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ne 2011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1-06-30 从《中国怎么想》到《北京说了算》,反映着西方精英阶层对于中国复兴的一种忧虑。他们所担忧的,是中国以其“可敬的另类选择”,压缩西方世界,挑战西方固有的模式和价值观。相比东西方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在军事、经济等诸领域的较量,这种价值观、意识形态之争,无疑更为深刻、深远。 踏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新闻的瞬间全球传播和24小时无日无夜的即时更新,改变着媒体的生态,也改变着受众的思维,即时化、碎片化的思维容易让人迷失于时间的洪流之中。当我们尝试拉阔自己的视角,以更为宏大的时间跨度来审视当下,由是方能跳出喧嚣纷扰的时局,方能触摸到历史主线的脉动,更为清晰地厘清来路,也方能更为确定地望向去路。 二十载此消彼长 有网友戏言,我们这一代真是幸运,能够轻易地经历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灾难。戏言归戏言,回首过去的半年,哪一桩新闻不是罕有的震撼?!一月、二月的突尼斯、埃及变局,三月的日本地震、海啸、核危机的复合式灾难,四月的北非战火,五月的新加坡大选……一桩接一桩,纷至沓来,无时不刻地提醒着你我: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当下,南海问题广为海内外媒体关注。但是,曾记否,去年秋冬时节,从朝鲜半岛到钓鱼岛再到南中国海,一时间风云突变,剑拔弩张,美国三艘航母横陈,日本、越南相继叫嚣。直至今年元月“胡奥会”后,中美关系开始渐渐回暖,5月中美第三次战略和经济对话首次加入安全对话且有军方人员与会,会后更达成中美亚太安全对话之共识。却怎料,不逾月,南海风云再起。 媒体、学者对南海问题的分析、评论林林总总。且让我们翻检今年下半年的日历,但见一个个重要的纪念日次第而来:中共建党90周年(7月)、辛亥百年(10月)、“911”十周年(9月)和中国入世十周年以及苏联解体20周年(12月)。鉴往知来,这些纪念日提醒我们的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回首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乃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历史路径,我们对当前的世界格局应能了然于胸。 当今世界之大格局,肇始自二战。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遂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一强独大,推行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资本横扫整个世界,互联网革命让世界变平、变小。2001年,小布什上任不足10个月,基地组织发起恐怖袭击,全球观众透过电视直播目瞪口呆地见证世贸中心的轰然倒塌。一场不对称战争开打,美国的一极超强地位遭到公然挑战,小布什不得不放下围堵中国的既定之策,枪口转向中亚,发动反恐战争。同一年,中国在经过多年艰辛谈判之后加入世贸组织,开始更深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自此,美国深陷反恐战,而中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在2008年扩散到全球,演变为一场百年罕见的经济危机。危机至今未解,欧洲多国依然面临主权破产的重压,而美国债务也已至今高达14万亿美元。过去十年间,昔日的G7演变为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已现微调,显示世界势力格局的天枰正在移动。海内外学者纷纷预测美国的衰落,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不少研究机构更开始推断中国何时能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年前,福山曾经宣布文明的终结,而20年后,有关帝国衰落的研究,则已成欧美学术界之显学。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槛上,回首过去二十年间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看世界格局峰回路转,不管官方是否承认,中美共管世界的G2格局已具雏形,这应能让你我的目光穿越时局之迷雾。 五百年峰回路转 “2008年美国的次贷风暴和金融危机,就大历史的角度而言,这乃是帝国内爆的症候,它等于代表了‘大美帝国统制下的和平’的走向式微。”台湾知名评论家南方朔先生在为《帖木儿之后》(After Tamerlane)一书所写的导读中如是说。牛津大学教授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这部《帖木儿之后》,被誉为研究帝国史的“大师级著作”,以大历史的角度回望1405年帖木儿死后的600年世界史。他在书中谈到“新全球史”的生成时这样写道:“或许,最重要的是,欧洲迈向现代世界之路,不该再被视为天经地义或“正常”之路,不该再被视为衡量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变迁的标准。欧洲人已打造出自己的现代性,但世上还有其他现代性,事实上,还有很多现代性。”(《帖木儿之后》P43,野人文化出版,2010.12) 约翰•达尔文此书的价值在于,能够摆脱过去欧美中心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偏见,摆脱欧美对历史话语权的垄断,分述欧洲、伊斯兰世界和东亚的历史演变,“将事实如它本来的样子呈现出来”,让我们得以了解世界史的全貌。 约翰•达尔文或许更为全面,而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无疑更为直接。“我想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就在这个十年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才真正领悟:我们正在经历500年西方统治的最后阶段。”这是他于2009年12月31日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题为《全球力量格局向东倾斜的十年》,是对新世纪前十年的一个小结。这篇文章构成了他今年出版的新著《文明:西方和其他》(Civili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前言的底色。从《帝国》到《巨像》,再到这本《文明》,这位苏格兰历史学家过去十年一直孜孜不倦于帝国史的研究。在这本新书中,他试图去探究西方过往500年统治地位的底因,从而来对未来世界的发展作出预测。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因为具备着竞争(Competition)、科学(Science)、私有产权(Property right)、医学(Medicine)、消费社会(The Consumer Society)和工作伦理(The...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6-30 中共自诞生以来的90年间,党章历经十数次修改,共产生过 17部党章文本,它们展现了中共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整个历程。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党章修订清晰地反映出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脉络。 今年是中共建党90 周年。中共乃至整个中国在这90年里发生的风风雨雨,某种程度上都可从党章中得到反映和体现。因为党章是一个政党的根本大法,尤其对中共这样有着严密组织性和政治纪律的政党来说,党章是党公开树立的旗帜,表达出全党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主张,体现了全党的整体意志和共同理想。党章的创制、补充或修改完善,实际是党内总结经验、达成共识的过程,也是不断用正确思想克服错误思想,以正确的理论与规范武装全体党员思想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说,党章修订清晰地反映出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脉络。 正因为党章在党的发展中所具有的这种作用,胡锦涛总书记2006 年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强调:“要始终把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任务抓紧抓好。”能不能有效地学习贯彻党章,关系到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关系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 首部党章具有划时代意义 中共自诞生以来的90年间,党章历经十数次修改,共产生过 17部党章文本,它们展现了中共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整个历程。 1921年7 月1日,中共正式诞生,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是中共的第一个纲领,它规定了党的活动、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纲领虽然比较简单,全文也就 500多字,也不是正式的党章,但包含了党章的内容,实际起到了党章的作用,因此,在中共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开了一个好头。 中共第一部正式党章是在一年以后召开的二大上制定出来的。这个党章初步规定了党的生活、党内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心内容是建立严密的组织,加强党的纪律性。这一点在党刚刚创建时特别重要。二大也对党的纲领作了重大修改,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就是推翻封建制度,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最高纲领就是为将来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应该说,中共第一部正式党章的产生在党的建设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最后完成。从此,这个年轻的政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为规范。 二大以后到1927年,中共召开了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是1923年的三大、1925年的四大和1927年的五大,并对党章进行了三次修改。由于中国革命逐步进入高潮,党的队伍在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党面临着怎样巩固党的组织的问题。三次修改都着眼于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1927年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首次把民主集中制写进党章,对党的巩固发展意义重大。 1927年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党所领导的大革命失败。1928年六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由于国内充满着白色恐怖,此次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它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为共产国际支部。虽然在此之前,历次党章都指出党在指导思想上以共产国际的经验和指示为准,但六大党章过于强调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妨碍了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问题。这是六大党章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它反映了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缺乏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一切以俄为师的现实。这个问题在遵义会议后才得以纠正。 六大后,中共处在国民党的全面围剿中,1937年后又投身于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致使中共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没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在延安召开了七大。刘少奇在会上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思想”被首次写进党章,这是党章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七大党章还首次写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内容。另外,从结构上看,七大党章有一个总纲,总纲下包括11章70条内容,这个结构和现在的党章已经相似,内容上看很丰富,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特点、最终目标,以及党的性质、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员的权利义务等。可以说,七大党章体现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好的党章。尤其是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对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十二大修改党章开创新局 1956年9月15 日,中共召开了八大,这是中共在执政后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新党章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从修订的党章可以看到,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可惜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八大党章没有能够得到完全执行。 八大后国家的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不正常的时期,尤其是1966 年开始发动的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中国革命和建设拖进了深渊。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于1969年和1973...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松森 2011-06-29 领导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国家、在新加坡被视为“国父”的开国总理李光耀决定离开内阁,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李、吴两人退出新加坡政府所引起的震撼效应,肯定会提醒国际舆论重新审视此次新加坡大选的深远意义。 5月14日傍晚,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87岁)和国务资政吴作栋(69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不加入新内阁,以便“让年轻一代(领导人)在更加艰难和复杂的局面下推动新加坡前进”。消息宣布后,震惊四方,包括李光耀的长子、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 政治强人时代终结 领导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国家、在新加坡被视为“国父”的开国总理李光耀决定离开内阁,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环顾全亚洲,目前仍健在并继续对一国政府决策具有绝对影响力的政治强人,也只有李光耀。 1959年,年仅35岁的李光耀率领行动党成为新加坡自治邦(当年仍为英国殖民地)总理。1963年,他率领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两年后被逐而宣告独立建国,到1991年交棒给吴作栋,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31年,是英共和联邦国家中任职最久的领导人。 在这31年间,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版图上出现过诸多政治强人,有中国大陆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台湾地区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及李登辉、韩国的朴正熙、朝鲜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菲律宾的马可斯、印尼的苏哈多及马来西亚的马哈迪。这些政治强人在处理权力接班问题上的方式和经验,对李光耀或多或少都有借鉴和警惕的作用。 “他的时间到了” 1990年,67岁的李光耀在身体还健康硬朗时辞去总理职务,把棒子交给时任第一副总理的吴作栋。虽然当时很多人认为吴作栋只是“过渡性总理”,但吴就任总理后曾对此公开否认,而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也在副总理的位置一坐就是14年。 2003年,当吴作栋宣布将在隔年把总理权力交棒给李显龙,李光耀在他的八十岁生日前接受英文《星期日时报》采访时曾被问到如果内阁里没人敢直接告诉他,他的时间到了,怎么办?李光耀对此笑着说:“你不用告诉我。当我没办法作出贡献时,我自己会感觉得到。”他还说,就算发觉自己无法继续对政府作出贡献,而决定辞去内阁资政职位之后,仍将留任国会议员。“只要我还健康和胜任,我还是会继续担任议员。” 但是,这一次,“他的时间到了”。李光耀和吴作栋的“共同声明”写道:“我们已经慎重考虑了新的政治局面,也思考了这将如何影响未来。……在这次分水岭大选之后,我们已决定离开内阁,让一支全新的年轻部长团队去同年轻一代国人联系,并与他们共同参与塑造我们新加坡的前途。” 没有人是无法取代的 就在这两位前总理宣布退出政府的七天前,新加坡刚举行国会选举。投票结果,人民行动党(简称“行动党”)虽然在全部87个议席夺得81席,宣布蝉联执政,总得票率却下滑至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最低的60.14%。反观主要反对党——工人党首次拿下阿裕尼集选区,守住后港单选区(该党大本营),一举拿下6席,同时导致执政党一下折损了外交部长杨荣文和总理公署部长陈惠华两位大将,创下近三十年来反对党最佳战绩。 如果说,这次全国性选举投票结果,对这个总人口只有508万、国土面积只有710平方公里的东南亚小国所具有的政治里程碑意涵,还未引起国际社会足够重视的话,李、吴两人退出政府所引起的震撼效应,肯定会提醒国际舆论重新审视这场选举的深远意义。 李吴发表退出内阁后,新加坡销量最大的英文《海峡时报》发表了题为《后李光耀世代,国人何去何从?》的社论。《海峡时报》政治组主任蔡丽芬认为,吴作栋和李光耀退出内阁显示,没有人是无法取代的,就连前总理也一样。新加坡多位学者认为,李吴决定离开内阁,有助缓和部分选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并使新一代领导班子的交替更加顺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庆成 2011-06-28 如果中国向越南开战,在南海问题上操之过急,将会令一些原本与中国关系友好、但又与中国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东南亚国家,转而投向美国怀抱,在中国周围形成一个围堵圈。这对中国崛起是非常不利的。这方面的代价远远大于中国打败越南所获得的回报。 中国与越南因为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争拗不休之际,内地网络上喊打越南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可是,众多网民在讨论的过程中,似乎都忽略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中国打这场仗的回报是否可以大于所付出的代价?第二,除了出兵,有无更好的方法解决今次事件?没有想清楚这两个问题便动辄要求中央政府出兵,只是短视的爱国行为。 轻言开战损害中国形象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按照中越两国目前的军事实力,中国向越南开战并取胜应无悬念。但如何保持夺回的南沙岛屿却是另一个问题。越南现时占据了南沙群岛二十余个岛礁。一旦开战,意味着中国海军就要进行登岛作战。越南的海空力量显然不足以与中国对抗,中国在争夺岛屿方面不会遭遇太大阻力。然而,南海诸岛距离中国遥远,长期在这些岛礁上驻扎部队非常耗费财力和精力,加上中国的海上运输线靠近越南领海,越南大可打「海上游击战」,中国海军进则其退,中国海军退则其进。到时候,纵使中国出兵抢回越南占据的南沙岛礁,也要面临长期作战的风险。 撇除上述技术问题不谈,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很有可能令美国得以介入南海事务。崛起的中国,需要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在东盟各国之中,亲中亲美皆有。如果中国向越南开战,在南海问题上操之过急,将会令一些原本与中国关系友好、但又与中国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东南亚国家,转而投向美国怀抱,在中国周围形成一个围堵圈。这对中国崛起是非常不利的。这方面的代价远远大于中国打败越南所获得的回报。 事实上,东南亚各国与日本和俄罗斯不同,无论在领土、人口,抑或经济实力方面都无法与中国相比。中国在与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出现争端中采取强硬的态度时,一般不会引起非议;但如果中国对东南亚国各国采取类似的强硬态度,则往往会被外界视为是中国霸权主义的象征。国际社会已将北京对东南亚的政策视为中国整体外交政策意图的表现。中国轻易和越南开火,只会令中国的国际社会形象遭受损害。 中国应善用美俄影响力 但笔者提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同意北京政府要在南海领土问题上处处向越南忍让,只是想说,对于国家外交战略,我们应该站在高瞻远瞩的角度,然后进行宏观的思考。目前,中国正处于国力急速发展及提升的时期,但国力尤其是军力方面与美国相比仍差距悬殊。出兵抢回越南占据的南沙岛礁,只能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方法。因此,这便要谈到第二个问题:除了出兵,中国有无更好的方法解决与越南的南沙领土争端。 正如中日两国领土冲突的幕后黑手是美国,今次中越交恶也离不开美国因素。越南自恃有美国撑腰,才斗胆向中国叫板。但仔细分析,中国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并不是零和游戏。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南海环境;同样地,美国是世界航海大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也是要求所有国家在那里都可以享有航海自由。 换言之,保证南海和平稳定和国际航行自由通行是中美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北京应向美国再三强调,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主张,并没有触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反而越南屡屡挑衅中国的做法才是造成南海局势不稳的源头。如果美国向河内政府表明立场,越南断不会再有进一步动作。 进一步说,中国甚至可以考虑利用俄罗斯的影响力。从历史渊源上看,越南和俄罗斯关系远好于中国。现在俄罗斯既是越南重要的军火供应商,也与越南联合开发南中国海石油。从中俄两国目前的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来看,中国大可以透过俄国这位越南盟友向河内政府施压。 先易后难处理南海争议 执笔之际,中越两国的海军舰艇正一同在北部湾进行联合巡逻任务,此番举动意味着两国今次的南中国海争端风波,开始有降温迹象。这正好说明了中国冷静处理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挑衅的措施开始奏效。可是,未来中国仍有必要制订一个制衡越南的长远之计。 在南中国海海域,除了越南和菲律宾,中国目前还与印度尼西亚、文莱及马来西亚存在着不同的分歧,只是各个争议海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比方说,文莱只声称对南沙群岛的路易莎岛(即中国声称的南通礁)拥有主权;印度尼西亚虽然未占领南沙岛礁,但却侵吞了南沙海域达5万平方公里,还单方面宣布了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与中国传统海域发生重迭。 由此看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谈判时完全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譬如,在初始阶段,中国可以先与个别国家如文莱或印度尼西亚,选择比较容易达成共同开发的区域进行谈判,寻找突破、达成协议,从而达到产生“示范效应”的目的。此后,再把双边共同开发的实践逐步扩大其它存在更大争议的海区,由此在南海问题上防止东南亚其它国家一边倒地投向越南,从而孤立越南。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6-27 如果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人民在为自由和尊严斗争,巴勒斯坦人为什么不可以?巴勒斯坦人选择在联合国发出他们合理的声音,奥巴马的民主又跑到哪里去了呢? 5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发表了中东政策演说,建议以色列应回到1967年中东战争前的边界线。一天之后,他会见来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拒绝了他的建议,并告诉他:“一定的人口变化已在当地发生”。于是,当奥巴马在接着的周日会见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时,也大谈“在被占土地上新的人口现实”。内塔尼亚胡的强硬和奥巴马的前倨后恭,可以说自1945年罗斯福总统在苏伊士运河昆西号重巡洋舰(USS Quincy)上会晤沙特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威信可能降到了历史的低点。 以色列失去了穆巴拉克 对于推动中东变革,奥巴马是历届美国总统中意愿较高的一位。他有着穆斯林背景,除了民主党背后的大金主外,他本人并无与亲以色列集团的瓜葛。但他可能也是最势单力孤的一位美国总统,以色列甚至在他发言前就要他改变立场,可见在他的白宫班子里,铁定站在以色列一边的还是大有人在。认识到这一形势,奥巴马只能像过往那些美国总统一样,对以色列毕恭毕敬。他演说中的美国“新角色”,对阿拉伯世界而言,恐已荡然无存。阿拉伯人在反问:“美国仍然相信我们会在乎美国说什么吗?” 在阿拉伯革命和美国利益之间,奥巴马表现得顾此失彼。因为美国推行的民主,一向有两套标准,只有服从美国利益的民主,才是美国所谓的民主。所以,在穆巴拉克飞离开罗的前两天,奥巴马才加入抛弃穆巴拉克的阵营;对于也门的本•阿里镇压民众,美国保持沉默,甚至帮他轰炸反政府武装;对巴林的残酷镇压,美国只轻描淡写说了几句;美国谴责叙利亚镇压反对派,但闭口不提在戈兰高地上被以色列士兵射杀的大批巴勒斯坦难民;对沙特形势保持绝对的沉默;答应以色列的一切要求……对于美国的口是心非,阿拉伯人选择蔑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了穆巴拉克这位好朋友。美国《国家利益》周刊承认:不管埃及今年9月的议会选举和之后的总统选举结果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美国不会是赢家。以色列《国土报》在埃及政权更迭后发表社论,哀叹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使以色列在中东“失去了所有朋友”。近年来以色列与另一个传统盟友土耳其交恶,与埃及39年的“冷和平”被以色列视为其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么多年来,是穆巴拉克让以色列的军舰甚至潜艇通过苏伊士运河,是穆巴拉克对以色列封锁加沙表示支持,也是穆巴拉克在2006年以色列与真主党的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但是,以色列的决策者们从来丝毫没有表示过感激,而现在他们不再拥有穆巴拉克,现任埃及政府正把政策转向对以色列不利的方向。前阿盟秘书长、埃及总统热门人选之一穆萨4月曾公开表示,将“重新审视”对以和约。如果伊斯兰穆斯林兄弟会参与新政府,将可能采取更加明确的反以立场。这些正是以色列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埃及民众反对接受美援 阿拉伯世界动乱的蔓延,令美国加紧修补外交政策,奥巴马在讲话中特别谈到美国对埃及的经济援助。但是,最近一次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半数以上的埃及受访者反对他们的政府接受华盛顿的援助。鉴于埃及不稳定的经济局势,美国在埃及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之低,相当引人注目。 美国对中东存有深深的偏见。美国政客们认为,阿拉伯人不了解自己的历史,阿拉伯人从各个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因此,阿拉伯人必须被再教育,就像他们的独裁者对他们所做的那样。但现在的阿拉伯人比上一代更有文化,成百万的年轻人讲一口纯正的英语,可以非常清楚地理解美国总统演讲中所有的政治弱点和不合理性。 在1967年边界问题上,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是为了“自卫”。奥巴马无视了一个事实,即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需要有一块东部陆地作为边界,虽然不知道具体到哪儿为止,但总是越大越好。所以奥巴马改口说,他误解了他所谈到的1967年边界。对那些听取奥巴马最近演说的阿拉伯人来说,这是一个太离谱的卑躬屈膝。他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在美国国会里,美国的政客可以为内塔尼亚胡的讲话鼓掌55次。 以色列曾经支持哈马斯 联合国承认每个国家都有自卫的权利,但是,巴勒斯坦将必须是“非军事化”的。其意思是,以色列可以继续攻击巴勒斯坦人,而巴勒斯坦人则要按照以色列的规则行事,因为巴勒斯坦人没有强大的武装保护自己。内塔尼亚胡告诉世界:以色列与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政府的和谈走进了死胡同,原因之一就是法塔赫并不能代表整个巴勒斯坦,以色列只与半个巴勒斯坦谈判注定没结果。所以,这种谈判只是显示以方的“和平诚意”而已。但是,当巴勒斯坦两大武装派别法塔赫和哈马斯突然宣布就组建过渡政府达成一致时,以色列政府却要求法塔赫立刻在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做出选择,谴责此次和解严重干扰了巴以和平进程,以方坚决不与哈马斯进行政治接触,并威胁采取制裁措施。所以,当巴勒斯坦人团结起来时,巴勒斯坦人于巴以和谈又是不合格的。这也许就是巴以谈判的真实状态。 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阿拉法特在贝鲁特组织巴解时,以色列政府急于在被占领土上摧毁阿拉法特的声望,于是决定支持在加沙的伊斯兰组织哈马斯。以色列军队南方司令部司令和哈马斯官员谈判,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权限,如建立清真寺等。随后,以色列和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举行了另一个会议,这个故事第二天登在耶路撒冷邮报的头版。 以前所有的认可,现今都已扭曲了。超级恐怖分子的帽子是很容易戴上头的,在统一的巴勒斯坦组织内指认一个“恐怖组织”,将会确保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成为不可能。奥巴马说,巴勒斯坦人将不得不回答有关哈马斯的问题。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是健忘呢?还是现在认为哈马斯和他们已无瓜葛了。 半岛电视台曾透露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一份中东谈判文件(Palestine Papers),这份文件比最近公布的维基解密文件更重要。它记载了2008年举行的巴以和谈期间,巴勒斯坦谈判小组负责人与当时的以色列外长齐皮•利夫尼(Tzipi Livni)以及与美国官员的会谈。文件向以色列和全世界证实了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温和立场,以至于哈马斯领导层以及阿巴斯的竞争对手都觉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弥漫着“失败主义”。这些文件还证明,巴勒斯坦人愿意为和平而妥协。提交给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和小布什政府代表的巴勒斯坦地图,今年再次提交给了奥巴马的前中东特使乔治•米切尔(George...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松森 2011-06-24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领导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国家、在新加坡被视为“国父”的开国总理李光耀决定离开内阁,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 5月14日傍晚,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87岁)和国务资政吴作栋(69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不加入新内阁,以便“让年轻一代(领导人)在更加艰难和复杂的局面下推动新加坡前进”。消息宣布后,震惊四方,包括李光耀的长子、现任总理李显龙。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领导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国家、在新加坡被视为“国父”的开国总理李光耀决定离开内阁,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环顾全亚洲,目前仍健在并继续对一国政府决策具有绝对影响力的政治强人,也只有李光耀。 就在这两位前总理宣布退出政府的七天前,新加坡刚举行国会选举。投票结果,人民行动党(简称“行动党”)虽然在全部87个议席夺得81席,宣布蝉联执政,总得票率却下滑至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最低的60.14%。反观主要反对党——工人党首次拿下阿裕尼集选区及守住后港单选区(该党大本营),一举拿下6席,同时导致执政党一下折损了外交部长杨荣文和总理公署部长陈惠华两位大将,创下近三十年来反对党最佳战绩。 如果说,这次全国性选举投票结果,对这个总人口只有508万、国土面积只有710平方公里的东南亚小国所具有的政治里程碑意涵,还未引起国际社会足够重视的话,李、吴两人退出政府所引起的震撼效应,肯定会提醒国际舆论重新审视这场选举的深远意义。 1959年,年仅35岁的李光耀率领行动党成为新加坡自治邦(当年仍为英国殖民地)总理。1963年,他率领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通知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两年后被逐而宣告独立建国,到1991年交棒给吴作栋,担任新加坡总理31年,是英共和联邦国家中任职最久的领导人。 在这31年间,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版图上出现过的政治强人,有中国大陆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台湾地区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及李登辉、韩国的朴正熙、朝鲜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菲律宾的马可斯、印尼的苏哈多及马来西亚的马哈迪。这些政治强人在处理权力接班问题上的方式和经验,对李光耀或多或少都有借鉴和警惕的作用。 1990年,67岁的李光耀在身体还健康硬朗时辞去总理职务,把棒子交给时任第一副总理的吴作栋之前。虽然当时很多人人认为吴作栋只是“过渡性总理”,但吴就任总理后曾对此公开否认,而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也在副总理的位置一坐就是14年。 2003年,当吴作栋宣布将在隔年把总理权力交棒给李显龙,李光耀在他的八十岁生日前接受英文《星期日时报》采访时曾被问到如果内阁里没人敢直接告诉他,他的时间到了,怎么办?李光耀对此笑着说:“你不用告诉我。当我没办法作出贡献时,我自己会感觉得到。”他还说,就算发觉自己无法继续对政府作出贡献,而决定辞去内阁资政职位之后,仍将留任国会议员。“只要我还健康和胜任,我还是会继续担任议员。” 但是,这一次,“他的时间到了”。李光耀和吴作栋的“共同声明”写道:“我们已经慎重考虑了新的政治局面,也思考了这将如何影响未来。……在这次分水岭大选之后,我们已决定离开内阁,让一支全新的年轻部长团队去同年轻一代国人联系,并与他们共同参与塑造我们新加坡的前途。” 李吴发表退出内阁后,新加坡销量最大的英文《海峡时报》发表了题为《后李光耀世代,国人何去何从?》的社论。《海峡时报》政治组主任蔡丽芬认为,吴作栋和李光耀退出内阁显示,没有人是无法取代的,就连前总理也一样。新加坡多位学者认为,李吴决定离开内阁,有助缓和部分选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并使新一代领导班子的交替更加顺畅。 前国会议长陈清木留意到,诸如卡特和克林顿等美国前总统卸任后代表美国出国时都获得礼遇。他说:“也应该在我们的两位前总理退下后授予他们相应的地位,这方面新加坡完全没有先例可遵循,也就是国家会如何‘照顾’有重要贡献的人,显示还重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