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February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2-22 从中国央行的角度看，采用加息而不是提高汇率的办法是防止通胀最稳妥也可能是最有成效的方式。撇开汇率问题关乎一国经济主权不谈，升值与否必须服从本国利益，从中国需要出发。 中国农历新年假期结束的前一天，央行进行年内第二次加息，将银行存贷款一年期基准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央行是次加息之举，因被市场所预期，并没有激起多大的市场反应。但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月9日在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听证会上回答一位议员质询时表示，中国以加息方式对抗通胀“令人惊愕”，并敦促人民币升值。 伯南克的批评让世人思考一个问题：究竟用什么手段去抗击汹涌而来的通胀更有效？在伯南克看来，最好是让人民币快速升值，而中国央行的举措表明，他们更愿意选择加息。孰是孰非？ 加息似乎无助于抗击通胀，而且频繁加息还会产生很多负作用，如压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引来热钱博取利差收入和汇率收入，并进入资产领域催高资产价格等等。相反，若让人民币大幅升值，则可降低进口大宗商品价格，有助于增加进口需求，从而让人民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由此可见，伯南克的建议似乎并不仅仅站在美国的立场，还有现实和理论的说服力。 问题是，中国央行在作出加息决策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但为什么央行没有如伯南克所愿让人民币快速升值？根源就在于，一味提高人民币汇率，未必能有效解决通胀问题，搞得不好，反导致一系列不应出现的后果。 受制美元贬值 理论上说，一个正常的经济体，货币升值后，可通过降低进口价格来抑制通胀。但是，近年的事实并不支持这种看法。2005年汇改以来，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中国商品经受了07-08年以及目前的两轮通胀。个中原因，就在于通过本币升值来降低进口价格进而抑制通胀，需要有个前提，即与之挂钩的国际主要货币不出现大幅贬值。可问题恰恰在于，这个前提对中国来说目前不存在。美元作为当今事实上的世界货币，也是人民币此前紧盯的目标，近年来却一直处于贬值状态。美元贬值必然助推以其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高。 就此而言，人民币升值尽管能够在国际市场进口更多的产品，但由于所购买产品本身价格已很高，再加之价格的传导作用，实际对国内物价的对冲作用有限。特别是，当中国因素成为影响国际商品市场增量供求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时，以人民币大幅升值来缓解国际市场冲击，只会进一步加剧国际商品市场的供求紧张状况，引起国际商品价格的更快上涨。以铜为例，中国1月份废铜和未锻造铜材的进口量较上年同期增长16%，但上述两种商品的进口价格（按美元计算）却上涨了51%。 与此同时，人民币快速升值引发的热钱持续流入，使得央行不得不大量增发本币进行对冲，从而直接推动国内流动性过剩。从2008年的情况看，这些热钱推动了几乎所有资产价格的迅速上涨，并有向普通消费品领域扩展的趋势。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乃在于中国对国际大宗商品并没有定价权，当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操纵在发达国家机构手中时，人民币升值产生的购买力越强，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就涨得越厉害。由于大宗商品上涨的幅度一般会远大于人民币升值增加购买力的幅度，最终的结果就会是不但抵消不了通胀压力，反而会带来输入型通胀。由此可见，只有当中国能够控制大宗商品价格的同时让人民币汇率升值，才会起到抵消通胀压力的作用。 遏制房价之需 除了物价外，房价是中国选择加息而不提高汇率的另一因素。反危机以来的房价上涨，虽然有地方对土地的操控及民众的购房需求旺盛这些投机炒作的因素影响，但根本是国家为了反危机而实行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结果。中国银行业中高达60%以上贷款都给了房地产企业或与房地产有关联的企业和个人，房价焉能不涨？事实上，这也符合货币超发后的流动路径。 通胀在货币上表现为超发现象，但无论是主动超发还是被动超发，超发的货币都不会立即体现在最终端的物价指数CPI上，而会先进入资产领域，催生出资产泡沫。道理很简单，资金的持有者也要寻找最有利可图的商品炒作。货币吸纳能力最强的资产无疑是股市和楼市。之后资金再转而炒作大宗商品，最终进入粮食市场，引发物价全面上涨，以致形成通胀。这就是超发货币的流动路线图。 受制于传统的理财观念，人们更倾向于把股票理解为纸上富贵，而把房产看作成实实在在的财产，所以中国人热衷于炒房甚于炒股，这当然也与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以及股市不可控因素太多有关。不过这样一来，也就造成本应在危机中下跌的房价因太多资金的流入反而却不断上涨，即使最近两年国家出台很多房产调控政策，都无法逆转这种涨势。此时就必须祭起货币工具，收紧流动性来压制房价，这就是央行在上调准备金率的同时为什么要选择加息的道理。 目前，货币收缩的效果已在房地产领域体现了出来。据统计，去年下半年新增房地产相关贷款仅为6000亿，创下近两年的新低，其中去年下半年的新增房地产开发贷款为1600亿，个人房贷为4200亿，均为近两年最低额。尽管两次加息后房价还处于高位，但可预期，在连续加息的累积效应下，坚挺的房价终会有所松动，并且不排除会有较大幅度下跌。 预防升值后患 央行选择加息而不是让人民币升值，更本质的原因或许还在于中国经济内在的脆弱性。诚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目前主要还是依靠模仿创新来提高生产率，而模仿创新的最大弊端就是重复建设多，GDP水分大，货币发行也多于发达国家。人民币若升值过快，必然暴露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有可能引发人民币大幅贬值。因为如果人民币快速升值到均衡水平，将会使得货币供应不足。而所有在建工程都需要持续的货币供应，如果货币供应不足，经济发展就面临着极大风险。 另外，快速升值对稳定房价也不利。中国政府虽然出台严厉措施打压房价，但目的不是要让房地产崩盘，而是让房价平稳回落。若人民币升值过快，幅度过大，目前泡沫化严重的房地产将面临巨大压力，原来由房地产吸收的过量流动性将转而配置外币资产。一旦这形成一种趋势，对房地产市场以及地方财政就会造成毁灭性打击。显然，这是中国当前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承受之重。 同时，也是预防大规模失业的需要。如前所述，虽然加息也会造成对实体经济的打击，引起部分失业，但相对于快速升值对出口加工工业造成的危害来，程度毕竟要轻。2009年金融危机深化阶段国外订单的锐减造成沿海出口企业大量倒闭，从而使得千万农民工提前返乡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中国出口加工制造企业主要是中小民营企业，而它们又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载体。它们的倒闭必然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对中国这样一个尚不发达，有着大量劳动力富余的国家来说，就业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因此，人民币若快速升值，导致的后果有可能比2009年金融危机更严重。 另外，从当前情况看，在紧缩政策的预期下，工业环比增速和企业投资意愿都进一步下降，出口也将预计在去年高增长的背景下大幅回落，外贸顺差有可能减少至1000亿美元左右。一月的外贸顺差已显示出这种趋势。尽管出口强劲，但进口更强劲，外贸顺差萎缩至50亿美元，同比降幅一半多。经合组织的综合领先指标也显示，未来几个月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将继续增长，但意大利和中国似乎正走向低迷。这种情形下已经不适宜再出台更严厉的紧缩政策，如果人民币快速升值，最终会打击出口企业，后果堪忧。 升值无助民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振宁 2011-02-21 港府新财政预算案除了应推出相应的纾解民困措施外，还应把握“十二五”规划开局的机遇，积极发挥国家赋予香港的角色。 港府新财政预算案除了应推出相应的纾解民困措施外，还应把握“十二五”规划开局的机遇，积极发挥国家赋予香港的角色。 香港社会较少讨论的是外部环境的转变。外部环境方面，世界经济重心东移。西方国家推出振兴经济措施，但是成效有限，美国失业率仍然高企，贸易保护主义升温；欧盟因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等债务危机疲于奔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中国正逐步减少对西方市场的依赖，加快壮大亚洲市场。2010年，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启动，又与台湾签订ECFA。另外，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加紧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这些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对香港带来一定挑战。以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为例，一直以来，内地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都以香港为转口港，而且不少东盟国家的商家都以香港为跳板，进入内地市场。但是，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内地与东盟实现零关税，在香港提供转口服务的企业势必受到严竣考验。而CEPA里让香港产品享有零关税的待遇进入内地，东盟国家亦享有，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CEPA的功效。 但是，香港正遇上重要的战略机遇。“十二五”规划即将发布，香港若能发挥国家赋予的角色，发展空间将大增。根据去年十月份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国家会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该定位不是国家为了安抚香港才赋予，是确实关乎国家在“十二五”规划时期的战略。 举例而言，航运业可分为港口业务和航运服务业，后者包括船舶注册、管理、买卖、租借、融资以至海事仲裁、保险等。中国是航运大国，无论在港口吞吐量、船舶拥有量以至造船量都居世界前列，但是，航运服务业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国际航运要素的定价权、合约的制定权和仲裁权等，仍由西方国家主导。中国需要争取与国力相配的话语权，维护其权益。相较中国内地城市，香港在航运服务业有一定发展基础，尤其在船舶注册、管理方面表现突出。它可以进一步利用其制度、人才、网络、信息等优势，发展航运服务业，为国家争取更多航运上的话语权。 香港必须充分了解国家赋予的角色的意义，然后思考如何将有关角色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发挥。以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为例，由于历史原因，部分东南亚国家对内地有一定戒心，未必愿意在各个范畴与内地展开深入合作。而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一直以来与东南亚国家有不少联系，这可以减少合作的阻力。若香港可以把握机遇，绝对有潜力成为刚启动的自由贸易区的金融、贸易和航运枢纽。 财政预算案在区域合作上有很多工夫需要去做。首先，香港需要更多对“十二五”规划下如何利用国家赋予的定位优势，联系内地与亚洲地区的研究，让特区政府可以更主动推出措施。单单像以往在“十一五”规划发布后举办研讨会是不足够的，香港需要持续有系统的研究。建议加强中央政策组的研究力量，专门就“十二五”规划赋予香港定位的意义，以及香港如何配合国家战略部署，与珠三角地区、东盟、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等合作，展开深入和长期的研究，提出确实可行的建议。 同时，财政预算案应就区域合作设立专章，正视香港与东亚地区正在迅速形成的自由贸易区的关系。例如，建议国家在往后与东盟以至其它地区协商自由贸易协议时，考虑将香港包括在内。虽然香港可以从内地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里得到发展机遇，但是，香港不是“10+1”的成员，这令香港未必能充分掌握该自由贸易区的最新情况以更好地发挥国家赋予的定位优势，东盟国家亦未必理解香港在自由贸易区内可以发挥的作用。有关情况香港需要向国家反映。还有，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国民仍需申请签证来港。随着这些国家尤其是越南的快速发展，经贸活动渐多，建议特区政府定期评估安全状况，逐步简化这些国家国民申办签证的办法，最终达至实行免签证待遇，以便利香港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成为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桥头堡之一。 总括而言，是次财政预算案必须对本地和国际情况同等重视，既要着手纾解民困，又要为香港的长远发展打好基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振宁 2011-02-18 香港的通胀压力明显上升,市民尤其是基层市民的生活压力增加。港府应未雨绸缪，多管齐下，在食物、房屋、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提供纾解民困的措施。 特区政府即将公布2011-2012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财政司司长正就此咨询公众意见。港府的咨询重点仍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各主要政团亦大多针对如何纾解民困。 香港的通胀压力明显上升。由近期的民意调查结果可见，市民对通胀的忧虑大增。美国等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救市，资金泛滥，加上亚洲地区包括内地、印度、韩国均以调高利率应对，所以资金有很大诱因流入实行联系汇率的香港。加上人民币升值，香港面对输入通胀的压力上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至明年底香港的通胀会达到5%。食品、商品、租金等价格不断上涨，市民尤其是基层市民的生活压力增加。 行政长官已在不久前的立法会答问大会表明，应对通胀对基层市民的影响是政府当前的施政急务。立法会亦通过无约束力的议案，促请政府纾缓通胀和减轻市民生活压力。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估计，本财政年度（2010-2011财政年度）的盈余介乎621亿至701亿港元（下同）。若然估计正确，是回归以来第三高的数字。财政司司长在确保港府财政稳健的前提下，可以适量利用盈余，纾解民困。 但是，财政司司长不久前在中华总商会的论坛表示，不会随便“派糖”，以免加大通胀的压力。司长必须明白，“派糖”带有贬意，暗指受益者不劳而获。但是，实际情况是基层市民分享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并在通胀下生活压力大增。香港的劳动市场早已出现二元化，学历和技术要求较低的行业如零售服务、保安等，薪酬福利不多，晋升前景不佳，职业稳定性较弱，基层劳工之间竞争激烈。他们即使工作多年，并接受更多在职培训，生活状况也难有显著改善。当然，社会崇尚自由竞争，但是，政府的其中一个重要角色是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援助，维持社会公义和稳定。今年4月份，香港居民在内地的“超龄子女”可申请单程证来港定居与父母团聚，他们当中部分人学历和技术较低，要投入基层劳动市场；而今年5月份，《最低工资条例》生效，部分弱势劳工会遭裁减。这些事件将会加剧基层劳工之间的竞争，港府需要高度重视。 港府需要多管齐下，减轻基层市民在通胀下的压力。对基层市民而言，他们的收入较大比例投入在食物方面。政府可加强对支持经济有困难人士的食物银行的资助，扩宽其服务对象范围，为单亲家庭、露宿者、长者、少数族裔、失业人士提供营养健康食物。同时，食物银行也应加强有关捐助的宣传，诱发小区互助精神。长远而言，港府更可仿效美国，设立“食物券计划”。该计划始于1939年，专门供低收入或无收入的家庭申请，用于购买营养食物，但不能购买烟酒等。当然，港府可附设条件，要求申请者若然有工作能力，需要出外寻找工作或接受培训。 至于房屋、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港府可以提供不少纾解民困的措施。例如，房屋方面，港府可免去公屋居民的租金，并仿效澳门特区政府，对符合申请公屋资格的申请人发放租屋津贴，以解燃眉之急。另外，针对基层市民的薪金升幅难以追上楼价升幅的问题，港府应考虑在租屋政策上作出调整。以往政府实施租务管制条例，该条例规定私楼业主两年最多加租一次，加租幅度不应超过30%。但是，该条例在1998年被撤销后，私楼拥有者可在一年“死约”后，随意加租。若租户不同意，只有被迫迁出，欠缺讨价还价的能力。 财政预算案亦需要考虑中小商户的处境。中小商户正承受着租金、成本和加薪三大压力。政府打击楼市炒卖活动的措施，会将资金由房屋市场引导至其它市场，包括零售物业市场。据统计，一线地区的铺位租金，已较2009年同期上升超过20%。部分业主预期市场畅旺，拒绝向中小商户续租。另外，不少中小商户因人民币升值，进货成本上升，经营日益困难。今年5月份《最低工资条例》生效，可以预计不少中小商户的营运成本势将进一步上升，或大幅加价，或结束营业，进而加重通胀压力和失业问题。政府应未雨绸缪，为最坏的情况作出打算。  

2011-02-15 情人节当天，日本共同社发布的日本经济数据显示，日本去年的名义GDP比中国少4000多亿美元。从1968年以来一直占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的日本由此退下，中国经济实力冒升，仅次于美国。世界经济排序改写的消息，早在去年年中即已广为人知，日本官方的全年数据不过是进一步的确认。整体来看，港台媒体的报道波澜不惊，非但没有额手称庆，报道与评论反而充满忧患之见。 香港《信报》2月25日社评认为，在超越日本此事上“中国不愿太过张扬的目的，相信是不希望‘惊动’邻邦和美国，以免它们提高警惕，处处防范，或不断要求中国负担起相应其成为大国身份的责任——在全球碳减排问题上，美国就力促中国要因应其经济总量，提高减排的份额，这种‘大国责任’，对仍然以争取高增长、高速度发展的中国来说，自然是不可接受、无法承担的责任。”社评还指出，“全球化之下的国与国竞赛，除了综合国力，还要讲国家竞争力，包括科技水平、国民教育水平、文化和制度的软实力等等；很明显，中国在这些方面跟日本和其它经济发达国仍有一段距离。” 《香港经济日报》的社评《经济超日赶美 国富更需民富》认为，“中国经济体积雄踞世界次席，但国富民未富，民众分享经济成果不多，国家必须致力保障并提升民众收入，经济发展才真具意义。”文章引述数据指出，“以劳动报酬占GDP比例计，中国1990年是53%，其后不断下降，到2007年跌至不足40%，即经济大饼虽不断扩大，但民众所占比例却愈来愈小，经济得益大部分都让企业利润即国家与民企占去，形成国富民仍穷。”面对这一危险讯号，文章建议，“中国政府必须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继续做大经济饼之时”，一方面要“增加民众收入，如提升最低工资、加强对农业支援以提升农民收入，以此拉动更大范围的劳工工资上升，从而扩大民众分享经济大饼的比例”；另一方面“应将增加了的国家收入、国企分红，多用于社会福利，解决民众教育难、医病难、住屋难等问题，即通过政府再分配手段，尽快改善民众生活质素，由国富转为民富。” 《大公报》社评认为，“其实中国GDP 超美超日早无悬念而只是早晚问题，故对此不必过度重视，现时首务反应是如何提高经济质素，和使中国尽快实现现代化目标。”社评侧重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劳工制约问题”：“民工荒是否显示‘（刘易斯）拐点’出现，或只是劳工市场的区域性结构调整尚待厘清，但劳工制约确已成了阻碍发展的重大障碍，必须作有效处理。”所谓“刘易斯拐点”，即指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力经已耗尽，并将迎来工资猛涨时代。社评认为，“克服劳工制约应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之一”，“为长远计国家还须从三方面着手：（一）开放劳工市场进口外劳。（二）推动产能加快向内陆转移，以产能流动代替劳工流动。（三）研究应否放宽生育限制，以增加人口及劳工供给。” 大陆的经济崛起，同样为海峡对岸所关注。“台湾有‘史泼尼克时刻’的警觉心吗？”这是南方朔先生在台湾《中国时报》专栏中发出的疑问。南方先生指出，“2010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年，在量的方面它的GDP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在质的方面，它和十九世纪美国崛起的模式相同，经济起飞后立即能量往科技创新方向集中。” 南方先生认为，中国的崛起“除了冲击到世界结构，更直接的乃是它反映在两岸硬软实力的消长上。”他从社会关系和文化符号的角度来看这一消长：“在以前，都是台湾的有钱人娶大陆的女明星女舞星，但从大S嫁入大陆豪门起，这种社会关系已告改变，往后台湾名女人嫁进大陆富豪之家的必然更多。以前都是台湾富人捐钱给大陆救灾辨慈善，而自陈光标起，这种关系也反转了过来。” 奥巴马上个月发表的国情咨文里重提“史泼尼克时刻”，显示美国警觉中国科技创新的突飞猛进。南方先生借用此词以警示台岛：“2011年，乃是继2010年中国在世界秩序上量与质突飞猛进后，在硬软实力上改变了两岸各种关系的一年。因此，2011年理应是台湾最严峻的‘史泼尼克时刻’，无论经济、科技、军事都要重做战略部署”。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周虎城 2011-02-15 广东将开始实现经济转型与文明转型的双转型。幸福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幸福广东，是思想解放的幸福广东，是延续并推动改革历程的新提法、新动作、新部署。幸福广东是改革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成果。 一 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第一次以省级建制系统提出了“幸福广东”概念。省委全会把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作为广东省落实中央关于“十二五”发展“主题主线”的核心任务。全会以决议的方式认为这一核心任务是“十二五”发展的主攻方向，是广东科学发展的行动指南，并鲜明地强调，“这个问题上，全省上下要有坚定的政治自觉。” 继“重庆模式”在全国激荡起政治风云以后，广东系统总结“十一五”发展成就和改革成绩，“幸福广东”的提出，更多地具备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意识形态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新提法和新实践。“幸福广东”无疑是新广东模式的理论概括，目标性和理论性更高。 幸福广东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但导向是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幸福感的不同是由各地发展诉求所决定的。但提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作为执政归依，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种理论创新。因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自身感受，幸福的评价权并不是被官方所掌握，而是被民意所决定。为什么要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无外乎是要让群众能够切身感受到改革所带来的好处，化解长期以来群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被矮化所造成的被抛弃感和非主人感，增强群众参与改革发展的主人翁意识。在近年以来全国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维稳压力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提出幸福概念，很关键的一项便是要让群众的切身感受得以转化，让群众对于执政体的认同感增加，因此幸福广东实际上是对执政党早在革命时期提出的群众路线的一次新的回归。 广东省委提出，建设幸福广东，要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建设宜居城乡，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社会治安，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满足文化需求。如果以模式的方式加以总结，其实就是人本广东、公平广东、宜居广东和绿色广东、平安广东、文化广东。广东在交通建设早已四通八达的情况下，在精神建设领域提出了人民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的新型畅通概念，说白了，就是言论畅通。相对于一些地区只准唱赞歌的表现，言论上的畅通多多少少具备了一些广东特色，而从理论溯源来看，言论畅通实际上来自于胡锦涛总书记所做的十七大报告：“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可惜的是，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和媒体主管部门对于十七大报告中的此项内容，采取了故意忽略的态度，有的还对民间泛起的反对意见以诽谤罪等名义进行反制，试图阻塞人民群众的言论畅通渠道。然而，从奥运会到世博会再到亚运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言论相对畅通的地区，对本地政府多有批评的地区，反而是相对更稳定、重大事故发生机率更低的地区。 二 什么是幸福？ 幸福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自我评价，其判断权不在政府，而在群众。一个人是不是幸福关键是这个人的个人权利是否得到尊重，个人的正当生活是否得以保障，个人能不能通过努力达到合理的目的，等等；而一个社会是不是幸福关键是看这个社会是否有秩序，是否平和，每个人是否具备免于恐惧的自由，法治是否昌明，民主是否到位，等等。如果一个地方的政策决定权仅仅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连群众是否幸福的判断权亦要掌控，那么，幸福便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幸福必然是具备了一定的公共规则和秩序，按照这种规则和秩序，人人的基本尊严是有保证的，依靠智慧和合法劳动是可以致富的。换言之，一个幸福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有希望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 幸福也来自于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为什么本次广东省委全会把加快转型升级与建设幸福广东并列，主要是因为幸福不能绝缘于经济建设，幸福不是搞贫穷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必然是物质丰裕的、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同时也应当是人本主义昌盛、法治健全并得到强有力执行的社会主义。中共广东省委以及汪洋书记所提出的加快转型升级，其目的在于化解多年来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实现广东经济的新起飞。汪洋特别指出，GDP可以慢一些，“暂时的稍慢是为了将来的更好和更快，只要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转过来了，即使一段时间速度和总量被别人赶超，我们还可以东山再起，迎头赶上！”关键的不是GDP数字的变化，而是经济内核的变化。广东曾经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省份，出口是广东的经济支柱，但在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当下，国际经济形势存在太多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广东经济发展举棋不定，既贻误外部出口良机，也贻误内部改革良机。沿着旧有的发展模式，环境日益损耗，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官民对立情绪日益发酵，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不幸福的因素在增加，幸福的因素在减少或者变质。 以往，我们都以“大河涨水小河满”来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认为优先考虑的是国家经济能力的不断提高，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的是国家利益，而要求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的需要。道理并没有本质性错误，但在执行过程中却造成了个人权益的不被尊重，国家利益或曰公共利益变成了侵害个人利益的借口。频发的土地冲突、拆迁冲突不但总是假国家利益之手，而且屡屡以强拆的方式引发对抗式群体性事件，导致在部分地区官民对立情绪极其严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90周年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的领导干部尤其需要回顾历史，避免重蹈国民党的覆辙。“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天下得失，莫过于人心向背。1949年，共产党获取政权、国民党丢失政权，与人心之变大有干系，共产党是靠得民心取来的天下，如今广东大提幸福概念，与当前因各类冲突事件引发的人心流失不能不说没有关系，而幸福广东显然有通过促进人民物质福利、文化福利、精神福利而使幸福感、信任感增加的意图，使人心再次凝聚在执政党周围。 三 幸福广东，必须看幸福的标准是什么，什么阶段需要什么样的幸福。对于发展刚刚起步的地方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获得是幸福的第一要素，而对于发展已经进入到一定阶段的地区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已经进入到一个稳定的运行空间，幸福就不再只是经济成功的喜悦，而要考虑到整个社会运行的和谐与否，科学与否，人民群众精神层面是否富裕，这种精神富裕是否能够得到制度的保障。 汪洋表示，人们的幸福感之所以没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步提升，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法治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广东省委表示，法治广东是幸福广东的重要保障，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广东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法治广东建设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建议稿同时提交全会审议，目的就是把建设法治广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以此审视，目前的焦点是幸福广东，但法治广东和幸福广东显然已经被广东省委列为相互依存和并列的关系。这也是新广东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果说幸福广东是要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人民群众的生活营造一个和谐、安乐、平等和公正的发展环境的话，那么法治广东则是为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打开一柄保护伞，使广东能够在全国率先建立起法治社会，逐步摆脱人治束缚。汪洋在分组讨论时强调，“法治广东是幸福广东的重要保障，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撑，是广东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法治广东建设五年规划的部署， 2015年，广东将初步建成地方立法完善、执法严格高效、司法公正、法治氛围良好、社会和谐稳定的法治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在全国率先打出法治省的旗号，至少说明，广东在着力为法治社会的建成做加法。 幸福广东是目的，法治广东是手段，保证程序的公平、公正和公开运行，依法治国，则幸福可期；如果幸福仅仅是领导人的关怀，即使这位领导人是政治强人，却难以避免人走茶凉的悲剧结局。并不是每一个领导人都爱提法治，因为法治有法治的规则，不可能按照领导人的自我意志进行自由裁量。正由于此，很多地方对于法治建设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或者只喊口号从不落地，一边喊依法治国，一边把法院当成了自家后院。但信访制度变更所引起的变化表明，对人治制度的任何加强都只能导致人治的灾难，频发的上访事件与其说是老百姓对于中央高层更信任，毋庸说老百姓对司法公正基本失望。问题在于，一旦司法不被看重，规则也就失去效力，人们就只能冀望于青天大老爷的出现。可是，在现代社会政治治理中，青天大老爷似的人文型官僚早已被技术型官僚所取代，即使当今仍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包青天，也无法匹配浩如烟海的群众诉求。而当群众诉求得不到回应，上访并无效应的时候，群众的不幸福感自然上升，对执政体的反对情绪必然发酵，岂非得不偿失？ 早在去年上半年，广东省人大就开始了关于法治广东五年规划的征求意见工作，力图广泛集纳各阶层智慧，把法治做实。但这需要许多工作来配合，尤其是一把手的配合。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一把手具备了诸多权力，这些权力的后面是一连串的利益链条，要让他们让渡权力，为法治做加法，必须用强有力的手段，以强力政治促法治建设。这又是一把双刃剑，法治居然要靠强有力的人治来推动，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但在现行阶段，这又是无法避免的。强力政治并不一定是洪水猛兽，关键是看运行的方向是朝着法治、民主、改革还是朝着人治、专断等。 四 广东提出幸福广东应当说取决于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基本判断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发展，广东已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推进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刻不容缓。”...

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02-14 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学会与之相处，才是正途。“正途”就是胡温掀起的“网络问政”，利用网络直接接触最基层的民众、收集民意，回答网民问题，解决中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从互联网一开始出现，西方学界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一种认为开放、互动的互联网平台将会成为一切不民主制度的终结者，另外一种则持保留意见，认为互联网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媒体，有什么作用，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 互联网自身在中国的十几年发展证明它显然不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媒体”，而具有以前传统媒体所不具有的很多特征，有些特征给政府与民众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涉及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上，中国的互联网大致经历了从“广场”到“战场”的演变过程，现在又率先在广东等地进入到“网络问政”、“网民问政”的良性互动阶段。 中央支持网络发展 互联网是普通民众表达意见、行使言论自由权力的虚拟广场，这是过去十年互联网发展揭示的路径，也是任何专家学者都不否认的。从“孙志刚案”到“躲猫猫”再到“我爸是李刚”、钱云会车祸案等，普通中国民众借助互联网平台登上了言论的广场，无论其发展速度还是规模，都使西方观察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专家学者们跌破了眼镜。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是在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人的直接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最高当局的支持，很难想象，像中国这种体制的国家，一个涉及媒体、宣传与意识形态的言论平台，会在短短十年内，以超过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成为世界互联网业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 西方专家们对于这一事实的忽视当然不能全怪他们，因为只要看看这些年发端于互联网上的形形色色的“话题”与“事件”，几乎都是针对各级地方政府，难怪西方人就有了一个错觉：互联网是天生与北京作对的。“事实”好像也支持这种错觉：民众用于表达言论自由的虚拟的“广场”，很快就有了“战场”的硝烟味道，各级政府打压网民、关闭网站、删帖等此起彼伏，而且很快发展到“跨省逮捕”网络发言者……与此同时，日益增多的网民却不屈不饶、前赴后继，揭露官员贪污腐败屡见不鲜，暴露政府管理缺陷也层出不穷。 更有甚者，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站在了网民这一边，你不许网民的发言上各大网站的头版，他就使用博客，你封了博客，他还有论坛，你关闭了论坛，他还有微博。2010年成为“微博元年”，据《2010年中国微博年度报告》数据，去年中国大陆发生的50起重大舆情案，由微博率先揭示的就达11起。这个才兴起一年多的载体竟然承担了22%的任务，实在不可小觑。 胡温践行“网络问政” 互联网如何发展？网民如何发展？中国政府如何对待互联网？这些已经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重中之重。从“广场”到“战场”，从中央领导的高度支持与重视到网络成为网民监督各级官员的言论平台，如果互联网仅仅停留在“广场”与“战场”的阶段，前景确实堪忧。甚至可以这样说，互联网刚刚兴起时，西方学者就做出的“互联网就是与一切非西方式的制度作对”的断言有可能部分成为现实。也因此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很可能出台限制互联网发展的政策法规。 虽然有这个担心的专家学者一直存在，而且日渐增多，可这些年北京对互联网的政策一直非常明确：支持发展。从胡锦涛主席“触网”，与网民交流，到温家宝总理每年都与网友促膝谈心，网民的数量正以比GDP快了几倍的速度在“翻一番”。这一切都给外界、网民以及各级政府官员发出了明确的信息：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学会与之相处，才是正途。 “正途”就是胡温掀起的“网络问政”，利用网络直接接触最基层的民众、收集民意，回答网民问题，解决中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这种“网络问政”也迅速传播到地方。其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广东省。而广东的“网络问政”，除了广东拥有4860万网民（占全国网民的七分之一），还有一个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汪帅”的汪洋书记，他连续三年同网友平等交流，大大推动了广东省的“网络问政”。 广东省委办公厅网络信息资源处的卢传智处长对“网络问政”是这样定义的：“网络问政”就是党委政府通过网络与群众进行互动交流，以达到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排解民忧、接受监督的目的。《南方日报》评论员周虎城则指出“网络问政”的本质目的就是要达到“群众问政”。 “网络问政”广东先行 “汪帅”主政广东三年，成功塑造了一种健康、积极的“网络问政”模式。这一模式分为三个层次：由汪洋书记直接与网友交流，给全省干部群众树立榜样，率先建立了干群之间平等、沟通、协商的关系，共同为和谐广东、幸福广东做贡献。 第二个层次则是在“汪帅”书记的领导下，各市区第一把手、机关领导干部步入“网络”，同网民建立直接联系。目前已有多个市领导开设博客与微博。他们的上网是进一步落实汪洋书记指示精神的保证，也是确保“网络问政”不会停留在只“问”政而不解决的关键所在。例如，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试水上网后，很多网友来“拍砖”、反映情况，不断有关乎公共利益或涉及个人利益的声音。他没有辜负网友的期望，很快对微博的留言做了批示，并要求下面一个一个给予答复，解决处理。 第三个层次则是在汪洋书记与各级领导的带领与倡导下，各政府机关或设立“网络发言人”，或建立微博，直接与群众沟通，收集民意，实行政府公开，与群众进行良心互动。在春运到来之前，省公安厅继佛山、肇庆公安局之后开通了微博账号。春节期间，我们对设立在腾讯的“广东省公安厅”微博进行了跟踪调查与研究。数据显示，春运期间不间断地发布治安、交通等微博，与网友互动，短短半个月里得到微博网友近千人次的支持。中国的公安部门在如此短时间内得到这么多普通民众的支持，恐怕还是很少见的。 三个层次的“网络问政”已经初具规模。广东政府人士认为，这一模式将会进一步法治化与制度化，成为推动“和谐广东”与“幸福广东”的重要推手。据官方相关部门透露，过去一年广东的群体事件有下降趋势（准确数据尚未出笼），政府通过互联网给民众方便，回答提问与解决问题，是否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目前尚未有准确的学术数据来支持。天大研究院课题组在网络上与广东网友的互动调查发现，在询问了350位广东网友后，有超过37%的受调查者表示，当有了“严重得只有闹一场（上街）”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会首先选择通过网络联系相关部门（包括领导人博客、微博与信箱），等他们不回答或者不解决的时候，才采取认为必要的“行动”（他们口中的必要行动就是上访、游行等）。这个数字至少说明，如果我们的领导都对网络退避三舍的话，这37%的网民就“无路可走”，唯有弄出最终还是让政府与官员头疼的“群体事件”。 互联网从“广场”到“战场”，再演变到“网络问政”，是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其意义非同一般。政府积极出击，不是打压互联网上的言论，而是营造环境认真倾听网民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问题一个也不放过。政府持这样的态度，一下子就让西方学者们在互联网刚刚诞生时的预言落空了。善加利用互联网，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互联网不必是政府的敌人，而成为连接民众与政府的纽带，拉近了现实中渐行渐远的党群、干群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互联网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礼物，并不为过。“网络问政”，虽然还远不够完善，但值得执政党与专家学者们的重视。

2011-02-11 近期台岛几则新闻，孤立来看已颇热闹，联系起来更耐寻味。一则是一名台湾诈欺疑犯被从菲律宾引渡到大陆，台湾对菲律宾兴师问罪；一则是“少将间谍案”在马英九要求行政机构以“大陆”简称对岸的次日引爆；一则是涉及台湾两家媒体的笔战。 2月8日，台湾《自由时报》一篇有关“国票金控改选”的报道，标题直指“中资色彩台商轧一脚”，文中更点明“中资色彩浓厚的蔡姓台商”，影射旺旺中时集团负责人。针对《自由时报》的影射，旺旺中时集团旗下的《中国时报》、《旺报》连日来发表多篇社评，直指《自由时报》“扣红帽子”，是“红色麦卡锡主义”。 2月10日的《中国时报》社论指《自由时报》“以其自行胡乱界定的中资定义，随意恶扣企业红帽子”，“已严重误导社会视听，并成为另外一种文革式的白色恐怖。”谈到“中资”的定义时，文章指出：“把所有资金都毫无来自大陆官方或国企，只是在大陆卖产品，挣得的钱，也列入‘中资’行列，则是闻所未闻——全世界只有《自由时报》是如此定义中资。” 2月11日的《中国时报》社论进一步指出，“我们却发现台湾持续存在着一股逆流，这股逆流对任何涉及两岸经贸与投资事项，一概给予负面解读，全视为所谓‘中资入侵’，甚至到处给人戴红帽子。这种红色麦卡锡主义又以《自由时报》为代表。”文章披露，“《自由时报》为联邦集团拥有，集团以房地产起家。”“今日一个在房地产获取高利的企业，透过旗下媒体，口口声声爱台湾，却为那些异地打拚有成，回台投资的企业大戴红帽，瓦釜雷鸣，何至于斯？一手从岛内民众身上大赚房地产利益，一手为赚大陆钱的企业大戴红帽，难道，这就是‘爱台湾’吗？” 官拜台军少将的罗贤哲涉嫌出卖军事机密给对岸，这起“少将间谍案”震动台岛，连美国主流媒体都竞相报道。媒体追逐间谍案内幕、抢夺读者眼球之际，台岛报端亦不乏反思之声。 台湾《联合报》2月11日社论指出，面对这起间谍案，“大家必须超越制式的政治反应，如此也许能在这团谜雾中摸清来龙去脉。”文章认为，“从更大的时代背景看，罗贤哲军人忠诚意识的变化，应非因外派泰国才发生，而是缘于岛内那些年不休的政治斗争。尤其，从李登辉到陈水扁连串的‘修宪’‘制宪’、‘国名’‘国号’事件，破坏了社会的认同和凝聚，更搅动了军方的谄媚及投机风，多少军人一夕之间不知要向谁效忠。在变调的民主中，军魂随之沦落。”“这正是那一波民粹本土主义对台湾最大的伤害。在漫天爱台口号和卖台帽子下，本土主义的矛头不是真的指向对岸，而是指向台湾的‘他者’……那个本土主义烟火飞扬的年代，罗贤哲出卖了自己的军魂，一如陈水扁背叛了台湾的民主。” 在马英九简称“大陆”的政策宣示次日，“少将间谍案”在媒体曝光。这一案情公开的时机，台湾《工商时报》2月11日《编辑室报告》以“看不懂的一场戏码”为题的专栏文章品味再三。文章指出，虽然罗贤哲一案为台湾军方有史以来最高层级的间谍案，“此案也发展布线一段时间，但当局决定何时发布案情，自是一个政治选择。而之所以选择现在这个时机公布案情是否合适？其背后的政治判断为何？就颇耐人寻味。” 该文纵览几则涉及两岸关系的新闻脉络后指出：“其实，两岸关系本就在反复进退之间发展；各有所需之时，自然关系良好；但若为满足各自内部需求时，升高台海紧张形势也是易如反掌之事。” 两岸关系新一年的走向格外惹人关注。台湾媒体称今年为ECFA元年，而经合会首次例会将在本月22日召开，次日陈云林将会再次率团抵台参访，访察之地包括云林、嘉义、台南、高雄等绿营主政的中南部县市。开春之际，这一会、一访，势必成为两岸关系大事。台湾《工商时报》更视陈云林此次参访为今年两岸关系的“寒暑表”。 “政治麻疹出完了吗？”台湾《联合晚报》“冷眼集”发出如是疑问。这篇特稿把民进党及其群众对于大陆参访团的疯狂、扭曲举动比喻为“政治麻疹”。“这些人什么时候才真正把对岸在台湾投资、对岸官员到台湾四处察看、旅行，当成一件正常的事情，这个政治麻疹才真算是了结，而有了终身的免疫力。” 特稿概括说，“当世界已经透过全球化如火如荼地进行了快20年的整合之后，我们对于彼岸仍有一座高耸而难以拆除的心理长城，以至于对于所有来自彼岸的经济、文化、政治、社会事务，都先行用一种极其扭曲的态度视之，以致就对访客采取了某种疯狂的举措。” 的确，海峡两岸的华人，在成为两岸和平红利受益者的同时，是否也应多些思考，该为创造两岸和平红利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