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y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1-05-19 中国必须以现实的态度看待美台关系。在中短期之内，中国应该把促使美国冻结对台军售作为最大任务之一。中国未来的策略应该聚焦于求实不求名：要使《台湾关系法》变得有名无实，要使美国的对台安全承诺变得空洞化。 美国和台湾关系中的最新动态主要有两个。其一，美国对台新军售案迟迟没有定案，台北方面显得焦急；其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格拉瑟（Charles Glaser）在美国最新一期《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文章，建议美国政府重新审视与台湾的关系，引起激烈争论。下面是笔者对此两个动态的观察与思考。   台湾军购存在安全心理需求   近期，不时有美国退休官员访问台湾，马英九只要接见，都一再要求美方继续出售先进武器。台方的最大目标，是要获得F-16 C/D战斗机。台湾现有145架F-16战斗机，但年久落伍，需要安装最新设备，但至今没有获得奥巴马政府的批准。   当前两岸关系已显著改善，军事冲突危险大大降低，但马英九政府依然要求美国提供先进武器，看上去似乎悖逆了台海地区安全所出现的积极现状和趋势，也拂逆了大陆方面的善意和诚意。笔者认为，马政府可能有其他考虑，除了内政需要之外，还有对两岸关系未来的考虑。固然，两岸关系的大幅度改善减少了台北对传统安全的担忧，但同时也给马英九政府带来了一种不确定感，那就是，两岸关系持续改善究竟对台湾意味着什么？   就发展前景看，只要两岸关系继续改善，利益重叠越来越多，两岸展开政治谈判就将变得不可避免。面对这种可能性，马政府可能认为必须积累与大陆进行谈判的筹码：以更多的先进武器，来缩小与大陆军事实力的差距，避免台湾处于明显的劣势；以经常性、被媒体高调报道的美台军售合同，来证明台湾还有美国的支持，不容大陆低估。   若马英九政府确实是如此思考的，那就可以做出这样的研判：向美国继续购买先进的武器，在政治心理上是一种自我平衡的需求。马英九政府继续改善两岸关系是有诚意的，但持续改善与大陆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在渐进式地改变现状，而改变现状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源于不确定感，因为不清楚最终会出现何种局面。因此，两岸关系越是改善，台湾在心理上就越是需要购买美国武器。在两岸关系的现实下，这是不符逻辑的思维，但在安全心理上却是合乎逻辑的。   大陆必须保持立场行动一致   台湾向美国订购的F-16战斗机更新设备，有引擎、空对空导弹、雷达和电子光束扫描系统，价值40亿美元。除了美国国务院之外，这项军售案已经得到其他所有部门的同意。美国国务院扣住这一军购案，原因是要避免中美关系再起波澜。美国媒体透露，刚刚离任的副国务卿斯坦伯格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在当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以当前形势评估，既然这些新设备都受到阻碍，台湾想购买F-16C/D战斗机的意向势必要面对更大阻力。   在近日美国国会两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对台军售问题一直是两党议员关心的话题。奥巴马政府官员回应说，美国考虑是否要对台军售，无关中美关系。但实际上，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最大因素，恰恰是中国对美台军售的立场和态度。因此，中国过去两次对于美国对台军售所作出的反应，例如中断中美军事交流，是有长远影响的。若将来还有军售，中国应该保持立场和行动的一贯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1-05-18 我们目前还要理性地看待“瓦良格”在中国海军中的地位与作用，理性地看待航母出现在中国海军之中。而无论航母带来什么样的突破，中国海军要真正走向蓝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停泊在大连港内的“瓦良格”航空母舰的舾装已近尾声。从外观来看，其主要装备即将安装完毕；舰身也早已换上了中国海军特色的蓝灰色涂装。随着其服役时间的临近，外界对于中国发展航母的讨论越发丰富。尽管中国从民间到官方已经引进了四艘航空母舰，但是航母对于中国仍是一种极为陌生的军事装备，我们至今仍然还在真正意义上的“航母门槛”之外。当前的“航母热”，难免使民间对“瓦良格”在未来中国海军中的地位和她的实际应用缺乏许多理性的认识。因为，不仅“瓦良格”的作战能力还无法和大型航母相比，更重要的是中国对于航母的各类操作还需要积累足够经验来形成真正的作战能力。而对于航母在战略上的作用，解放军海军需要通过更多的实践来总结理论，以及更多的经验来培养中国的航母外交能力。   “瓦良格”作为航空训练舰？   “瓦良格”号原名“里加”号，始建于1985年，并于1988年下水舾装。其设计为前苏联海军的1143工程，定位为“重型载机巡洋舰”，并以反潜为主要功能。由于苏联海军的军备及其领海特征都不需要远洋制空作战的军舰，因此舰上的固定翼载机数量有限。以“瓦良格”的姐妹舰、俄罗斯现役的“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为例，舰上载机共47架，以反潜直升机居多，其中“苏－33”制空战斗机总计12架，编一个中队。固定翼飞机搭载最多30多架，无法和美国的“尼米兹”级近100架的搭载量相匹敌。   中国的海岸线长，领海纵深浅，中国的航母更需要战区制空能力。因此，“瓦良格”并不符合我国海军的建设目标。其次，航母从装备到实际战斗力的养成比驱逐舰等中型作战舰艇所需的时间周期更长。中国的航母操作人员，特别是航空人员的培养也需要更长的时间。再者，航母以其对敌国的纵深打击能力，其对地区的战略影响力是很难把握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几乎没有战略同盟关系，若“瓦良格”以军事名义列装海军，部署于海军任何一个舰队，都容易立刻引来周边国家的猜忌。   从以上分析来看，笔者个人认为，“瓦良格”可能不会以航母的名义来正式列装中国海军的作战部队，而很有可能将以航空训练舰的名义服役于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这也许是海军选择在大连改装“瓦良格”的原因之一。在建造过程中，就能开始培养海军的工程人员、维修人员以及作战人员 。另外，“歼－15”舰载机的设计和制造都在距离大连很近的沈阳飞机制造厂完成，这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中国亟需培养航母人才   专业人才是高技术战争中航母作战的先决条件。“瓦良格”成为一艘训练舰，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此前完全没有航母作战人员。以航母最为重要的航空保障业务来看，要把地面上固定不动的一座巨大机场的全部工作“搬”到活动在海面上的几万平方米空间内就不容易，而其中“搬”的过程中又有多少挑战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舰载机在舰上的分布调度、机务维修和航材管理等都是极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培养出第一批成熟人员及完成具体操作手册。而在海上执行系统的航空作战，加上海况及气象的影响，对各方面技术人员的要求就会更高。时间上相对固定的维护方面如此，更何况舰载机飞行运行的起降调度、挂弹加油、签派以及进出舱之类的全动态操作。   建造在武汉的那艘“陆地航母”式建筑物，应该就是为了预先培训一部分航空技术人员，以避免人员训练跟不上航母建造及部署的进度。但是，技术方面的训练只是航母作战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只有掌握了海上航空基础技术的经验，才能完善指标设计、整体建造、具体施工等方面的经验和理论，为中国独立建造航空母舰打下基础。   早在刘华清领导中国海军时代，中国就已经开始培养航母指挥人才。广州舰艇学院1987年的“飞行员舰长班”就是中国为了将来的航母舰队而预先培养的第一批人才。其九名毕业生今天都已经担任舰队指挥官的军职，并具有了足够的舰队指挥经验，对于航空的指挥与作战也有很深的认识。他们有可能成为将来“瓦良格”的高级指挥人员并会培养更多的各类各级指挥人员以及研究航母编队作战的理论。而2008年，大连舰艇学院又招收了第二批“飞行员舰长班”，人数也扩大到50人，人才梯队建设的意义不言而喻。   笔者个人认为，以中国目前掌握的航母应用技术和理论，未来二十年内的中国航母战略很有可能将分三步发展。第一步是建立成熟的航母舰队，实现有限的战区制空能力及投送规模，配合驱逐舰编队作战，形成足够的大舰队决战能力。第二步是建立对中国近海海域的绝对控制，实现南中国海的“内湖”效应，保护中国的海洋石油运输通道，威慑周边敌对国家并对可能的台海冲突起到支撑作用。最终，能够突破岛链并向深海海域延伸，使常规及核威慑能力向太平洋及印度洋延伸。中国只有稳健的走完第一步，才有可能去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利用“瓦良格”来培养人才，也有利于把握“航母未下水，人才先培养”的先机，为中国自建的航母打好人才基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5-17 美国击毙拉登，日本媒体多为负面评论，似乎和日本与美国拥有共同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盟国身份不符，实际上日本人是在通过这种议论来表示他们对美国的某种态度，这些议论本身恰恰展现出美日关系中的一些微妙之处。 5月2日，美国宣布击毙奥萨马·本·拉登。消息传来，据说93%的美国人都为此而欢呼，而在那些和美国关系不好的国家，人们就未必这样想了。但是，日本的反应却更是耐人寻味。   作为美国盟国，日本官方的反应当然是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日本首相菅直人当天就发表了欢迎这次军事行动，向执行这次军事行动的有关人员表示敬意的谈话。但日本传媒对这件事倒不这么看。当然，日本传媒不会发表反美或者支持恐怖主义的言论。他们的议论集中在美国的行为是否合法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一家日本的传媒对这次军事行动持肯定态度。他们首先质疑美国是否有权利在第三国采取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是否侵犯了巴基斯坦的主权？既然本·拉登是被国际通缉的恐怖行动嫌疑犯，美国在实际上能够生擒的时候却选择了击毙的方式是否合理？本·拉登被击毙是否就宣告了恐怖主义的终结？美国在国际恐怖主义蔓延这件事中负有什么责任？基地组织在本·拉登丧生之后会不会开始大规模报复行动，从而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   好像都是一些负面评论，似乎和与美国拥有共同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盟国身份不符，实际上日本人是在通过这种议论来表示他们对美国的某种态度，这些议论本身恰恰展现出美日关系中的一些微妙之处。   不需要别人提醒，日本人被这次军事行动唤醒的记忆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军方暗杀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的事件，而美国人在强调这次行动合法性的时候正好举的就是这个例子。本来日本的武士道就不认为暗杀敌方指挥官是一种正当的行为，拿山本五十六来说事更让日本人私下有点不开心。   让日本人很伤脑筋但绝对难以启口的，还有美军在别国国内随便进行军事行动的问题。严格地说，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并不像美日之间那么紧密，而美国在巴驻军的地位和驻日美军的地位也不能相比，在法理上是不能自由行动的，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照样毫不犹豫地在巴基斯坦开展了军事行动。驻日美军无论是在规模还是配备上都远远超过了驻巴美军，特别是驻日美军的活动空间很大，基本上是自由行动，连日本首都东京的天空都是归驻日美军管理的，美军飞机在日本飞行无需得到日本方面的同意，反而是日本飞机要进入东京空域一定要先得到美军横田基地的同意。   美日关系现在虽然有点小摩擦，但大体上是好的，目前谈不到美军在日本国内展开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但是将来呢？谁也不能保证美日关系就一直这样好下去。如果将来真的出现了一个美国人不喜欢的，意欲除之而后快的日本领导人，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所以，日本传媒十分强调美国在主权国家不经许可展开军事行动的合法性问题。   实际上，日本一直觉得美国的中东政策给自己添了太多的麻烦。几乎全部依赖于中东石油的日本，经常因为美国的政策变化或者开展的行动而弄得很被动，比如美伊关系的恶化就令在外交政策上追随美国的日本丧失了在伊朗已获得的石油权益。希望中东稳定的日本实际上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很头疼，这就是日本传媒一直暗示“恐怖主义的根源实际上在于美国的中东政策”的原因。日本实际上很希望美国能够采取稳定中东的外交政策，哪怕回到过去“不战不和”的局面也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中东弄得极不安定，成天在打仗或者要打仗，这样日本可以制定一个比较长期的能源政策而确保更加安全的能源供应。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1-05-16 中美把亚太安全问题作为专项对话内容，是一个重大的事态。假若行之有果，那么，中美双边关系将增加一个稳定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将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实质性变化。 第三轮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达成不少共识，其中一项就是同意开辟亚太安全对话的渠道。由于处理贸易分歧历来是双方战略和安全对话的焦点课题，相形之下，双方这次同意建立亚太安全对话渠道的共识显得比较低调。但实质上，中美把亚太安全问题作为专项对话内容，是一个重大的事态。假若行之有果，那么，中美双边关系将增加一个稳定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将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实质性变化。   非盟友或超传统盟友   把亚太安全问题作为专项的双边对话内容，在中国和美国各自的双边外交中都未曾有过。美国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有传统的军事盟友关系，但美国从来没有专门把亚太安全作为双边对话的专项课题。美国虽然曾努力把亚太安全、特别是把中国崛起的问题，作为自己和这些盟国共同关注的课题，但至今为止并没有就这些课题建立一个正式的双边对话机制。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很明显的。一是美国从来没有把上述任何一个国家作为平等的伙伴来对待，它只需要这些国家的支持和跟从，因为盟主是不会跟小伙伴共同决策的；其二，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澳大利亚，或者是美国正在拉拢的印度，在国际地位、国家实力和外交能力上，都不足以帮助美国维持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   从中国的角度看，在和任何其他国家的交往中，把亚太安全问题作为专项的双边对话课题更不现实。例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尽管双方有必要在局部安全问题上进行对话和协调，但鉴于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影响有限，因此，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显然不宜作为中俄双边对话的专项课题。至于中国的其他周边国家，就更不是适当的对话伙伴。   可以这么说，中美同意就亚太安全问题进行双边对话，这一决定本身就表明了相互之间的认可、尊重和互需：认可对方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愿意尊重对方在亚太地区的利益，需要对方给予谅解、合作和支持。对中美两国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本质意义、也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战略思维大转变。其本质意义在于，虽然双方都把对方作为竞争对手，但都认识到只有合作才能双赢；其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在于有可能使中美之间的非盟友关系变得比传统盟友关系更加重要。   简言之，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国依然不可缺少，但只有同时和中国进行战略安全合作，美国对安全利益的更大需求才有可能得到满足；就中国而言，只有与美国就亚太安全问题进行协调和合作，才有可能使美国减少对日韩澳等盟国的依赖和重视程度，减少周边地区的安全压力，同时也能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中美须首先培养互信   根据双方的意愿，中美亚太安全对话可望在今年年底之前正式启动，双方似乎都有一种紧迫感，都有积极的期待。对话能否顺利，能否对未来的对话奠定基础，关键不在于能否立即达成某个具体共识，而在于彼此之间能否感受到对方的善意、诚意。说到底，中美愿意展开亚太安全对话，目的就是要借助对方的合作，来维护和管理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若要达到这个境界，双方之间就必须首先培养和建立相当程度的互信。   如何培养和建立互信？第一，双方应该开诚布公地阐明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和真实意图，尊重对方的利益；第二，双方必须阐明自己的具体关切，并尽可能给予理解和照顾；第三，在可以合作的具体安全事务中，双方必须有合作的行动。总之，这种对话的过程和效果，必须要让双方都认为是值得的。既然是为了寻求共识而对话，那就应该尽力避免把这个平台变成短兵相接、相互指责、扩大分歧的场所。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季鲁 2011-05-13 刚刚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的洛桑·桑盖，连西藏都从未去过，要带领这些印度出生的“流亡二代”去寻找民族归属和未来的生存之路只恐怕是更为艰难的任务。 4月27日，42岁的藏族学者洛桑·桑盖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的噶伦赤巴（即“内阁总理”），成为西藏流亡政府新一代领导人。与其前任桑东仁波切不同，洛桑·桑盖将具有更大的政治权利。就在前不久的3月10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宣布将卸除其政治领导人地位，仅保留宗教上的精神领袖地位，将政治权利移交给新的政府首长。如此权利交替显然是为顺应达赖的“中间路线”在策略及手段上的变化，而洛桑·桑盖与众不同的上任就必须引起足够的关注和警惕。   早在2010年10月的预选中，洛桑·桑盖就成为最热门的候选人。他出生于印度大吉岭，是第二代流亡藏民，以文学士、法学士学位毕业于德里大学。1995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先后获法学硕士、博士学位，是哈佛大学的首位藏人法学博士。毕业后他继续长期在哈佛法学院东亚法学研究项目任研究员。在政治上，洛桑·桑盖在德里大学就读期间（1988年到1991年）曾率西藏青年大会（“藏青会”）成员围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并在1992年当选“藏青会”最年轻的中央执行委员。这样一个有着学术及政治双重光环，“流亡二代”的身份背景，具备法律知识及政治头脑的年轻领袖无疑是丹增嘉措政治路线的理想托付者。   在2010年7月，洛桑·桑盖就规划过噶伦赤巴的新角色，“首要的责任，就是解决中国占领的问题…其次，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提高西藏政府的位置…第三,…争取印度人民的支持。第四…（针对中国）制定长期和短期的战略计划和政策…最后…确保流亡在亚洲和西方藏人的福祉。更重要的是，鼓励我们的青年积极与西藏政府互动，并参与西藏运动” 。   分析以上洛桑·桑盖对于噶伦赤巴新角色的六项规划，不难发现其不仅以“藏独”作为其纲领，更有直接行动的规划，还不忘发动更多的“流亡二代”参与“藏独”。其中，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及“争取印度人民的支持”的意味颇为深长。一个流亡了半个多世纪的政府还能在国际社会获得多少官方的支持和同情？！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无非就是向对中国有战略企图的国家靠拢，试图通过成为他国战略砝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们很容易明白，当这个在美国生活了15年的美国公民，提出所谓的“国际社会的支持”到底意味着什么。至于“争取印度人民的支持”就是更加有趣的命题。因为印度总理辛格去年已向温家宝总理承诺，不支持任何人在印度进行分裂中国的行为。随着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将迫使印度必须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对待西藏流亡政府。这意味着，西藏流亡政府未来的命运和流亡藏人在印度的生存前景都将充满了疑问。   另一方面，丹增嘉措的自然寿命也即将走到尽头。他正面临着作为摄政的政治生命与作为活佛的宗教生命之间的博弈：要使宗教生命永存，就必须使用金瓶求签来轮回，从对宗教的信仰与寄托来看，达赖不可能背离宗教带给他的一切，否则就背离了所有信徒和所有藏民；而要使政治生命留存于印度，即死后依然有人继承其政治路线，就很可能要放弃金瓶求签，当然也随即就背离了宗教上的一切。因此，他不断寻求新的道路来突破这个困境。前几年，他试图立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乌金听列多杰为摄政的继承者。然而，这无法突破宗教的限制，最终不了了之。如今，他以退休这样一个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背离宗教赋予达赖的政治使命。   在这个背景下，洛桑·桑盖所扮演的角色也就不言而喻了。丹增嘉措在其就任的仅仅一个月前正式宣布卸任政治领袖的决定，既反应了洛桑·桑盖的地位，某种程度上也反应出丹增嘉措此时对“政治赌博”所感到的焦虑与不安。丹增嘉措走出这一步就无法回头，放弃了政治地位，也就是放弃了“政教合一”，其实已背离了“达赖喇嘛”这个活佛所承载的意义。把政治地位易主，只做精神领袖，无非是用貌似顺应时代的、符合民主的手段来让各地信徒继续追随他，背离宗教的同时继续利用宗教的名义完成政治地位的传承。   洛桑•桑盖以精神领袖或国王的统治已经过时来评价丹增嘉措的退休，不过是在粉饰他的就任，试图说服流亡藏人走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道路，画出一张新的大饼来延续流亡政府本就难有所作为的领导，同时也为丹增嘉措背离宗教做开脱。作为一名在人权法及国际公法方面颇有成就的学者，洛桑·桑盖似乎更应该理性的考虑如何改善十几万流亡藏民的生活处境，以及为他们寻找除“难民”之外更好的国籍身份。但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或者印度公民，他连西藏都从未去过，要带领这些印度出生的“流亡二代”去寻找民族归属和未来的生存之路只恐怕是更为艰难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