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February 9, 2011

易衡 2011-02-09 广州市政府提出限制公务车，放外地车的方案可谓大快人心。“限制公车”要面面俱到，不能只是限制购买公车，更应该限制的是对公车的使用。 亚运会后，治堵成了广州市的当务之急。广州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样面临着严重的堵车问题，而且按照目前的趋势，广州的堵车情况将逐日严重。亚运会的单双号限行措施让很多市民享受到“畅快”的感觉，现在限行结束，堵车归来，政府及时提出治堵方案，至少在出行方面要挽留住市民在亚运会期间集聚起来的“幸福感”。 从各地治堵的措施看，大多是限制外地车、限制一些繁华路段的行车时间、实行单双号、增加停车费与车辆使用成本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世界各国都使用过的，引进过来是顺理成章的。但就笔者观察，广州塞车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值得重视，那就是司机本身的素质与驾驶技术在相当大程度上为塞车添堵。有这样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交通事故处理不及时。这里当然不是说交警赶过来不及时，而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定，一些没有造成生命伤害以及责任相对明确的交通事故，司机应该在第一时间就“清场”，把车驶到路边或者空地，再行协商。这样就能在第一时间让出道路。但据笔者观察，中国各地几乎所有的交通事故，都会等待交警或保险公司来处理。按照我们得到的不完全统计数据，广州一天的大小交通事故超过2000起，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不“清场”，等待处理。这种做法造成交通堵塞的“蝴蝶效应”是非常严重的。保险公司、交警与司机如何在这方面吸取西方先进的经验，值得重视。 二是司机的驾驶技术较差，以及不按照交通规则行驶的情况依然严重。世界上可能没有第二个国家，在如此短时间内竟然有这么多人买了新车。虽然这些年，考驾照越来越严格，开后门情况减少了，但新司机的驾驶技术对于交通的畅通还是有影响的。而更多的司机则是不按照交通规则，或者完全没有道路驾驶的“道德”，在市区内横冲直闯，在道路上S形走，在很大程度上也给本来就压力很大的道路交通添堵。一位外国记者曾经站在广州解放路的人行天桥上观察下面的六车道，他发现，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车在100米的距离内竟然换了两次车道。他说，这种现象如果发生在交通繁忙的西方城市，那城市可能会立即瘫痪。关于新司机，经过对照后，笔者也发现了问题。虽然中国的驾照考试很严格，但却很少有司机在拿到驾照前后有足够的道路实习。国外一些新司机在学习驾驶或者拿到新驾照后，往往被要求“陪同驾驶”（即有老司机坐在旁边一同驾驶）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却缺失了这个环节，造成很多司机拿到驾照后就独自面对世界上最繁忙最危险的中国道路。 广州市政府高度重视治堵，1月7、8两日，召集了30多位交通专家讨论，形成了一个初步方案。这个方案提出限制公务车，放外地车，这可谓大快人心的决定。广州市政府作出的这个决定刚好同笔者前段时间做的小调查相吻合。 笔者在广州的调研很简单：请一位在广东省政府部门某个办公厅工作的朋友帮忙统计其下属两个政府部门的公务车数量及使用情况（一个副局级单位，一个处级单位，共拥有公车9辆），发现这些小轿车每辆平均一年跑的里程数是38000公里。有统计可查的出车单显示，绝大多数是在广州市内或者周边（佛山、东莞）使用。而笔者对十个私家车主的同期调查则显示，他们一年的平均行车里程数只有一万多公里。这个行车里程数字上的差别就说明，一辆公车的使用频率要高出一部私家车的三倍多。油价与过路费对于公车几乎没有约束，可能是一个原因；私家车主计算成本，以及爱惜自己的车是另外一个原因。 在本人还没有来得及公布这一小调查之前，广州政府就做出了“限制公车”的决定，这实在让笔者感到高兴。 我想补充一点，“限制公车”要面面俱到，不能只是限制购买公车，更应该限制的是对公车的使用。“公车私用”是群众一直愤愤不平的一种腐败，本来应该搭公车、走路与骑车就可以去办的公事，却一定要以车代步，也是一种不正之风。特以这点补充贡献给广州市政府。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1-02-09 俄罗斯总统选择在去年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敏感时期采用“登岛”这类强硬的举动，不仅仅只是为了宣示主权，更重要的是为了试探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对俄罗斯的战略意图。 2010年岁末，东北亚局势波诡云谲，朝鲜半岛剑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在全球媒体镁光灯的聚焦下，东北亚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似乎很难看到俄罗斯的身影，似乎很难听到莫斯科的声音。而去年11月1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临南千岛群岛（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之举，也就显得意味深长。 这是二战结束后从前苏联到俄罗斯，首次有国家元首视察俄日之间存有主权争议的北方四岛。俄罗斯总统选择在去年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敏感时期采用“登岛”这类强硬的举动，不仅仅只是为了宣示主权，更重要的是为了试探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对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在中美战略博弈的大背景下，俄罗斯的任何外交举动，都难免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产生影响。 试探美国对俄战略企图 钓鱼岛与北方四岛，在政治地缘、历史背景、资源价值和相关利益方等方面存在着众多相似性，尤其是对于两者的主权归属问题，美国的态度都至关重要。梅德韦杰夫在登岛时机上的把握，恰恰突显了两者之间这一相似性。 美国在西太平洋强大的军事存在支持着美国在他国领土争端中强大的话语权，美国对《美日安保条约》的解释就是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美国在俄方“登岛”后立即声明《美日安保条约》中第五条有关共同防卫的条款并不适用于日俄争议岛屿，但是美国却认为日本拥有主权。 这与美国对于钓鱼岛问题的表态完全不同——就在日本扣押中国船长事件发生后，希拉里9月23日明确表明，钓鱼岛在日本政府的行政管辖权之内，因此将受《美日安保条约》的保护，但是同时，美国在中日两方的主权争议中不表态 。 美方态度耐人寻味：对于钓鱼岛，美国对主权的法律归属不表态，却积极实施军事保护；对于北方四岛，美国肯定日本的法律主权，却不给予军事保护。这意味着美国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战略局面：以武力保护钓鱼岛，是以守为攻，防止中国在东海上寻找岛链突破口，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作用；而军事上放弃保护北方四岛，在战略上不过是放弃对俄罗斯的进攻态势。 北方四岛是日俄间的领土争端，美国既然无法在北方四岛获得直接利益，也就不会因为日本的利益而把俄罗斯这个核武器大国牵扯进其对华战略规划中来。于是，美国和俄罗斯仿佛一唱一和，硬生生的把外交上无能为力的尴尬丢给了日本。 梅德韦杰夫的“登岛”行动无疑是针对自身军事力量和战略规划做了深层次思考后的“投石问路”。通过此次外交事件，俄罗斯成功地探明了美国方面的明确态度——《美日安保条约》并不适用于北方四岛。这一解释说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并没有针对俄罗斯的直接敌意。 俄在远东首重主动防御 常规军事力量的缺失，令俄罗斯在远东的军事优势日渐衰微，导致俄罗斯的远东军事策略将以主动防御为主。 俄罗斯在远东的主要军力包括远东军区和太平洋舰队。其中，太平洋舰队的规模无法再如冷战时期一样同美国舰队进行对抗。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共有4艘德尔塔III级核潜艇、5艘奥斯卡级核潜艇、3艘改进的阿库拉级核潜艇、5艘阿库拉级核潜艇和7艘基洛级潜艇，水面舰只包括1艘光荣级巡洋舰、4艘无畏级驱逐舰、4艘现代级驱逐舰。经济实力的不足，造成常规军事力量在俄罗斯海军中严重缺失，才会出现如此奇怪的搭配：蓝水作战的核潜艇部队搭配一支绿水作战的水面舰艇部队。 俄罗斯很难在短时间内使其常规军力出现长足的进步，只能通过核力量的积极建设来重振太平洋舰队的雄风。目前已知的所有三艘“北风之神”级核潜艇均将被交付给太平洋舰队，以取代老旧的德尔塔III级核潜艇。俄罗斯去年10月7日成功试射了“圆锤”海基洲际导弹，这是“圆锤”导弹的第13次试射。“圆锤”洲际导弹未来将成为俄海上战略核力量的主力，将是“北风之神”级潜艇的杀手锏。然而，在今天的大国外交中，核武器已经从冷战时的进攻型武器转变为一种防御型武器，核威慑能力固然是一个国家外交地位与军事安全的保障，但是，从地区间到全球的军政影响力却要依靠常规军事力量。因此，俄罗斯新服役的核潜艇的主要任务显然是维持和美国的全球核战略对抗水平，以提高俄罗斯在外交中的主动性，但对于介入中美间的太平洋战略对抗却显得无能为力。 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战略重心东渐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令俄罗斯在欧洲、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所面临的外交与国家安全压力大大减轻，但俄罗斯始终对美国存有戒心，围绕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俄罗斯判断其未来所面对的安全压力将主要来自远东地区。 从前苏联时代的领导人直到俄罗斯前总统普京，从来都以二战结果无法改变来回应北方四岛问题。从某种程度来说，俄罗斯总统亲自登上北方四岛，这种看似宣示主权的行为可以说本身就是不自信的表现。冷战时代，美苏之间在太平洋上也曾经有着针锋相对的军事和政治对抗，当时中国在太平洋上还没有成为一个强大的利益相关方；如今，俄罗斯“不自信”地划分利益，显示着其已意识到自身在远东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大不如前，虽然仍然稳固地保有其在东北亚的大片领土，但在中美的战略对抗中已经沦为配角。这样的战略地位决定了俄罗斯远东战略政策的基本路线将以主动防御为主。 俄罗斯在远东的战略防御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从堪察加半岛开始的千岛群岛无疑是俄罗斯的天然海上屏障，依靠千岛群岛作为其在海洋上的战略纵深，该海域下的复杂海底地貌又有利于潜艇作战的开展。库页岛和海参崴则能够作为控制日本海的依托。但是在战略进攻方面，由于缺乏常规军事力量，俄罗斯的军事存在很难向千岛群岛以东海域扩展。既然进攻方面很难有作为，那么以划分争议领土的防守之举来保持进攻姿态，对俄罗斯而言，无疑是成本最小、利益最大的选择。无论俄罗斯看似多么强硬，登岛的举动终究是一个防御动作，同时也说明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所关注的利益范围终止于此。再向南的话，俄罗斯只能采取中立态度来应对变化和纷争了。 俄美中三国博弈东北亚 和冷战时期的美苏军事对抗和政治制衡不同，今天的战略角力已经变成双方财富影响力的对抗，俄罗斯仅凭远东的自然资源和陈旧的常规军事能力已经不再具有和美国进行战略角力的资格。如今的俄罗斯在远东无意和美国做太多的正面对抗，只希望维持领土利益不受侵犯，并借北方四岛的战略地位保持长期的地区影响力。俄罗斯清楚地认识自身的战略处境，因此也尽早宣布自己的利益范围，借美国战略整体调整和签署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机会，争取获得美国对其的政治诚意。 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上留下的唯一窗口就是俄罗斯，那么从北方四岛中一唱一和的默契，很能说明俄罗斯在避开美国的同时，美国也在避开俄罗斯。对美国而言，以给予俄罗斯所需要的政治诚意换取俄罗斯的中立无疑是一桩不亏本的买卖。...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刘吉 2011-02-09 “经济危机到来了，一切都要经历市场经济法则的检验，重新洗牌。”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国际格局因之而变。 【编者按】 “经济危机到来了，一切都要经历市场经济法则的检验，重新洗牌。”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国际格局因之而变。 求因以治本。要正确应对经济危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经济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刘吉先生《论经济危机》一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重新认识了经济危机，深刻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本质：“市场经济下经济危机的本质不应再认定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规律，而是市场经济‘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 刘吉认为，当代经济危机是当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下发生的。他总结了当代市场经济六大法则：等价交换、自由竞争、法制公平、宏观调控、优胜劣汰和化劣为优。正是由于在经济长期繁荣期中出现了一系列反市场行为，才引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出现，“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有问题，而是各种反市场因素综合积累的结果”。因此，他明确指出，认识了这一规律，我们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当代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重现市场经济六大法则的尊严，坚决清除一切反市场的行为后果，以迎接危机后新的经济高涨。 为进一步揭示经济危机深层次原因，刘吉建立了与之相应的新资本观。他更深刻反思当代经济学的作用，建议必须自觉、认真、系统建设战略经济学和球观经济学，以使未来的市场经济成为高频低幅式的波动，避免较大的“危机式”冲击。 “危机出智慧”。刘吉以战略思想家的智慧和使命感，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审视当代经济危机的本质，总结市场经济波浪式发展的客观规律，厘清了众多认识上的偏差和谬误，这不仅是对当代经济学的巨大贡献，更是对人类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的重要贡献。 论经济危机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刘吉 过去我们是从书本上认识经济危机，这次“次贷危机”让我们亲历了一次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有的专家还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超过了当年的“大萧条”。现在全世界都在应对经济危机，各国各有对策，孰是孰非，莫衷一是。要正确应对经济危机必先正确认识经济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请允许我发表一家之言。 一、重新认识经济危机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像魔鬼一样呼唤出空前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了不公平的社会剥削。由于资产阶级剥削造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两极分化，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加之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了许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于是出现大量“倾倒的牛奶”、“愤怒的葡萄”，结果形成了资本主义每隔11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一次危机比一次严重，打击着资本主义经济一次又一次衰落，直至资本主义灭亡。无论从既往客观事实看，或者从理论逻辑看，这一结论都是令人信服的。斯大林曾断言：1929年“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全面总危机的开端。然而，后来历史的进程并非如此。经济危机依然存在，有时甚至相当严重，每次危机都可列出巨大的各种经济损失，可是，每次经济危机后迎来的是经济新的高潮，一次比一次更加高涨，历史总的趋势是经济在一系列低谷高峰中不断增长。这使我想起了当年毛泽东常讲的一句话：“事物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式前进”。经济学家研究的结果（见图1）是：近一个多世纪美国经济穿越波浪式前进的是近乎一个指数曲线，1945年后更快速上升。即使1929年“大萧条”也只是偏离这一增长总趋势的一个小小的波谷，使美国成为并至今仍是世界最富强的霸主。欧洲经济发展曲线也是大致如此。   图1— 美国和西欧一百年的经济增长 在西方经济学中还有各种商业周期理论，集大成者是著名的熊彼特理论。他不仅归纳了前人关于商业周期的研究，计有康德拉季耶夫周期（60年）、朱格拉周期（10年）和基钦短周期（40个月），难能可贵的是，他特别关注了科学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中起着至高无上的作用。然而，二次大战以后，美国以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并没有与科技创新严格对应的明确年月的周期律。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重新思考的案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经济危机。 生产无政府状态无疑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人们在消费、生产和投资的决策中都存在“买涨不买落”的心理预期，也起了很大作用。这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不发达的初期更为突显。随着市场经济法制的完善，随着企业经济规模化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一方面是大型和超大型企业有计划生产，配置了社会主要资源；另一方面是社会调控能力（包括市场信息及时传播、各种信息研究和咨询机构服务、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自律等）不断加强；加上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生产无政府的盲目状态已大大减少。资本主义社会中两极分化现象也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力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逐步变成相对贫困化。特别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教育普及化，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脑力劳动者逐渐成为社会主体，从而他们作为中等收入阶层的“中产阶级”成为分配主体。经济发达国家蓝领工人人数降至10%以下，并且享受到不同程度的社会保障，许多蓝领工人也加入了“中产阶级”队伍。所有这些表明，分配两极化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之一，也已大大削弱淡出了。 那么，当代经济危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正确认识它的本质和意义？无可回避，当代经济危机是在当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下发生的。因此，首先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简明的历史考察与准确概括。 二、当代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