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March 11, 2011

2011-03-11 3月11日，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正式宣布该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引起台湾媒体关注。 《联合晚报》“冷眼集”栏目以“不够犀利的她 难找速配的他”为题指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态角逐‘总统’大位后，除了面对党内其它竞争者的挑战外，不论是否顺利出线，接下来所遭遇的困境，远比初选过程更为艰辛，除了要整合党内因初选形成的裂缝外，若是蔡英文成功代表出征，要如何寻觅副手人选，同样是项难题。”因为，“蔡英文学者出身，在政治色彩经营上，走淡绿路线，蔡英文若是选择淡绿的人做副手，恐怕不太容易拓展票源，若是找一位浅蓝的人士，对方又可能不愿意跳火坑。” 吴典蓉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蔡英文的宣战时刻”，认为蔡英文“现在宣布参选，某种程度显示她的布局已经完成。”“民进党将以全民调来决定‘总统’候选人，但蔡英文的优势却不完全是民调。民进党最大派系新潮流虽然一再宣称在蔡苏之间维持中立，但新系大将吴乃仁、洪奇昌、林浊水都已是智库的关键成员；即使新系不可能公然表态，但蔡英文比苏贞昌还占优势的是，民进党内早有‘蔡谢同盟’之说，谢长廷公开挺蔡，形同帮蔡整合民进党内的反新势力。” 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胡祖庆在《联合报》发表题为“中间选民 下次惩罚谁？”的评论文章。他认为，“中间选民料将持续决定蓝绿的胜负”。 他分析指出，“所谓中间选民的‘学名’，是‘游离选民’，他们具备足够自主性，会在不同时空投给不同政党。随着选民政党认同趋于稳定，台湾中间选民占投票人口的比例和先进国家相去不远，约在7%上下。他们在公元2000年决定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又在2008年扩大民进党败选幅度。” 他强调，“以蓝绿态势，及中间选民‘惩罚性投票’习性而言，蓝绿阵营主事者，如果想靠基本盘取胜恐怕是不可能的任务”。“假设国民党和民进党持续忽视这股力量，不仅党的内部将反复出现分裂危机，他们也未必能够坐稳阵营内部主要政党位置。”  

2011-03-11 2月23日，香港特区财政司长曾俊华宣布新财政预算案后，包括立法会议员在内的香港各界劣评如潮，一场政治风波由此引发。由于预算案一旦无法获得立法会通过，特首将面对是否解散立法会的宪制危机。面对社会的强烈呼声，曾俊华在一周后宣布大幅修改预算案，这是香港开埠以来首次预算案公布后进行大幅修改。但是，预算案风波并未就此平息。3月9日，临时拨款决议案因为未获立法会逾半出席议员的支持而触礁，历史性遭到否决。从理论上来讲，特区政府可能面对4月1日新财政年度开始后出现“断粮危机”。 面对由预算案引发的这场风波，香港媒体和意见领袖近期纷纷发表评论，探讨深层原因。香港新民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3月11日在香港《明报》她有关“政治问责制”的系列评论文章中指出，“在过去20 多年，香港社会发生了两个根本的改变。” 她认为，第一是香港政治形势的根本转变。“在一个经过多次‘群众发动’的社会，加上民权意识不断的提升，今时今日的香港市民不会再接受由一小撮的‘社会精英’为他们拿主意。香港的政治格局亦由‘精英共识政治’变成了‘群众共识政治’（mass consensual politics）。” 第二是市民对政府角色的期望有所转变。“愈来愈多的香港市民要求政府站出来，扮演一个较积极的主导角色替大众持平公正地分配经济利益，以及更照顾社会中的弱者。同时，大众也希望特区政府提出长远的产业政策，扭转香港经济过分依赖地产的局面。” 由此，她认为，“一个单靠技术官僚领导、仍碍于殖民时期旧思维的特区政府，已经不足以应付香港这个极多元社会的需要”，“特区行政机关的重组是无可避免的”。她建议，“下一届的特区政府必须继续推行及优化‘问责制’，透过这个机制从高层引进具新思维的人才，以补充公务员队伍之不足。”  

穆 骏 2011-03-11 从小平废除终身制，到江泽民重视经济发展、提出“三个代表”，再到胡温新政以人为本，从一门心事搞发展到加大力度关注民生，三代领导人的智慧，不仅仅给中国带来了繁荣，也给中国带来了稳定与和谐。 从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利比亚，这场席卷北非与中东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至今延烧不止。少数海外人士认为，中国也有可能出现类似情况。笔者认为，这些人要就是不了解中国，要就是在说自己的愿望。其实，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并不认为中国会步北非这几个国家的后尘。 让我们先简单归纳一下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的情况。首先，他们都有一个长期执政的统治者，分别执政20多年、30多年和40多年。虽然埃及与利比亚的政治制度与体制完全不同，但毫无疑问，民众对一个统治者长期执政，搞终身制，形成家族腐败，严重不满。其次，这次爆发群众游行示威的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有些长期停滞不前，是造成群众不满的深层原因。第三，也有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有些国家的GDP 增长竟然高达6％，而且拥有丰富的石油资产。然而，由于执政当局不注重公平与正义，贫富差距较大，底层与青年人（由于失业）的怨气较重，上街的群众也以他们为主。 虽然还有其他原因造成民众上街，导致看似坚固的政权一夜之间陷入困境，或者立即瓦解，但上面三条无疑是最主要的。如果我们对照上面三条，回头看一下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就会对中国执政党的智慧表示赞赏。 30多年前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在总结毛泽东错误的时候，他认识到终身制是罪魁祸首。他自己早在1980年时就提出了“要退休”，请大家讨论，1986年时再次提出。后来小平一退到底，从而奠定了中国政治制度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废除了几千年来最高统治者的终身制。当时台湾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看看现在的古巴与北朝鲜，再看看这两个月所有出事的北非中东国家，我们不能不由衷地佩服邓小平的高瞻远瞩，为中共和平转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有人说，邓小平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是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对民众最大的贡献是允许老百姓回归“白猫黑猫”的常识，而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则是废除了干部终身制，实行了轮替制（有序接班）。 到了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时代，发展经济成为重中之重，同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加入WTO成为标志性事件，而这一时期的理论创新是“三个代表”。“三个代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换成执政党，“三个代表”思想符合中国国情与普世价值理念，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正如因为加入WTO，中国快速融入国际社会，国内的智慧与财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让中国的财富在2002年后持续增长，迎来了国富民强的时代。然而，由于体制的痼疾加上过分迷信GDP，高速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不安与隐患。经济的蛋糕做大了，普通百姓却享受不到应得的红利，国家富强了，民众却感到幸福感并没有增加多少。 就是在这个时候，胡温新政从网络上起步，通过从互联网上收集民意，与普通网民交流，胡温开始推行既重视发展，更注重民生的“以人为本”的政策，推广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而这些都能够从2011年温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 从上面分析中，我们看到，造成中东诸国局势动荡与混乱的三个因素：统治者长期执政搞终身制、经济发展滞后以及不注重民生，在中国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从小平废除终身制，到江泽民重视经济发展、提出“三个代表”，再到胡温新政以人为本，从一门心事搞发展到加大力度关注民生，三代领导人的智慧，不仅仅给中国带来了繁荣，也给中国带来了稳定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