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y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5-12 中产阶级是带动社会消费的领头羊和主力军，是一个活跃而稳定的消费群体。中产阶级的消费起来了，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投资转向消费就有实质性的内容。当中产阶级发展壮大后，中国将能进入一个长治久安的发展环境。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使它在培育中产阶级方面，是其他税种所不具备或不可替代的。 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公布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短短几天时间，已收到17万条意见。民众对个税改革的高度关注和参与，正是公民意识的体现。而今次征求意见，公众最关注的是个税免征额调高至3000元是否合理、级次级距调整是否加重中等收入人群负担等关乎民生利益的问题。   现行个税难以实现税负公平   个税设置除了为国家筹集财政收入外，主要是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外常把个税称为“罗宾汉税种”，也就是说，个税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同时带有更多“劫富济贫”的色彩。因此，在多数发达国家，个税主要是根据个人的年收入来课税，并且实行累进税率，收入越高，纳税越多。比如，美国高收入者就是该国个税纳税的主体。据统计，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缴纳的税款每年占到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是美国税收最重要来源。   中国恰好相反，中低收入者已成为个税的主要负担群体。1994年中国设立个税时免征额是 800元，不过那时实行低工资，这一免征额是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可把个税看作是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职工的收入普遍提高，个税也先后于2006年、2008年两次上调，目前起征点在2000元。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大约为2754元左右，个税免征额与劳动报酬的比率在0.72：1，免征额的提高低于工薪阶层的劳动报酬增长，使得本来应免缴个税的中低收入劳动者被推入了纳税者行列，成为个税的主要来源。统计表明，在我国个税纳税人中，中低收入家庭人数最多，约为3亿人；在全部个税收入中，65％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这也是人们对此次个税改革反响强烈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现行个税实行的是分类征收办法，将个人所得分为11个应税项目，并相应规定了每个应税项目的适用税率、费用扣除标准及计税办法。这种税制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除了免征额过低外，亦不能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容易造成所得来源多且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反而不用交税或交较少的税，而所得来源少且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交税的现象。因为，高收入者可通过税前列支收入、股票利息和红利、期权和股份的再分配、公款负担个人高消费和购保险、现金交易等多种手段“合理避税”。   我国现行个税对工资薪金所得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并对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且最高边际税率均为45%，这在世界上都少见。累进税率级数过多，最高边际税率过高，既加重了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也助长了高收入者的逃税动机。   建议免征额提高至4000元   个税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从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交的改革方案看，今次改革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将现行免征额提高到3000元，二是将现在的工薪所得九级累进税率减为七级，取消15%和40%两档税率，扩大5%和10%两个低档税率的适用范围，并扩大最高税率45%的覆盖范围。经测算，调整后月入1.9万元为个税负担增减的临界点，在这以下都能享受到减税的好处；工薪所得纳税人占全部工薪收入人群的比重，也将由目前的28%下降到12%左右。   客观而言，免征额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提高的幅度已达50%。按照这一免征额，再扣除各项保险，月薪4000元基本不用交个税，月薪5000元所交个税也不会超过100元。以中国目前多数城镇职工的工资水平，即使在京、沪这样的大城市，中低工薪者基本可以不交税或只交少量的税。   总的来看，按照这一方案实行，中低工薪者的税负会有所减轻，高工薪所得者的税负将会提高，个税调节收入差距的目标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从民众的反应来看，该方案与多数人的期望还是有一定差距，说明该方案对现行个税的缺陷改进不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11-05-11 第三次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5月9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这是中美双方在一个新高平台上展开的对话。中美之间，从第一阶段的单纯经济对话，到第二阶段战略为先、经济并重的双重对话，目前进入一个军方参与的新阶段：战略-经济-安全（军事合作）三合一的第三阶段。 第三次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5月9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这是中美双方在一个新高平台上展开的对话。中美之间，从第一阶段的单纯经济对话，到第二阶段战略为先、经济并重的双重对话，目前进入一个军方参与的新阶段：战略-经济-安全（军事合作）三合一的第三阶段。   部分评论家认为，中美只是对话，没有实质意义，这是片面的。中美之间共有36个部会（中方20个，美方16个）参加的会谈，每次都对上次会谈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进行落实和检讨，怎能仅仅是谈话沟通而已？怎能仅仅是避免误判？双方兴师动众，当然是寻求互利互信的合作，否则双方高层人士的时间资本、智力资本和策划资本，岂不都白白耗费？   据笔者了解，军方高层人士首次参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会议的新程序、新方式最初是由美国海军智库策划的并由国防部长盖茨提出来，被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称为具有创新意义。笔者个人认为，不仅有创新意义，还有创新价值。   此次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军高官是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威拉德上将。而10年前，海军从兰德公司等一流智库延揽了包括乔纳森波拉克博士(Dr. Jonathan Pollack)等人，进入美国海军智库系统。5年前，美国海军智库开始策划中美在太平洋领域的全面合作规划。他们的系统研究，不仅坚持美国传统的亚太战略和长远的战略利益，而且努力适应新形势。由于海军智库对中国历史和当下中国政治的深入了解，同时由于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人总体的好感，他们的建言具有双重色彩：一方面，在中美关系上展现鹰派的实力；另一方面，在中美合作中采纳鸽派的立场。他们对美国各军种的将军群体中最具有国际视野的海军决策将领们具有巨大影响力，而美国海军的战略即决定着美国的战略。   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军事三合一会谈的创新价值在于：中美商务负责人、外交负责人、军方负责人交集性的会谈将有利于加强服务于中美经济发展的军事合作。这体现出中美两国不仅意识到，而且开始采取行动，将军事安全的战略合作和经济互利结合在一起。   中美对话将会探讨新老区域安全，探讨新的反恐合作，探讨中美海军在太平洋海域的共同责任，有利于中美在太平洋海域的交通航道、资源开发、安全战略、军事演习的综合性合作。良好的开端将会创造可观的前景，中美海军加强合作，不仅为中美经济利益服务，更为双方战略利益服务。在这种合作中，既有利于中国建立深海海军，也有利于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海域以及全球海域整体战略的巩固和拓展。

天大研究院 国际关系与区域安全课题组 2011-05-11 从拉登死后中美学界、媒体和民间的反应来看，政府主导的中美关系，还需要有更多民众的理解与参与。在学界与民间存在的这种怀疑与误解，很可能会把中美关系引导向另外一个轨道。如何利用公共外交，加强两国民间交流，加深两国民众之间的互信与理解，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不应被忽视的一面。 美国击毙基地恐怖组织头子本·拉登，为轰轰烈烈的十年反恐暂时划上一个句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2日认为“这是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事件和积极进展。”在5月3日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再次表态：“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公敌。中国历来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协作，采取综合手段标本兼治，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事实证明，在中国新疆制造恐怖事件的东突就和本·拉登有联系，部分东突恐怖分子是在拉登的基地得到培训的。在理解与合作的基础上，展开全球性的打击恐怖主义，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于营造北京一贯主张的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国际格局。   拉登之死折射中美民间猜疑   但就在美国击毙拉登、反恐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候，从中美两国也传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信息。从网上看，有不少网友认为，美国反恐取得阶段性胜利，压力大减，将会“腾出手来”对付下一个目标，去“没事找事”，去制造“麻烦”，而这下一个目标从伊朗到北朝鲜各有不同，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多网友却认为，中国最终将会是美国的“目标”。新浪一位网友撰文指出：没有本·拉登这个防火墙，美国将会加大力度与频率来骚扰中国。另外一位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网友认为，美国不会让自己过上没有敌人的日子，那样会让一直在内斗与外斗中成长起来的美国走向疲软的。   与这些网友遥相呼应的，还有一些专家学者。香港著名学者丁学良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说：“（十年前）纽约和华盛顿遭受基地组织的突然袭击，一下子改变了国际形势的大局面。美国政府顿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它头号敌人的座位上挪下来，换上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这实在是太幸运了……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从9·11到现在为止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为了对付恐怖主义这个来无踪去无影的敌人，为了对付基地组织、塔利班、东南亚较不出名的那些小组织，为了打伊拉克和阿富汗，花了多少资源！倘若没有发生9·11事件，美国政府把用于对付恐怖主义威胁的经费的三分之一，拿来对付原本被他们视为头号潜在敌人的中国身上，这个压力将会有多大？”去年11月22日天大研究院网站的“天大聚焦”栏目发表的《美国何以选择此时重返亚洲》一文也认为，反恐压力大大减轻的美国，开始向中国周边地区渗透，符合美国的一贯战略构想。   美国《华尔街日报》3日也发表文章称，“9·11”事件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拉登之死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文章指出,“9·11”之前两国被深刻的战略不信任和人权问题分歧所困扰，但“9·11”之后，反恐成为美国政府的最优先政策。报道还指出，最近奥巴马政府提高了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嗓门，“华盛顿的优先政策开始转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3日发表题为“该从反恐斗争中转身”的评论文章，称反恐战争该结束了，提醒奥巴马政府该将注意力转向崛起的中国和动乱中的阿拉伯世界。   与这种外媒报道、网络上传来的声音以及专家学者的看法相呼应的，还有另外一则令人不安的信息：在西方各地民众大肆举行庆祝击毙恐怖头子本·拉登的活动的同时，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大批同情、悼念本·拉登的帖子。有代表性的是凤凰网的一个民意调查，目前已经有近50万人参加。在“你如何看待美军击毙本·拉登”下面，选择“高兴，恐怖主义头子终于被打死了”的有8万多人，占总数的18％；选择“伤心，反美斗士倒下了”的有28万多人，占到了60％。这个调查是公开的网络调查，考虑到有近50万的网民参加，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网友和专家的观点，从外媒的报道，从网络民意调查，这些透露的信息已经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中美两国政府在双边关系上，始终坚持原则，并朝向正确方向发展，但从专家学者到民间，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怀疑甚至对立的情绪依然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势头。   这种对立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从美国方面来说，冷战结束后一边独大，对中国从人权到贸易，都指手画脚，而且在中国周边积极部署与渗透，又始终散播“中国威胁论”的调子。这也难怪会让中国民众有超过60％的人把拉登当成“反美英雄”，正如一位网友所言，他并不赞同拉登殃及无辜，但却欣赏他敢于反抗强权、抵抗美国。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些网友是在中国政府明确表态支持美国反恐，并对美军击毙拉登表示了谨慎的支持之后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网民是持和政府不同的立场来表达“反美”的，这就让那些所谓“他们是中国政府指示”的指控不攻自破。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就没有一点责任，长期有所偏颇的教育与宣传，让中国的青年人容易走极端。例如现在媒体一报道美国，基本上都是负面新闻，恰恰和美国媒体报道中国一样，走进了同一个死胡同（正是西方媒体对中方的负面报道，引发了2008年全球海外华人大游行）。   中美关系始终贯穿发展主线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5-09 广东在“十二五”期间的发展，不仅仅在于其经济规模扩张会带来更大的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广东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和一些居于世界前沿的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发展，会为香港带来全新的机会。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香港各界对国家的“十二五”规划进行了不少讨论。除了要积极配合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之外，香港还值得多研究广东省的“十二五”规划。因为广东和香港唇齿相依，其未来五年的发展，会给香港带来很多新的机会和空间。   香港需要主动了解广东发展   过去的三十年，广东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省份。香港在广东这三十年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促进作用。1978年，广东的人均生产总值还略低于当时中国大陆的平均水平。而到了1989年，广东已经跃居为大陆经济规模第一的省份。现在广东的经济规模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强。广东与香港的经济关系，也由过去广东接受香港辐射为主，变为各有优势、互相促进。   随着广东“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广东不论在经济规模还是在产业层次上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广东2010年的经济规模是4.5万亿人民币，大约是香港的3倍。现在大陆大多数省份每年的名义经济增长速度都在百分之十几，也就是五年左右可以翻一番。这意味着广东五年之后的经济总量可能会达到9万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今天的汇率计算，比2009年西方七国集团中加拿大的经济总量还要大一些。而对于香港来说，与广东经济规模差距的迅速扩大，为粤港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2003年广东经济规模刚刚超过香港，到2010年，香港只有广东的33%。因此，香港要以更积极的心态，主动了解广东发展的动向，才能避免被边缘化。   广东产业结构升级方兴未艾   从香港的角度看，广东在“十二五”期间的发展，不仅仅在于其经济规模扩张会带来更大的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广东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和一些居于世界前沿的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发展，会为香港带来全新的机会。   广东产业结构过去给人的印象，大多集中在以轻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其实早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广东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并取得明显成果。2010年，广东轻重工业的比重已经变为40:60，以面向内销市场为主的汽车、石化、机械等重工业的比重显著超越了轻工业。   广东的“十二五”规划把进一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中尤其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一步推进和发展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另一方面是提早谋划布局，把握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会，培育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新兴产业。   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聚区方面，广东选择重点发展资金技术密集、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机械装备、汽车、石化、造船等行业。   其中，在机械装备行业中，广东配合国家发展趋势和国家大型企业的布局，重点发展广州南沙的大型核电设备基地，将生产二代半和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第三代核电装置，比日本福岛核电站使用的第二代早期核电装置的安全系数要高很多。同时，配合国家清洁能源的发展，在中山建立大型风力发电装备基地。此外，应对国家高速铁路和城市地铁快速发展的需求，在江门新会建立城际快速火车动车组生产基地、在番禺建立国产地铁的生产基地。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5-09 六大产业要想成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港府对这些产业的发展模式，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框架和思路，而不是像现在“零零碎碎”地拿出一点资金和土地来，对产业中的某些环节提供一些局部性的支持。 港府在2月公布了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但由此引发了一场“派钱”风波，令今年社会对财政预算案的讨论几乎都集中在港府是否应当“派钱”给市民这一问题上，而对预算案中的一些关乎香港经济长远发展，尤其是产业结构多元化的问题和政策，却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和讨论。 2009年，港府为了避免香港经济过分集中在金融、地产等行业，促进产业多元化，推出了包括教育、医疗、检测和认证、环保、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在内的六大优势产业作为香港重点发展的产业。不过在2010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港府并没有对如何支持六大产业发展作系统地陈述，而同年的施政报告也只有一句话笼统的表述：“继续关注六大产业的发展”。今年是港府第一次在财政预算案中以比较大的篇幅来讨论六大优势产业的发展。 应该说香港政府确实做了努力来推进这六大产业，并在预算案中有所体现。但相关的业界人士读完财政预算案后，普遍的回应是政府做得不够，预算案中关于六大产业发展的部份更像是“对过去的总结”，而不是“前瞻性的政策”。因此，有必要检讨一下政府对六大产业的支持方式和策略。 港府现有政策工具成效有限 港府过去长期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般不会为特定产业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提供政策支持。“六大优势产业”的提出，本身已经标志着港府思路的一个重大转变。但由于港府过往不论从官员对产业的认识程度还是政府的组织运作体系上，都缺乏系统地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经验，因此目前对六大产业的支持，大多还停留在比较初步的阶段。 现在港府在支持六大产业发展方面，主要是依靠两个政策工具：一个是批出一些土地，主要用于发展医疗和教育等产业发展；另一个是设立一些政府资助基金，来支持六大产业的发展。但是，这两个政策工具在操作上都有一定缺陷，令他们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有限。 首先，港府在提供土地和基金支持的时候，基本是抱着“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坐等”心态，而不是类似新加坡和中国大陆政府那样，积极地寻找潜在的机会进行招商引资，建立“官、产、研、学”的一条龙合作组织和体系，主动为业界提供全面的支持。 其次，香港政府在基金支持的审批上，沿用了官僚体制的审批模式，对申请的程序和文书要求非常繁琐，而且对申请者自己所须提供的配对资金也有比较高的要求，未能贴近产业发展的规律、业界申请者的实际需求和财务状况。这令很多基金并没有得到很好使用。例如，港府去年为支持科技研发拨出了一笔两亿港元资金，但一年时间只批出了500万港元给申请者。照此模式和速度，这笔资金需要40年才能使用完。 再者，港府在土地和资金上支持的数量和力度，与周边城市和地区，包括新加坡、台湾、深圳等相比，明显逊色。比如，香港八所大学的土地和学生宿位都普遍存在不足的情况，对招收非本地生构成严重限制，但港府给予支持就不多。 在对科技研发的资金支持方面，香港也向来为人诟病。香港最近甚至出现香港几所主要大学的工学院院长联名上书政府，要求增加科研拨款的情况。虽然今年的预算案提出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在香港的12间伙伴实验室提供每年每间200万港元的资助，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教育医疗须以本地需求为先 这六大产业要想成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港府对这些产业的发展模式，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框架和思路，而不是像现在“零零碎碎”地拿出一点资金和土地来，对产业中的某些环节提供一些局部性的支持。 六大产业中的教育和医疗，不同于普通的商业性产业，他们是首先要保障本地市民需求的公共服务行业，只有在充分保证本地需求且有供应剩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业化。这就要求政府对未来医生、护士、教师的培养和供应数量有一个规划（尤其是专业准入门槛较高的医生的数量），否则会出现面向非本地居民的商业服务和面向本地市民的公共服务争夺资源的情况。 在香港的医疗行业中，现在已经出现面向本地市民公共服务为主的香港公营医疗系统医生流失和短缺的现象。这对香港未来医疗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警讯。香港只有两所大学有医学院，而医生的培养周期又比较长，使得中短期内显著增加医生供应量的可能性不大。香港在推进医疗产业化中，必须对产业未来发展的规模做出估算，通盘考虑医生和护士的供应数量。 香港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行业，因为有与国际接轨课程设置、办学理念和管理模式，对周边地区尤其是内地的学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教育和医疗一样，作为公共服务行业首先必须满足本地的需求。香港的高等教育现在主要依靠公立大学，现在本港有八所本地公立大学，每年招收本科生数目约15,000人，只占本地相关年龄段总人数的18%，比例偏低，尚不能完全满足本地学生的需求。而香港公立大学目前非本地学生比例为10.9%，远低于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发展教育产业、吸引留学生的国家。而且香港公立大学的扩张受到政府拨款、校园土地和学生宿位的种种限制。因此近期内香港公立大学很难有巨大的规模扩展计划。现在港府虽然做出了要支持私立大学发展的决定，但政府除了预留几块土地之外，缺乏对私立大学的统筹支持和整体定位，使得私立大学发展缓慢，难以和公立大学竞争。这不免使人担心私立大学的发展会重蹈“副学士”发展计划的覆辙。 港府须助业界把握内地市场 而检测和认证、环保、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等产业，香港本地市场都比较狭小，政府能否全面分析香港在各个产业的优势和劣势，有针对性地帮助业界把握中国大陆巨大市场，成为这些产业成功与否的关键。 以检测和认证产业为例，香港在这个行业的优势和劣势都比较明显。香港检测和认证产业在国际上具有比较好的声誉，而内地在过去的数年中，由于在玩具、食品等行业的产品质量出现一系列问题，因此内地质量检测的声誉受到一定影响，这有助于香港向内地推广自己的产品检测和认证服务。但与此同时，香港目前检测和认证产业的规模比较小，没有形成集群效应。而检测和认证行业的一个特点是，这个行业需要以制造业作为基础，而香港本身没有什么制造业，关键在于能否争取在中国大陆加工的产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认可和使用香港的检测和认证标准。而这些争取国家认可的工作，不是业界自己可以办到的，需要香港政府积极向国家争取。香港政府在这方面还需要多加努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一星 2011-05-06 我们必须正视中美军事实力之间的差距。“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提出，对于美军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居安思危式的自我激励，而并非现实威胁下的无奈之举。 2010年，美国军方与智库提出了“空海一体战”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仍处于论证与完善的阶段，并未正式写入美军作战条例，但它的提出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空海一体战”的时代背景   根据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报告《为什么运用“空海一体战”》，美军“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大背景。首先是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能够和美国打世界大战的超级大国已经不复存在，但一些与美国存在利益冲突的地区性大国开始崛起，这些国家具有高科技的能力和装备，能够对局部海空进行封锁，同时具备一定的网络战、太空战等非传统攻击的能力，因而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具备较强的“反介入”能力，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保护盟友、维护其全球利益造成很大威胁。另一背景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军费面临持续紧缩，美军很多研发项目都因缺乏资金而面临下马的困境。   正是在这两大背景之下，美军希望通过制定新的作战理念，加强应对区域性“反介入”打击的能力，同时提高海空军装备的通用性与联合作战能力，减少装备的重复开发，从而节约资金，最终建立一个能够快速部署、具备高技术能力、全面融合的“一体化”打击力量。   根据上述理念，美军在“空海一体战”的概念中，将战场设定为远离美国本土的西太平洋或波斯湾地区。战争的起因是某一地区性大国在维护其国家利益时，为防止美军干涉，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反介入”作战行动，即先通过远程轰炸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等远程打击武器摧毁美军在战区附近的空军、海军基地或航母编队，同时利用网络战、电子战、太空战等方式破坏美军C4ISR系统 1，在短期内给美军以大量杀伤，并扰乱美军指挥链路，随后便转入战略防御，利用战斗机、导弹、潜艇等各种手段封锁战区附近海域，阻止美军增援部队进入战区，直至美军意识到要改变现状将必须承担极高的代价从而被迫承认既成事实。   关键在于掌握“制信息权”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美军在“空海一体战”中提出了以下应对策略。首先，美军会明确海空军的分工，避免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同时继续完善C4ISR系统建设，实现海空军作战指挥中心、传感器、通信设备的兼容与整合，全面提升海空军的联合作战能力。同时，美国会密切盟友关系，通过联合军演等方式提升美军及其盟友的联合作战能力。   战争爆发后，美军希望通过分散部署、快速反应等方式减少己方损失，并依靠战机、防空导弹、电子战实施积极防御，最大程度消耗对手的战争资源，随后发挥己方在通信、侦查、监视等方面的优势，将各方力量迅速结合为一个“一体化”的作战体系，在统一指挥下以常规打击（战机、巡航导弹）、电子战、太空战等方式发起“致盲战役”，即打击对手的侦查通信卫星、作战指挥中心、预警机、远程雷达等关键信息节点，瘫痪对手的指挥系统，同时使用远程渗透打击（如特种部队）的方式消灭对手内陆的远程导弹发射架等其他战略目标。在全面掌握战场主动权之后，美军将把对手拖入持久战，封锁对手的海上航运和对外贸易，以此彻底拖垮对手并迫使其屈服。   从战术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可以把“空海一体战”所设定的战争看成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信息化”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最后的胜负和掌握“制信息权”有着紧密的关系。而战场“制信息权”的实现无外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和完善己方的C4ISR系统，发展由侦查卫星、预警机、无人机、远程雷达构成的侦查、监视网络，提升对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同时通过分散部署、强化工事、隐藏伪装等方式加强整个信息系统特别是关键信息节点的抗打击能力；二是增强破坏对方信息系统的能力，包括战机、导弹提供的硬杀伤与网络战、电子战等提供的软杀伤，通过精确打击对手的关键信息节点取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正视中美军事实力差距...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5-05 时代进入了新世纪，失业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作为资本主义领头羊的美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正经受着失业大潮的冲击。由于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比较完善，故有不少经验教训，可供中国失业保险制度参考和借鉴。 失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产业后备军”，失业实质上与社会制度无关。时代进入了新世纪，失业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作为资本主义领头羊的美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正经受着失业大潮的冲击。由于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比较完善，故有不少经验教训，可供中国失业保险制度参考和借鉴。   美国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在2007年底开始的金融危机中，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美国行政当局一直在努力地扭转严重的失业状况。奥巴马自2009年上任始，提出过各种政府救助方案，包括现金、旧车补贴和购房税收抵免，以提振和刺激经济。但美国的失业率仍旧一路飙升，2008年的平均失业率为5.8%；2009年的平均失业率上升至9.3%，10月份超过10%，为10.1%； 2010年的失业率徘徊在9.7%，六、七月份下降到9.5% 。根据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最新预测，2011年全国失业率高于9%，2012年高于8%，只到2016年失业率才将下降到“自然比例”5.3% 。   就业危机最不寻常的指标是，长期失业人数大幅上升。2007年12月开始的这次金融危机，大约令640万人已经失业长达6个月以长，占了1400万失业人口的44.3%；有140万人更已失业两年以上。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长期失业率数据。   今年2月，美国失业率降至8.9%，为近两年来第一次低于9%。但是，依然有近1400万人失业，还有数百万人从事兼职工作，或再一次失去工作，但不再计入官方的失业统计。官方的失业统计显示，有大约600万人或近44%的人已失业六个月以上——达到了有史以来长期失业的最高水平，这一水平仅在这次经济衰退的高峰时被超过。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失业一年以上，平均找工作的时间目前约为9个月 。   从以下的图表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失业率的走势：   美国失业率图 （未经季节性调整的劳动人口的失业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