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纪硕鸣 2011-04-27 博鳌论坛已成两岸互相释放信息，探测重大经贸政策可能的平台，尽管这次博鳌论坛没有安排“胡钱会”，但是两岸最高领导人在博鳌论坛前后隔空一再表达善意，而钱复和胡锦涛的几分话谈话，更给观察家们留下想象空间。 一年一度的博鳌论坛日前落下帷幕，虽然这只是民间组织的论坛，却深受两岸重视。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率领台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论坛，临行前受到马英九接见。而国家主席胡锦涛则在论坛中会见了台湾代表团，并与代表团成员一齐合影。 钱复在合影前后两次与胡锦涛低声交谈，引起台湾媒体关注。媒体发现，胡锦涛与台湾团员一一握手后回到拍照位置，钱复低头与胡锦涛交谈，拍照结束后又低声交谈2分多钟。媒体以此推断，这不会是简单的问候，期间足以谈到一些重大事项。面对媒体不断追问两人交谈内容，钱复只以“真的不方便”回应，不愿透露详情。 其实，钱复临行前，马英九让他向大陆传达“同舟共济，相互扶持；深化合作，开创未来”16字立场。而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台湾企业家代表时寄望珍惜来之不易的两岸融合。他说，两岸双方应该继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共同努力，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两岸最高领导人借博鳌论坛的平台，隔空对向释放善意，已经意味深长。 自2008年博鳌“胡萧会”开启海基会和海协会复谈以来，博鳌论坛已成两岸互相释放信息，探测重大经贸政策可能的平台，包括直航增班、陆客加人、家电下乡、面板采购、金融列入早收清单、农产采购等，均在这个场合互相交流后获得进展。对两岸来说，博鳌论坛已经成为民间交流、官方拍板的重要平台。 此次论坛，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大陆出台了“十二五规划”，台湾方面提出了六大新兴产业振兴设想以及“黄金十年”概念。更重要的是，两岸已经签署了ECFA。这是两岸第一次以制度化方式确立了双方的经贸合作关系。ECFA是把两岸各自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设想有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两岸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成为可能。 ...
Day: April 27, 2011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4-27 许多专家认为，国会之战，特别是对参议院席位的争夺，可能才是2012年美国大选的真正战斗。 许多专家认为，国会之战，特别是对参议院席位的争夺，可能才是2012年美国大选的真正战斗。 在金融危机依然严重，美国民众仍在面对失业、还贷、医疗保险等重重困难时，奥巴马总统4月4日正式宣布了他将竞选连任下一届美国总统。 4年前这个时候，民调前三位的共和党候选人已经筹措了500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民调前三位的民主党候选人也已展开竞选几个月了。但是，4年后的今天，在美国的政治地平线上，人们还没看到共和党正式提出的总统候选人，这令2012年的总统大选处于一种慢热状态。美国人民或许不需要耗时费日的总统竞选，但时机、政治生态以及新技术都会影响竞选过程，况且参与竞选的一方还是一位在职总统。虽然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重新占据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然而许多观察家认为，除非共和党推出好的候选人，否则奥巴马连任将会有较大的胜算。 参院席位才是真正战场 共和党的2012年总统候选人将会发现，他们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本太少了。小布什当政时的大好形势早已被他几个鹰派伙伴挥霍殆尽，共和党的富人利益代表性使其在经济危机中愈加失去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支持，而这些年没有好的新秀和方略也一直困惑着共和党人，所以共和党的日子会很难过。在竞选策略上，有些共和党人认为竞选太早坏处多于好处。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共和党的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当年都没从提早竞选中获得优势。 民主党目前在众议院处于劣势，只在参议院占据微弱优势。因此，民主党全国筹款委员会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fundraiser) 的效率对寻求连任的奥巴马总统至关重要。奥巴马总统不再是几年前的竞选黑马，估计他将募到1亿美元的竞选经费。 最新的盖洛普每日民意测验数字显示，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总统的工作满意度和不满意度均为46% 。诚如奥巴马总统本人认为的那样，局面的改变不会很快来到，作为总统他需要美国人民的帮助，从而更专注、更创造性地去达到更远大的目标，美国家庭、社区和这个国家本身的改变与每个选民息息相关。 两党将在2012年竞争众议院的每一个席位以及参议院三分之一的议席。许多专家认为，国会之战，特别是对参议院席位的争夺，可能才是真正的战斗。如果共和党不能找到一个足以击败奥巴马的候选人，他们的捐助者将会更加关注国会选举。事实上，共和党人之中有些人已经表示，奥巴马很可能连任。 共和党候选人或现黑马 在共和党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中，密苏里州的巴布尔（Haley Barbour）和印地安那州的丹尼斯（Daniels）都在州长任上。不过，他们并非排在民意测验的前位，似乎也不可能不考虑预算就投入总统选战。但是，更耐人寻味的是筹款艺术与选战策略都已改变。知名社交网站、在线工具、商业电视广告、有线电视网络使竞选人能与公众深入而快捷地进行沟通，互联网更成为总统候选人筹款最有效、最便宜的工具。 到底谁最可能受益于这种新的竞选方式和技术？或许是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米特•罗姆尼（Mitt...
易 衡 2011-04-27 正如兰德的美国专家所说，这些有特殊经历的前高官，他们的经验与智慧，本身就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4月22日，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清华大学1951届校友朱镕基来到清华园，与清华大学的师生和校友们一起共庆母校百年华诞，与电机系1951届老同学们聚会，并与经济管理学院师生亲切座谈。 在清华期间，朱镕基谈笑风生，赢得阵阵掌声。他再展其敢言作风，批评教育制度、官媒不说真话等等，他敏锐的思想不减当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朱镕基离开时，青年学子们都依依不舍，有一位经管学院的同学说，真希望朱院长能够多来看看我们，这些年，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大家都想坏了。另外一位清华的博士生说，清华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差重要的一件：看看欧美世界一流大学里的院系，几乎都有本国退休的高级领导人任职或者兼职，这提升了大学的国际地位与知名度。可在中国，始终没有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学校“任职”，我们多想朱镕基总理真来当院长啊。他说，仿佛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限制了退休领导人的行动，也限制了大学的发展，还限制了对青年人的培养。 据报道，清华之行是朱镕基退休后第二次参加公开活动。自从邓小平废除了终身制后，中国的干部制度实行了严格的退休制度。一些高级干部都会在年龄到线以及任期满之后准时退下来，用香港媒体的话说退下来之后就“销声匿迹”了。西方媒体对这种现象也有报道：如果说严格执行的退休制度是吸收了世界先进国家的做法，那么这种一退下来就从公众视线中几近消失的做法，绝对是中国才有的特色。 笔者很理解一些年纪太大或者身体不好的领导干部希望能够安静地过一段退休生活，也从政府相关人士那里听说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不干涉”、“不干扰”现任政府的工作。但我们现在的副部级领导退下来只有60岁，部长、省长退下来只有65岁，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党政干部退下来时，身体与精神状况也都很不错。以他们的学识与工作经验，退下来后如果能够在身体允许、自愿的情况下，对社会、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又有哪一个群体比他们更有资源、条件与经验？ 当然，退休的各级干部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处理不好，确实会对现任各级政府的工作产生一些影响，甚至会对现任领导人造成一些压力。可这个问题在西方早就解决了，例如，前任美国总统几乎都活跃在国内与国际的各种舞台上，而他们就依照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绝对不对现任总统的工作发表评论，更不会“说三道四”；现任总统在遇到大的疑难问题时，也会咨询前任总统的意见。有了这个心照不宣的规定，前任总统根本就不用“销声匿迹”，有些前任总统甚至比在台上时更加活跃，例如我们熟悉的卡特总统，近期就要去北朝鲜斡旋。以前在台上时也许不便于出访，现在则成了传达美国意见与传递美国价值观的“形象大使”，出现在世界各地；他们还深入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做演讲，做调查。而这些工作，在他们还是总统期间，做起来是有困难，或者根本做不到的。 笔者曾经和一位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谈到这个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你们国家这种墨守成规的做法是浪费，是对一种被你们忽视了的人才的浪费！他说，中国有些退下来的领导人在国际上（或者某个领域）享有很高的国际威望，这种威望甚至是刚刚接任的领导人无法在短期内拥有的，这种威望不只是个人的财富，更应该用来推销国家软实力，尤其是价值理念。美国人事实上就是这样干的。 笔者完全理解这位学者的意思，其实，就笔者的观察，也许国内各种问题，更需要各级退下来的领导们出力。我们知道，对国情与体制内外的了解，没有谁比为各级政府、为国家工作了一辈子的人更了解。他们下来后，换了一个视角，也少了些顾忌，如果在不影响、不干涉现任（各级）政府工作的情况下，能够在某些领域做一些调查，提出一些建议，具体指导一些工作，其成效也许会超过我们的想象。这对国家、对社会无疑都是求之不得的。 笔者曾经接触一位退下来的副省级干部，在位时他主管农业，也经常到农村去，工作也挺有成绩的。退休后从第二年开始，他重返农村，这次身份不同了，他也没有事先打招呼，结果去了一次，他又去第二次，连续几次后，还开始换地方走走，表面是随便走走，只当是“旅游”，可后来他对笔者说，他现在比以前在台上时看得更清楚了，也有了更多的想法和建议。他对我说，你能把我得想法与建议写出来吗？我很好奇，问他自己怎么不写？他说，我不好写，怕人家说退而不休，再说，我写了，恐怕也没有地方发表，要是省报发表，还得请示现任省委省政府领导。 在一位普通的公民都可以借助互联网对国家大事畅所欲言的时候，一位如此有经验有责任心的老领导却有如此的顾忌，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当然，让我们墨守成规的当然不只是担心退休的干部“影响”了在位的干部，还有我们的等级观念在作怪。西方的领导退下后，就成为一名普通公民，而作为一名普通的公民，他们就有责任也有义务继续为国家出谋划策，更何况他们还拥有普通公民所没有的影响力与资源。尤其是那些继续领取政府工资与津贴的高级领导人，他们什么不干，反而会引起媒体的关注与非议。在中国，一旦当了领导，就好像永远也下不来了，这样难怪就要被“消失于公众视线”。如果领导人抱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却依然关心国家与社会的心态，那就有所不同，就可能大有作为了。 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位高级战略专家对笔者说，对中国各级领导人都实行一刀切的退休制度，加上又规定这些退下来的领导人不能去利益相关单位“兼职”（注：这位美国专家认为这些规定不合理，但他忘记了，中国退休的领导都是领取可以养活自己的退休金的，这点和美国不同），造成了一批精力充沛、还有相当思考与工作能力的干部失去了关心社会、帮助国家发展的舞台，也使得当初具有积极意义的退休制度，变得不那么合情合理了。他说，中国政府应该放宽这方面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