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July 18, 2011

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07-18 这些年,中国的城乡差别更多地反映在城市人与乡村人的差别,成为一种身份的差别、户口的差别,而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城市二元结构”逐步取代了“城乡二元结构”。 2011年6月初,广州增城新塘镇一位四川籍的孕妇在摆摊售卖牛仔裤的时候,因为挡住了一家商铺的门而被治安管理人员驱赶,期间发生肢体冲撞,孕妇倒地受伤,引起围观。孕妇亲戚与老乡赶过来后,先到村里,再到镇政府门口“讨个说法”。接下来的几天,逐步演变成一场有一定规模的群体事件,一些闹事者(主要是四川籍劳工)参与了打砸汽车、冲击当地人的破坏行为,造成了损失。在公安机关介入后,由于处理得当,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拘留了少数肇事者,事态得以平息。 “新塘事件”的直接肇因 在事件平息后,我们通过对目睹事件过程的当地人、参与事件的外地人,尤其是对治安和公安人员的采访,简单归纳出造成此次事件的一些直接原因: 第一,治安管理人员执行任务时的简单粗暴做法,造成了孕妇倒地受伤。警力是按户籍人口配备的,许多“城中村”明显警力不足,所以村里不得不花钱组建一个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的“治安联防队”。但在一些外地劳工眼中,这些“治安联防队”人员素质低、看不起外地人。这些矛盾本来就已存在,孕妇倒地事件只是在一个偶然事件,引发了必然的结果。 第二,在孕妇倒地受伤后的几个小时里,从村到镇的相关部门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错失了及时处理、调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第三,谣言借助于手机、互联网等平台迅速传播(尤其是在四川籍劳工之中),而相关部门反应又不够及时,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拦截、戳破谣言,控制造谣人,或者没有能够及时澄清谣言。 第四、在整个事件中,缺乏有公信力的个人或者组织的介入,使得本来属于民事范围的冲突(不管是内地人与当地人,还是老板与打工仔之间),却给外界造成了官民冲突的印象。 毫无疑问,上列四条直接原因都是实际存在的。例如,某位治安人员的个人粗暴、不当行为,如果当局在第一时间对他进行处理,就能够平息民愤,不至于引起连锁反应。同时,那位倒地的孕妇后来在医院检查后证明只是受了轻伤,由此也受到惊吓,情绪激动。当地有关部门如果能够及早公开这位孕妇的情况,事态也许不会发展到那种程度。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从孕妇倒地送院开始的两天时间里,谣言制造者利用了当地村、镇政府相关部门反应迟钝的间隙,让谣言出笼,并得到传播与“信任”。当然,事态扩大后,广州市领导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稳妥、慎重的处理,事态得到控制。可毕竟,损失与影响已经造成。 “新塘事件”的深层原因 我们的调查虽然发现上面几条原因直接引发了新塘事件,但冲突的背后却有更深层的原因。找到直接原因,避免事件重演固然重要,找到深层原因,从深层次上消除这类事件的根源,更应该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应该澄清一些网友的错误看法。有一些网友与评论作者借题发挥,用“新塘事件”来说明“广东模式”的失败,我们认为这是极其轻率与不负责任的。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的发展与开放,吸引了大批的内地青年人,他们在为广东做贡献的同时,也获得了远高于他们在内地所能够得到的工资收入。同时,从广东回流到内地的工人与技术人员,不但带回了创业的资金,也带回了沿海地区的经营管理经验与工作技能。从某种程度来说,没有任何一个省市,比广东容纳了更多的内地农民工。这正是“广东模式”在共同富裕上值得其它省市学习的。 珠三角地区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倒挂的现象,新塘镇就是一个典型,外来人口(50万人)与本地人口(22万人)的比例为2︰1。由于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居民对资源(主要是土地)的拥有情况,以及尚存在的中国户籍制度,使得前来广东地区打工的农民工,与广东当地居民对比,从一开始就处于弱势。这些年下来,当地居民与外地劳工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明显,虽说从外地来的老板不在少数,但在珠三角地区,在草根阶层,外地劳工与当地居民的矛盾一直存在。 其次,在对此次事件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通货膨胀与部分行业的不景气,也是深层原因之一。外地劳工一直租住于本地居民的房子(出租屋),可最近几年,当地居民以适应通货膨胀,以及不断上涨的房价,结成了一种口头的联盟,使得房租快速飙升。与此同时,由于牛仔服装行业并不景气,而新塘是国际上著名的牛仔服装城,集中于这个行业的工人工资增长有限。 一方是上涨的物价与房租,另外一方面是停滞不长的工资,珠三角(尤其是新塘、东莞等地)的外地劳工感觉到了压力与危机,而他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以当地居民为主的出租屋主、产业老板对他们的欺压。我们在这次调查中,明显感觉到外地劳工对当地居民的不满,认为他们靠土地等得天独厚的优势坐享其成,欺负外地劳工。 第三,在我们亲身接触的参与围观此次事件的劳工中,绝大部分为第二代外地劳工。他们当中很多人出生在珠三角,会说广东话,但户口依然在内地,必须回到内地读书,毕业后再返回珠三角工作。他们大多表示喜欢珠三角,但内心却有一种深深的自卑,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却没有归属感,他们不属于珠三角。外地劳工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和外来劳工在新塘镇的生存状态相似,中国的农民工因为没有当地户口,即使在就业地打工多年,却仍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村人。这些年,中国的城乡差别更多地反映在城市人与乡村人的差别,成为一种身份的差别、户口的差别,而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城市二元结构”逐步取代了“城乡二元结构”。 外地劳工的第二代与第一代相比,拥有更高的教育层次,见多识广,有更高的理想与更多的梦想,也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容易满足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如果说他们的父辈当初背井离乡来到较发达地区,眼中看到的是机会与更高的生活要求,他们这一代却更多地思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一定会提上议事日程的“公正、公平”问题。 第四,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外地劳工看不清前途,感觉不到有任何改变现状、发财致富的机会,是新塘事件突然爆发的另外一个深层原因。 应允许成立互助性质的NGO...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韦戈 2011-07-18 台湾目前已经进入政治旺季,两岸高层现在恐怕都是一动不如一静,都要持盈保泰,希望不要节外生枝地惹出不必要的事端,坏了大事。 两岸关系就像打摆子一样,每隔一阵子就会搞出一些事端。简单、突发的事让人防不胜防,比如说,去年的“东京影展江平事件”、广州亚运的“杨淑君跆拳风波”和今年“夏瀛州两岸军人都是中国军”的说词。但只要双方处理得当,还不至于使情势失控。复杂、长期的问题虽也不时出现,但因为事涉两岸关系的定位和国家主权等高阶政治象征议题,由于双方都有国内政治及国际因素必须全盘考虑,这就好像七年之病要求三年之艾一样,事情更加让人难以应对、处理。 “一国两府”老调重弹 其实,明年一月台湾就要进行“总统”大选,就执政的马英九团队而言,当前施政一切都要以内政及选举考虑为优先。在两岸关系方面,这虽然是马政府的强项,他确实不但有意,而且也会采取后续行动,确定在短期内要能让多数台湾民众进一步享受到三年多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红利,但要他在选前触碰几乎无解的高阶两岸政治问题,这不但并不符合其现实的选举利益,反而易于遭到对手攻击,所以马政府无意在现阶段讨论此一问题应是情理之中可以理解的事情。 虽不好说是变生肘腋、祸起萧墙,但6月23日台北《联合报》突然大幅刊出对北京清华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楚树龙教授的专访,说是他日前曾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撰文,表示在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之后,两岸关系如要继续往下走,将不可避免地会触碰到政治问题。既然双方必须严肃面对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那两岸如何在“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认真面对彼此存在的事实将是一个重大课题。而其结论是,两岸当前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他重提“一国两府”的观念,也就是一个国家同时存在着两个政府。 这么多年来,与楚教授类似的主张其实一直存在着。至少就笔者记忆所及,过去就有过各种不同的说法。远的有“一国两制”、“一国良制”、“分裂国家”、“德国模式”、“一中两国”等等;中期的有“一中各表”、“一中共表”、“一中不表”、“一边一国”、“两国论”等等;近的更有“一中三宪”、“两个中国”的说法,楚教授所提的“一国两府”之说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在熟悉两岸关系的圈内人来看,这种主张其实并无太多新奇之处,楚教授自己也说,他过去就有过这种主张,只不过如今再提一次。结果一下子就被媒体把问题上纲到最高阶段,让人以为这是什么新鲜看法,其实未必。 当前宜于持盈保泰 让我们分别来讨论楚教授的发言内容和两岸各方的相关反应。 首先,从台湾统派及马英九政府的角度来看,两岸现况的本质其实就是中国内战还没有结束的结果。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和国的主权相互及于对方,两岸虽未统一,但也没有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声称继承了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这只是一种不完全的继承,因为中华民国并未灭亡,其在台湾仍是一个实质有效的合法政府。双方都坚持,世界上确实只有一个中国,双重承认从未被两岸当局接受。用通俗的话来说,这就是“两岸主权重迭、治权分立”。此之所以马英九会坚持不得在公文书上称中共为中国,坚持两岸互不否认治权、互不承认主权的道理。 用更精确的法律语言来说,两岸分治是个事实,但这里所说的是治权分立,与主权无涉,而这也是中国大陆这些年来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北京这些年来有过各种不同的三段论表述,从最早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到后来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不可分割”,再到目前最新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两岸虽未统一,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的说法。 至于楚教授的发言是否一如某些人所说的,是中国大陆官方的一种试探气球,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此一可能,因为中国大陆确实经历了思想解放的过程,放弃了冷战思维,内部正在实事求是地苦思、研究,如何釜底抽薪地从根本上解决此一问题。北京或许期望,在明年选举马英九胜出后,能够让两岸尽早进入政治谈判的阶段,所以在现在先行提出此一构想,营造气氛、制造舆论,试探台北各方的反应,但笔者却宁可不做如此观察,除非另有外界所不知道的原因。 首先,因为楚教授的讲法并非突如其来,各界和他自己过去早就有此观点,如今不过老调重弹,而且他只是接受台湾媒体的访问时重新抛出此一议题罢了,并无太多新意;其次,一如前述,台湾目前已经进入政治旺季,两岸高层现在恐怕都是一动不如一静,都要持盈保泰,希望不要节外生枝地惹出不必要的事端,坏了大事;再者,若说楚的谈话是经过北京官方授意的行为恐也未必,除非今后一段日子里,又有更多的大陆重量级学者或媒体跟进,高调讨论此一问题,否则多半应是其个人看法的成分较重。 这也是为何除了台湾部分学者、媒体和蓝营政客表示,楚的“一国两府”之说是一种正视现实的表现,是大陆外围学者试探水温的作法,进步而有新意,未来还有待观察之外,两岸官方反应都相当保守的原因。大陆官方的讲法是,这是个别学者的观点,重申“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而马英九政府则是在不加评论之外,也再次重申坚持“九二共识”的原始立场,也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而这个一中仍然就是中华民国。就两岸官方而言,双方都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于是问题又到原点。 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台湾反对党的反应。民进党素来主张分离主义,当然不肯接受两岸关系是奠基在国共内战尚未结束的前提下,所以当然不能接受管他是楚树龙或中国大陆官方的“一国两府”的讲法。难怪他们要痛批说这种讲法是化妆后的统战,有意矮化台湾是主权国家的事实,蓄意要把台湾香港化、澳门化,要马英九不要误入中共陷阱。反正对逢中必反的民进党来说,除非让他们独立,否则北京再大的善意与理性也是统战阴谋,一切免谈。若从正面来说,民进党的反对或许能为台湾争取到更大的回旋空间,而北京更多的让步,更可能的是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里去而不自知。 理性务实需求共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和媒体的耸动内容比较起来,两岸官方还算相当的理性,大陆固然一向如此,台北这次的表现还算差强人意,至少没有再随着媒体报导而起舞。像过去的江平、杨淑君、夏瀛州事件一样,台北高层把自己一下推上火线,强烈表态,到最后居然发现实情并非如媒体所报导的那样,结果让自己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台北或许已由过去的经验学到教训,不要在第一时间仅凭媒体报导就有过当反应。 研究两岸关系或台湾内政的一个基本常识就是要记得,台湾的媒体报导不可不看,但绝对不可尽信。最近台北媒体还有另一个乌龙消息,说是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于五月间曾经发表专文,提到两岸应该重新思考所谓的“两个中国”和“双重代表”问题。由于卜睿哲身分特殊,其文章有关内容立刻被放大处理。一时之间,大家又说美国在试探双方的反应。六月下旬抵台访问的卜睿哲在被媒体一再追问此事时明显不悦,说是台湾记者很有想象力、造成误解,他根本没有主张过“两个中国”的解决办法,台湾媒体完全是在断章取义。 最后,笔者想客观持平地表达一些个人看法。根据与两岸相关学者与官员谈话所得印象,双方高层并非一如外界想象中的食古不化,智库更是不断进行各种可行方案的研究。有的主张从上而下,毕其功于一役地先从原则面来解决问题,务实地处理两岸定位的棘手问题;有的则是主张采取由下而上,由易而难、由简而繁的方式,用渐进的手法,逐步处理问题,积累互信,积小胜为大胜,然后再去面对高阶的政治问题。目前双方仍在摸索、研究之中。 所幸的是,至少根据笔者所知,其实双方政府及重要学者都相当的理性、务实,不但没有激情,甚至很少有不切实际、好高鹜远的想法。此之所以两方都说,要理性务实、相互努力、携手合作,希望在既有的基础上,不断地寻求共识、扩大共识,理解双方内政的局限性、国际的制约性,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而且还要把好事实实在在地做好。唱高调、喊口号有时或许难免,但脚踏实地多做实事可能才是一个健康理性、良性发展的两岸关系所最需要的。难道不是吗? 《台湾观察》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