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02-14 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学会与之相处，才是正途。“正途”就是胡温掀起的“网络问政”，利用网络直接接触最基层的民众、收集民意，回答网民问题，解决中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从互联网一开始出现，西方学界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一种认为开放、互动的互联网平台将会成为一切不民主制度的终结者，另外一种则持保留意见，认为互联网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媒体，有什么作用，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 互联网自身在中国的十几年发展证明它显然不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媒体”，而具有以前传统媒体所不具有的很多特征，有些特征给政府与民众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涉及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上，中国的互联网大致经历了从“广场”到“战场”的演变过程，现在又率先在广东等地进入到“网络问政”、“网民问政”的良性互动阶段。 中央支持网络发展 互联网是普通民众表达意见、行使言论自由权力的虚拟广场，这是过去十年互联网发展揭示的路径，也是任何专家学者都不否认的。从“孙志刚案”到“躲猫猫”再到“我爸是李刚”、钱云会车祸案等，普通中国民众借助互联网平台登上了言论的广场，无论其发展速度还是规模，都使西方观察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专家学者们跌破了眼镜。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是在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人的直接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最高当局的支持，很难想象，像中国这种体制的国家，一个涉及媒体、宣传与意识形态的言论平台，会在短短十年内，以超过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成为世界互联网业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 西方专家们对于这一事实的忽视当然不能全怪他们，因为只要看看这些年发端于互联网上的形形色色的“话题”与“事件”，几乎都是针对各级地方政府，难怪西方人就有了一个错觉：互联网是天生与北京作对的。“事实”好像也支持这种错觉：民众用于表达言论自由的虚拟的“广场”，很快就有了“战场”的硝烟味道，各级政府打压网民、关闭网站、删帖等此起彼伏，而且很快发展到“跨省逮捕”网络发言者……与此同时，日益增多的网民却不屈不饶、前赴后继，揭露官员贪污腐败屡见不鲜，暴露政府管理缺陷也层出不穷。 更有甚者，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站在了网民这一边，你不许网民的发言上各大网站的头版，他就使用博客，你封了博客，他还有论坛，你关闭了论坛，他还有微博。2010年成为“微博元年”，据《2010年中国微博年度报告》数据，去年中国大陆发生的50起重大舆情案，由微博率先揭示的就达11起。这个才兴起一年多的载体竟然承担了22%的任务，实在不可小觑。 胡温践行“网络问政” 互联网如何发展？网民如何发展？中国政府如何对待互联网？这些已经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重中之重。从“广场”到“战场”，从中央领导的高度支持与重视到网络成为网民监督各级官员的言论平台，如果互联网仅仅停留在“广场”与“战场”的阶段，前景确实堪忧。甚至可以这样说，互联网刚刚兴起时，西方学者就做出的“互联网就是与一切非西方式的制度作对”的断言有可能部分成为现实。也因此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很可能出台限制互联网发展的政策法规。 虽然有这个担心的专家学者一直存在，而且日渐增多，可这些年北京对互联网的政策一直非常明确：支持发展。从胡锦涛主席“触网”，与网民交流，到温家宝总理每年都与网友促膝谈心，网民的数量正以比GDP快了几倍的速度在“翻一番”。这一切都给外界、网民以及各级政府官员发出了明确的信息：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学会与之相处，才是正途。 “正途”就是胡温掀起的“网络问政”，利用网络直接接触最基层的民众、收集民意，回答网民问题，解决中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这种“网络问政”也迅速传播到地方。其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广东省。而广东的“网络问政”，除了广东拥有4860万网民（占全国网民的七分之一），还有一个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汪帅”的汪洋书记，他连续三年同网友平等交流，大大推动了广东省的“网络问政”。 广东省委办公厅网络信息资源处的卢传智处长对“网络问政”是这样定义的：“网络问政”就是党委政府通过网络与群众进行互动交流，以达到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排解民忧、接受监督的目的。《南方日报》评论员周虎城则指出“网络问政”的本质目的就是要达到“群众问政”。 “网络问政”广东先行 “汪帅”主政广东三年，成功塑造了一种健康、积极的“网络问政”模式。这一模式分为三个层次：由汪洋书记直接与网友交流，给全省干部群众树立榜样，率先建立了干群之间平等、沟通、协商的关系，共同为和谐广东、幸福广东做贡献。 第二个层次则是在“汪帅”书记的领导下，各市区第一把手、机关领导干部步入“网络”，同网民建立直接联系。目前已有多个市领导开设博客与微博。他们的上网是进一步落实汪洋书记指示精神的保证，也是确保“网络问政”不会停留在只“问”政而不解决的关键所在。例如，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试水上网后，很多网友来“拍砖”、反映情况，不断有关乎公共利益或涉及个人利益的声音。他没有辜负网友的期望，很快对微博的留言做了批示，并要求下面一个一个给予答复，解决处理。 第三个层次则是在汪洋书记与各级领导的带领与倡导下，各政府机关或设立“网络发言人”，或建立微博，直接与群众沟通，收集民意，实行政府公开，与群众进行良心互动。在春运到来之前，省公安厅继佛山、肇庆公安局之后开通了微博账号。春节期间，我们对设立在腾讯的“广东省公安厅”微博进行了跟踪调查与研究。数据显示，春运期间不间断地发布治安、交通等微博，与网友互动，短短半个月里得到微博网友近千人次的支持。中国的公安部门在如此短时间内得到这么多普通民众的支持，恐怕还是很少见的。 三个层次的“网络问政”已经初具规模。广东政府人士认为，这一模式将会进一步法治化与制度化，成为推动“和谐广东”与“幸福广东”的重要推手。据官方相关部门透露，过去一年广东的群体事件有下降趋势（准确数据尚未出笼），政府通过互联网给民众方便，回答提问与解决问题，是否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目前尚未有准确的学术数据来支持。天大研究院课题组在网络上与广东网友的互动调查发现，在询问了350位广东网友后，有超过37%的受调查者表示，当有了“严重得只有闹一场（上街）”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会首先选择通过网络联系相关部门（包括领导人博客、微博与信箱），等他们不回答或者不解决的时候，才采取认为必要的“行动”（他们口中的必要行动就是上访、游行等）。这个数字至少说明，如果我们的领导都对网络退避三舍的话，这37%的网民就“无路可走”，唯有弄出最终还是让政府与官员头疼的“群体事件”。 互联网从“广场”到“战场”，再演变到“网络问政”，是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其意义非同一般。政府积极出击，不是打压互联网上的言论，而是营造环境认真倾听网民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问题一个也不放过。政府持这样的态度，一下子就让西方学者们在互联网刚刚诞生时的预言落空了。善加利用互联网，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互联网不必是政府的敌人，而成为连接民众与政府的纽带，拉近了现实中渐行渐远的党群、干群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互联网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礼物，并不为过。“网络问政”，虽然还远不够完善，但值得执政党与专家学者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