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ly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崔轶亮 2011-07-13 至少在发展初期，中国航母将更像一艘防空航母。防空航母本质上是陆基飞机保护圈的延伸，主要使命是在陆基飞机无法覆盖的地方为舰艇编队提供防空保护，她的力量投送能力是很有限的。 提到航空母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其实航空母舰分为很多种类型，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属于攻击型航母，此外还有反潜航母、护航航母等等。但是，苏联的领袖们无意细分这些区别，更重要的是，航母这个词在苏联语境里长期是个帝国主义词汇，没有航母是苏共决策层的政治正确。但是要使苏联海军有效履行职责，航空力量不可或缺，航母是非拥有不可的，于是苏联海军玩起了文字游戏，建造出一系列“载机巡洋舰”。 需要说明的是，苏联海军并不需要美国海军那种攻击型航母。总体而言，苏联海军是防御性质的，且地位上也依附于陆军，苏联也缺乏海外利益，不需要向外投送力量，苏联海军自己也很明了这一点。 图为苏联第一艘纯血航母“库兹涅佐夫”，“瓦良格”是库兹涅佐夫同型舰，基本配置与之类似。 “瓦良格”就是一艘重型载机巡洋舰，她是库兹涅佐夫级的2号舰，该舰确切型号为1143.6。1143型舰艇系苏联时代基辅级反潜巡洋舰，该型共建造4艘，分别为“基辅”、“明斯克”、“新罗西斯克”和“巴库”。基辅级舰并不是真正的航母，她是巡洋舰和反潜航母的混合体，虽然搭载有固定翼舰载机，但受限于飞机性能，其机队战斗力非常有限。其中，前2艘配置类似，第三、四艘（分别为1143.3和1143.4）原定搭载性能更好的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相较前2艘更加侧重舰载机的使用。紧接着“巴库”，苏联建造了第五艘载机舰“库兹涅佐夫”，型号1143.5，该舰是苏联第一艘纯血航母，载机为重型常规布局战斗机，以防空为主要使命，同时通过舰上的反舰导弹具备对海攻击能力。型号为1143.6的“瓦良格”是库兹涅佐夫同型舰，基本配置上和库兹涅佐夫类似，但雷达设备方面区别较大，该舰的使命同样是防空。 防空航母是苏联特有的舰种，总体而言她是防御性质的，这点和西方航母区别很大。简单地讲，西方航母兼具攻击和防御的属性，可以自由行动于任何需要的海域，可以在陆基飞机无法到达的地方有效投送力量。防空航母本质上是陆基飞机保护圈的延伸，主要使命是在陆基飞机无法覆盖的地方为舰艇编队提供防空保护，她的力量投送能力是很有限的。 库兹涅佐夫级的最大问题在于该舰采用滑跃起飞方式，如果要适应这种起飞方式，固定翼预警机将变得过于庞大并且超重，因此采用滑跃起飞的航母实际上并不适合搭载固定翼预警机，而缺乏预警机将严重制约该级舰的作战效力。固定翼预警机的作用在于全盘监控战场态势，提供早期预警，组织并引导攻防，预警直升机由于升限和机体空间的限制，其效能远无法和固定翼预警机相比。苏联海军已经意识到了滑跃起飞的局限，在“瓦良格”之后开工建造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航母上，已经布置了弹射器，用于固定翼预警机起飞。 库兹涅佐夫级混合搭载了制空战斗机和反潜直升机，这种机队配置并不合理，苏联海军曾对此反思，认为这样搭配既无法有效防空也不能有效反潜，如果强调防空能力，应该剔除反潜直升机。鉴于反潜战的重要性，中国海军完全可以考虑研发专用的反潜航母，以便主力航母能集中精力执行防空或攻击任务。 航母舰载战斗机的发展趋势是多用途化，比如美国海军的F/A-18和法国海军的阵风两型战斗机，既可用于防空也可用于攻击，中国海军也应开发类似的舰载机，这将使航母的战斗力获得质的飞跃。 考虑到“瓦良格”是中国发展航母迈出的实质性第一步，而且中国海军此前几乎完全没用航母使用经验，因此这艘航母的特点必然会对中国航母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从公开报道中可以发现，库兹涅佐夫级计划搭载的主要舰载机（苏－33舰载战斗机和卡－31预警直升机），中国已经仿制或引进。因此可以推想，至少在发展初期，中国航母将更像一艘防空航母。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7-11 对中国经济存在“硬着陆”的担忧有些过虑。目前整个世界经济都处在一个通胀走高而经济减速的阶段，中国经济虽然也在回落，但经济表现还是相对较好的。 进入6月以来，外国投行突然集体看空中国经济，下调经济增幅，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两三年内存在“硬着陆”的风险。他们的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工业生产放慢可能较预期严重，中小企业的财务紧张局面将蔓延至经济的其他部分；受国内劳动力紧张、限电，以及欧美订单减少的影响，今夏出口增速可能为零；仍面临更严重、更长期的通胀压力。国内也有观点认为，受信贷紧缩过猛影响，中国经济存在滞胀危险。 笔者不用阴谋论的观点看待外国投行对中国经济的集体看空。基于自身利益、预测能力及在资本市场的话语权优势，外国投行看空或者看多中国市场都很正常。不过，根据以往其对中国股市和经济的多空预测，对错基本对半开，也就是说，外国投行的预测并不总是对的。所以，对外国投行的唱空或唱多言论，不妨姑妄听之，没必要一听唱空就把自己弄得神经兮兮，一听唱多就喜形于色。 但我们对问题本身，即是否存在硬着陆风险，还是要高度重视。经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端赖于政府调控的艺术和水平，这里面的平衡关系很难把握，现实中各国多半是以硬着陆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速的回归和通胀的降低。以此判断中国经济以何种方式安全着陆，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从经济增速、物价水平、就业状况三个方面来分析。 先看短期，即年内经济运行状况。截止目前的信贷紧缩程度无疑堪比金融危机前。正因为此，加上有史以来的电力短缺及廉价劳动力减少，才使得外国投行做出了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的预测。通胀的加剧似乎印证了此一预测，肉价再创新高，6月的CPI预计要超过5月，达到6%以上，年初定的4%的物价控制目标肯定要突破。但这是否预示着经济增速会大幅下滑，通胀变得不可控？至少从上半年的经济形势看，答案应是否定的。 一季度全国经济的增长达到9.7%，与去年全年及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下降0.6和0.1个百分点，比去年三季度的经济增速还高出一个百分点，由此来看，中国经济虽然在下滑，但是一个平稳下滑的过程，且幅度也不大。二季度的经济增速虽还未公布，但从各项经济指标看，除了CPI因翘尾因素的影响走高外，其余经济指标还大体正常。因此，不出意外，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应能够保持在9.5%的水平。这样的降幅根本称不上“硬着陆”。 全年而言，随着夏粮丰收，物价翘尾因素的减少，以及主要工业品供过于求，进口迅速增长等，如果原油、农产品等国际大宗商品在下半年能够维持近期的跌势，或不再出现显著的价格上扬，物价虽然会突破4%的预定目标，但不大可能破5%。假如6―7月形成本轮物价上涨拐点，货币政策就有可能微调，企业的信贷情况会好于上半年。电力短缺虽然是影响企业开工的一个因素，但中国并不存在总体上的缺电；再加上保障房下半年的大范围开工建设，接过投资之棒，全年GDP增速仍可望达到9.5%左右，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至于就业，过去三年全国城镇地区新增3380万个就业岗位，每年都超过预定目标。今年上半年，劳动力紧张的局面并未得到缓解，这说明就业状况良好，下半年也不存在就业骤降的问题。 再从未来几年的情况看，根据一些经济学家预计，中国未来30年还能保持7到8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这个预测当然是偏向乐观的，它建立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还会提供大量的投资机会和投资需求，特别是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公共投资增长；消费增长；社保体系的发展和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所导致的消费品市场的增长等基础上。如果说30年时间太长，充满着很多未知因素，那么最近的两、三年，是否存在外国投行预测的“硬着陆”问题？ 我的看法是，虽然未来几年存在房价高企、银行呆坏账增多、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但亦不大可能出现经济暴跌的情况，除非出现大的政治问题。首先，连续七年的粮食增产，使中国目前拥有充足的粮食供应，这为制约通货膨胀持续走高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其次，三年36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也足以使得投资增速仍然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再次，随着收入分配政策的出台，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保障制度的完善，消费水平会进一步提高。正如大摩亚洲非执行主席史蒂芬•罗奇所说，不管是从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还是银行业坏账等方面来看，中国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和值得忧虑的地方，但还远没有到会引发经济“硬着陆”的地步。 总之，对中国经济存在“硬着陆”的担忧有些过虑。目前整个世界经济都处在一个通胀走高而经济减速的阶段，中国经济虽然也在回落，但经济表现还是相对较好的。目前来看，全国的投资增速仍保持较高水平，消费增长基本稳定，出口还在恢复，这个趋于平缓的过程是健康而正常的，基本不存在“硬着陆”的风险。但长期而言，中国需要加强对经济和社会领域一些结构性问题和制度的改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石之瑜 2011-07-11 台湾真正遭逢的，是同样一群人，他们既有理想，又受权势好处所蛊惑，可说是“机会主义的理想主义”，在没权力时用理想主义思考，在有好处时就当政客。 翻开台湾的理想主义史，首先看到不反攻的“反攻大陆”，这个神圣使命塑造台湾成为“复兴基地”，但实际制造了“万年国代”等等既得利益。俟反攻无望，国民党转而宣称坚守自由民主阵营，以三民主义模范省自居，藉由人民公社与文化大革命的对比，竟仍可取信。只是在今人眼中，当时国民党其实是箝制自由民主的罪魁祸首。不过如今，国、民两党同样鼓噪自由人权不绝于耳，人们则又甘之如饴，从不及反省，这样自我良好的感觉会因此助长了哪些政客？牺牲了那些自由人权？ 环保是台湾新近的价值，但是“塑化剂事件”说明，在台湾，专司环保的立委却可介入对毒物的管制，抵制管制，可见环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岂止环保如此？自由主义在台湾震天价响，但是朝野两党侵犯自由从不自觉。“台独”又何尝不够理想？每到竞选时动员选票的力量无出其右，但其领导人反而践踏最力。简言之，任何理想主义到了台湾，似乎终将成为悲剧。 政客当然无疑是所有理想主义的杀手，然而讽刺的是，他们同时是理想主义想要说服的主要对象，所以他们懂得利用理想主义替自己擦脂抹粉。理想主义者找上政客，形同与浮士德签约，就像学运如果找上政客，最后一定是遭到政治化，成为党派斗争工具。政客利用理想主义为掩护，从事与理想主义完全相反的言行，替自己谋取更大好处，造成理想主义者沦为政客帮凶的下场。 如果以为这是理想主义与政客的搏斗，恐怕太单纯。台湾真正遭逢的，是同样一群人，他们既有理想，又受权势好处所蛊惑，可说是“机会主义的理想主义”，在没权力时用理想主义思考，在有好处时就当政客。所以，国民党曾经真想要光复大陆，真愿意坚守自由民主，而民进党也真信仰“台独”，真关心自由人权。但是，他们也都随时真的会变成滥权自为的机会主义。 对理想主义掣肘最大的，就是理想主义者自己的妥协性。知识界偏偏就有人自诩进步势力，但他们的进步理想都靠泊来品，缺乏思想性、本土性，因此不能坚持，作梦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谋杀理想主义，甚且会残忍地从事迫害、剥削。其结果，自由人权可以是斗争政敌的祭旗，环保主义可以是掩护毒物的场域，“台湾独立”可以是搜集选票的野台。 台湾的理想主义是悲情的剧本，是想象自己遭外来统治者压制的不平之鸣。理想主义者所欠缺的，因而是权力，乃利用理想主义汲取生命动力。换言之，理想与政客不是彼此搏斗，而是一体两面的自我搏斗。故一旦尝到权力滋味，往往发现权力比理想更能弥补人格中的匮乏。这就敲定理想主义在台湾的终极命运。 回忆马英九很久以前对中国统一充满了憧憬，他岂能预期自己今天变成了《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傅建中笔下的那样，只对台湾的原乡有钟情，对于中国则是不堪回首。不过，假以时日，这未必不能改变，连战不也是同情过台独，李登辉不也是对中国曾有所向往？反反复复的，不只是人格问题，而是台湾处在其历史条件下，只会临时借用随手能取得的思想资源，就算取得当时也许很认真地相信某人某学说，但长远来看，没有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所以，每一次认真，其实不过是没有意识到的对当下情境的一种敷衍策略。 今天政客厉害之处，是看出来台湾思想界没有固定灵魂，自己只能是情境的产物，所以益加玩世不恭。就像马英九这样一位人人过去印象中的正直之人，也学得比谁都调皮起来。听他一下说“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一下又说台湾绝非中国一省；或者一下说要称大陆为大陆，不能称中国，一下又如傅建中在《中国时报》为文讽刺他以台湾为原乡，对中国则不堪回首的态度。可见，若“台湾共和国”对选举有用，不妨敷衍偷渡，有害就俏皮澄清。 可是，如果台湾不是中国的一省，不就如从“史编局”局长退役下来的傅应川在《旺报》投书所质疑的：一旦拒绝承认国军是中国军队，不就等于影射中华民国不是一个中国吗？傅将军没想到的是，对马阵营而言，“一个中国”与“台湾共和国”都属思想兼职性质，可以轮流，也必须轮流，因为各自要满足的选民不同。 好笑的是，夜路走多碰到鬼，不小心就会在某个不习惯的场合说了其他场合才该说的话。比如，之前“新闻局长”杨永明用“台湾共和国”政府部长名义，投书到西班牙文的报纸，事后解释是对方弄错了，好像外界错怪杨永明了。但投书是他自己投的，对方为什么要改名称呢？如果要改他的名称，要不要事先问他一下呢？ 所以，说是错怪，也未必错怪，本来“一个中国”与“台独”就都是兼职的，必须轮流在不同场合出现，不能因为是在自己原来没要出现的地方出现，就说是错了。 “外交部”因为有的国家在给台湾人民免签证待遇时，注明台湾是中国的一省，造成马英九的政治困扰，因此便有人图谋，应设法安排其他国家之后协商是否给予台湾免签证时，夹带一封以“台湾共和国”为对象的函件寄给台湾，这样就可以在将来需要时出示给“台独”看，免签证待遇的取得，并不是只有靠作为中国的一省而已，而是各种可能都有。这种考虑方式，不是疯狂，不是没有灵魂，而是台湾兼职理想主义、兼职“台独”、兼职“一中”的文化性格，毕竟灵魂也要生存，因此四处兼职也不为过。 《台湾观察》2011年6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1-07-08 菲律宾政府必须认识到，它在南海问题上拉拢美国以对抗中国的做法，是一种愚蠢的策略，不可能得到任何它想要的结果。若菲律宾继续试图在两个大国之间玩弄外交游戏，那么，菲律宾必定会为此付出代价。 在日本外相松本刚明访问中国之后，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相继访问中国。虽然这些国家在不同的问题上和中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分歧和争执，但它们都知道，若要处理这些分歧和争执，那就必须放弃对抗政策，坐下来和中国进行对话。 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7月7日访华，其目的很明显，一是就南海主权纠纷进行对话，二是要为总统阿基诺三世访华做准备。阿基诺三世日前表示，菲律宾和中国有领海争执，但这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内容，所以他愿意访问中国，不放弃跟任何进行对话的机会。在双边关系气氛最近以来日益紧张的背景下，阿基诺三世总算做出了一种比较恰当、符合其身份的表态。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菲律宾政府高官包括阿基诺三世本人最近以来发表的言论是很不恰当的。7月6日，菲律宾外交部公开指责说，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在双方就南海问题进行对话时，对菲律宾官员进行了言辞攻击，态度傲慢，因此决定禁止这位外交官参与未来的对话。 在两个国家之间，双方外交官在有争议问题上进行闭门对话，偶尔发生激烈的言辞交锋，这在国际事务中是平常不过的事情。特别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领海主权争端引起言辞上的对抗，更是不可避免的。菲律宾政府在事后把闭门会谈的气氛公之于众，用发表外交备忘录的方式批评中国外交代表，甚至宣布把中国外交官列入拒绝往来的名单中，这种做法显然是反应过度了，是小题大做，更违背了东道国应该尊重其他国家外交官的待客之道。 菲律宾政府对中国外交官做出上述决定时，显然是选择性忘记了自己最近以来攻击中国的激烈言辞。就在不久前，阿基诺总统在文莱访问时，就曾对中国出言不逊，公开污蔑中国侵犯菲律宾领土，还说菲律宾虽然是个小国，但不害怕中国。其言下之意，就是中国欺负了菲律宾。 而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在此后访问美国时，也对中国进行了相同的污蔑。他要求美国出兵保护菲律宾，声称要与美国联手抗击中国。所有这些言论，都构成了对中国的伤害。而且，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攻击的言论并非是出自普通外交官之口，而是出自菲律宾政府的高层领导人之口。 按照菲律宾政府对待中国外交官的态度和做法，中国方面也有理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拒绝与菲律宾政要会面，甚至拒绝邀请其总统和外长访问中国。中国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对其外长和总统仇视中国的言论没有做出反击。这不是中国对菲律宾示弱的表现，而是一个大国以克制和包容之心对待邻国的正确态度，从而为中菲两国开展理性对话保留了空间和机会，更以自我容忍的姿态防止了双边关系的恶化。 7月8日上午，中菲两国外长在北京举行了会谈，杨洁篪外长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双方以德尔罗萨里奥外长此次访华为契机，改善两国关系。可见，中方依然本着与人为善的原则来处理与菲律宾的交往。但是，菲律宾方面是否能体会到中国的善意和大度，是否愿意把这次访华作为一个契机，是否会停止对中国的恶意指责和攻击，我们只能继续观察。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菲律宾政府必须认识到，它在南海问题上拉拢美国以对抗中国的做法，是一种愚蠢的策略，不可能得到任何它想要的结果。中美之间固然有很多利益的矛盾，但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层面上，彼此是相互需要的。菲律宾政府只看到了中美之间的分歧，忽视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以为可以利用中美之间的分歧，来获取自身的利益。这显然是错误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迫不及待地访问中国，就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力争。马伦访华，绝不是为了要和菲律宾一起抗衡中国，而是希望寻求中国的合作。若菲律宾继续试图在两个大国之间玩弄外交游戏，那么，菲律宾必定会为此付出代价。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韦戈 2011-07-08 台湾政情一夕数变、多变，什么荒唐怪事都可能发生，大家与其追逐不能预见的偶发事件，不如回归基本面，把握事物的本质，而不要被表象所迷惑了。 6月底、7月初，一周时间，台湾政情就有重大发展。先是国民党前主席、曾担任“总统”长达12年之久的李登辉因为涉嫌贪污、洗钱，遭到台湾特侦组提起公诉，为政坛投下了一枚震撼弹；接着是民进党发表了它的不分区“立法委员”排名序列，也让台湾各界扰攘了一阵子，咸认这是派系妥协的结果，既无法让人耳目一新，更别说感动中间选民了；然后就是国民党“全代会”在台中举行誓师大会，正式通过马英九、吴敦义二人出马角逐下任“总统”大位，有些媒体照样酸溜溜的挖苦一番，说是表面团结，内里问题一堆，也不看好。让我们执简驭繁地看看台湾政情的可能发展方向。 起诉李登辉激发绿营凝聚力 先说李登辉遭到起诉一事。这位自称连死也不怕的老先生（已经九十岁高龄），当然不把遭到起诉一事看在眼里，还继续要发挥残余的政治影响力，高调支持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高喊“弃马保台”。但外界更关心的还是这次无由来的突然起诉，是否有政治的黑手介入其间，是否对于原本紧绷的选情产生影响，究竟是马英九或蔡英文能够因此得利？ 绿营说这是政治追杀、选举操作，并透过口语小道传播，说马英九这位外省人“总统在”把陈水扁下狱之后，又要把另一位台湾人“总统”也给关进牢里，而台联党则说起诉李登辉的内情并不单纯，是奉大陆的指示办理。这简直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而马英九则强调，他担任“总统”以来，绝对尊重司法，从不介入个案，并且严肃地重申，在“中华民国”境内绝对不容政治追杀，他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一路走去还是始终如一，时间将会证明一切。双方你来我往，都想藉力使力增加利得，减少可能造成的伤害。 根据笔者与外国媒体、相关国家官员和学者对谈的结果，大家都不相信，马英九本人或其政府会敢，或还想把政治的黑手介入司法。但有些人则说，不能排除某些司法官员或许自以为是的想要讨好特定对象，所以想当然地扩大侦办强行起诉。对此，笔者只能告以：法律讲究严格证据，不能证明有罪就是无罪；不过政治则是不能证明有罪，但并不表示就是清白。李登辉到底有无不可告人之事或真的清白，当然必须经过严格的检验，不过民间早有定论。人民的眼睛即使不是雪亮，但也不是全然无知。 至于这对选举的影响，持平而论，这或许对激发绿营敌忾同仇的凝聚力远大于对蓝军的号召力。绿营一向有所谓的动态道德观，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特性，透过小道消息的口语传播和有意的政治操弄，这次事情更会加深他们的危机意识；但对蓝营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中间选民而言，挺马或为不得不然之举，没有别的选择就只能含泪投票，但司法正义更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即使大家认为某人不甚清白，但未必就愿意容忍政治介入司法。一来一往之间，蓝营未必能因此增加多少选票。 蔡英文两岸政策受各界关注 再说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出炉之后，不但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而且还可以看到其党内派系不断反弹，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民进党的斗争性格。民近党反正是谁也不服谁，大家都是大鸣大放惯了，一有不平就要大声批评。名单好坏、排名先后见仁见智，所谓的社会贤达部分不足以服众，完全没有清新面孔这些都是事实，虽然蔡英文的选择不无选战策略考虑，但由于事关被提名人是否在当选的安全名单之内，所以大家当然都要大声嚷嚷，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好处。 提名名单一经公布，马上就有被提名人因为有犯罪前科而放弃被提名资格。好像这还不够坏似的，民进党现任不分区“立委”王幸男又跳出来炮打党中央，矛头针对“立法院”党团总召、前代理主席柯建铭，要求撤销其提名，说是要把疮划破、让脓流出；而前“副总统”吕秀莲则是公开要求，蔡英文应该公布提名决策过程，痛骂派系菁英怯战，只想抢占安全名单；其他有关派系分赃，蔡英文培养国王人马，自己成了党内最大派系的各种指控不一而足。表面看来，民进党有这样的同志似乎不需要再有外面的敌人了。 民进党内当前的抗议风波不过只是茶壶里的风暴罢了。民进党人本来就是长于斗争、不平则鸣，对内、对外都是如此，但当他们在党内斗完之后，就会像狼群一样的团结一致对外。只要蔡英文能够坚持定见，不做退让，这些不同派系之间的不满声浪终将退去。比如说被以世代交替给摆了一道的“公妈派”蔡同荣、王幸男就是再有不满又能如何，难不成他们会去投效国民党，或是积极地从事反辅选，公开进行造反行动？这种事在民进党内是不会发生的。 换句话说，民进党当前的区域及不分区“立委”提名名单，对于大选结果只有部分加分、减分的作用，目前党内的部分不满情绪不足为虑。最后，外界主要观察的对象还是蔡英文的副手人选以及民进党的整体竞选主轴，而这其中当然以蔡英文对两岸关系，包括“九二共识”和ECFA的立场最为重要。不但大陆、国际希望对此有所了解，国民党会以此做为攻击主轴，而一般的台湾选民也会希望，蔡英文在选前总要把立场和政策一次讲个清楚，不要再四处躲闪，大打迷糊仗了。 蓝营支持者含恨投票马英九？ 最后，再谈国民党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国民党这个百年大党有其本质上的缺陷，许多人表面上是温顺乖巧，但其实都是师心自用，已经没有主体价值及论述能力，而缺乏战斗力更是其致命伤。这一群人只是利益和地方派系的结合，凡事都要靠党中央的奥援，才肯办事打仗，不合己意时连公开呛声都不敢，还专搞黑函的小动作。他们完全不像民进党人的敢于对内造反、对外却又展开团队作战。难怪有人要说，民进党是乱党，国民党是烂党，这或与事实相去不远。 马英九执政三年多来不能说是没有建树。客观的说，其在两岸关系、国际空间及经济复苏方面的努力应该是有目共睹，但问题在他没有办法将这些成就转化成为选票的支持，要不然这次选战也不会打得如此艰苦。难怪有媒体要说，马英九至少要面对政绩无感及世代交替和南北差距等几大问题。直到目前为止，国民党在全台各地还有五个艰困选区居然找不到参选战将，已被征召的人居然还说尚未决定是否接受党的征召。国民党人怯于外战、勇于内斗之说显然并非无的放矢。 三年多来，马英九固然是夙夜匪懈，但其让人埋怨、不通情理的个性、用人不当的问题也给他惹来了不少麻烦。钱复月前指他想要做“全民总统”的不当认知确实说出了不少人的心声，马是戕害了不少支持者的热情。许多人已由过去的含笑投票到含泪投票，目前甚至有人鼓励大家要含笑不投票。难怪即使是国民党荣誉党主席吴伯雄也要喊话说，虽然大家对有些人、有些事不满，但在大是大非的时刻，只有把不爽搁一边，大家还是要全力支持马英九。 整体来说，马英九确实既不想换工作，也不想找新工作，而“总统”胜选、“国会”多数更是个必须全力以赴的目标。国民党现在正在塑造大团结的形象，希望全力打赢这场选战，现在许多指标性的人物，如新同盟会的许历农上将等均已出面挺马。最后选情紧绷时，蓝营支持者再有天大的不满，大概也只有含恨投票给马英九。根据各国驻台官员及相关学者的评估，这将是一场旗鼓相当的选举，双方得票差距大约将在三到五个百分点之内，马英九胜选希望仍大，但其“国会”席次将告减少。 没错，台湾的选举结果将对两岸和平发展，对大陆的战略机遇，甚至对区域安全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台湾政情一夕数变、多变，什么荒唐怪事都可能发生，大家与其追逐不能预见的偶发事件，不如回归基本面，把握事物的本质，而不要被表象所迷惑了。2012年，马确实有较大的胜选机会，但未来仍要越少犯错越好，对民进党的蔡英文等人来说，表面上这虽然是一场实力相当的选战，但更有人认为，他们其实是把真正的目标放在2016年。是耶、非耶？咱们不妨静观其变，中国有句老话“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1-07-07 中东的经济发展与安全绝不仅仅关系到美国和中东的长期利益，更加关乎全世界的长期利益。而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不仅仅要改变中东人民对美国的看法，也关乎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 美国总统奥巴马5月19日发表了题为《一个机遇的时刻》的中东政策演说，开篇便阐明：“美国的长期利益由历史、信仰、经济与安全这四个方面与该地区绑定在一起”的观点。在两年前的开罗演讲中，奥巴马同样是围绕这四个方面，但是此次演讲提出了更明确的目的、更长远的构想和更新的手段。笔者认为，“长期利益”的提出是美国中东政策转变的重要一步，而如何寻求在中东的长期利益就是奥巴马中东政策的关键之处了。 奥巴马在演说中强调，美国新的中东政策将“不再局限于和政治精英的交流，而是更注重和普通民众，尤其是和年轻一代的沟通”。从历史中寻求信仰的共鸣是美国和穆斯林民众进行接触的前提。奥巴马特意将突尼斯革命的导火索“青年布瓦吉吉自焚事件”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波士顿倾茶事件”联系在一起，并认为两者间存在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即“反抗暴权、反抗不公平”。因此，美国“比那些独裁者更看重一个普通小贩的尊严”，而且将以实际行动来支持人民寻求自由及尊严。 奥巴马在演讲中提及伊朗是最早进行民主革命的中东国家，这正反应了奥巴马对各中东国家在阿拉伯之春以后的国际立场走向的担忧。1979年伊朗人民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巴列维王朝，而当时的卡特政府对伊朗人民呼声的忽视造成了美伊关系交恶至今。正是这种和中东国家政治精英亲密往来而忽略中东国家人民的作为，造就了过去的伊朗和今天的埃及。而埃及近日来和伊朗的频繁接触无疑更加重了这种担忧。奥巴马有理由提醒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不再重犯过往的错误。因此，立刻拉拢广大中东民众是奥巴马政府迫在眉睫的任务。 仅有价值观的共鸣是不足够的，经济手段才是最有效的工具。正是因为工作机会的缺少，才使中东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将“民众的愤怒引向西方及以色列”，同时，奥巴马提醒到“除了石油出口以外，该地区的其他商品出口总额只和瑞士相当”，并认为“人的智慧是中东及北非地区最缺少开发的资源”。而中东国家的国内政治模式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普通民众的创业致富。所以，除了免除埃及十亿美元的债务及提供埃及十亿美元的贷款以外，美国政府的“海外私人投资组织”(Oversea Private Investment Cooperation, OPIC)还将提供二十亿美元用于在埃及和突尼斯的私人投资。除此之外，美国还将同欧盟一起帮助埃及和突尼斯更多的融入欧盟市场。以经济手段来消融反美情绪，虽然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相比其他的手段而言，经济手段能表达的诚意和实际效果是最有积极作用的；虽然目前的数目不大，但这可能是捉襟见肘的奥巴马政府目前唯一能提供的。 奥巴马在开罗演讲中就意识到巴以冲突对中东地区安全的影响力。巴以关系历来是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民族冲突，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宗教冲突，中东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冲突，这三重冲突的接触点。没有一个稳定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就永远是负面的。在这次中东政局突变的冲击下，巴以和谈可能是改变美国形象的关键。因此，奥巴马在演讲中表达了“巴以谈判应该以1967年6月以前的边界线为基础”的立场。他一边劝告巴勒斯坦用恐怖主义和单方面孤立以色列的手段并不能带来一个新的国家，一边提醒以色列要“意识到技术的进步将使它越来越难保卫自己”。但是，如果让向来好战的以色列在边界问题上做出牺牲的话，可能更直接的后果是以色列本身成为中东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奥巴马政府提出，过去十年的反恐战争中，美国的中东政策是竭泽而渔的，是不能持续发展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在中东寻求着诸如石油安全、对抗苏联、保护以色列、反恐等目标都是十分直接的利益。为了保护这些既得利益，美国对中东国家的政治体制、扭曲的人权环境、不均衡的经济发展都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由此而来的反美情绪在中东滋生蔓延，最后形成了威胁美国的恐怖主义。奥巴马此次宣示的美国中东政策，反应出其所追求的目标正在从短期利益向长期利益转变。如果说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和美军的撤离对美国是一个“新的开始”（奥巴马开罗演讲以此为题），那么2011年初的政治突变对中东及北非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而本•拉登被击毙则给美国中东政策的转变提供了“一个机遇的时刻”。 比较中东变局前的开罗演讲和这次的演讲，奥巴马意图化解美国和中东国家之间误解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虽然他的中东政策局限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条件，使他的讲话给人“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或者为了稳定阿拉伯主要地区的政局而给人偏袒不一的印象，但是奥巴马面对的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平衡。毕竟作为美国总统，他自己也面临着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博弈，如果没能给民众带来既得利益，他可能会和卡特一样无法连任总统，也就无法延续其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改造。 中东的经济发展与安全绝不仅仅关系到美国和中东的长期利益，更加关乎全世界的长期利益。而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不仅仅要改变中东人民对美国的看法，也关乎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既然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有意换一种态度来制定中东政策，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一看奥巴马政府到底会给全世界一个怎样的答案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方 2011-07-07 香港要发展新产业也好，要解决人口问题也好，社会各界首先要致力打破迷思。当大家抛开过时的惯性思维，进行更多的调研工作，客观认识香港和大陆的发展趋势，公共政策讨论才会有效果。 近日，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争议越演越烈，已成为香港社会必须要面对的主要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不但牵涉到香港本地准父母的切身利益，也和香港整体的未来息息相关。现在，社会各界的讨论一方面未够深入，已有的声音又带着过多的迷思。要解决问题，我们首先要理顺事实。 争议源自“庄丰源案” 今天的争议，源于十年前的“庄丰源案”。庄丰源1997年9月在香港出生，父母都是内地人，拿双程证赴港探亲期间生下了他，一直由拥有香港居留权的祖父照顾。港府入境处根据《入境条例》，“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若要成为永久性居民，则在其出生时或以后任何时间，其父母的任何一方必须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权”为由，要将庄丰源遣返回内地。但根据《香港特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可判定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庄丰源的祖父提出了诉讼，2001年香港高等法院和香港终审法院相继裁定庄丰源胜诉，即不论其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在香港出生的中国籍子女都享有居港权。 “庄丰源案”的判决本身只为这些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拥有居港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还不能导致大量孕妇来港产子，原因是当年孕妇要来香港还得要面对出入境条例的严格限制。“非典型肺炎”（SARS）以后，为了刺激香港经济复苏，中央在2003年推出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政策，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潮流才正式爆发。 香港官方数字称，从2005年至2011年，共有137,794名配偶为非香港居民的内地孕妇在港产子。这个数量每年递增，内地孕妇占所有产妇的比例近年已逼近50%。在2010年8.8万名香港新生婴儿中，约有4.1万名为内地孕妇在香港所生，这些数字看来吓人，但我们必须切记这个趋势发展还没到十年，这些内地孕妇所生的子女年纪也还小，因此一切的统计办法本身也难以为公共决策提供有效的参考。为了更好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但要超越数据的表面，更要超越过去的惯性思考方式。 港人大陆意象的蜕变 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意象，可以说由两个元叙事组成，第一个是“难胞”，第二个是“企业家”，它们构成我们用以理解香港跟大陆历史关系的透镜。 关于“难胞”，陈冠中曾这样记述：“62年大陆三年灾害后期，大批广东及十二个邻近地区的大陆人，漫山遍野的跨境从陆路涌入香港，当时许多香港居民热泪盈眶的带着干粮饮料到边界去接济他们，甚至引领他们到市区，而殖民地政府抓到他们递解回大陆前，也会给他们吃一顿热饭。中文报章一般称之为‘难民潮’，香港居民当时把这些同胞称为‘难民’、‘难胞’，而不是非法移民”。“难胞”背后的所指，是血浓于水的共同体意识。可是，随着香港人自我意识增强，这个意象慢慢演化为带有歧视含义的“非法移民”和“新移民”。 对香港人来说，大陆从来都不止意味着贫穷，香港历史教科书中同样充斥着“由中国内地（尤其是上海江浙）来港的资本家带来了资金、技术、技能、以及与出口市场的关系，对香港工业化起关键作用”这类的述事。这些企业家对香港的贡献是香港人认可的，他们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管理和营运的能力，而不只是单单以本伤人。今天，我们继续意识到来自大陆的资本和人才，但我们的论述已经改变：它们不再是推动香港发展的因素，而变成腐蚀“香港精神”，使香港“大陆化”的癌细胞。 这两种意象，即使经过不断的演化，仍然对香港意识形态发挥着深远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种述事都是以香港作主体，并以香港为终点。香港对“难胞”和“企业家”均提供了庇护；伟大的资本主义整合了两者，释放出生产力，完成了香港的工业化过程。虽然今天北方来的“难胞”和“企业家”不再获得港人同情，香港的这种主体性仍然迄立不倒。我们还是以为大陆人争先拥后要来香港这片乐土，因此，新移民时而被视为“蝗虫”，时而被视为“抢饭碗”。 香港身份证的意义 正正由于香港被视为一个“有进没出”的封闭系统，马寅初与毛泽东有关人口问题的一场老旧论争才会诡异地在香港重演。支持允许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香港学者跟评论员，认为这样做对缓解香港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大有贡献，补充了香港的劳动力云云，也不过抄袭了毛泽东批判马寅初时提出的“不要只看到人有一张口，还要看到人有两只手”。 事实上，十年以后，当这些“庄丰源”们陆续长大成人踏入职场，我们很有可能既看不见口，也看不见手。首先，来港产子的家庭相对富裕，父母没有居港权又难以长期留港，他们犯不着把儿女留在香港，两地分隔来领取香港政府的救济。同样，他们也不大会使用香港的中小学资源，因为学费虽然低廉，父母陪读成本却甚高。到了“庄丰源”们要进大学的年纪，他们开始有可能使用港人身份，并触碰到其他香港人的利益。大学毕业后，他们会否在香港“抢饭碗”，还是留在内地使用仅余的对港人优惠政策，结合自己家族在当地积累的人脉大展拳脚，这一切有很大的变数。但观乎近年香港青年尚在大呼社会流动性低，“庄丰源”们聪明的话肯定不会舍易取难。当然，他们退休养老可能也要占用香港医疗护养资源，但讲的是五六十年后的事情，到时候内地养老福利保障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 总的来说，随着内地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庄丰源”们有广阔的生存空间。香港身份证的意义，可能只是避开超生罚款，或者135个国家免签旅游。无论是怕他们来“吃福利”，还是希望他们来补充劳动力，都不免脱离现实。但公民身份不只是旅游护照，而带有其他实在的权利。举例来说，一群从没有在香港生活过的人，却有投票影响香港选举结果的权利，这个念头，的确让很多港人心里抗拒。这些，都超越了狭义的资源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政策宣传都经不起推敲。如果我们发展医疗产业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价值来源真的是来自医疗服务而不是香港户籍，我们大可以不做分娩这一块，又或者修改法例使得这类人只能得到医疗服务但不能获取香港公民身份。一般分娩牵涉技术简单，本来就不属于高增值产业，不能达到特首发展六大优势产业“推动香港走向知识型经济”的愿景。我们真有底气的话，可以发展整容、心脏手术等等，香港各医学院就坐拥着不少全球最先进的技术。有评论把问题定性为“医疗资源没有到位”，假设只要培训多点医护人员，确保港人分娩不受影响，争议便可解决。他们忽略了这个问题最后不是“医疗资源”，而是“公民身份”：谁有资格成为香港公民？公民又凭什么获得公民权利？这个政治问题，不是终审法院或特区政府可以单方面决定，而必须经过一个公众协商过程。 如果香港真有人口问题，真有未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庄丰源”也不像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与其等待他们长大成人后“有可能”选择在香港工作和定居，我们倒不如马上放宽现有的移民和工作签证制度。我们不先考虑千千万万有明确意向希望来港工作定居的大陆高端人才，不先解决在内地出生港人子女一直未能来港团聚的“吴嘉玲案” 问题，反而奢望二十年后“庄丰源”们能来港贡献经济，显示出香港人思想的集体混乱。 香港要发展新产业也好，要解决人口问题也好，社会各界首先要致力打破迷思。当大家抛开过时的惯性思维，进行更多的调研工作，客观认识香港和大陆的发展趋势，公共政策讨论才会有效果。 《港澳观察》2011年6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