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2-10 2月7日，马英九在新春茶会中要求台湾行政当局今后在公文中一律要称海峡对岸为“大陆”或“中国大陆”，不能简称其为“中国”。 去年“五都选举”之后，马英九曾公开向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喊话，指出民进党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和平稳定就失去了基础。围绕“九二共识”，蓝绿阵营一度展开激烈攻防。而马英九这一宣示，再次引发蓝绿阵营争议，民进党的立委则指责马英九此举是“矮化主权”，国民党立委则认为马英九只是点出现状，没必要大惊小怪。媒体和学者也对这一宣示进行不同解读。 根据台湾《联合报》2月8日报道，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张五岳认为，明年是大选年，蓝绿阵营都想争取中间选民，因此马英九“此时提出确定对岸的称谓，回归到宪法架构的两岸定位是允当的，也具有争取中间选民认同的意涵。”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童振源表示，马英九此次宣示“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主要是向大陆表达善意。而政治上的考量，主要是因下届立委选举将近，希望大陆能给更多的政策空间。” 台湾《中国时报》2月9日的社论《对等称呼有利两岸关系平顺发展》指出，“马英九以确定对岸称谓这件其实非常简单的‘小事’，重申政府立场，也为赖幸媛缓颊。而赖幸媛事件，在目前两岸交流全面开展，各部会都有机会触及两岸事务的情况下，可能会成为政府官员的共同问题。” 《旺报》2月9日以《简称大陆是拨乱反正必要之举》为题发表社评，回顾了民进党执政时期所谓的“正名运动”。文章指出，“回顾这段过去，就可以知道民进党政客当年所谓‘正名’所造成的纷乱”，因此也更能理解马英九“今日‘拨乱反正’的可贵与必要性。”“民进党人的自我矛盾、逢马/逢中必反，只让社会大众再次体认到该党要面对现实、进行转型调整仍是如此困难。”社评强调，“我们期待在官员用语和公文书上的‘拨乱反正’后，不但真正让政府施政回到宪政法律轨道，让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更为稳固，也能渐渐渗漏到民间社会，在庶民百姓的意识层面上重新拉近两岸的距离。” 中华科技大学副校长李英明2月9日发表在《中国时报》的署名评论《如何称对岸才有尊严？》认为，“依照‘一中两区’的宪法架构，将对岸称为‘中国大陆’或简称‘大陆’，这可以算是维持两岸现状稳定的一种做法。”他指出，“有关对对岸该如何称呼，一直没有个定论，这种现象从正面来说是反映台湾社会的多元化；而从负面来看，则是反映对两岸关系定位认知的模糊和混乱。”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邵宗海2月10日在《旺报》撰文分析马英九此次宣示的意涵。他判断，“严格来说，这项政策宣示有满大成分本就是马英九心里头大陆政策的定见。”他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将对岸正式称呼定为‘大陆’，是有法可据”；第二，“对对岸的定位界定在非国家层次，一向是马英九坚定的认知”；第三、他揣测性判断“马英九这样的说法，既符合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精神，也配合华府多年来一直要求‘不允许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底线。”
Day: February 10,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纪硕鸣 2011-02-10 全美十大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者、被称为“软实力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奈伊日前应邀到台湾访问，他在演讲时推崇台湾的“软实力”，更以非常口语化的语言概括“软实力”：“谁诉说的故事迷人，和谁的武力强大，是一样重要的事。”这场“软实力增加国家利益”的演讲，让本来就开始热起来的台湾“软实力”议题更为热烈。马英九在会见奈伊时表示，最近得到欧盟给予免签证的待遇，代表欧盟国家对台湾形象与国民素质投下信任票，这就是台湾“软实力”最好的证明。据悉，全世界已有97个国家给台湾民众免签证的待遇。 台湾“软实力”感动世界 近年来，台湾的软实力越来越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这个3万多平方公里土地、2300万人口的小岛，演绎出许许多多的感人故事，并且感动着国际社会。 去年5月，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公布的世界竞争力排名，指出台湾从去年的第23名进步至第8，企业排名从第22跃升至第3。同时，台湾更有一桩感动全世界的新闻，要吸引马英九专程拜会台东菜贩陈树菊，从她手上一口气买了价值两万新台币的青菜，成为她最大的客户。陈树菊毕生的信念是：“钱要给需要的人才有用。”陈树菊将省吃俭用后结余的1000多万新台币全部捐给孤儿院、学校、儿童基金会，她因此被选入《时代周刊》“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榜”，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同台领奖。 一个人的行动得到世界认同，可以是一个地区良好形象的象征。马英九盛赞陈树菊是台湾的“爱心大使”，展现了台湾的“软实力”。 在台湾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像陈树菊这样默默行善的小人物。据统计，台湾的捐血人数，高达总人口的8%，代表台湾是一个忘我而乐于助人的社会。台湾的志工运动蓬勃发展，像慈济、法鼓山、佛光山等团体，以企业化、世俗化的方式组织社会力量，使社会上充满了爱和关怀。在世界许多地方，也同样有着台湾人奉献的身影：一位台湾女孩拿到硕士后志愿到吐瓦鲁去做志工，深受当地人喜欢；在史瓦济兰，有台湾的医生，在那里救活了很多人；在非洲布吉纳法索，很多小孩没有灯可以念书，台湾的民众和企业就发起一盏灯的计划，协助当地的小孩读书……就连台湾“监察院”院长王建煊，他生命中更重要的却是慈善事业。他创办“爱基会”把台湾人的关爱送到中国大陆。 台湾“软实力”源自中华文化 无论是属于台湾一些软性指标的国际排名，还是台湾人在国际社会上得到的认同，都显示出台湾“软实力”的硬功夫。可以看到，日益被国际社会认同并日益发扬光大的台湾“软实力”，走在全球华人社会前列。 不容否认的是，全世界华人社区中，传统文化保持并运用最好的是台湾。这是因为，不仅台湾社会始终认识到，传统的中华文化是维系这个社会的根基，台湾现任领导人更力推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马英九曾经表示，“台湾人用台湾的空间，用台湾的人力，发展出一个丰富中华文化的模式，这就是发展了一个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台湾的有识之士皆有共识：除却了中国元素、丢掉了中国之血脉，根本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也不会存在丢弃了中华文化的台湾软实力。 毫无疑问，作为台湾“软实力”坚实基础的中华文化，源于中国大陆，意想不到的在台岛枝叶茂盛，并不断演绎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软实力”。源自于大陆的政治、宗教、民间信仰、礼俗、生活习惯等等，已经长长久久的深入台湾社会，成为台湾文化最重要的根基。台湾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产生所谓“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延续。 马英九提出，希望“中华民国”未来在国际社会扮演和平缔造者、人道援助的提供者、文化交流的推动者、新科技与商机的创造者。这四个角色本身都是“软实力”，将可让“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成为受人尊敬、令人感动的力量。台湾想为国际社会提供四个方面“软实力”，背后凸显的还是台湾已有的中华文化，是“忠孝仁义”，“礼仪之邦”，“正直、善良、勤奋、诚信、进取与包容”等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具体体现。 可以说，台湾软实力展示的是中华文化的实力，是对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台湾软实力的国际影响力是由于台湾这数十年牢牢把握传统中华文化的结果。 海峡两岸比拼软实力 自2005年由连战启动“和平之旅”后，海峡两岸关系不断走向和缓、走向和解，不再追求兵戎相见的硬碰硬，代之诉求和平的软实力较量。马英九上任后致力改善两岸关系，同时也在致力发展台湾的“软实力”。马英九强调的是，两岸正走出拼硬实力的阴影，迎向海峡两岸软实力融合的阳光。 事实上，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要提升软实力，离不开属于共同财产的中华文化。如今，两岸都开始加大力度，诉说各自迷人的故事，这是两岸共同秉持中华文化，打造“软实力”的开始。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1-02-10 平等的注视，而非俯视，亦非仰望，是能够理性思考定位的前提。平等的注视，是对大势的了然于胸，是对自身长短的自知，不会拒绝融合，也不会对“负面报道”过于敏感，前行的步伐迈得更为淡定。 大年初三，香港“友佳旅游”女导游林如蓉与安徽游客张勇夫妇在旅游大巴内打架，遭到警方检控并于法院开庭审理，成为春节期间香港的新闻焦点。这是继去年气死内地游客事件和“阿珍辱客风波”后，香港旅游业形象再次受损。几天来，本港媒体针对此次打架风波开出药方，探讨如何加强对旅游业界的监管，匡正业内歪风，惩治害群之马，以维护香港旅游业声誉。不过，笔者感兴趣的，倒是香港媒体对内地传媒报道此次风波的反应。 打架风波的次日，中央电视台以“旅游丑闻”为题进行了报道，并就香港一名导游所谓的“贡献香港论”作了点评。央视这一报道令港人颇为着紧，多家报纸随后在头版报道此事，“央视称‘丑闻’”在标题中尤为凸显，从官员、议员到旅游业界人士纷纷回应此事，不敢怠慢，不少时事评论员也撰文进行分析评述。耐人寻味的是，有媒体在社评中认为，央视这一报道是“不利香港的负面报道”，甚至认为“香港形象一再被内地媒体‘妖魔化’”， 更质疑“这是偶发现象还是内地媒体开始对香港滋生负面看法？” 打架风波经过央视以及其他内地媒体的广泛报道，引起内地网友关注，纷纷跟帖评论“贡献香港论”，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过激言论，包括杯葛香港游的旅行团甚至不到香港旅游等等。内地媒体和内地网民的言论中还有意无意地提及，庞大的内地游客是香港旅游业的命脉，这听在部分港人耳中，情何以堪？！ 无独有偶，中国评论新闻网2月4日的社论《香港经济 羡鱼莫久结网莫迟》，也惹来香港传媒关注，认为这家“内地半官方机构”“罕有用辛辣文字向特区政府‘发炮’。” 香港媒体从来都是肆意批评港府政策，为何内地背景的传媒以忧患之词呼吁港府重视研究发展支柱产业，却变成了“发炮”？在内地宣传口径中耳熟能详的“负面报道”，怎么忽然跑进香港精英媒体社评之中？这些评论与报道，读来令人心生感叹。 无疑，和内地的关系，一直是香港最敏感的一根神经。过去，香港对于内地来说，犹如一只会生金蛋的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港资长期在内地各省市外商投资中独占鳌头。回归后，香港经济先后遭受亚洲金融风暴和“非典”疫症的打击，一度陷入低迷，2003年CEPA和个人游的相继落实，被视为中央挺港之举，拉动香港经济走出低谷。尽管近年多次的城市竞争力调查显示，香港依然保持领头羊姿态，但是差距也明显正在一天天缩小。此消彼长之间，港人的心态也变得复杂起来，越来越担心香港会被边缘化，在与内地城市的竞争中落伍，但同时却不愿、不肯跨过罗湖桥，对于与内地的融合欲迎还拒。在奥运和世博两大盛事之后，港人过去俯视内地的目光逐渐变为仰视。港股过去随着美股感冒，如今跟着沪市惊风，香港经济越来越随着内地的步伐起伏；越来越多的内地学生在香港求学，赴港旅游的内地居民人数一年年创出新高，两地交流愈趋密切，融合无所不在，偏偏在这种加速的融合中，部分港人的本位意识、本土情绪也被激发出来。前有香港本地妈妈和准妈妈抗议内地孕妇“侵占”医院产房资源，今有港人建议设立奶粉“离境税”，以遏制内地人在港大量购买奶粉。港府不久前推出的“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公众规划咨询稿，在咨询实施层面或失之仓促，但是坊间“被规划”疑虑的出现，却来得一点并不让人感到陌生。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中，中国经济崛起之速，出乎很多观察家的预料，别说香港的媒体和学者，就连内地官员和学者自己都感到惊讶。中国在去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元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至少4次提到中国，要学习中国，要与中国竞争。世界各国正以新的目光打量着中国，调整心态，学习如何与崛起中的中国共处。香港同样要调整心态，昔日俯视的姿态当然不合时宜，仰望的姿态同样不可取，港人必须学会用平等的眼光来审视内地的发展。 香港固然不可能像三十多年前那样几乎垄断着中国经济对外的专利，但是香港得天独厚的近水楼台区位优势，其所拥有之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地位，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必然能够继续发挥独特作用。当欧美各国还在经济危机中挣扎，中国经济已经率先复苏，世界各国都在争相搭乘中国经济快车，香港能从中受惠为应有之义，港人不必妄自菲薄。内地大中城市崛起迅速，但是内地的发展自有局限，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体现为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对GDP增长的追求，在发展的同时面对着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人口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重重挑战。而香港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不仅积累了雄厚的财政储备，社会整体较为富裕，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定的制度优势，拥有法治、社会公平、资讯流通等等软实力，在发展中注重平衡社会各方利益。港人既不应妄自菲薄，坐等中央特殊政策，不思进取，也不要自视甚高，固守于罗湖桥以南，抱残守缺。港人既要掌握国家发展大势，也须清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所在。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智思认为，下届特首最重要的是带领香港寻找新定位。其实，香港定位的共识同样需要由下而上凝聚。香港各界需要思考和讨论，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香港处于怎样的位置，又应有怎样的担当？香港的各大产业，金融、航运、贸易、旅游等等，如何根据国家的发展大势，寻找自身的定位，调整自身的方向。 平等的注视，而非俯视，亦非仰望，是能够理性思考定位的前提。平等的注视，是对大势的了然于胸，是对自身长短的自知，不会拒绝融合，也不会对“负面报道”过于敏感，前行的步伐迈得更为淡定。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1-02-10 香港的政治势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短短一个月内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分分合合。新的政党涌现，旧的政党分裂，昔日三党分庭抗礼，今朝政团诸雄并起，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进入了战国时代，政治光谱愈趋分散，政治版图呈现碎片化的景象。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2011年1月，香港政治势力的重组，看得人眼花缭乱。新民党闪亮登场，由现任立法会议员、汇贤智库主席、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担纲主席。从建制高官到经历地区选举洗礼，叶刘淑仪不仅逐步完成了自身的政治转型，更把组党的目标锁定在中产阶层。自由党前主席田北俊的弟弟、自由党核心成员田北辰脱离自由党，担任新民党副主席，一退一进之间，增添了新民党的光芒，反衬出自由党的黯然。 反对派阵营分裂不止：近月各种丑闻缠身的社民连，终于正式分裂，前主席黄毓民、陈伟业出走，另组“人民力量”；民主党方面，近30人宣布退党，另起炉灶；公民党领导层换届风波，凸显陈家洛与郑宇硕两派之间的裂痕。 从公民党、社民连的相继登场，到“经济动力”与自由党割席，过去数年间，香港的政治势力已经不断在分分合合中重组版图，选举中也不断涌现标榜立场独立的政治新星。诸雄并起之下，昔日的民建联、自由党和民主党三分天下时代不再，香港的政治光谱愈来愈分散。 政治势力的合纵连横，自然离不开政坛的大气候。2010年政改方案得以通过，香港步入“后政改时代”，各方政治势力加紧布局落子，筹谋选战。步入2011年，区议会、特首选委会、港区人大代表等选举接踵而至，在在牵动各方政治势力的行止。 这种分分合合，也是香港现行选举制度的必然产物。香港立法会议员的地区直选，采用比例代表制和最大余额法。拥有足够政治资源的大型政党，即使每次在参选名单的设定上都费尽思量，却也难保名单上排名第二、第三位的参选人能够突围而出。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在限制了大党发展的同时，为中小政党的涌现提供了适合的土壤——即使是只能拿到10%的选票，也一样有机会问鼎立法会。 政治光谱日益分散，固然避免了某一政治势力独大的局面，但是政治势力间的利益迥异，增添了立法会内多方利益的整合与协调的难度。政府法案在立法会要获得足够票数，港府必须游说不同的政治势力，满足各自不同的政治要求，难度自然愈来愈高。未来如何与立法会内不同的政治团体组成较为稳健的政治联盟，必然考验港府的政治智慧。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后政改时代”政治势力之间的议题，将从民主转向民生，扶贫、抑商、增福利之类的政治呼吁势必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竞争的焦点。你方唱罢我登场，透过政治版图重组的纷纷扰扰，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或许是香港从创富走向均富的深刻社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