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ne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1-06-22 对于当下的中国，最重要的是仍然秉持务实的精神，中央要在一些重要领域（特别是改善民生和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出台一些高屋建瓴的制度，然后要求地方执行。而地方则需要针对自己本区域的问题做出适当的创新和改革。 当前关于“顶层设计”的讨论很多。一些参与中央决策的专家在不同场合提到“顶层设计”。有人提到“顶层设计”就是要改变“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也有人提到“顶层设计”出台之后地方创新就应该受到遏制。 顶层设计是个工程学的术语。其基本含义就是在全盘考虑之下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去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出现“顶层设计”。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都强调：“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专家马晓河认为，顶层设计要解决三大议题：一是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二是人事制度改革和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三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改革。在综合近两年中国经济的表现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吴敬琏则提出中国需要放弃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这个模式的负面效应就是投资回报率长期下滑，而消费率也持续下降。因此，中央一方面要着力纠正干部GDP至上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本身要解决货币超发的问题。 “顶层设计”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一是民众对一些重要制度的改革进展日益不满。比如当前的高房价和高物价问题。仅以高房价为例，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货币和信贷管理、财税管理等等。往远的说，人事制度之中的不合理也反映到高房价中。许多地方干部对民众要求解决房价的呼声反应不足、甚至干脆置之不理。因此，仅仅依靠现有的手段（限购）等无法解决这一当前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需要从总体出发，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办法。二是部分地方创新和改革劳民伤财。比如国家行政学院许耀桐教授就提出，地方上有不少“三拍干部”：这些干部突发奇想“拍脑袋决策”，执行过程中“拍胸脯保证”，事后就“拍屁股走人”。以廉政建设为例，许多地方（比如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等地）推出了官员财产公示，实际的成效却令人担忧。同样的是廉政建设，许多地方还热衷于建设各种廉政公园，一些地方甚至练廉政操。这些做法早已过时，而且浪费大量的公共资源。三是顶层设计反映了一些中央精英的看法。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央决策层对传统体制一些弊端和改革的方向有更深的了解。因此，现在改革的主动权应该掌握在中央。  顶层设计是要克服基层干部“拍脑袋”行为。不过，把顶层设计和抑制地方创新挂等号是不智的。从“公共治理”理论来看，地方创新和社区治理都是相当重要。在一些国家的实践中，地方创新甚至比上层设计更重要。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当社会教育程度提高之后，人们的需求是趋异而不是趋同的。哪怕是一个城市的居民也会对政府提供服务提出不同要求。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来自民间、来自社区。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能够促进政府和民间更好的合作，也能解决一些公共议题，因此在当地获得好评。之后，上海、武汉、江苏基层政府也推出类似的举措。值得注意的是，浙江温岭的经验也许只适用于江浙一带的民众，而西北等的民众可以发展出另一套民主协商的办法。因此，地方创新应该是受到鼓励，而不是抑制。当前要反对的只是一种盲目的创新。比如许多地方推出一些社会保障新措施，而这种社会保障措施同时又限制了人才的流动，而人才的流动恰恰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关系巨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类似的“创新”是不值得提倡，中央也应该介入。而大多数情况下，中央整体设计和地方合适的创新是不矛盾的。 此外，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冲突。如果“摸着石头过河”仅是一些零碎的创新，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会推行了二十余年。“摸着石头过河”也有中央全盘设计的元素。依笔者之见，“摸着石头过河”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也就是说，政府不再受意识形态的羁绊，而是大胆出台有利于民生的公共政策。就如最低工资立法，内地经历的“折腾”就没有香港大。而后者则受制于一些意识形态因素，因此推迟对劳工的合理保护。关于最低工资立法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少得到实证数据的检验。只不过，从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出发，可能会得出最低工资立法有负面效应的看法。顶层设计强调的是一种协调，而“摸着石头过河”则强调的是公共行政和政治决定中的务实态度，因此两者不是冲突的。 对于当下的中国，最重要的是仍然秉持务实的精神，中央要在一些重要领域（特别是改善民生和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出台一些高屋建瓴的制度，然后要求地方执行。而地方则需要针对自己本区域的问题做出适当的创新和改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6-21 “还路于民”就意味着要恢复公路作为公共品的本来面目，并按照公共品的要求，确定政府的管理职能，改变目前的融资方式，解决政府在公共品管理和供应上的缺位。 6月20日起，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拟用一年左右时间，集中开展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全面清理公路超期收费、通行费收费标准偏高等违规行为。五部委是举有利于规范当前公路收费的各种乱象。但是，要彻底解决公路收费的种种乱象，还必须还路于民。 公路是准公共物品 之所以强调还路于民，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公路是准公共物品。虽然从学理上看，对于准公共物品，其是否应由政府提供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的财政能力，但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还具有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服务全社会等特点，即它具有一种自然垄断属性。因此，当财力允许时，公路建设资金理应大部分来自国家的投入。从各国实践看，虽然也存在收费高速公路，可更多的是免费高速公路。美国9万公里高速公路中，收费里程仅7800多公里，不到总里程的10％。 其次，在现代经济系统中，公路承担着绝大部分的运输量。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货物运输总量75%是由公路承担的。因此，公路使用成本越低，越能最大限度降低经济系统运行的成本，提高系统的经济收益，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将公路作为公共品提供的深层原因所在。 收费制度已成沉疴 如果从1981年霍英东等人投资广东东莞中堂大桥建起全国首个路桥收费站算起，中国的路桥收费时间已经长达30年。即使从国务院在全国全面推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的1984年算起，至今也已达27年之久。中国不仅路桥的收费时间长，收费公路的里程也长。按照交通部的说法是，中国收费公路占全部公路总里程的4%，以截止去年400万公里的里程计算，收费公路达16万公里，包括高速公路的95%、一级公路的61%、二级公路的42%都收费。目前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7.4万公里，95%也就相当于有7万多公里高速公路是收费的。 中国收费公路时间和里程之长世所罕见，已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首先是腐败多发。这些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是腐败的重灾区，一些省市的交通厅局长前腐后继。高速公路腐败多发直接与收费制度有关。收费政策刺激地方政府将大量资金投资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是食利者众。由于有了公路收费的激励，很多地方把收费公路当作地方政府的印钞机，以致县县、乡乡甚至村村都设卡收费，靠收费吃饭的人数目庞大，在一些基层县镇甚至远远超过当地的税务人员。第三则引发群体事件。修建公路要征地，征地过程中就免不了出问题。近年来由公路征地导致的群体事件经常出现。最后是物流成本的居高不下。根据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2010年过路过桥费占运输成本的20%到30%。整个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过高的物流成本导致不少商品价格畸高，又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 公路收费政策实行近30年，已成沉疴。公路成了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工具，政府、公路管理部门、公路经营者及其相关人员等，已结成一个深厚的利益链，地方政府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如果没有破釜沉舟之决心，是很难打破这个利益链条的。 政府职能不应缺位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将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作为公益性项目完全由国家来投资建设，而必须多渠道融资的话，那么，随着政府特别是中央财力的提升，国家应该提高投入比重，这样才符合高速公路准公共品的特性。现在已经到了“还路于民”的时候。“还路于民”就意味着要恢复公路作为公共品的本来面目，并按照公共品的要求，确定政府的管理职能，改变目前的融资方式，解决政府在公共品管理和供应上的缺位。 无疑，这将触及到“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这一坚硬政策。客观而言，“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的实施，在当时有其迫不得已的因素。但正如上述分析显示的，该政策实施近30年后，其所引起副作用肯定是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因此，如何处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关系到“还路于民”能否得以落实。 笔者的看法是，第一，今后普通公路包括一级、二级公路的建设，必须以公共财政为基础，坚持政府主导，政府投入的主要来源是征收的燃油税、车船税、轮胎税等收入；第二，高速公路建设，可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从银行融资以及引入一定的外资和民间资本，但必须严格核定成本，公开收费制定过程，公众还须参与收费的制定，不能任由公路部门甚至公路经营者单方决定公路的收费标准和期限。其实，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法规对公路如何建、收费站如何设都作了明确的限制，只要做到信息公开，确保公众的参与权，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乱收费的。第三，根据五部委的清理情况，到期该免费通行的坚决免费通行，该降低标准的降低标准，并在某些特殊时段，如节假日和早晚交通拥堵时段，免费让车辆通行。 当前，公众所积累的对公路收费的不满已接近一个临界点。如何不使这种不满引爆开来，端赖于公路收费制度的改革进度。有鉴于此，政府部门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推进“还路于民”工作。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6-21 司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部门，如何处理好与行政的关系，达到与民众的期望和社会的基本利益相吻合，是一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 最近香港高等法院对港珠澳大桥环评司法复核案件作出裁决，判决香港政府环评不合法例规定，故环保署无权接纳环评报告和环评许可证，原定年内开工的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可能需要延迟动工。 此案由东涌居住公屋、领取综援的朱绮华婆婆提出。朱婆婆患有糖尿病、心脏病，她认为港珠澳大桥工程会影响她的健康。自去年立案以来，朱婆婆一直隐身案后，此次高院宣判，也没有到庭领取判词。案件全部由其有公民党背景的律师代表。对于朱婆婆一方提出的七项司法复核事宜，高院只认同一项，认为环保署没有提供港珠澳大桥修建前后的整体环境评估对比。对于其余六项质疑，高院全部没有接受。 大桥迟建阻碍三地融合 兴建港珠澳大桥，连接珠江口三地的构想早在1983年就被提出。在持续多年的酝酿、研究过程中，这项大型跨境基建工程对密切香港同珠三角、同内地联系的利好效应已被广泛认同。 港珠澳大桥的动工被拖延，香港蒙受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不少。单是拖延半年时间，据估计，利息、工期的支出会增加，香港部份的工程会在原来造价的基础上增加5%。另外，香港或需要向澳门和珠海支付其因工程延误的损失。而对于香港居民最直接的影响是本可将前往澳门和珠海所需的一个小时多的时间，大大缩减至半小时内，现在却变得遥遥无期。 港珠澳大桥建设受阻，不但是香港的损失，而且对整个地区的发展都会带来负面影响。这座大桥由香港、澳门和珠海三地共同兴建。澳门和珠海部份的工程，已于2009年动工。然而，即使珠、澳有关部份按期在2016年完工，港珠澳大桥亦因为香港部份尚未完工而成为断头桥。这不止会影响香港本身的发展，还会打乱澳门和珠海本身的规划，例如，珠海横琴新区的发展受到拖延，损害两地以至整个广东省的利益。更深远的影响是，往后其他地区与香港合作进行基建项目的信心受到动摇。 香港回归至今，因环评改变基建工程的重要事件只有两例。一是2000年九广铁路落马洲支线贯穿垦原湿地的咨询方案；二是2001年机场管理局在屯门兴建永久性飞机燃油库案件。与这两项工程直接影响生态保育及环境安全的工程相比，港珠澳大桥远不属于对环境和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的项目。高院法官的判词也表明，这次港珠澳大桥环评报告被推倒，并不是由于港珠澳大桥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而是出于对环评报告完整性的理解与港府不同。环保署日后只要接纳一份符合规定的报告及正确地评估港珠澳大桥对环境的影响，便可批出环境许可证。 司法卷入政治愈演愈烈 从这次司法复核的事件来看，很难相信年事已高且身患慢性病的朱婆婆有能力对复杂环评、专业技术性术语以及司法复核程序了如指掌。她在案件过程中的低调态度也表明朱婆婆本人并非事件的实际主导者。但这次事件却有两个值得香港反思的地方。 港府对港珠澳大桥工程所做的环评报告，其实已经依照法律的要求完成所有的程序。港府过去所做的所有工程的环评报告，也都是按照这个程序完成的。但这次判案的法官，却按自己的主观理解重新解释了法律，判定港府的环评报告需要进一步完善。此案判决的先例一开，影响深远。所有香港政府已经通过环评报告、准备进行或正在进行的工程，包括香港内部的地铁交通工程，都有可能面临被司法复核、被迫停工的可能。 有人也许认为，这次判决是香港“司法独立”的体现。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就如2001年美国总统大选出现争议，最后由最高法院之所以裁定布什当选总统（背后的原因是由前共和党总统里根和老布什任命的保守派法官占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的大多数）。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这是将司法卷入政治的不幸事件，而不是体现了美国的“司法独立”。 香港近年来司法卷入政治有愈演愈烈的趋势。2008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港，讲话中谈到“行政、立法同司法三个机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这一情况所做的指示。这次法官的裁决，与1999年居留权裁决的性质相似，涉及的都是重要的社会政策。前终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及现任首席法官马道立近年都一再表明，法院不是解决政治及社会政策争议的场所。一些政治团体和个人，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把一些与政府的争议与分歧，本来应该通过立法机构或公众咨询形式来解决，却将其随便使用司法复核的手段交由法庭处理，只会令法庭陷于吃力不讨好的境地，亦无助于制订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政策。像这次动用司法程序来阻止重大工程的进行，是对社会整体利益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 司法机构的权力范围使它可以在司法审判中作出各种裁决，却不能对其裁决最终负责。由于司法不负责实际政策的执行，有时会使司法判决因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抵制，或缺乏实际可行性而难以付诸实施。有时还会引起与政府部门乃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紧张。因此司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部门，如何处理好与行政的关系，达到与民众的期望和社会的基本利益相吻合，是一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 “邻避主义”影响整体利益 这次事件也是香港近期“邻避主义”（即“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建在我的后院”）的一个延续。 从垃圾堆填区、青少年更新中心、高速公路、发电厂、传染病诊所等等，因公众整体需要，始终要兴建，但他们对邻近社区可能有潜在负面影响。这些设施通常对大多数人都有好处，但其环境的成本则集中在特定区域，由此造成成本与效益不对称。居民关心自己社区环境，本是无可厚非。但如果大家都抱着“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心态来反对这些设施，无疑会影响社会的整体利益，以致出现“反发展”倾向。美国不少高速公路因为“邻避主义”变成了断头路，英国伦敦的希斯罗机场扩建计划也因此胎死腹中。...

穆 骏 2011-06-20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可以主动挑起事端，但越南同样可以主动，甚至借此机会，把美国卷入进来，最终达到利用美国来钳制中国的目的。 中国南海再起波浪，越南和菲律宾频频挑战中国的主权与国家利益。尤其是越南，继在有争议水域举行军事演习后，高调宣布扩大征兵，官员更放话“不怕跟中国开战”，河内连续两个星期有群众示威游行抗议中国。面对越南单方面挑起的南海风波，“中国怎么办？”成了网络民众、民间智库与海外华人华侨们热议的焦点问题。 要回答“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要先弄清楚越南干了些什么，以及尤其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这么干？他到底想干什么？ 越南恐惧中国军事崛起 越南是南海周边军事和政治实力相对强大的国家，但经济发展比较滞后。这些年，越南经过一系列政治改革与有限的开放，逐渐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起步较晚的越南，可资利用的资源并不多，而在河内眼中，战略位置重要、有丰富资源的南海，则是他最看重的经济起飞的跳板。在越南过去五年制订的经济计划，以及各种党内、政府的会议上，我们可以看到，“南海”及类似词语被提起的次数越来越高。 事实上，越南已经武装占领了29个岛礁（中国只占有8个岛礁）。越南也与多个跨国公司联系，在这个地区进行资源勘探与开采，据不完全统计，与越南有来往的跨国公司有25个之多，涉及西方主要的大国。十年前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共同签署并承诺遵守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沦为一张废纸，而中国几乎是这个宣言的唯一遵守者，越南早就抛弃了。 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军事也是重要因素。越南对中国的强大一直心怀恐惧，就在关于中国正在发展航母的消息传出之时，有越南军人在网络写文，认为中国此举就是为了在南海夺回岛礁的。有越南军人认为，中国只是在经济上变大强大，军事还没有真正强大，因此主张要在中国军事真正崛起之前，巩固越南在南海的利益。 越南利用美国钳制中国 越南政府与军方虽然高调，但他们也清楚自己的实力，于是很策略地希望引起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等国介入，如果能够让美国等卷入进来，将会有效遏制中国。美国一位智库专家在分析这几年中国南海问题起波折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越南等挑衅中国的时候，一定是中美关系好转，两国正在加强政治、军事交流的时候。他说，这也许是巧合，但也许不是。他说，中国一直在世界上宣称“和平崛起”，可每次南海危机都让中国手忙脚乱，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不那么和平的一面”。他说，这也许是越南这些利益攸关方愿意看到的结果。这次南海危机也发生在中美军事高层交流恢复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的时候。 当然，也有专家指出，越南的国内问题也不能忽视，有网文指出，越南经历一系列改革，但举步维艰，最近经济又不景气，国内民众颇有怨言，这个时候，开启南海危机的盖子，可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越南的民主改革有所成就，这几年其国内的媒体也有限度地逐步放开，这种有限度放开的新闻自由，容易产生激进的民族主义。外界注意到，最近连续两周，越南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中国，这种事在越南是极其罕见的。在一个意识形态控制严厉的国家，民众走上街头最先抗议的，一定是周围的某个大国或者强国，这种事有自发的成分，也有可能是官方的有意为之。一位香港的学者观察到，越南当前的情况和刚刚放开媒体控制时的中国差不多，当时中国青年走上街头抗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这位学者也观察到，相对于越南街头激进的民族主义，中国民众（网民）在南海危机中显出了更加理性与多元的态度。他说，中国民众显然更加成熟，这为中国政府处理南海问题留下了空间。 在南海问题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主流群体（包括媒体）始终认为这不仅仅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问题，更主要的则是与西方势力尤其是美国的潜在冲突的问题。这个看法不无道理，当今的国际格局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奠定并维护的，任何挑战格局的行为，得不到他们的支持，是不可想像的。 然而，在这个占据了主流意见的看法之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对周边国家情况的细致研究，与他们进行周旋博弈，而只是把眼睛盯住美国等，仿佛只要美国不点头支持越南，一切都好办了。事实并非如此。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越南并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却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岛礁，还暗中与跨国公司合作。而这个期间，中国外交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与美国周旋上，中国的外交几乎变成了中美外交。 正是在这种习惯思维的影响下，南海风波乍起，中国的主流媒体纷纷推测这是美国所支持的，反而忽略了问题的真正本质。这次的南海危机，恰恰是发生在中美军事交流如火如荼地展开之际。越南突然的举动，迅速给中美两国的军事交流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可以主动挑起事端，但越南同样可以主动，甚至借此机会，把美国卷入进来，最终达到利用美国来钳制中国的目的。 中国需要大战略大智慧 分析了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的内外原因之后，我们不难得出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 第一，对越南的挑衅不能置之不理，要坚决回击。但语言上的回击一定要适可而止，要避免口水仗，避免南海问题国际化——这正是越南、菲律宾等国暗中期盼的结果。 第二，在外交上坚决做出回应的同时，要积极做好军事准备，要在南海实际利益上做到寸步不让，以牙还牙。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同周边国家没有发生过任何军事冲突，这彰显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策略，也符合国家利益，然而，这种善意与和谐也给一些国家造成了“中国害怕打仗”甚至“中国是纸老虎”的印象，在涉及到国家重大利益的领土之争上，武力保卫有时是唯一的选择。当然，中国不忌惮冲突，也应该控制住军事冲突；不主动升级冲突，但更不怕升级冲突（如果对方升级的话）。 第三，由于南海牵涉周边多个国家，即便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也要力求保持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要做到在牵涉到南海的国家利益上寸步不让，同时又尽量避免因南海问题而损害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需要大战略与大智慧。 第四，避免美国卷入进来。就这些年的中美关系发展来看，中美之间直接出现政治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根据天大研究院国际关系与区域安全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显示，美国在可见的将来不会直接挑战北京，引爆两国政治与军事冲突。然而，在以下两种情况下，美国将会改变这一策略：一是中国国内局势动荡，出现严重分裂和动乱；二是由第三方引爆与中国的严重冲突。鉴于这种研究结果，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上，应该以避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卷入为目标，以有限的军事打击，积极的政治沟通与经济往来，化解南海危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周虎城 2011-06-17 处理中非关系不能总是以政府关系为主，而应当做到“用舍由时，行藏在我”，也既是说要做到无论谁上台执政，都会注重并发展对华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大公共外交的力度，促进中非之间大量的经贸、文化等交流。 在新中国建国以后至文革结束，中非关系曾经在中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援建坦赞铁路、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都是典型案例。但那时的中非关系更多时候是基于政治需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阵营均对中国关闭大门，而彼时的非洲，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毛泽东“输出革命”思想恰好契合非洲政治发展情况，加上中国在援助非洲上的“大公无私”，非洲便成为了中国开展外交活动的重点区域。 但在1990年代晚期以后，伴随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崛起，非洲对于中国不再仅仅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日益成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这也引起了美欧国家对中国非洲政策的一系列杯葛。这些杯葛主要是对人权评定程度较差国家的投资、对非洲自然资源开采权的追求以及对当地劳工的低工资报酬和低福利政策等等。杯葛很多时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应当对西方批评进行舆论反击，同时应当采取更长远的方针处理对非关系，该调整的调整，该巩固的巩固。 以公共外交开拓中非关系 在新时期，尤其应当通过开展公共外交来全方位开展对非关系，使中非关系能够及时对民间往来、经贸互助等方面进行“补课”。强调公共外交在非洲的作用，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中非往来主要是政府间往来，这与中美、中欧、中日等关系有较大不同。如中美交往，虽然政府之间也会出现高潮期和低潮期，但中美之间大量的民间往来和经贸往来促使中美之间的关系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美国在制订对华关系时，不能不考虑经济利益和为数众多的华裔以及在华美国公民的各种需求。在处理中非关系时，如果把两国民众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把经贸往来稳固和发展了，国家间的关系也就得到了长期的稳定的互惠互利。这正是公共外交要做的事。 4月中下旬，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率领中非友好代表团对赞比亚和纳米比亚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笔者作为代表团成员也参与了部分访问环节，包括礼节性拜会了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和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这两位开国总统都经常被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称号，他们在中非关系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虽然这两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前政要已经不再位于政坛中枢位置，但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依然保持着影响力。 以卡翁达为例，他是“全天候朋友”词汇的发明人，这一词汇被经常用来形容中非关系。上世纪60年代，由于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被成为“非洲的古巴”，因而西方社会均拒绝给一条从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铁路提供财政支持，而这一条铁路对于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均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这个时候，中国向坦赞两国伸出了援手，1967年，毛泽东在会见卡翁达时果断决定中国援建该铁路——这便是举世闻名的坦赞铁路。卡翁达回国后便创造出“全天候朋友”这个词来形容赞中、非中关系。而1974年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也是首先向卡翁达提出，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倡议者、推动者，曾经亲历中非、中赞关系发展的诸多重要时刻。 4月15日上午，我们在卡翁达位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家中与其进行了会见。这位已经87岁高龄的老人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给我们回溯了坦赞铁路的兴建历程，回顾了与我国先后四代领导人的交往，他也高度评价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变化。4月18日上午，我们还在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位于温得和克的办公室与其进行了会见，双方都回顾了多年来的交往，希望继续发展友谊。卡翁达和努乔马，既是两国的开国总统，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对于同他们的关系，不能因为他们在政治上退出现役，就忽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对退役领导人的关心和爱护同时也是在告诉现役领导人，中国人民对朋友是讲感情的。发展和巩固朋友关系，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朋友关系，是公共外交在对外友谊上的重要一环。 中国对非工作须有提前量   从地理上来看，非洲南部基本上已经建立了领导人定期选举的民主制度。伴随着非洲民主选举的进程，将有越来越多的非洲政治领导人淡出政坛或退居二线，在新旧政治领袖之间，中国应当把握“有礼、有节、有据”的原则开展工作。我们本次出访的赞比亚、纳米比亚两国已经实现了政党轮替，民主发展程度在非洲相对较为成熟，因而社会态势基本上是稳定的。但非洲政治版图十分复杂，民主程度层次不齐，部族冲突、政党冲突、宗教冲突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要想保证中方在非洲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应当对于一些工作应当做好提前量，掌握政经工作的火候。 提前量怎么做？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非洲官员的提前量，二是对具有投票权的非洲选民的提前量。作为外来力量，我们在非洲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合作共赢，而不是干涉内政。所谓做非洲官员的提前量，其目的在于尽最大可能取得当地朝野双方维护对华关系、保障中资企业利益的共识。伴随着中非经贸往来的加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进入非洲，但非洲很多国家毕竟是一个开发较晚、开发程度较为落后的地域，市场经济制度的根基尚不牢固，对国际经济竞争的程序、法则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够的。怎么办？必须取得当地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当然，这主要是政府外交层面的工作。 非洲不仅应当成为中国的政治盟友，也应当加深经济盟友的关系。一方面，非洲的自身发展需要中国的发展经验，另一方面，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非洲将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极，对于中国来讲，不能错过这一次发展机遇，尤其是在中非友谊相对长期稳固的情况下。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讲，中资企业在非洲的生产和经营本身就在传播中国国家形象，只要是抱着合作共赢的态度去为当地增加财政收入，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这个形象就是正面的。如果是把国内某些地方的“血汗工厂”搬到非洲来，这个形象可能就是负面的，乃至于因为个别突发事件酿成反华情绪。为什么要推动中非之间的公共外交，就是要对中非民间友好做加法，让非洲人民认识到中国对他们不仅是政治上友好，而且在经济上是帮忙，是协助他们搞好生活、搞好发展。如此，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只要民间友好，谁上台执政就必然都是中国的朋友。朋友多了好走路，发展经济，尤其是对外经济往来，多一个朋友，就意味着多一份保障，多一种向前的可能。 发展和巩固朋友关系，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朋友关系，是公共外交在对外友谊上的重要一环。再加上对普通民众的民间友好来往，如此，中国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中国国家形象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良性传播。  龙象之争从亚洲扩展到非洲 从非洲对外关系层面来看，由于具有地缘接近和长期历史联系方面的关系，欧洲是与非洲联系最为紧密的地区，尤其英法这两大昔日非洲殖民地的宗主国，在其前殖民地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他们通过英联邦和法语国家共同体等政治机构以及洛美协议、科托努协议等协商机构在非洲产生政治与经济联系。非洲进出口总额的一半是与欧洲进行的，对非洲援助的一半以上也来自欧洲。 从法律角度而言，非洲现行法律体系，几乎都是从英国、法国照搬而来，宗主国对非洲社会的文化、法律影响力依然强大。喀麦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喀麦隆全国共有10个大区，其中西北大区和西南大区曾是英国殖民地，而其他8个大区是法国殖民地，于是，迄今为止，西北、西南大区采用英国法律系统，其余采用法国法律系统。可以说，欧洲仍然是非洲最为重要的地区。中国虽然近年来在非洲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仍须考虑欧洲的影响。我们不能仅仅就非洲言非洲，还应当从整个国际形势的角度来处理非洲关系，尤其重视英、法两大前非洲殖民地宗主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在处理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同时也要分析英法对非政策，在发展中英、中法关系时也一并顾及到在非洲的关系处理。 这是看非洲的传统政治关系格局，而从正在变化的对非政治格局中，印度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新晋力量。今年5月25日，第二届印度—非洲论坛峰会在埃塞俄比亚首都、非洲联盟(非盟)总部所在地亚的斯亚贝巴落下帷幕。这次为期两天的峰会回顾了首届峰会以来印非合作发展的成果，并为双方在未来发展伙伴关系规划了蓝图。峰会期间，印度总理辛格率领的代表团与15个非洲国家代表团就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及谈判能力建设、筹建印非外贸学院、强化印非贸易投资关系、印度降低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贸易关税等7项正式议程进行了闭门讨论。辛格在峰会上强调，非洲拥有“在21世纪成为世界一个主要发展极的一切先决条件”，印度与非洲的伙伴关系将帮助非洲充分发掘其巨大潜能，印度将继续在基础设施发展、区域一体化、能力建设及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为非洲提供帮助。这些措施包括为非洲国家提供50亿美元信贷额度。印度在非洲做的事情似曾相识，和中国处理对非关系的套路基本上如出一辙。龙象之争从亚洲扩展到非洲，与中印两国的崛起有很大关系，而印度虽然启动非洲战略较中国为晚，但不意味着中国就一定握有绝对优势。如印度属于英联邦国家，其开拓非洲关系具备一些传统政治优势。 公共外交能够在这些关系中做什么呢？就是能够在政府外交努力之外，通过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中非经贸往来和文化往来，而使非洲能够在社会体系上承载中非关系，使非洲人民能够理解并支持中国在非洲。一是在非洲一些优秀大学建立孔子学院，定期举办中非文化交流项目等。二是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推动一些带动全局的大项目合作，既鼓励有实力、讲信誉的中国企业到非洲发展，也欢迎非洲企业来华投资兴业。这方面， 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是优秀案例。这一合作区是中国在非洲设立的第一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目前已引进13家企业，涉及采矿、勘探、有色金属加工、化工、建筑等领域，完成实际投资6亿美元，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6000多个。三是应推动在非中资企业树立公共外交理念，提高当地公民对中国企业的认同感。在我们访赞期间，当地商务官员向我们介绍，中国在赞比亚的矿产企业，不仅投资建设冶炼厂，提高当地铜资源的利用效率，还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承诺，“不减少一吨产量、不裁减一名员工、不减少一分投资”，成为该国7家外资矿山企业中唯一没有减产、裁员的企业，赢得了赞比亚从政府到民间的普遍好感。四是向非洲推介中国成功经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是从“第三世界”崛起的典范，非洲要想把近年来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需要向亚洲尤其是中印学习，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在一定层面上，中国和印度的昨天就是非洲的今天，发展得当，中印的今天可能就是非洲的明天。因此，我们应当利用非洲人民发展的愿望，推介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一些做法，在欧美发展经验之外为非洲提供另一种发展模式，并以此带动并加深中非关系。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元龙 2011-06-16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和弊端暴露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表明国际金融体系文化扭曲是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由于金融霸权文化、治理机制扭曲、指导思想僵化、美国模式主导文化等因素致使国际金融体系文化扭曲，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因此，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文化重建问题，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目标与文化重建、改革原则与文化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与文化重建，以及包容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关 键 词]  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文化重建 国际金融体系是有关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国际金融活动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的内容。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文化扭曲，危机也表明文化重建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过程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一、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与局限性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两年多来，对国际金融危机教训的认识在逐步深化，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反映了在金融市场创新中监管的缺失，而究其根源则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一些严重弊端。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缺陷和弊端突出表现为：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储备资产、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等三方面的秩序和纪律弱化而无序，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乏力导致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扩张无序且无度，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机制偏倚或偏颇、其危机缓解救助机制更显狭隘，这都加剧了国际金融的风险因素，大大降低了其应有功能和作用，甚至对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限性 尽管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是由其所依存的全球实体经济格局所决定的，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的开展，带动了全球范围内经济的增长。但不可否认的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与霸权地位。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制度性约束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重要根源。近年来，美国为促进经济发展，采取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发行泛滥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全球货币供应量被无限放大，从而使得资产泡沫越积越大，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引爆了金融危机，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剧烈波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主要的国际货币汇率经常大起大落、变化不定，汇率体系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加剧了外汇风险，与其相伴的是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的剧烈波动，阻碍了国际贸易与投资，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 第三，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积重难返。由于国际收支的各种调节方式都不同程度存在不足，特别是IMF开展救援活动的严格条件性和国际商业性融资的短期快速流动性，在很大程度降低了主权国家调节国际收支的有效性，致使全球性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在短期内无法获得彻底的改善。 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其必然性，这是由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决定的，同时也是美国过度利用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获取巨大利益的必然结果。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重要根源。 2.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众多的缺陷： 首先，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致使金融创新过度，远远超出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也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国际金融监管缺乏协调机制。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协调，从而无法及时控制并阻断金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如果说是监管不力导致金融危机爆发，那么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不到位和全球治理缺失则是危机蔓延的重要根源。 再次，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失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没有充分履行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应尽监管职责，致使国际金融体系中风险不断积聚，并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