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ly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庄礼伟 2011-07-21 “709事件”的诉求不是革命，而是希望通过国会选举这样的“正规战”来打败现政权。“净选盟2.0”领导人安美嘉也强调，709集会不是茉莉花革命，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要与政府合作来改革选举制度。 “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2.0”（BERSIH2.0，以下简称“净选盟2.0”）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社会运动联盟，包括60多个民间团体，其领导人是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前主席、知名女性社会活动家安美嘉（Dato Ambiga Sreenivasan）。2011年7月9日，由“净选盟2.0”出面发动、反对党积极配合的一场针对现政权的抗议行动在吉隆坡爆发。抗议的主题是执政党利用不公正的选举制度和不干净的选举手法，垄断国家政权达数十年。 “净选盟2.0”表示，马来西亚选举中广泛存在的不公平、不干净现象（包括漏登选民、选票邮寄不到位、竞选期过短、选区划分不公平、议席数量分配不公平、政府滥用公共资源买票、官方媒体的不公平报道等等）。本来这些情况可以在国会讨论，但国会讨论没有效果，所以他们只能走上街头。 2007年11月10日，马来西亚民众举行首次选举改革抗议集会，曾吸引4万民众走上街头，并间接导致了2008年3月8日的政治海啸：执政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BN，中文简称为“国阵”）在国会选举中首次失去长期据有的2/3以上的多数议席。 “净选盟2.0”与2007年那次集会的组织机构有所不同，联盟内不包含任何政党，但“709集会”中，公正党（PKR）、伊斯兰教党（PAS）、民主行动党（DAP）等主要反对党参与了此次行动。这也是马来西亚200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街头抗议运动（大约有两万人参加）。它的一个新特点是，海外有20多个城市如悉尼、墨尔本、新西兰、香港、新加坡、台北、首尔以及欧美一些城市，也都有穿戴黄色服饰的支持者同步声援。出现在吉隆坡的“净选盟2.0”示威者携带鲜花、气球和自己的孩子，以和平方式走向预定的集会场所默迪卡体育场，警方采取了强硬的阻挠、镇压措施，逮捕了至少1600人，其中包括多位知名反对派领导人。 马来西亚官方指责“709事件”的性质是反对党企图通过街头运动夺取政权，还指责事件中有外国势力、共产主义势力介入。早在7月2日，马来西亚内政部就宣布“净选盟2.0”是非法组织，这反而激起了“净选盟2.0”和反对党支持者的反弹，从而导致了“709事件”。 “709事件”对可能在2012年举行的国会选举有重大影响，执政、在野两大阵营将展开新一轮的博弈。 就现政权来说，他们将不得不推出更多的惠民政策（例如在2011年10月的政府预算案中给出种种惠民承诺）来吸引选票，但这也有可能推高通货膨胀、加剧公共财政负担，并且推迟许多为了吸引外资所必须进行的经济改革（如削减燃油补贴）。执政联盟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惠民政策，重新在国会获得2/3以上的议席。而反对党则期待着现政权有更多强硬的镇压行动，以激发社会的强烈反弹，因此他们还将推出类似的街头抗议行动并等待政府“上当”。警方对“709事件”的强硬镇压，已经使政府丢分不少。 但是现任首相纳吉布（Najib Razak）的思路是：如果不采取最低限度的武力镇压，就会有更多街头示威运动出现，进而影响马来西亚的投资环境，影响政府的施政绩效，所以必须严厉应对。纳吉布警告反对党不要开启街头政治竞赛，因为执政党同样有能力动员大批群众在街头显示力量。 “709事件”是在纳吉布首相民望持续升高的形势下发生的，这是反对党展开逆境反击的一个手段。当然，现政府由于深重的体制惯性，在利益分配上有诸多不公平的行为，这也为反对党带来了生存空间。亲政府的巫统青年团和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等名声不佳的强硬派在“709事件”前也声称要发动对抗性示威，反而激发了反对党和其他社会运动人士的斗志。 “净选盟2.0”选定了他们的街头运动服饰颜色——黄色，和1986年菲律宾人民推翻马科斯政权时的服饰颜色一样。该组织已经呼吁民众自7月16日开始，每逢周六穿戴黄色的衣饰上街，使“709运动”延续下去。 “709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纷纷评论说这是阿拉伯民变风潮波及到东南亚，甚至有“阿拉伯之春”之后是“东南亚之夏”的说法。这其实是一个错觉。 “709事件”的主题是要求公正、干净的选举，尽管反对党阵营想上台执政的愿望已郁积很久，但显然他们不指望通过街头抗议来推翻现政权，这与阿拉伯民变风潮是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反对党只是希望通过街头运动来显示力量、动员群众、揭露现政权的不公不净，从而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赢得胜利。也就是说，“709事件”的诉求不是革命，而是希望通过国会选举这样的“正规战”来打败现政权。“净选盟2.0”领导人安美嘉也强调，709集会不是茉莉花革命，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要与政府合作来改革选举制度。 街头运动是民主制度尚未真正落实前的社会所难以避免的阵痛，如果矛盾冲突的各方不能寻求共识、彼此互不相让，那么就可能让社会经历长期的阵痛并付出高昂的代价。特别是垄断大量政治经济资源的统治集团，应当认识到这种垄断局面在新的时代里不可能长期维持，必须做出让步和改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7-19 中国高速铁道技术实际上是否会使得中日企业对簿公堂现在还不得而知，一旦打起官司起来谁胜谁负也不得而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可能性很大，而且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中日关系会以这一事件为轴心转悠。 现在“新干线”成了一个专指日本高速铁路的专有名词，同时还扩展到世界各地，出现了什么“德国新干线”、“法国新干线”以及“国产新干线”的说法。实际上，新干线本来只是一个简称，相对于短途支线铁道而言，路途较远，负担主要运输任务的铁路被称为“干线铁路”。 为了解决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运输问题，日本人从1959年开始兴建一条连接大阪和东京、时速在200公里以上的“新型干线铁道”。这条铁路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夕的1964年10月1日投入运行，当时的运行时速为200公里，从东京到大阪只需要三个半小时。到第二年时速增加到210公里，现在为270公里，不到两个半小时就可以从东京抵达大阪。现在所谓的“新干线”，实际上只是当时那个含糊的“新型干线铁道”的简称变来的。 “新干线”的特点到底是什么？不少人以为是速度，但其实不是这样。起码在一开始新干线的200公里速度并没有什么很惊人的。铁道具有运力大、节省能源的特点，是重要的交通运输手段。人们实际上一直在动脑筋提高火车的速度。1934年，日本人在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亚细亚”特级已经达到了130公里的最高速度，能以82公里的平均速度从大连跑到哈尔滨，不要忘记那还是蒸汽机车的时代。 即便是130公里的速度在当时的世界上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当时在美国南部已经存在时速超过180公里的火车，1934年登场的英国A4型列车商业运行的平均时速达到了160公里，德国在那段时间也出现了150公里的超高速列车。所以，在1964年出现的时速200公里虽然在日本本土是第一次，但在全世界看来并不是一个什么很了不起的速度，英国的A4就曾经创下过201公里的记录。 在日本新干线开始之后，法国的le Capitole铁道也从1967年开始以200公里的速度运行。从1981年之后，法国的TGV铁道更是将速度提到了260公里，成为世界第一。德国从1983年开始也开始了时速为250公里的ICE铁道，其他像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或者独立开发，或者从外国引进，都在上世纪建成了速度在25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道。 日本的高速铁道新干线在这么多的高速铁道中还是最出类拔萃的，从开始营业以来的46年里没有发生过列车行驶中的乘客死亡事故，除了自杀事故之外也没有发生过责任完全在铁路一方的人身死亡事故。列车在运行过程中曾经多次遇到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都经受住了考验，被说成是一个“安全神话”。而新干线也就是这样伴随着这个神话走出了纯技术的范畴，成为了日本文化的一个象征。 所以，当中国宣布要在美国申请高速铁路专利，在日本很自然会引起激烈的反应。1998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向江泽民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高速铁路技术，“作为21世纪中日友好的象征”。实际上开始谈判是在扇千景任运输大臣的时候。当时的东海旅客铁道（即JR东海）社长葛西敬之就坚决反对，理由就是知识产权会受到侵犯。但是，同样运行新干线的JR东日本并没有反对这个项目，而是主张“可以卖给中国技术，只要日本不断开发更加先进的技术就行”。后来实际参加的是负责硬件制造的川崎重工。所以，现在最恼火的是JR东海，成天在催促川崎重工采取法律措施来阻止中国在CRH380A型车上的动作。 中国和川崎重工的具体合同内容不得而知，而中国的专利申请内容的公开也要到一年半之后，所以现在讨论双方的是非对错还为时尚早。 但在日本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日本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是很有问题的。比如西门子和川崎重工都向中国提供了高速铁道技术，而中国北车就无法就CRH380B申请专利，这是因为西门子公司已经在欧洲和美国把这些专利都注册完毕了，而日本一来是没有想过要出口高速铁道技术，二来是日本人老是莫名其妙地相信“老子天下第一”，以为只有自己才能制造高速铁道，一旦出事往往手足无措。 中国高速铁道技术实际上是否会使得中日企业对簿公堂现在还不得而知，一旦打起官司起来谁胜谁负也不得而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可能性很大，而且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中日关系会以这一事件为轴心转悠。  

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07-18 这些年，中国的城乡差别更多地反映在城市人与乡村人的差别，成为一种身份的差别、户口的差别，而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城市二元结构”逐步取代了“城乡二元结构”。 2011年6月初，广州增城新塘镇一位四川籍的孕妇在摆摊售卖牛仔裤的时候，因为挡住了一家商铺的门而被治安管理人员驱赶，期间发生肢体冲撞，孕妇倒地受伤，引起围观。孕妇亲戚与老乡赶过来后，先到村里，再到镇政府门口“讨个说法”。接下来的几天，逐步演变成一场有一定规模的群体事件，一些闹事者（主要是四川籍劳工）参与了打砸汽车、冲击当地人的破坏行为，造成了损失。在公安机关介入后，由于处理得当，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拘留了少数肇事者，事态得以平息。 “新塘事件”的直接肇因 在事件平息后，我们通过对目睹事件过程的当地人、参与事件的外地人，尤其是对治安和公安人员的采访，简单归纳出造成此次事件的一些直接原因： 第一，治安管理人员执行任务时的简单粗暴做法，造成了孕妇倒地受伤。警力是按户籍人口配备的，许多“城中村”明显警力不足，所以村里不得不花钱组建一个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的“治安联防队”。但在一些外地劳工眼中，这些“治安联防队”人员素质低、看不起外地人。这些矛盾本来就已存在，孕妇倒地事件只是在一个偶然事件，引发了必然的结果。 第二，在孕妇倒地受伤后的几个小时里，从村到镇的相关部门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错失了及时处理、调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第三，谣言借助于手机、互联网等平台迅速传播（尤其是在四川籍劳工之中），而相关部门反应又不够及时，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拦截、戳破谣言，控制造谣人，或者没有能够及时澄清谣言。 第四、在整个事件中，缺乏有公信力的个人或者组织的介入，使得本来属于民事范围的冲突（不管是内地人与当地人，还是老板与打工仔之间），却给外界造成了官民冲突的印象。 毫无疑问，上列四条直接原因都是实际存在的。例如，某位治安人员的个人粗暴、不当行为，如果当局在第一时间对他进行处理，就能够平息民愤，不至于引起连锁反应。同时，那位倒地的孕妇后来在医院检查后证明只是受了轻伤，由此也受到惊吓，情绪激动。当地有关部门如果能够及早公开这位孕妇的情况，事态也许不会发展到那种程度。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从孕妇倒地送院开始的两天时间里，谣言制造者利用了当地村、镇政府相关部门反应迟钝的间隙，让谣言出笼，并得到传播与“信任”。当然，事态扩大后，广州市领导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稳妥、慎重的处理，事态得到控制。可毕竟，损失与影响已经造成。 “新塘事件”的深层原因 我们的调查虽然发现上面几条原因直接引发了新塘事件，但冲突的背后却有更深层的原因。找到直接原因，避免事件重演固然重要，找到深层原因，从深层次上消除这类事件的根源，更应该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应该澄清一些网友的错误看法。有一些网友与评论作者借题发挥，用“新塘事件”来说明“广东模式”的失败，我们认为这是极其轻率与不负责任的。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的发展与开放，吸引了大批的内地青年人，他们在为广东做贡献的同时，也获得了远高于他们在内地所能够得到的工资收入。同时，从广东回流到内地的工人与技术人员，不但带回了创业的资金，也带回了沿海地区的经营管理经验与工作技能。从某种程度来说，没有任何一个省市，比广东容纳了更多的内地农民工。这正是“广东模式”在共同富裕上值得其它省市学习的。 珠三角地区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倒挂的现象，新塘镇就是一个典型，外来人口（50万人）与本地人口（22万人）的比例为2︰1。由于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居民对资源（主要是土地）的拥有情况，以及尚存在的中国户籍制度，使得前来广东地区打工的农民工，与广东当地居民对比，从一开始就处于弱势。这些年下来，当地居民与外地劳工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明显，虽说从外地来的老板不在少数，但在珠三角地区，在草根阶层，外地劳工与当地居民的矛盾一直存在。 其次，在对此次事件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通货膨胀与部分行业的不景气，也是深层原因之一。外地劳工一直租住于本地居民的房子（出租屋），可最近几年，当地居民以适应通货膨胀，以及不断上涨的房价，结成了一种口头的联盟，使得房租快速飙升。与此同时，由于牛仔服装行业并不景气，而新塘是国际上著名的牛仔服装城，集中于这个行业的工人工资增长有限。 一方是上涨的物价与房租，另外一方面是停滞不长的工资，珠三角（尤其是新塘、东莞等地）的外地劳工感觉到了压力与危机，而他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以当地居民为主的出租屋主、产业老板对他们的欺压。我们在这次调查中，明显感觉到外地劳工对当地居民的不满，认为他们靠土地等得天独厚的优势坐享其成，欺负外地劳工。 第三，在我们亲身接触的参与围观此次事件的劳工中，绝大部分为第二代外地劳工。他们当中很多人出生在珠三角，会说广东话，但户口依然在内地，必须回到内地读书，毕业后再返回珠三角工作。他们大多表示喜欢珠三角，但内心却有一种深深的自卑，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却没有归属感，他们不属于珠三角。外地劳工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和外来劳工在新塘镇的生存状态相似，中国的农民工因为没有当地户口，即使在就业地打工多年，却仍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村人。这些年，中国的城乡差别更多地反映在城市人与乡村人的差别，成为一种身份的差别、户口的差别，而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城市二元结构”逐步取代了“城乡二元结构”。 外地劳工的第二代与第一代相比，拥有更高的教育层次，见多识广，有更高的理想与更多的梦想，也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容易满足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如果说他们的父辈当初背井离乡来到较发达地区，眼中看到的是机会与更高的生活要求，他们这一代却更多地思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一定会提上议事日程的“公正、公平”问题。 第四，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外地劳工看不清前途，感觉不到有任何改变现状、发财致富的机会，是新塘事件突然爆发的另外一个深层原因。 应允许成立互助性质的NGO...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韦戈 2011-07-18 台湾目前已经进入政治旺季，两岸高层现在恐怕都是一动不如一静，都要持盈保泰，希望不要节外生枝地惹出不必要的事端，坏了大事。 两岸关系就像打摆子一样，每隔一阵子就会搞出一些事端。简单、突发的事让人防不胜防，比如说，去年的“东京影展江平事件”、广州亚运的“杨淑君跆拳风波”和今年“夏瀛州两岸军人都是中国军”的说词。但只要双方处理得当，还不至于使情势失控。复杂、长期的问题虽也不时出现，但因为事涉两岸关系的定位和国家主权等高阶政治象征议题，由于双方都有国内政治及国际因素必须全盘考虑，这就好像七年之病要求三年之艾一样，事情更加让人难以应对、处理。 “一国两府”老调重弹 其实，明年一月台湾就要进行“总统”大选，就执政的马英九团队而言，当前施政一切都要以内政及选举考虑为优先。在两岸关系方面，这虽然是马政府的强项，他确实不但有意，而且也会采取后续行动，确定在短期内要能让多数台湾民众进一步享受到三年多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红利，但要他在选前触碰几乎无解的高阶两岸政治问题，这不但并不符合其现实的选举利益，反而易于遭到对手攻击，所以马政府无意在现阶段讨论此一问题应是情理之中可以理解的事情。 虽不好说是变生肘腋、祸起萧墙，但6月23日台北《联合报》突然大幅刊出对北京清华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楚树龙教授的专访，说是他日前曾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撰文，表示在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之后，两岸关系如要继续往下走，将不可避免地会触碰到政治问题。既然双方必须严肃面对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那两岸如何在“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认真面对彼此存在的事实将是一个重大课题。而其结论是，两岸当前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他重提“一国两府”的观念，也就是一个国家同时存在着两个政府。 这么多年来，与楚教授类似的主张其实一直存在着。至少就笔者记忆所及，过去就有过各种不同的说法。远的有“一国两制”、“一国良制”、“分裂国家”、“德国模式”、“一中两国”等等；中期的有“一中各表”、“一中共表”、“一中不表”、“一边一国”、“两国论”等等；近的更有“一中三宪”、“两个中国”的说法，楚教授所提的“一国两府”之说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在熟悉两岸关系的圈内人来看，这种主张其实并无太多新奇之处，楚教授自己也说，他过去就有过这种主张，只不过如今再提一次。结果一下子就被媒体把问题上纲到最高阶段，让人以为这是什么新鲜看法，其实未必。 当前宜于持盈保泰 让我们分别来讨论楚教授的发言内容和两岸各方的相关反应。 首先，从台湾统派及马英九政府的角度来看，两岸现况的本质其实就是中国内战还没有结束的结果。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和国的主权相互及于对方，两岸虽未统一，但也没有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声称继承了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这只是一种不完全的继承，因为中华民国并未灭亡，其在台湾仍是一个实质有效的合法政府。双方都坚持，世界上确实只有一个中国，双重承认从未被两岸当局接受。用通俗的话来说，这就是“两岸主权重迭、治权分立”。此之所以马英九会坚持不得在公文书上称中共为中国，坚持两岸互不否认治权、互不承认主权的道理。 用更精确的法律语言来说，两岸分治是个事实，但这里所说的是治权分立，与主权无涉，而这也是中国大陆这些年来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北京这些年来有过各种不同的三段论表述，从最早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到后来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不可分割”，再到目前最新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两岸虽未统一，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的说法。 至于楚教授的发言是否一如某些人所说的，是中国大陆官方的一种试探气球，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此一可能，因为中国大陆确实经历了思想解放的过程，放弃了冷战思维，内部正在实事求是地苦思、研究，如何釜底抽薪地从根本上解决此一问题。北京或许期望，在明年选举马英九胜出后，能够让两岸尽早进入政治谈判的阶段，所以在现在先行提出此一构想，营造气氛、制造舆论，试探台北各方的反应，但笔者却宁可不做如此观察，除非另有外界所不知道的原因。 首先，因为楚教授的讲法并非突如其来，各界和他自己过去早就有此观点，如今不过老调重弹，而且他只是接受台湾媒体的访问时重新抛出此一议题罢了，并无太多新意；其次，一如前述，台湾目前已经进入政治旺季，两岸高层现在恐怕都是一动不如一静，都要持盈保泰，希望不要节外生枝地惹出不必要的事端，坏了大事；再者，若说楚的谈话是经过北京官方授意的行为恐也未必，除非今后一段日子里，又有更多的大陆重量级学者或媒体跟进，高调讨论此一问题，否则多半应是其个人看法的成分较重。 这也是为何除了台湾部分学者、媒体和蓝营政客表示，楚的“一国两府”之说是一种正视现实的表现，是大陆外围学者试探水温的作法，进步而有新意，未来还有待观察之外，两岸官方反应都相当保守的原因。大陆官方的讲法是，这是个别学者的观点，重申“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而马英九政府则是在不加评论之外，也再次重申坚持“九二共识”的原始立场，也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而这个一中仍然就是中华民国。就两岸官方而言，双方都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于是问题又到原点。 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台湾反对党的反应。民进党素来主张分离主义，当然不肯接受两岸关系是奠基在国共内战尚未结束的前提下，所以当然不能接受管他是楚树龙或中国大陆官方的“一国两府”的讲法。难怪他们要痛批说这种讲法是化妆后的统战，有意矮化台湾是主权国家的事实，蓄意要把台湾香港化、澳门化，要马英九不要误入中共陷阱。反正对逢中必反的民进党来说，除非让他们独立，否则北京再大的善意与理性也是统战阴谋，一切免谈。若从正面来说，民进党的反对或许能为台湾争取到更大的回旋空间，而北京更多的让步，更可能的是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里去而不自知。 理性务实需求共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和媒体的耸动内容比较起来，两岸官方还算相当的理性，大陆固然一向如此，台北这次的表现还算差强人意，至少没有再随着媒体报导而起舞。像过去的江平、杨淑君、夏瀛州事件一样，台北高层把自己一下推上火线，强烈表态，到最后居然发现实情并非如媒体所报导的那样，结果让自己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台北或许已由过去的经验学到教训，不要在第一时间仅凭媒体报导就有过当反应。 研究两岸关系或台湾内政的一个基本常识就是要记得，台湾的媒体报导不可不看，但绝对不可尽信。最近台北媒体还有另一个乌龙消息，说是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于五月间曾经发表专文，提到两岸应该重新思考所谓的“两个中国”和“双重代表”问题。由于卜睿哲身分特殊，其文章有关内容立刻被放大处理。一时之间，大家又说美国在试探双方的反应。六月下旬抵台访问的卜睿哲在被媒体一再追问此事时明显不悦，说是台湾记者很有想象力、造成误解，他根本没有主张过“两个中国”的解决办法，台湾媒体完全是在断章取义。 最后，笔者想客观持平地表达一些个人看法。根据与两岸相关学者与官员谈话所得印象，双方高层并非一如外界想象中的食古不化，智库更是不断进行各种可行方案的研究。有的主张从上而下，毕其功于一役地先从原则面来解决问题，务实地处理两岸定位的棘手问题；有的则是主张采取由下而上，由易而难、由简而繁的方式，用渐进的手法，逐步处理问题，积累互信，积小胜为大胜，然后再去面对高阶的政治问题。目前双方仍在摸索、研究之中。 所幸的是，至少根据笔者所知，其实双方政府及重要学者都相当的理性、务实，不但没有激情，甚至很少有不切实际、好高鹜远的想法。此之所以两方都说，要理性务实、相互努力、携手合作，希望在既有的基础上，不断地寻求共识、扩大共识，理解双方内政的局限性、国际的制约性，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而且还要把好事实实在在地做好。唱高调、喊口号有时或许难免，但脚踏实地多做实事可能才是一个健康理性、良性发展的两岸关系所最需要的。难道不是吗？ 《台湾观察》2011年6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崔轶亮 2011-07-14 从长远计，“瓦良格”这样的防空航母不应该是中国的目标舰，中国的航母发展必须要超越防空航母这一层。 中国海军面临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传统的海上安全，保卫国家领海领土完整；另一个是维护发展利益，保护海上能源运输线、贸易线以及海外利益的安全。完成这两种任务都会需要航母，但航母在不同的海域价值并不相同。 如果“瓦良格”或者与其性能类似的航母在作战部队服役（事实上，如果不能突破弹射器、关键舰载机、动力等问题，中国所能建造的航母很可能只是“瓦良格”的中国翻版），那么由于缺乏预警机而且机队攻击能力严重不足，这样的航母编队不具备与美国航母进行舰队决战的能力，也不可能突防美军部署重兵的东海第一岛链。 因为即便突防第一岛链，这支编队仍然会面临很严重的威胁，比如美国核潜艇。如果搭载具备反舰能力的战术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核潜艇甚至可以在1000公里之外发动攻击，这个距离大大超过守势反潜圈的覆盖范围，此时中国编队只能被动应付，一旦出现纰漏，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反航母弹道导弹服役，那么理论上讲，中国航母编队可以在其射程内出第一岛链活动，但由于缺乏制海能力和反潜能力，这种活动的价值仍然是有限的。 因此，虽然拥有航母可以极大提高中国舰艇编队的战斗力，但这样的编队仍然无法在第一岛链以东争夺制海权。 如果投入台海冲突，航母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因为台湾海峡的距离并不长，陆基航空兵足以有效支援包括登陆在内的各种作战行动。 综上所述，如果在上述场合使用航母，那么她应该做的是为舰艇编队提供防空保护，以保持编队作战的稳定性，此时航母相当于陆基航空兵的补充和延伸。航母的价值将随着陆基航空兵能力的提升而减弱。 但是，如果有一艘类似“瓦良格”的航母部署在南海，将能使中国海军在南海获得比较充分的行动自由，同时使南海周边国家的行动自由被严重制约，这对于南海争端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当然，目前中国海军有能力到达南海任何地方，但到达和自由行动是两个概念。美军在南海的兵力相对薄弱，而且虽然南海周边国家都在努力拥有潜艇，但拥有潜艇不等于会使用潜艇，因此在较长时期里，南海的潜艇威胁是比较小的，中国海军可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发展和部署反潜能力。 事实上，笔者认为，南海才是近期航母需求最迫切，而且也是近期航母最能充分发挥效力的地方。南海相较东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由于航母编队有能力取得部分海域的制海权，一旦发生冲突，编队也将有能力控制冲突规模、快速结束冲突。这会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获得非常大的主动。 如果我们的目光沿着中国的能源海运线和贸易线延伸，就会发现南海之外，仍有广阔海域在召唤中国海军的存在。这种存在并不是要挑战现有的海洋秩序，客观地讲现有秩序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国的外贸和能源运输都可以正常进行，但是仍然存在局部地区秩序丧失的可能，因此，中国必须具备应对危机的能力。在危机出现时，迅速做出反应，首先稳定局面，继而恢复秩序，以确保中国利益尽可能少受影响。万里之外的大洋上，要快速反应并且有能力稳住局面，除了适时布署的航母战斗群外，别无选项。 这支航母战斗群必须具备比较强的进攻能力，只有拥有了充分的进攻力才有可能掌握主动权，才能获得行动自由，进而形成可靠的威慑力，“瓦良格”这样的航母是不敷用的，因为她只能提供防空保护，舰艇编队仍然只能采取守势，单纯的拦截防御不能根除威胁源，无法打赢海战。所以从长远计，“瓦良格”这样的防空航母不应该是中国的目标舰，中国的航母发展必须要超越防空航母这一层。 要做到这一点，仍然有很长路要走，有大量障碍需要克服，有些障碍甚至已经超出了军事层面。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7-14 在“911事件”发生近十年后，美国终于击毙了本·拉登。但是，世界头号通缉犯的死亡只有有限的象征意义，美国人在一阵亢奋以后，冷静回顾一下这场看不到头的反恐战争，应该正是时候。 在“911事件”发生近十年后，美国终于击毙了本·拉登。可是世界头号通缉犯的死亡只有有限的象征意义，美国人在一阵亢奋以后，冷静回顾一下这场看不到头的反恐战争，应该正是时候。 战争埋下仇恨的种子 长久以来，这个令美国朝野神经紧张、坐卧不安的由中情局自己培养的恐怖分子一直占据着西方各大报纸和媒体的头条，也直接导致（不管美国有意或无意）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最新研究显示，两场战争耗费了美国4.4万亿美元巨资，造成数十万人死伤，至今战事仍没结束，弄得美国债台高筑，恐怕美国人的子子孙孙一直得还下去。战争还在华盛顿催生了一个行事隐秘的庞大官僚机构，并进一步夺去了美国人引以为傲的自由。更可悲的是，舆论对为何产生针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恐怖活动的成因，不是愚而不知，就是有意误导。战争岂能播下民主的种子，世界只会变得更不安全，这就是到目前为止反恐战争的大致结果。 西方社会较难理智地看待恐怖主义威胁。代表利益集团的政客善于掩盖事物的本质，他们向人们抽象地宣传：只要击败恐怖组织，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而实际上，贫民窟、难民营、种族压迫、国际资本盘剥、失业、贫富悬殊、不公正的国际秩序才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温床。拿着简陋武器的巴勒斯坦难民，西方的政客可以称他们为恐怖分子，因为他们的确想用战斗来夺回他们失去的土地。在高度信息化的西方社会里，传媒完全被大财团所控制。通过言论自由的包装和资本的运作，传媒无时不刻不在巧妙地引导着舆论的走向。所以，美国报纸和电视上对“911事件”的主流观点，只停留在非常肤浅的水平上，要害问题都被巧妙地回避。至于巧舌如簧的政客能解说些什么，那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为他们背后的利益集团背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下一步要推销什么。所以，这场反恐战争是一场自欺欺人、治标不治本的战争。 反恐战争耗损美国国力 美国历任政府和总统都有着率尔开战的习惯，他们总是低估战争可能持续的时间与耗费的金钱，同时又总是高估动武可能达到的政治目标。据布朗大学的保守估计：这几场战争共夺走了22.5万人的性命，造成了36.5万人受伤。研究报告称，阵亡官兵共有31,741人，包括6000名美国人、盟军部队1200人、9900名伊拉克人、8800名阿富汗人、3500名巴基斯坦人，以及2300名美国民间保安承保商人员；平民死亡人数更高，估计有172,000人丧生，包括125,000伊拉克人、35,000巴基斯坦人和12,000阿富汗人；估计有2万到5.1万名叛乱分子丧命战火中，其中许多人是塔利班人员。 现在美国两党为提高国家借债上限争得你死我活，好好一个地大物博、科技发达的美国被那只看不见的手弄到如此地步，连借债还要吵架，真是贻笑大方。反恐战争肥了谁？穷了谁？坑了谁？利了谁？现在尘埃渐渐落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迈克•马伦(Mike Mullen)说过一句大实话：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预算赤字。十年前发动阿富汗战争时，美国生产总值占全球三分之一，它的军事花费也是全球三分之一。今天，美国生产总值是全球四分之一，它的军事花费却是全球二分之一。这种情况能维持多久? 战争的政治目标达成了吗？天下太平了吗？所以，这场反恐战争对于美国来说，是一场耗损国力、得不偿失、他人渔利的战争。 被夸大的恐怖主义威胁 十年来，基地组织显然催生了许多附属组织，这些组织可能与本·拉登指挥的基地组织一样危险。基地组织及其外围组织在世界范围的广泛扩散，已经使局势非常危险。而更为影响深远的是，大量愤怒的阿拉伯年轻人加入了各种激进的政治组织，投入到街上的抗议活动中，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这种表面上争取民主化的运动，实际上显然令美国、欧洲及其阿拉伯统治者盟友们措手不及。在埃及的二次革命中，在也门的反政府军队里，在利比亚的炮火下，各派政治力量已混战在一起，变革之风所到之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已占据绝对优势。民意发挥更大作用的中东，很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愿意与以色列媾和，在涉及以合理价格供应石油的问题时，中东很可能更有主见。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基地组织不会闻风而动。 近十年来，就像“民主”成了万能的咒符，“反恐”也成了最时髦的名词。从死亡人数上，我们会发现恐怖主义威胁被严重夸大。美国学者约翰·缪勒(John Mueller)在两年前发表的一本著作中指出，自1960年以来，被恐怖分子杀死的美国人，“与同期由鹿造成的事故致死人数几乎相同”。布赖恩·詹金斯(Brian Jenkins)为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撰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美国人死于汽车事故的平均几率约为9,000分之一，被谋杀的几率约是18,000分之一”。然而，在“911事件”之后的5年内，包括911恐怖袭击中的死亡人数在内，“美国普通人死于恐怖袭击的平均几率仅为50万分之一”。 实际上，反恐一词有滥用之嫌。当以色列定点清除巴勒斯坦某派组织领导人、暗杀伊朗核科学家时，我们没有听到一声对恐怖活动的谴责。这说明了世界还在推行着丛林法则，有些国家所谓的反恐并没有道义的力量，而只是把反恐当作挂羊头卖狗肉的营生。美国用反恐的名义在中亚和南亚建立了军事基地，估计即使阿富汗战争结束后也不会关闭这些军事基地。美国打阿富汗，或许就是冲着军事基地来的。美国包围中国，遏制俄罗斯的心思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将会继续以反恐的名义，对付叙利亚、伊朗甚至巴基斯坦等国家，扶助日本、印度与中国角力，并支持东南亚小国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较量。所以，这场反恐战争注定了是一场挟私轻义的战争。 谁是美国下一个目标 尽管很缺钱，但美国向反恐战争投入的资源却令人印象深刻。《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去年在《绝密美国》(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