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周虎城 2011-03-14 全国“两会”期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成为舆论热点关注领域。胡锦涛总书记在2月份的中央党校讲话中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重要讲话。胡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了“三个最大限度”：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这“三个最大限度”的提出，就要求必须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是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中的强项，但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实为社会管理上的短板。 改革开放30余年来，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社会现代化的“四化”进程对中国影响日深。在经济上，中国加入WTO以后，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可谓相得益彰；从文化上，中国文化市场日渐繁荣，市场化媒体如火如荼；从政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稳定发展；从社会管理上，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现代公民社会可谓是前进方向。但这背后，也是存在着各种转型，这些转型既有成功的，也有不那么顺利的，还面临很多困难的，总之是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胡锦涛总书记为什么要大提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目的就是在于要实实在在地解决当前社会管理中所出现的问题。 从目前已经进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来看，深圳无疑走在了前列。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先行者，在市场经济相对充分发育的时候，因地制宜推出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其实就是在推动社会成长。30余年的改革开放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社会重新浮出水面的历史。但这个浮出是很漫长也是很艰难的，其目的在于形成一个现代公民社会。 深圳民政系统这几年来确实做了很多推动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事情。其中，2009年深圳市与民政部签订了一个部市合作协议，也就是《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试点民政事业改革。这个“部市协议”赋予深圳七项先行先试的任务，分别是改革行政层级和基层管理服务体制、深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率先建立现代社工制度、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创新慈善事业发展体制机制、推进配套改革。七项任务无一不与社会管理有关，这对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发展来说，全部是在做加法。 任何改革都需要先行先试者，都需要锐意改革者。深圳民政领域的改革之所以蓬勃开展，改革群体的存在是个关键。在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上，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曾经说，“搞慈善，到深圳”。没过多久，遭遇身份危机的壹基金便成功落户深圳，成为深圳首家无需“业务主管单位”而直接在民政局注册的民间公募基金会。这说明，深圳的民政改革不是务虚，而是真正地、踏踏实实地搞改革，为社会组织的创办和发展解决现实难题。 社会管理政策创新在深圳开展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香港社会管理体制和经验的辐射效应。香港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应当说远远走在了内地前面，学习他们业已成熟的管理经验，能够尽可能地减少内地相关领域改革的误区。在此方面深圳通过学习和借鉴逐渐把区域优势转变成为了政策试验，从而形成了制度优势。这是深圳的特点，也是深圳之所以能够继续走在改革前面的核心要素之一。 目前《慈善法》草案以及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都尚在修订当中。修订必然需要试点，需要一些成功的做法作为参考。深圳在公益慈善领域的政策创新给国家法律的更改应当说提供了一些参考。 对于深圳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央应当给予鼓励。不独是深圳，任何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领域先行先试的地区均应多作鼓励，多做指导。一些改革或许超前，但也要允许在一定的区域内进行试点。好的政策，好的方法，往往都学习来的，是试出来的。
Day: March 14,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3-14 这场世纪大地震会把一直很不景气的日本经济再往下拉一个百分点，几乎已经成为现在日本经济界和财界的共识。但是，日本这次震灾复兴的规模会变得更加大，对于降低国内失业率将有巨大帮助。也许震后重建正好给了日本经济一次复兴的机会。 这次日本世纪地震和1995年的阪神大震灾有很大的不同，不仅仅是震级、受灾范围和可能的受灾人数不同，对日本经济的直接打击方式和程度更是大不相同。 上次受灾的神户只是一个港口城市，并非一个产业中心，虽然神户市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但遭受了重大打击的大型企业实际上就只有神户制钢所一家公司。但是，这次地震直接袭击了东京周围的两大工业地区：以千叶县的千叶市为中心、面临东京湾的“京叶工业地域”和从东京到横滨的所谓“京滨工业地带”延伸出来的包括埼玉县、群马县、枥木县和茨城县的“北关东工业地域”。这些地区是日本钢铁、化工、石化、汽车和半导体产业集中地带，也是日本制造在国际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那一部分。现在丰田、本田、尼桑在灾区的近十个工厂和开发机构停工，灾区内的钢铁和石化企业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打击。不但厂房设备的损坏令生产无法进行，断绝的交通更使得物流陷入瘫痪，生产恢复正常还需要一段时间。 雪上加霜的是，东京电力公司旗下的福岛一号、二号核电站都遭受到了地震袭击，不管最后是不是能够控制局势，但是这两个核电站将在一个很长时间内无法使用已经成为不争事实。 因此，这场地震将会把一直很不景气的日本经济再往下拉一个百分点，几乎已经成为现在日本经济界和财界的共识，甚至还不乏更加悲观的议论。是否下拉一个或几个百分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济被下拉的时间会持续多久？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就从来一直好转过，GDP像被冻结了一样几乎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还不时出现负增长。所以，即使真的出现这种负增长也不是什么大事，更何况深入分析一下，日本经济还有可能会出现反转。 阪神大震灾发生时，虽然日本泡沫经济已经破灭，但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自负还在。日本当时面临着战后最大的日元升值压力，为了消解这种压力，各大日本企业开始把制造基地向海外尤其是向中国大陆转移。阪神大震灾除了灾后重建外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需求，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开始高速经济增长，国际市场对钢铁产品的需求并不大。 与阪神大震灾相比，日本此次世纪地震所处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大不一样，所引起的经济反应也很可能会不一样。虽然从去年开始的日元升值，其幅度可与上次阪神大震灾时相媲美，但是现在依然留在本土的这些日本企业生产基地都是经过了长期日元升值考验的，虽然日元以及日本的人工成本依然坚挺，但是这些生产基地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都是属于那些无法替代的部分，没有再向外转移的必要和压力。如今这些生产基地遭到破坏，一般说来，日本企业现在会选择在原址修复，而不会转移到海外。日本企业一直有主动为国分忧的传统，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往海外转移生产基地而影响国内就业，这些已经经过了日元升值考验的生产基地更绝不会轻易放弃。 因此，这次日本地震的灾后重建所产生的需求规模上就大大超过了阪神大震灾，再加上重建产业中心所产生的大量需求，令所涉及的产业超出了传统的土木建筑行业而拓展到了为钢铁、化工、石化、汽车和半导体产业提供设备的所有行业，令日本这次震灾复兴的规模会变得更加大，对于降低国内失业率将有巨大帮助。 日本并不缺少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缺少的是一个使用这些资金的名目。这次震后重建也许正好给了日本经济一次复兴的机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1-03-14 新时期的中国“国家安全”，其内涵必须扩大和充实，必须把海外商业利益、海外公民人身安全全部纳入其中。只有从这个层面去思考，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决策及其实施才能做到全面细致，也才能确保“国家安全”的完整性。 利比亚局势还在剧烈动荡，人们原来担忧的内战已经成为现实。动乱发生后不久，中国政府当机立断，立即采取海陆空立体撤离行动，将33000多名中国公民全部撤回祖国。虽然过程中困难重重，但这一撤离行动的效率和速度令全球为之瞩目和赞赏，成为当今世界最为成功的撤侨案例之一。 中国友好外交政策获得回报 利比亚地形复杂，中国公民人数庞大，分布在不同角落，其中多数中国企业及其工人都在远离城市群的偏远地区，很多都被沙漠和山岭阻隔。在短时间内把这些人员集合起来，然后再转移到利比亚境外，即使在和平时期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程，更不用说在兵荒马乱、通讯和交通条件失序的动荡局势下。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一超大规模的撤离行动非常成功，使西方发达国家颇感意外。 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国最高决策层对撤侨行动极为重视并及时作出了部署，各个执行部门协调通畅、行动快速。外交、商务、民航、军队乃至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配合有效，使得撤侨计划的实施有条不紊。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中国长期以来与人为善、不轻易树敌的外交政策在此关键时刻获得了回报，利比亚政府和周边国家都愿意对中国的撤侨行动给予支持和配合。例如，利比亚当局允许中国民航飞机随时在黎波里机场起降，而美国接载侨民的包机却被拒绝进入利比亚领空，这是对它霸道外交的惩罚。再如，希腊将两艘豪华邮轮借给中国用于撤侨，希腊、马耳他和意大利等国积极地为中国公民提供接纳和中转服务。再如，埃及和突尼斯为中国公民从陆路进入它们的国境提供方便。所有这些，都得益于中国长期实行的友好外交政策直接相关，同时也与中国乐于助人的善意举动有关，其中包括对希腊等国提供的财政援助等。 总之，中国的撤侨行动值得高度肯定和赞赏。但是，这毕竟是中国在完全崭新的国际环境下所进行的一次没有先例可循的实践，因此当然也存在着值得反思和改进之处。我个人认为，在北非和中东此番大变局的背景下，利比亚局势动荡并非突然，实际上在突尼斯和埃及发生动荡之际就有迹可循。中国相关部门若早有预见并及早制定撤侨预案、做出相应部署，那么此后的应对措施就能减少一些难度，企业和商业所遭受的损失也能减少。 安全战略须配合“走出去”国策 更重要的是，当中国国家利益遍布世界各地的时候，中国应该如何有效地保护海外利益？ 作为一个后起的新型工业国，中国当前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以确保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同时利用资本和成本优势承接所在国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现象是，中国企业涉足之地，很多都是政治和安全秩序都比较脆弱的国家，潜在的风险比较大。若干年之前，中国企业和劳务人员在一些国家频遭攻击，笔者就曾为文指出，中国资本在进入这些国家之前，不只是要分析商业意义上的成本和收益，更要估计到非商业因素所带来的成本负担，那就是政治和安全上的风险。中国企业最初走出国门时，显然没有认真考虑这一点，原因是从来没有在海外冒险的经验。现在，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和实践，一些企业已经增强了安全风险意识，但这种意识还处在企业自保的层面，没有上升到整体国策的高度。 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资本走出去，这是强国战略不可缺少的环节，必须坚持实践，不能因为遇到类似挫折而有所退却。但是，中国必须尽快制定一套与“走出去”战略相配合的安全战略，必须对遍及世界的中国国家利益作出安全保障的规划，不只是外交上的规划，而且还要有军事方面的规划。 历史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把炮舰政策作为后盾，为本国经济和商业利益的扩展而保驾护航。中国现在绝不会用这种方式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将来应该也不会。但是，中国必须开阔思路，摸索一套与本身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相适应的海外战略。中国海军舰艇过去到过印度洋执行护航任务，后来作出护航决定之前也有不少顾虑，但最后走出这一步也就走出去了，现在证明是多么必要。因此，在保护海外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也必须敢于在战略迈出一步。而要真正迈出一步，首先就必须更新自己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