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11-06-07 日前结束的G8 峰会高度关注北非和中东局势，一方面决定对利比亚、叙利亚以及伊朗采取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对埃及、突尼斯等国采取怀柔政策，显示出G8积极争取对战略要害地区实现掌控的强烈战略企图心。 日前结束的G8 峰会高度关注北非和中东局势，一方面决定对利比亚、叙利亚以及伊朗采取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对埃及、突尼斯等国采取怀柔政策，显示出G8积极争取对战略要害地区实现掌控的强烈战略企图心。 对于北非和中东的战略，可以说这次G8峰会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根据CNN的报道，俄罗斯在这一次峰会上对于利比亚的立场出现重大转变。在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的会谈中，后者已经认同卡扎菲必须下台，认为卡扎菲政府已经失去了政府领导的合法性。俄罗斯的这个转变可以说G8峰会的一个成果。美国投桃报李，不仅承诺帮助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暂缓了在波兰部署反导弹系统。虽然G8峰会后，非洲联盟和俄罗斯共同呼吁利比亚停火并派出特使，但他们的和平斡旋只是一种姿态，很难真正令利比亚政府军和反对派停火。这样的局势，使得卡扎菲只有三条路：要么投降，要么进行“下台”的谈判，要么就是殊死之战，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 轰炸利比亚，向叙利亚和伊朗等国说狠话，英法美在高举大棒的同时，又对阿拉伯世界诱之以“胡萝卜”——经济利益，但除了11.5亿美元是真实可见的之外，其他都只是口头承诺。其中，美国免除了埃及的10亿美元债务，相当于给了10亿美元，而英国紧跟美国，出了1.5亿美元现金，提供给“阿拉伯之春”中相关的国家。这笔款项当然是杯水车薪，但如果分配得当，也能缓解利比亚反对派的燃眉之急，也使得其他国家的亲欧美势力获得关键费用。 G8峰会还承诺400亿美元经济援助“阿拉伯之春”相关国家。这些贷款能不能全部到位？很难讲。因为G8峰会的经援信誉并不好。他们曾经在2005年承诺提供500亿美元经济援助全球贫困国家，其中一半给非洲国家，但是，至今6年过去，还有190亿美元没有到位。 总体来讲，G8峰会此次显示出强势作为，继续推动“阿拉伯之春”，使得阿拉伯国家已经改变政权的国家能够继续为美英法等西方国家马首是瞻，没有改变的、正在改变的国家也向这个方向发展。此次G8峰会推动“阿拉伯之春”发展的目标很明确，第一要掌控局势，第二要决定方向，第三要影响世界。他们力图把“阿拉伯之春”定格在国际战略格局之上。
Day: June 7, 2011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6-07 “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地缘政治动荡远未尘埃落定。今天，旧秩序的瓦解有可能导致战争和国家分裂，为伊斯兰激进分子提供新的机会；也可能导致民意在阿拉伯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阿拉伯与以色列媾和时更为强硬；在资源价格上更为自主；在外交上更为自信。 “阿拉伯之春”这个词最早是2005年3月出现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之上，意指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带给中东地区西方民主之花盛开的春天。2011年这个词有了新含义，指去年年末以来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改革运动和反专制政体的起义，也被称之为“和平抵抗运动”或“阿拉伯的第二次觉醒”，尽管在许多国家早就流血了。 亲西方政权纷纷被推翻 这次“觉醒”始于2010年末突尼斯一个自焚的小贩，而后要求改革的浪潮很快席卷了北非和西亚多个阿拉伯国家。数周之内，突尼斯和埃及长期执政的统治者被人民推翻；君主制国家的人民向政府施加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而不少独裁统治者们纷纷以更为无情的镇压作为回应。这场变革风暴源自阿拉伯世界内部，但就像地震是地壳应力积累的结果，它的源头与其说是阿拉伯世界年轻一代争取享有基本民主权利的觉悟，还不如说是阿拉伯世界年轻一代对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体制和领导人（有外国资本的傀儡，有独裁者，不一而足）的不满和蔑视。要求改革的人们在问：我们为何贫穷？我们富饶的资源到那里去了？他们深究的问题最终对美国和以色列是危险的，看上去风暴不因以色列和美国而起，也不针对这两个国家，但这场风暴将深刻影响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深刻影响全球的政治思潮，也已敲响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其支持的各个独裁政权互利时代的丧钟，打乱了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战略布局。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2011年4月的一篇文章里说了句大实话：对西方世界而言，“阿拉伯之春”恐怕是一件夹杂着好消息与坏消息的经典案例。好消息是，这是阿拉伯世界的1989；坏消息是，我们是苏联。 拉赫曼这句话说得太精准了。迄今为止，阿拉伯革命所推翻的，都是被视为中东温和势力的亲西方政权。阿拉伯人民想改变的腐败专制政权都是由西方支持下的统治者所维持着的。如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也门的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 等等，都是西方的重要盟友。穆巴拉克被认为是新的皮诺切特(Pinochet)，与以色列同流合污，囚禁了加沙地带50万巴勒斯坦人。他被开罗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中央情报局间谍”。可见，当阿拉伯人民的民主运动真正兴起时，矛头所指，往往还是以色列和其背后的美国。所以对“阿拉伯之春”，谁最不安，是很清楚的事。 美国在中东以利益为上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5月19日在美国国会就西亚北非动荡局势发表了讲话，承认美国在这一地区始终狭隘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战略让美国和穆斯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这也是一句老实话，虽然讲得很笼统，但至少说明了两点：美国过去并不是阿拉伯世界光明磊落的朋友；美国已从阿拉伯世界获得很多私利。就是在这次“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也印证了美国确实如此。倒台的穆巴拉克和阿里先不说，巴林与也门政府也曾经杀害和殴打示威者，美国却保持缄默。当沙特派兵进入巴林帮助平息暴乱时，美国几乎未作抗议。美国更乐见的是，伊朗和叙利亚的领导人被民变浪潮赶下台。美国如此表现，原因很简单：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基地所在国；也门是美国反恐的重要盟友；沙特是美国的石油银行；而伊朗和叙利亚则跟以色列关系紧张。所以美国人权的两重标准，失信于天下，怪不得别人。 美国看“阿拉伯之春”的心情非常复杂。美国如果真正地站在阿拉伯民众一边，美国会在一个传统势力范围内失去朋友、失去影响力、失去经济利益和某些安全保障。在民主和利益两相权衡只能取其一的情况下，利益总是第一位的。30多年前美国就表明了它将视海湾石油供应受到威胁为实施军事干预的理由。1980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石之瑜 2011-06-07 台湾民众要在大陆居住多久，或在两岸之间往返多少次，才会超越场域，汇聚成“怀旧民族”的一部分？ 两岸协商ECFA，大陆对台湾让利，接着大陆观光客与学生纷至沓来，而台湾商旅与移民早就络绎于途。论者于是问，何以台湾人民对于统一的愿望，却益趋淡薄？这是否反映，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台湾主体意识已经巩固，台湾“公民民族主义”已然形成，因此再怎么让利交流，大陆仍只能做为一个外于台湾的所在？ 如果从台湾自身来看，台湾主体意识在实践层次确实甚为浓厚，比如看到大陆管制网络流通，尤其是读不到台湾报纸，或看到城市居民不守交通规则，甚至经常听到官方压制维权，新闻内容充满政治宣传等等。也就是说，在生活实践中，感觉上的差异处处可见，尤其是对比台湾政坛众声喧哗与台湾媒体八卦琐碎，更感到属于不同的世界。何况，台湾之内各种慈善艺文团体面对的，总是想象为是不分彼此的一个场域。所以，台湾主体意识的基础，可说是某种生活场域的设想，因而具有某种生物性的直觉。 但是在思想层次上，台湾内部蓝绿对抗严重，他们各自有其想象的历史传承，尤其是民进党的论述始终将国民党刻画为中共同路人，将马英九羞辱成外人，因此并没有在概念上接受“中华民国”公民皆属于同一个群体，甚至进一步要“去中华民国化”者有之。而将“中华民国”视为流亡政府的蔡英文，更已经贵为民进党党主席与2012年大选候选人，她感觉台湾还受到外人统治，因此竞选口号是要把台湾赢回来。但是，为什么国民党的支持者也随之日益排斥大陆呢？ 台湾显然不是“公民民族”，因为具有公民身分的台湾人，情感上尚未彼此接受为同一群体。台湾当然也不是“国家民族主义”，因为虽然统独均有国家意识，但为不同国家认同。台湾人民在什么时候是彼此接受的呢？就是在他们行使平等投票的时候，既排除了不能投票的非公民，又接受了敌对方的投票效力，所以算是一种“投票民族”，进而养成了国民党支持者日益睥睨大陆的流行表态，也累积他们对民进党影射国民党为外来政权的沮丧，在在引导他们为保护身在场域内的正当性而必须排斥大陆。 投票为什么重要？因为涉及到权力，而权力同时涉及到情感与预算，使得不能相互接受的政党与他们各自动员的群众，都把目光集中在同一个政治场域的胜负之中。这个政治场域笼罩到的，同时是权力斗争下的敌我双方，与作为慈善与艺文活动对象的生活场域。凝聚场域的，不是民族意识或公民包容，而是观看同一系列斗争而已经坐在一起的观众。他们因为制度与疆域的关系而共同生活，尽管情感对立，但又只能透过共同的制度与疆域来建立自我认同。 这样的群体意识，可名为“场域民族”或“名器民族”，人们这时是为了争夺同一个名器来宣泄情感与掌握预算而凝聚，而在ECFA后，他们更作为让利的共同对象与接待陆客的共同主人，使其间孕育的生活主体意识还获得强化。但有朝一日如参与了另一个权力过程，习惯了不排队，体会了政治斗争无所不在的铁律，甚至开始欣赏全球新闻报导而不再耽溺于八卦，这样的“场域民族主义”可能就垮了。那时，蓝绿斗争纵未减缓，“台湾意识”纵仍主控，但人民或已超越场域，同时可以成为“怀旧民族”的一份子。 台湾民众要在大陆居住多久，或在两岸之间往返多少次，才会超越场域，汇聚成“怀旧民族”的一部分？马英九本可能希望愈快愈好，所以尽量想开创两岸人民交往的渠道，在两岸人民更加水乳交融的过程中，摆脱他自己总是被民进党当成是中国代理人的尴尬。然而，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开放交流导致防卫心态与“场域民族”意识反而升高，马英九又必须配合民进党的话语，经常对北京摆出强硬姿态，来掩护他的开放政策。其结果，就使得公共话语遭到反华论述所垄断，因而阻却了“怀旧民族”意识的培养。 这表示，马英九对自己权力地位的考虑，超过他对两岸长远关系正常化的理念，也就是表示他自己已经融入了“场域民族”，从而解释为何他对于民进党各种污蔑他身分的作法，不但不能释怀，反而特别在意。一旦他自己不自觉加入了营造“场域民族”意识的过程，和他的敌人相互锁在一起，一心想击败对手，或争取对手的认同，则原本的理念就逐渐褪色，最后甚至束诸高阁。民进党不断攻击他不是台湾人，他就想尽办法证明自己是台湾人。ECFA对两岸共同认同的营建迄今没有效果，作为领导人的马英九舍本逐末，居功厥伟。 既然“场域民族”是实践的结果，其延续须仰赖“场域民族”意识形成以后的生活行为来巩固，所以是自我证成的社会过程。通过内部互动所造成的心理锁定，抵制或排除因为生活范围扩大到两岸后所可能带来对“场域意识”的模糊作用。然而，生活的实际比话语的操弄更为根本，则两岸民间交流的扩大就不是完全可以封锁。如果从场域的性质来看，显然香港与福建的作用最大，其次是上海与广东的效用，均远大过于包括北京与其它内陆观光点的作用。因为香港的生活体制比台湾更靠近西方，因而没有对香港的心理防卫需要；而闽台一家亲的血缘文化关系，最是容易突破“场域民族”意识。上海以其开发程度与广东以其开放程度，也对台湾人的融入有吸引力。 《台湾观察》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