出生的年轻人，也包括部分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香港年轻人，因此这里主要使用“新生代”来称呼以“80后”为主体的有独立思想、以使用网络为特征的香港年轻一代。 而所谓“香港模式”，则是指以“积极不干预”为哲学基础、以“中环价值”为精神导向、以土地批租制度为经济基础、以行政主导为治理策略的社会发展模式。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是香港的根本制度，香港新生代的诉求和抗争最终指向都是要终结这一体系，无疑与香港政商精英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上产生严重冲突。 反高铁与新生代的诉求 如果要简单概括香港新生代的诉求，用一个“反”字可以基本概括——从反高铁到反地产霸权，从反贫富悬殊到反官商一体，从反建制到反政制，从反全球化到反大陆化……年轻人都具有叛逆的性格，世界各地年轻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学生运动也都有反叛意味，因此，香港新生代的“反”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无论是哪种“反”，都不能以为只有“反”而没有“正”，只有“破”没有“立”，实际上，他们的“反”是为了“变”——不满现状，寻求改变。 反高铁是香港新生代社会运动的起点。在2009年末、2010年初的反高铁运动中，新生代不但成为整个运动的推动者，也是中坚力量。他们的行动不但成功唤起整个社会对高铁的关注，而且致使一些原本支持兴建高铁的政党和立法会议员，改变立场来质疑政府的高铁方案。也正是这一点，人们意识到香港新生代在香港社会发展和政制改革进程中的巨大能量。 这场反高铁运动已完全超越反高铁本身，而是借反高铁把新生代的种种不满倾泻出来——反高铁青年以菜园村、大角咀居民的生存为切入点，反对香港高铁项目以商家为重的规划设计，质疑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利益输送，抗议地产主义无孔不入，这样就包含了反地产霸权、反贫富悬殊、反官商一体的政治诉求；由于港府在高铁决策咨询过程中仍然延续港英时期的行政主导、精英决策方式，再加上功能组别议席、建制派议席在立法会上占重头，立法会中对高铁项目的支持票明显占优，因此反高铁运动很自然地向反建制、反政制、要普选的方向发展。而反全球化与反大陆化很少为人关注，是世界反全球化思潮在香港本土的发展，借菜园村居民的利益诉求而兴起，这点将在后面着重分析。因此，反高铁可谓是新生代各种思潮和观念的大杂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反高铁是香港新生代走上时代舞台的历史标志，也是新生代全面表达诉求、追求改变社会的历史宣言。 新生代社运成因分析 反高铁运动的确具有很强的标志性意义，但是由此去研判香港新生代的社会心理和成因，却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目前研究者对香港新生代社运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吕大乐先生的“第四代香港人”之说，影响比较广泛。吕大乐专著《四代香港人》，把香港社会分代研究，现在媒体所称的80后相当于他所指的第四代香港人，一般认为，由于上一代占据了香港社会各方面的主要位置，年轻人上升机会缺乏，因此起来抗争。不少人以此为理论根据来分析香港新生代，但也有人不赞成这种分析，财政司长曾俊华就曾撰文指香港的第四代不是欠机会，而是对生活的期望不断提高。而新生代认为这些说法抹杀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张铁梁、彭泽生在《“80后”不是第四代》的文章中指出，“这除了过度简化了“80后”的背景，也把要求政治进步的“80后”误解成是争上位，抺平了他们对民主公义的追求，这对“80后”的运动来说是一项抺黑。” 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没有搞好是年轻人走上街头的深层原因，因此有人认为，只要把香港经济搞上去了，就业率上去了，社会问题自然会解决很多。这种观点在北京可能会很有市场，但同样是被香港年轻人嗤之以鼻甚至痛批的。参与反高铁等社会运动的年轻人，其实不少有不错的工作和社会影响力，他们认为自己是因为一些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而不是因为经济困局。实际上也是如此，这几年香港经济还是不错的，但是社会矛盾却越来越尖锐了，而且还出现反高铁的“悖论”——来帮助你们发展经济的高铁，你们怎么还要反对呢？由此可见，经济发展问题也不是香港新生代社运的根本原因。 第三种观点是香港贫富悬殊差距增大，底层民众生活艰难，中产向下沉沦，向M型社会发展，也就是低下阶层与高收入阶层数目明显上升，中产家庭减少。2006年香港统计处公布1996-2005年间人口统计报告显示，月入少于一万港元的家庭占整体家庭比例在十年间由23.9%增加至27.9%；月入四万港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比例，也从15%增加至17%。但月入一万港元至四万港元的中等收入阶层家庭数目则从61.2%下跌至55%。香港统计处这份报告揭开了香港M型社会的讨论，但有人认为这个数据可能是很保守的估计，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原因是对中产的定义和标准有差异——月入一万元到两万元的两口之家能算中产家庭吗？在香港，家庭月收入两万元，也只能说马马虎虎，是难以达到中产的一般生活水准。 从基尼系数看，在1991年，香港基尼系数是0.476，至2001年急升至0.525，2006年续增至历史新高的0.533，可见香港的贫富穷悬殊情况正逐年加剧。据香港社会福利联会（社联）2010年10月公开的“2010年上半年最新贫穷数据分析”指出，香港约有126万人处于低收入水平，占全港整体人口700万的18%，较去年相比增加了6万4千名贫穷人口，创下历年最高。主要原因是低收入工作者的收入近年不断下降。更严重的是，低收入人口中高学历者比重增加。据政府数据，2009 年初最低收入劳工的12.3%拥有专上教育学历，而这种高学历人士构成是香港中产阶层的主体。 在香港说到中产阶层，一般会以中小企业的小资本家、大公司以及政府部门的中上管理阶层为典型。但是这部分人中，有很多认为自己其实是“夹心层”，向上发展空间有限，又不能像低收入者那样申请公屋，因此要么是以市场价格租房，要么承担庞大的按揭贷款。在香港，成为“房奴”的中产阶层可能比住公屋的低收入者更辛苦更窘迫，生活压力要大得多。其中条件好一点的想改善居住条件，但是收入赶不上房价飙升的速度，因此有人在电台节目中向特首抱怨，特首说他们可以考虑离中心市区更远的一些地方。 这几年香港媒体也在不断探讨香港中产阶层不断沉沦、滑向M型社会的危机，可见作为社会稳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也开始不稳定，显示社会矛盾已经非常突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都充满怨气，从这点来看，民生问题的确是香港社运的重要原因。 探究“深层次原因” 为何这几年香港实质GDP不断增长，而大多数居民收入没有增加呢？如果计算租金上涨、通胀水平的话，生活水准是在不断下降。如果研究香港经商的运营成本、居民的生活成本，不难发现，租金不但占了大头，而且在每次经济扩张时期都是上涨最快、增幅最大的，结果导致香港经济增长的大部分都沉淀在房地产领域——香港股市超过6成投资支出以及3成银行贷款都给予了房地产相关行业；租金已占餐饮等行业成本的五到六成，有特色的餐饮小吃店难以扩张；香港特色的“二楼书店”现在都搬到六楼、七楼……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成果的大部分都归于地产商和少数拥有较多房产的富裕人士。当然，作为最大的“地主”，香港政府也是获益者之一，这几年库房水浸，与土地收益不无关系。换言之，香港地租价格上涨速度大大超过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社会矛盾自然很容易激化。 香港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也曾出现过租金价格飙升的情况，不过当时的香港以一次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蜕变——电子加工、成衣生产等制造业向内地转移，而本土的金融、贸易等高附加值产业迅速崛起，金融贸易业的利润率显然高于制造业，因此当时能够顺利化解租金上涨压力，实现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

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07-04 从根本上解决市民与摊贩对城管执法的对立情绪，也就是要解决城市流动摊贩的工作权与生存权。对于这些小贩来说，生存的人权，自然要大于城市整洁、交通畅顺、政府收税与公平竞争这些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城市扩张速度与发展成绩超过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过去一百年里取得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最近国务院决定把发展西部城市圈作为西部开发的重要一步，进一步扩大城市规模与质量，吸引非城市人口到城市居住与工作。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的城市将会继续扩张，城市人口将会继续增加。城市的建设与管理都是各级政府部门最重要的工作。然而，一个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的群体——“城管”，却渐渐在中国舆论与民意中成了一个极其负面的词语，甚至已经成为政府身上的一个形象“包袱”。 “城管”功不可没 城市的急速扩张，大量非城市居民涌入城市，给城市的治安、市容与卫生都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如果没有一支高效过硬的管理队伍，可以想象我们的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专家在考察了印度一些大城市后感叹：城市人口密度与中国不相上下的印度需要的是中国“城管”。有印度专家在考察了中国的城市管理后，甚至把印度的效率低下主要归责于城市管理的混乱：道路不通，小贩占道，无人疏通，没有人管。 这样说可能有些片面，但毋庸置疑，从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的“城管”对中国日益严峻的城市管理工作是功不可没的。据统计，仅仅北京市，就有1000多个马路市场，流动摊贩的数量保守估计超过40万人（包括一家一个摊点的情况）；广州的流动马路市场也在700个左右，流动小贩据估计在21万人以上。这些无牌无照的小贩不仅仅对城市交通与市容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没有牌照的食物摊贩更在食品卫生安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当然，这些问题在“公正”面前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可换一个角度看，正是流动小贩的存在，也造成了另一些的“不公正”。我们在对正式办理工商注册的商贩与生意人的调查中发现，占路出售与商店里同类的商品（食品）使得那些申请了牌照也定期交税的商贩失去了竞争力，而他们的数量无疑要大于无牌无照的流动小贩。 “城管”的现实困境 以上这些显而易见的道理并不难懂，一些地方的城管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解释说明。然而，这一切都阻挡不了“城管”这个词语在短短14年里，从当初学者给予高度评价的“体制改革的创举”到成为地方政府滥用公权力、公务化暴力的代名词。 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城管”从一开始设立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怪胎”，唯一的执法依据就是《行政处罚法》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这项规定。这个在法律上没有明确授权的公务群体，却要去管理全世界膨胀速度最快、流动摊贩数量世界第一的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任务之艰巨、矛盾之突出可想而知。 课题组在广州市天河区采访时，一位城管人员说：“我们虽然是执法的，但我们是靠强制没收与罚款来执法，如果不采取点手段，我们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另外一位城管人员的话更加直白：“都说我们粗暴执法，公安为什么不粗暴执法？因为公安是真正的执法，他有手铐和电棍，还有手枪，你违法了，你犯罪了，他就要抓你。他让你停下来，让你走开，你绝对不敢违抗，也不应违抗。可我们呢？有些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说要以说服教育为主，要文明执法，我倒想请这些人对自己楼下的小摊贩执一次法给我们看看。”他说，城管执法是用“肉身”执法，很多时候就得靠一些粗暴手段，才能阻吓小摊贩不再占道，不再扰民，不再违反国家的法律与规定。他说，大家都和小摊小贩无冤无仇，他们又不是占着我们家楼下的道路，有什么必要去粗暴执法？但是，居民投诉、领导命令与工作职责，让他们不得不尽职尽责。 这两位城管人员都道出了城管的体制困境。目前在广州占道（包括隧道与天桥）做生意的小摊贩，看到“城管”照样要跑。但我们深入访谈中发现，他们已经不再像几年前那样害怕“城管”，只是不愿意自己的商品被强迫没收。而这种心态使得“城管”执法愈益困难。他们每天都疲于奔命，到处驱赶小贩，而小贩就和他们“躲猫猫”。 第二，除了“城管”的执法困境，还有道德困境。“城管”管制与清理的对象，大多是城市里的弱势群体，以及进城的务工者。这些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民众的公民意识、对公民权利的认同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都大大增强，而对政府不受限制与约束的公权力则越来越厌恶。 来自湖北宜宾的陈洪兵先生是一位在天河区地铁隧道打游击的“走鬼”，贩卖各种他可以便宜批发来的小商品。他说：“早年在这里摆摊时，常常占了乘客进出地铁的通道，有乘客就有抱怨，有的还打电话投诉。‘城管’来了，我们就跑，乘客看上去有点看笑话的样子。可这些年来情况就变了，‘城管’来了，有乘客比我们还紧张，会冲我们喊快跑，有时还来不及给他们找零钱，他们也不要了。”他认为，城市人知道他们过得辛苦，而“城管”会欺负他们。 相对而言，“城管”在执法的时候，不但要面对小摊贩，还时刻会遭到周围市民的白眼。一位广州的城管人员感慨地说，九年前入职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职业让自己在去亲戚家串门时都无地自容。“可他们没有想一想，如果我们不管住那些小贩，这个城市会成为什么样子。” 这种现象也不足为奇。“城管”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公务员的象征，而城市小摊贩则是弱势群体的代表；一个利用公权力管理城市，另外一个靠自己的无牌小摊维系最基本的生存权。当这两个群体发生冲突的时候，民众几乎不用去问是非曲直，就已经从道德的高度做出了判断。但是，这种一次又一次的道德判断，受到损害的绝不只是“城管”，而是“城管”所代表的国家。 第三，“城管”队伍中有少数的“害群之马”，过去14年中，屡次出现城管粗暴执法甚至打死小摊贩的恶性事件。据媒体报道，“城管”在执法过程中打死小贩的事件就有18起之多。而最近几年由于手机与数字摄像设备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的传播作用，几乎每个月都有“城管”粗暴执法的镜头被上传到互联网上，每一次都引起民众群情激愤，给政府造成危机及严重的负面影响。有知识分子甚至呼吁政府当机立断，要勇敢地把“城管”这个“毒瘤”从政府身上切除。他们甚至以突尼斯巨变由一位受到欺负的小贩自焚引发为例，来告诫当局不能“养虎为患”。 如何解决“城管”难题 城管制度要改革是肯定的，但要像切除“肿瘤”那样把城管部门从政府现有职能部门中撤除，显然只是从感情与道德层面出发，也不了解实际情况。解散了“城管”，又要设立什么机构来管理中国急速膨胀的城市？ 但是，“城管”对各级政府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确实到了必须面对与及时处理的时候。通过对广州、北京的“城管”和小贩的访谈，笔者认为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确立“城管”执法的“合法性”，也就是在法律上进一步界定“城管”的职能、作用与执法手段。 西方很多国家没有“城管”，管制无牌无证的流动商贩，是由警察来处理的，这让那些摊贩没有“抗法”的理由与胆量；而如何对付这些摊贩，相关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包括与前来干涉的警察“对抗”、“袭警”等都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而中国的“城管”却遭遇了另外一种情景：他们干着西方警察才干的工作，却是赤手空拳加上高音喇叭去“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