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狄旸 2011-03-09 香港在内地企业“走出去”及拓展中国对外关系，提升国家形象方面，都能以其独特的地位发挥重要作用，而主动服务于国家“走出去”战略，也有助推动香港自身的经济增长。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家实力大增。中国在新形势下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这其中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内地企业“走出去”；二是国家积极发展、拓展对外关系，提升国家形象。在这两方面，香港都能以其独特的地位发挥重要作用，而主动服务于国家“走出去”战略，也有助推动香港自身的经济增长；在国家层面，善用香港的融资平台和法律服务体系等，可为内地企业发展海外市场服务，善用香港商界在国际上建立的广泛网络，可开拓外交薄弱地带，均有助于推进“走出去”战略。 香港融资平台支持内企“走出去” 世界经济复苏，国家鼓励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为我国经济以及金融海啸之后的世界经济增添新活力。但是，相对于吸引外资来讲，内地企业在境外投资上整体还欠缺经验，亟需疏通投资渠道、理顺在境外国家投资环境中的各种关系。 香港拥有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是亚洲最国际化的都市，低税率、完善的基建及经贸配套设施，再加上健全的法律制度，使得数以千计的内地企业因在港设立公司而受惠。截至2010年底，内地企业对香港直接投资达近2000亿美元，约占内地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六成。根据香港贸发局研究，66.8%的受访内地企业其当前的发展战略，就是拓展海外市场；15.2% 的受访公司已经在香港设有办事处或委托业务代理；58.9%表示未来两年内会到香港设办事处或委托代理，主要期望在香港建立海外市场及销售网络，并透过香港物色境外投资及业务合作伙伴。这说明香港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角色，已经被广大内地企业肯定。前不久的“两地企业携手‘走出去’高峰论坛”，国家商务部副部长陈健表示，香港已经成为内地企业最重要的目标市场和最理想的“走出去”服务平台。 内地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首先要解决的是融资问题，而香港是优质的融资平台。香港很多国际银行可以为内地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其海外经营网点可以成为内地企业的海外平台。同时，香港很多国际银行都与欧美大行有紧密合作关系，可以将辐射面进一步扩大到欧美地区。 香港金融机构能够为内地企业提供以下多种具体的金融服务。第一是跨境贷款。香港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贷款帮助需在海外设立工厂或者进行并购的内地企业在港子公司解决资金问题；第二是出口信贷。香港金融机构可以为企业提供出口信贷，使得内地企业的客户能通过出口信贷获得所需资金；第三是内保外贷。企业母公司在内地，香港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母公司人民币资金的信用保证在海外进行发放外汇贷款；第四是跨境并购融资，包括新建子公司和通过并购拓展海外业务。通过香港金融机构，内地企业可以安全、便捷地并购海外现存企业，香港金融机构可对并购资金需求提供贷款。当然，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融资平台，还有更多香港有能力提供的金融服务尚未被开发。 香港法律服务协助内企“走出去” 内地企业“走出去”会涉及跨区域法律咨询。由于法律制度不同，内地企业直接投资英、美、澳、加有一定风险，而香港与它们沿袭同一英美法系，因此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理想跳板。 香港律师业多年来建立了优良的专业服务传统。除了香港本土法律服务外，香港律师熟悉市场机制、金融、跨地域投资、国际商贸、仲裁、诉讼等法律服务事宜，积累了丰富实战经验，能为内地企业拓展新市场、新业务，引进新资金、客源、人才、技术等提供帮助。大部份香港律师语言能力过硬，能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具体服务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内地企业办理香港或海外公司注册手续，协助开设香港银行户口，经营生意、投资。除受监管行业外，成立香港公司的过程简单、便捷，无须审批。在香港注册公司只需要最少一名股东及董事，且股东或董事没有国籍限制，也无须在港居住，但须委任香港人或香港公司担任公司法定秘书。在这方面，香港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就可以发挥作用，协助内地“走出去”的企业办理企业注册手续。此外，香港律师也熟悉海外公司的注册、许可及运作程序，可向内地提供相关服务。 第二，内地公司上市后，香港律师的专业服务也是必不可少的。因香港与内地法律体系不同，香港律师可持续协助内地企业了解香港法律及监管规则，利用其专业声誉，增进国际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及支持。很多香港律师目前已拥有“中国委托公证人”资格。在民商事宜上，这些律师可协助企业提供可靠和有效的证明，为企业“把好关”，为两地的商贸和民间交往提供便利。 第三，香港律师能为内地企业提供相关税务计划，使其获得《税务双边协议》的税务优待。内地与香港税率有异。在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公司可成为内地母公司的货品及利润的“中转平台”，协助内地企业减低税务责任，助其进行合法利润转移。在合法将内地企业的利润地转移到香港公司后，内地母公司可以享受低税率。在与海外商贸往来中，内地企业可以首先与香港公司签订《进出口合同》将货品作进出口，并且通过香港公司与海外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将货品销往海外市场。 第四，在涉外交易中，设定仲裁条款解决纷争是内地企业“走出去”遇到的重要障碍。特别在涉及英美法系国家的仲裁纷争问题上，香港可以成为国际仲裁中心，在内地企业同境外客户之间起协调沟通作用。香港仲裁以尊重“当事人自决”为原则，法院极少插手。此外，香港仲裁裁决亦可以按照“纽约公约”在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是内地法律系统所没有的优势。 第五，香港律师可以提供知识产权管理服务。由于长年来已经获得良好国际声誉，因此通过香港管理知识产权，相对来讲容易获得海外合作伙伴的信任，为内地企业“走出去”赢得打造声誉的关键性订单，同时也使得内地企业的品牌推广更加顺畅。香港律师可以协助内地企业产品在海外市场取得品牌的商标许可，使其知识产权得到保障。 第六，香港律师可协助内地企业预防反倾销、反补贴，以及应诉外国反倾销起诉。在内地很多企业还处于国际分工链末端的时候，容易让别国在倾销、补贴上有可乘之机。有关反倾销、反补贴的诉讼亟需经验丰富且有良好国际声誉的律师协助。在这方面，香港律师熟悉市场运作，有能力为客户提供预建立生产成本、销售市场价格等各方面纪录，特别善于应对欧美法系国家提出的反倾销起诉，作出及时应诉。在相关领域，香港律师也可连手外国律师共同提出抗辩。 协助国家开拓外交薄弱地带 除了利用独特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外，香港还可以在民间外交上大有作为，帮助树立国家形象，协助国家开拓和巩固外交薄弱地带。 香港商人在多年的经商过程中，积累了遍及世界、十分宝贵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可以帮助国家开展民间外交，帮助国家发展外交薄弱地域或者尚未建交国家的关系。比如，长年来，香港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南太平洋岛国都保持稳定而良好的商贸关系，而这两个地域目前正是中国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开拓的外交地带。与其它地区相比，中国政府同加勒比海地区的关系还比较疏远，而同南太平洋一些岛国尚未建交。对于这些通过正规外交渠道不便疏通、发展关系的地区，香港的独特优势就十分明显了。香港可以利用自己已经积累的关系在国家和这些地区之间起桥梁作用，平日互通友善，或者在必要时刻传递关键信息。从民间外交的角度上讲，有时通过非正式渠道传递信息的效果甚至胜于正式渠道。
Month: March 2011
易衡 2011-03-07 资深的记者与政治观察员们敏锐地发现，温总理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入微地深入到民生各个领域的政府工作报告。 每年的2月底、3月初，中外媒体都忙于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寻找“亮点”，今年也不例外。3月初，外媒已经开始猜测温总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主轴。香港《南华早报》断言，“让人民幸福”将会是继“和谐社会”之后的又一大主张；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也预计，民生与“幸福”将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会出现在温总理的报告中。 民生问题是重点不但没错，而且整个政府工作报告几乎都围绕民生在做文章。这正是温总理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亮点。与以往的报告相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几个特点值得一提。 表面来看，整个报告平铺直叙，跌宕起伏不大，好似记流水账一样，以致一些特意来寻求“亮点”的年轻记者都有些倦怠，但资深的记者与政治观察员们却敏锐地发现，这些“冗长”的罗列，恰恰正是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亮点所在：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入微地深入到民生各个领域的政府工作报告。 总理报告中听上去看似“乏味”，却关涉到老百姓吃喝拉撒住的方方面面，而且绝大多数列出了具体的措施。几乎连最挑剔的网络意见领袖也认为，这届政府在改善民生上是“来真的了”。温总理报告中从房价到中低收入者的税负，从限制公车消费到打击腐败，从农村医保到农民工的城市居民身份，从政府让人民知道花了什么钱到让每一个公务员变成人民的公仆等等，人民对民生问题的反映，总理短短两个小时里几乎没有漏下一个。具体来说，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加上过去一年网民的反应，加上去年一些代表的提案，都可以在温总理的报告中找到依据与答案。这是当之无愧的“亮点”。 统计发现，在总理发表政府工作报告的现场，掌声大多出现在总理说到“两岸统一一定能够实现”、“反腐败一定能够成功”与“阔步前进”之类的用语。他认为，这些虽然表现了政府的决心与信心，如两岸统一每年都在讲，也是大家的愿望，自然能够引起台下心怀祖国的代表与委员们的共鸣，可那些一条又一条的涉及到民生，尤其是涉及到底层民众、农民、农民工与弱势群体的措施与决心，就未必能够引起所有代表的共鸣。但是，会场外的广大民众，尤其是从网络上网民的反应来看，情况就大不同了。总理的报告，总有打动他们的地方。 这次报告中涉及民生的部分，大多数都明确地表明了决心，而且提出了具体措施与目标，也有少数尚待进一步制定具体实施细则。从网民的反应来看，他们希望总理的报告不只是读一读，也不是代表们举手通过，而是希望各地政府能够切实履行报告中的承诺，确保总理的报告到了地方就能全面推行。 政府工作报告注重民生，而并没有像外媒“预测”的那样大谈特谈“让人民幸福”，这反映了这届政府是清醒与理智的。解决民生问题，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是这届政府一直在做的工作，也是坚持不懈的目标。幸福社会与和谐社会分不开，但“幸福”一词具有太多的主观成分，不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过分渲染，温总理拿捏得当，只是外媒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原因何在。 总之，温总理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许没有出现外媒预测的那些“亮点”，但从关注民生到注重公平公正与正义，处处都是亮点。还是一位网民说得好：“这报告中有太多地方让我这种不能坐进人民大会堂却在中国无处不在的小人物萌生了鼓掌的冲动……”
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03-04 天大研究院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认真研究胡主席此次“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讲话，并对过去几年部分由网络而引发的事件做了一个梳理，询问多位专家学者与网络意见领袖有关虚拟网络管理的意见与建议，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就中国如何科学化管理虚拟的网络社会，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了题为“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讲话，就当前要重点抓好的工作提出八点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 胡锦涛执政以来，强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在城乡统筹、收入分配、减免农民赋税、土地新政、教育与住房改革方面都做了大手笔的改革，成功疏导了由于经济发展过快造成的贫富差距引起的民怨，形成今日相对和谐与稳定的环境。但也应该看到，由于网络这种新兴媒体与平台的出现，虚拟社会业已成形，网络本身也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并给现实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引导网络舆论，疏导民怨，维护和谐与稳定，对党和政府都是一门新的学问，一门需要不断探索并总结经验的科学。胡主席强调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 天大研究院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认真研究胡主席此次重要讲话，并对过去几年部分由网络而引发的事件做了一个梳理，询问多位专家学者与网络意见领袖有关虚拟网络管理的意见与建议，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就中国如何科学化管理虚拟的网络社会，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希望对相关研究人员与政府智库有所助益。 管理网络切忌一叶障目 对于网络管理，内地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两种态度。 一种认为，在今天被互联网、微博、群发短信装备起来的中国，发表批评性言论，串联一些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很容易，也很能够靠“哗众取宠”获得名声。通过某个激进的举动吸引一些眼球，博得某个圈子里的喝彩，也不难，而且不需要成本。《环球时报》2月21日发表的评论文章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知识分子标榜的以“批评”为己任的观点是片面的，有时还会成为一些人不负责任的托辞。近年来中国总是有少数人热衷于带头挑战社会秩序，以不配合国家稳定为荣，这种行为与中华民族21世纪的大目标背道而驰。该报评论主张，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有话语权的人，以及拥有或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的人，就应该旗帜鲜明地为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对于当前有少数人张扬分歧，用制造不和谐哗众取宠，彰显自己的存在，就应该加以制止。 持类似观点的人并不少。应该说，他们看到的现象确实存在，少数网民“为了批评而批评”也很明显，凡是政府主张的，他们就反对。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网民则是从爱护国家、为政府提建议的角度出发，从自己切身感受以及个人与公共利益出发，发出声音，表达意见。互联网也因此成为政府了解民意、改进工作作风与制定公共政策的平台。如果像这篇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所说，以批评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都自律，应该都去同大多数的平面媒体一样断绝与读者的互动，或者只歌颂正面，回避甚至掩盖不足，那样的社会恐怕也不可能是健康的。而且，当今政府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如果中央决策人士也持这种观点，完全可以在强大民意的支持下，勒令那些“挑刺”的知识分子闭嘴，回到万马齐喑的年代。好在我们近年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形出现，我们看到的是，从胡锦涛、温家宝、汪洋到下面的市长、局长与处长，纷纷“触网”，与网民交流，倾听民意，倾听不同意见。为什么在中国政府有能力杜绝互联网上的不同声音时，党中央却没有这样做？这值得持上面观点的人士认真思考。胡锦涛主席号召大家去寻求与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科学化管理。胡主席强调的是“科学化”管理方法，粗暴的不让人发声的做法绝对和“科学化”不沾边。 与上面的评论持相反意见的是少数悲观主义者，他们看到这些年网络发展如此之快，观察到现实社会中那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不适应网络，就认为天要塌下来，不知道怎么办了。有部分研究人员认为，网络舆论已经失控，党与政府正在失去网络上的话语权，鉴于日益增长的庞大的网民数量，引导虚拟社会的舆论也失去了效用。虽然看法和上面一派不同，但他们所提出的解决之道却类似，那就是删贴、关网站，在必要的时候，关闭互联网。 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犯了一叶遮目的毛病。就我们的观察，如果从某个局部地区或者某个具体事件发酵期间看，混乱与缺乏管理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不宜夸大这种“混乱”与“无序”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总体来讲，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还是有效的，对舆情的引导也是有效的。 党内的有识之士甚至认为，互联网的出现成功解决了官员不受限制的困境，群众有了一个表达意见的平台，甚至一个出气筒，化解了矛盾，缓解了某些官民对立情绪，对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真正的和谐社会做出了贡献。一位中央党校的老教授对课题组研究人员表示，他自己从1995年开始探寻、研究如何更有效地监督官员，限制官员们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但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办法。等到某一天，有官员突然怀念“没有互联网的好时光”的时候，这位老教授才开始转向研究互联网，他高兴地说，他一直以来找不到解决办法的难关——官员不受限制、不被监督的绝对权力——终于有了办法：互联网对官员与权力的监督成为“几千年未有之现象”。 区别对待三类网民群体 相对来说，当今网络上比较难以管理的是各类新闻评论后的跟贴、论坛发言、微博与博客。在这些不可能完全控制的平台上，有这么几类网民比较活跃： 第一种是少数网民使用粗俗、下流、反动的语言污蔑他人，攻击政府与公职人员，散布不负责任的流言，这类人数有限，但能量不低，有些经常换马甲，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精力充沛，充斥网络。从动机上分类，这类网民又可分为怀有某种目的和纯属发泄两种。有目的一类包括接受了任务的公关公司、徇私报复他人者，以及在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个人与组织。 第二种是目前活跃于微博、博客、评论与论坛的网络“知道分子”、意见领袖、网络化的专家学者与网络写手。这类网民目前成为网络上非主流中的主流，对主流媒体拥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往往能够在网络上制造话题、“引导舆论”。 第三种则是以引起公共关注的社会事件为主的“网络上访”。由于网络的作用越来越大，加上“上访不如上网”这种微博语录的广泛传播，通过各种途径在网络上制造舆论，以引起社会关注，达到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现象逐年增多。据统计，过去三年发生的较大的网络事件，有37％属于这类。当然，这类事件背后的推手往往还是前两类人士，有些还得到主流媒体（指门户网站与新闻网站）的支持。 网络现象复杂多样，而且日新月异，不断演变发展，上面三种虽然是挂一漏万，但却具有代表性。如何对待以上三类网民（与事件），反应了我们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是否具有科学性。就我们的观察，目前网络主管部门主要使用删贴、封IP、关闭网站（近年较少使用）的消极办法，以及使用网评员进行舆论引导的积极办法。 我们认为，随着网民队伍的不停扩大，上面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显然不够。综合了活跃在凤凰与腾讯博客上的几位著名网络写手（意见领袖）对此事的看法后，我们认为这种以“封”与“引”为主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中国有超过4.5亿的网民，网站成千上万，如果每个网站都需要政府网络管理人员24小时监控，显然不太实际。今日各地政府网络管理部门人手严重不足，刚刚招满了名额，又需要报批新的编制。在一些敏感时期，各大网站的新闻跟贴都不得不关闭，但依然有些博客网站的留言出现大量的不负责任的跟贴，这让政府网络管理部门以及网站的管理人员应接不暇，疲于奔命。 按照这一情况发展下去，前景不容乐观。受访问的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意见领袖设身处地，站在政府管理者的立场，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他们认为，应该对不同的网民侧重不同的管理办法，采取多头并进的科学管理方式： 第一，“以法治网”。著名意见领袖刘先生说，现实社会里每一个人每天都有伤人、传播流言、污蔑他人甚至“杀人”的机会，但为什么他们不去做？很大程度是因为有官司与法律制裁等着他们。可是，“有些人为什么就敢在网络上胡作非为？因为没有相关法律。”他说，“如果有了明确的法律，规范了网民的行为规则，你不用每天去盯住一些人如何煽动颠覆、污蔑他人、造谣生事，那些人也会少起来的，因为担心法律的制裁。”他建议立法对付反党反社会主义、散布黄色下流、污蔑陷害他人的不负责任与别有用心的网民。只有使用精准的法律并严格执行，才能对少数蓄意捣乱与破坏的网民有威慑作用。否则，一次网络恣意恶行不受到惩罚，就会鼓励更多的非法言行。目前政府相关部门很少强调依法治网，没有让法律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二，在“以法治网”的同时，一定要分清言论自由与利用言论犯罪的界限，要对在网络上践行言论自由、理性言说的网民加以区分与保护，与这些网民及时沟通。目前存在的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一些地方的网络管理人员工作态度粗暴，对上面两类人不加区别，一律采用删贴、封网、封IP的办法，结果是对犯罪分子过于宽松，而对负责任的网络公民又过于苛刻。...
Deng Yuwen 2011-03-01 Federal Reserve Board Chairman Ben S. Bernanke claimed that China’s resort to higher interest rates in addressing its inflation problem w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