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0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祚来 2010-09-07 博客有博客的社会责任，网络管理者也应该有网络管理者的责任。博客文章既是个人、网站的文化资源，也是国家、人类的文化资源。我们希望删除博客应该有责任程序，应该有备案，有说法，应该与博客博主有交流对话，有问题说问题，不能临门一脚，直接就致博客于死地。 删贴是文化调控还是权力意志？ 七月上中旬搜狐大开杀戒，一下子近百名知名博客全部变成了一片未知的森林。我在搜狐开博客已近五年，有近千篇博客文章，悉数被外星人“劫持”。当博主们向搜狐网讨要说法时，公开回答是无可奉告，私下或许有人告诉你，“上面”通知，要删除这些博客，我们没有办法。 近年来，网络问政成为政府与百姓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多次与网友交流，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期还召集网友，研讨广东文化发展与转型。种种迹象显示，国家领导人在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网络，用对话的方式与网友坦诚交流，网络已然成为主流媒体，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与利用。 就博客而言，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利用开博客方式，来发表自己意见，既有建言献策，又与广大公众交流，甚至征集提案。近日北京市公安局让公安干警开微博，以便于与微友交流，获取信息，利用当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资源。现在为什么还会有动辄电话通知，不分青红皂白地封杀博主的博客，不留只言片语，这样的惨烈结局，一句解释也没有，文已至此，人何以堪。成千篇文章，加上网友的回复跟贴，悄无声息地被消隐了。 著名维权律师刘晓原先生想借助法律来维护自己博客权益，但状纸递上去了，结果是不受理。为什么不受理呢？无从告之。一个社会不能借助法律来主持公义，那么，结果可想而知，它一方面培养公民忍气吞声，成为顺民，另一方面，使某些权力机构没有任何制约，为所欲为。古代的焚书还会留下纸灰烟尘，现在删除网络文字，却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有关方面”拥有了对文化与信息的无限裁量权，谁来制约这样的权力？这样的权势一家做大，它的后果会是什么？电话执法或电话行政，一方面是权力者不自信，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自我怀疑，担心会受到社会的批评，或受到法律的惩治与将来的追责，也就是害怕行使的权力行为被问责；另一方面，它是行政权力的虚妄膨胀，因为只有电话通知，才可以有自己权力想象的空间，既可以不担责，又可以有相当大的个人意志。至于受害者是网站与网络作者个人，他不考虑，对他来说，“政治正确”可能自己的完胜法宝。 作家韩寒说，有一种逻辑叫中国逻辑。中国逻辑源于一种传统思维，就是如果追求稳定，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言论，使每一个人的步调一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它追求的是某一种胜利。 总是有主流声音倡导复兴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复兴，其实正在网络上得以实现。自从有网络以来，它实现了人类的伟大梦想，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文化作品，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得到免费的文化资源，每一个人都可以平等地网络上交流对话。网络向人们提供的，是怎样的一幅文化盛世景象？现在的情形是，冷不丁地会有人给搜狐或其它网站打一通电话，网站编辑们就只能俯首听命于这则电话，不讲原则，不讲信义，对博主的文章一删了之。别人的心血成果，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全当是文化垃圾。 一个不懂得尊重文化创造、没有人文良知的文化管理者，怎么可能使国家民族文化获得伟大复兴？ 有罪推论与删贴规范 2007年12月，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召开会议，主要是评议博客目前存在的问题。这次评议对博客群体的主流予以肯定，而对少数博客传播有害信息、故意制造事端、侵犯他人权益则予以特别关注与谴责。针对这次会议，我在《新京报》上发表了题为《博客不良行为源于责权利缺失》时评文章。我认为，应该针对博客进行立法，严格明确博客的责任、权利与义务，博客的权利是一旦在博客网络注册，博客网络就得负责保证其发表的作品不被删除。如果其作品内容违法，必须出具网站的律师函，正式通知删除相关文章，并将相关文章保存退回作者，作者有通过法律途径申诉的权利。至于传播淫秽信息的作者，完全可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曝光。只要网络管理部门严格检查，及时与司法机关合作，这种明显违法的网络行为将会很快得到遏制。发布虚假信息只要给相关网民造成损失，亦可通过网络管理部门，追究相关网站与虚假信息发布者的法律责任；如果他发布的虚假信息没有给社会与个人造成损害，就没有构成实质性犯罪，不必处罚。 权力意志在经济社会里总难免会变形或异化、腐化。譬如微博客开通与关闭，直接影响着网站的影响力，也就直接影响着网站的市场价值，对这一家网络宽松，对那一家网站严苛，它的结果天壤之别，现在网络空间与纸媒空间不一致，已造成纸媒体的被弱化，如果在网站对待上又一手重一手轻，势必影响网站的公平竞争。 有关部门禁止网络言论深入讨论与追问，祭出的杀手锏是禁止炒作。炒作是个贬义词，指过度热议某件事，使其被无意义地无限放大，但由谁来定这个度呢？一位相关官员公开对网站博客主编说，自己不会拿乌纱帽来放宽对网络的限制。这样的心态其实是一种权力焦虑，担心博客自由度放宽，会有上级领导不满，从而影响自己仕途升迁。这样必然导致宁可从严，决不宽松。一层层的从严心理，就会封杀删贴令频出，纸媒与网媒每天都能拉出一个封杀清单来。 禁言的危害我们是看得见的。譬如三鹿奶粉事件，既有网络追问，亦有受害者家属的追诉。但有关部门因为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既打压受害家属的申诉，又对媒体追访进行限制。现在呢，数以万吨的被封禁的奶粉却又出现在西北市场，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热点与焦点。如果当时有媒体追问其下落，有网友更多的参与维权，对相关责任人与管理部门有更多的批评与监督，相信有毒奶粉流入市场的可能性会大为减少。 网络管理只有底线原则与后纠方式。底线原则，一是个人言论不能犯法律底线，不能侵犯他人名誉权、伤害他人信仰，不能泄漏国家秘密，二是不能超出社会伦理底线，譬如网上恶骂与过于血腥残酷的图片等等。其次是后纠方式，如果某种言论造成社会动荡，或伤害了某些群体，应该由受害者通过法律途径来申诉，网络管理部门不能假想出某种言论是有害的或可能会造成恶劣影响，只能通过后纠法治，使言论符合社会法律与道德精神。 博客责任与对博客的责任对等 博客有博客的社会责任，网络管理者也应该有网络管理者的责任。博客文章既是个人、网站的文化资源，也是国家、人类的文化资源。我们希望删除博客应该有责任程序，应该有备案，有说法，应该与博客博主有交流对话，有问题说问题，不能临门一脚，直接就致博客于死地。这种方式除了造成众多网络创作者不满有政府管理者，造成人们禁言惮语，还会有其它意义吗？ 我们期待网站与网络管理者，对网民与网络负责，没有责任的权力，最易被滥用，甚至导致权力腐败。此前就有网络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力，帮助他人打压对手，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如果网管部门总是通过电话执法来管理网络，它既离法治社会公开公正透明很远，却离暗箱操作与腐败更近。 这里，我们不妨参考借鉴其它国家的网络管理经验与方式。 根据新加坡广播管理局互联网络内容指导原则的规定，网上不能包括以下一些信息：危及公共安全和国家防卫的内容；动摇公众对执法部门信心的内容；惊动或误导部分或全体公众的内容；引起人们痛恨和蔑视政府、激发对政府不满的内容；影响种族和宗教和谐的内容；对种族或宗教团体进行抹黑和讥讽的内容。2005年10月，新加坡首次对两名在博客中发表种族煽动性言论的年轻男子判刑，旨在警告网上言论自由也有限度。 英国的网络管理工作主要由半官方组织“网络观察基金会”负责，既有立法保障，又有行业自律，政府亦有指导责任。他们与由50家网络服务提供商组成的联盟组织、英国城市警察署和内政部等共同签署了《“安全网络：分级、检举、责任”协议》。这家基金会据此制定的网络内容管理措施为：对外开设热线，接待公众投诉、设立内容分级和过滤系统，让用户自行选择需要的网络内容。除法律明文禁止的不良内容外，该基金会主张对其余内容分类标注，让用户自行决定是否要浏览。...

天大研究院 2010-09-06 曾庆红所著《关于党的建设工作》一书，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中共党建工作的脉络，特别是反映了作者在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因而引起各方包括海外舆论的关注。 今年六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上下两卷的《关于党的建设工作》(下简称《党建工作》)一书，作者曾庆红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长期从事和主持党务工作，是党建方面老资格专家。按照中共的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离任）出版书籍应得到中央书记处，甚至更高领导的同意。所以, 本书的出版不应只看作是作者个人讲话和文章的汇集，而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中共党建工作的脉络，因而引起各方，包括海外舆论的关注。 《党建工作》收录了曾庆红自1985年至2007年的讲话和文章107篇。从内容看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反映了作者在不同领导岗位从事党建工作的思路和做法，涉及面较宽也较为具体；另一部分是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反映了作者在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值得重视。 恢复和发扬传统，实施人才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的地位开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但在建设什么样的党，以什么理念执政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上，经历了长期、反复和曲折的探索。大体上讲，经历了从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党向建国初期建设型执政党的转变；从建设型政党向继续革命政党转变；再从革命型政党向建设型政党转变这样三个阶段。这样的划分可能不是很精确，但基本反映中共执政过程和理念的变化。《党建工作》反映了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共执政理念的演变。 《党建工作》一书首先反映了“文革”后“恢复传统”时期党建工作的实际情况。书中选录1980年代的文章（包括讲话，下同）很少，只有两篇，这种谨慎的选用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当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专注地方党建，对全局性党建工作所论不多；二是，作者认为这两篇文章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时间同样为1985年作的“为创造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而奋斗”和“学习与纪念”两篇文章，都是谈人才的。前者重点提出了 “如果不适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就会由于缺少组织保证而贻误整个改革进程” ，只有“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才能“创造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  。更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改革应包括“改革干部选拔录用制度” 、“干部人事管理制度” 和“干部培训工作” 。而在“学习与纪念”一文中，通过纪念一位叫华怡的工程师，重申了中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理念。 由于文革造成的后遗症，198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人才短缺的问题十分突出，高级科技人才更是奇缺。作者特意保留1985年的两篇文章，强调了选拔人才，创造人才涌现环境的重要性，既有现实的需要，也体现了中共一脉相承的传统。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共可以称之为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们，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在改革的大潮中走上经商的道路，但也有不少人开始步入政坛。后者通常有良好教育的背景，较宽广的视野，同时对中共有深厚的感情，从政后，很容易将一些现代意识与革命传统结合起来，形成自身的改革思想，而曾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曾庆红到中央工作后，曾担任过中央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长等要职，后来更晋身中共核心层，担任政治局常委，长期实际主管党建工作。他在1980年代提出得干部选拔、干部管理、干部培训方面的改革，贯穿了其工作的全过程，并对以后的改革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在《党建工作》一书中，曾庆红对干部人事改革中，更多注入党内民主因素，加强党内监督，选拔和培养人才有诸多论述。先后提出了从党管干部扩展到党管人才；为了实现干部“能上能下”，提出建立和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任期试用制、辞职制度及部分领导职务聘任制。在党的教育培训方面，主持了“三讲”、“先进性教育“等活动。这些党建工作中一些新的尝试，既包含创新的强烈愿望，又保留了明显传统的印记，还通过不整人、不搞运动的政策界限，体现对党内斗争教训的汲取。 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的思考和探索，贯穿了《党建工作》全书，如怎样发现和选拔社会人才，做到“野无遗贤” ；不仅选拔人才而且“提供让人才自我涌现和表现才能的机会和舞台” ；如何有效实行党内和社会监督，在制度上设计和实施中解决干部工作效能低下和腐败问题；如何建立起既能保持党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又能符合现代执政党要求的培训体系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或开拓了更为深入思考的空间。 汇聚人才于党的中心工作，是中共革命时期的传统，毛泽东曾讲：要组织浩浩荡荡的大军，完成民族解放之大业。但在“继续革命”时期，特别“文革”中，很多人受到伤害，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相信曾本人对此深有感受。邓小平当年搞拨乱反正，就是从全国科学大会，从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开始的。《党建工作》始终抓住人才和干部问题，既是对传统的恢复，也旨在说明执政“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其实，这是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问题。 曾庆红从政后仕途顺利，乃至进入最高的核心层，使其有一种超乎常人的“使命感”，时刻站在谋党谋国角度想问题，既与他出身于深红家庭的背景有关，也与他自身和很多同龄人一样的坎坷的经历有关。这种背景和经历，使他对中共的传统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思想基础，又可能通过对党内和社会弊端的深刻认识，坚持革新现状的思考和探求。 以先进性推动中共的建设现代化...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蒯辙元 2010-09-05 7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签订了就人民币结算安排加强合作的补充备忘录。与此同时，央行还与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中银香港签署了新修订的《香港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和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写下具有新里程碑意义的一页。人民币在国际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桥梁和平台作用因此大大增强，进而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近一个月以来，香港人民币业务突飞猛进发展，人民币金融产品和工具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向亚洲，也向全世界展现了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巨大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 时隔一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在8月17日晚宣布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重要举措：将允许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的债券市场进行试点，以及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交易。这无疑对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来说是一大喜讯，势将为香港人民币业务大发展提供先机，为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巩固 一般认为，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必须经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一、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清算，二、以人民币进行金融交易计价，三、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显然，香港作为境外人民币结算清算中心、人民币交易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第一、第二阶段中其作用更为重要，特别是在人民币没有完全可兑换前，其作用更为独特。 对香港近中期的发展而言，抓紧抓好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的历史机遇，必将巩固和壮大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不可动摇的基础和地位。现今，全世界都看好中国强劲而快速的经济发展（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势不可挡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终势必与美元并驾齐驱，成为通用国际货币。因此，投资人民币如同投资美元一样，将成为未来世界金融发展的大趋势，而且投资人民币从长远来看，比投资美元更安全、保险，更有利可图。与此同时，全世界也看到在人民币尚未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国际货币之前，在人民币资本账户未开放或完全开放之前，境外资本投资人民币和进行人民币交易，香港以其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地位，必将成为境外资本投资中国的首选。因为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在人民币账户开设、人民币金融产品开发、 7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签订了就人民币结算安排加强合作的补充备忘录。与此同时，央行还与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中银香港签署了新修订的《香港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和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写下具有新里程碑意义的一页。人民币在国际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桥梁和平台作用因此大大增强，进而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近一个月以来，香港人民币业务突飞猛进发展，人民币金融产品和工具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向亚洲，也向全世界展现了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巨大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 时隔一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在8月17日晚宣布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重要举措：将允许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的债券市场进行试点，以及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交易。这无疑对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来说是一大喜讯，势将为香港人民币业务大发展提供先机，为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巩固 一般认为，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必须经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一、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清算，二、以人民币进行金融交易计价，三、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显然，香港作为境外人民币结算清算中心、人民币交易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第一、第二阶段中其作用更为重要，特别是在人民币没有完全可兑换前，其作用更为独特。 对香港近中期的发展而言，抓紧抓好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的历史机遇，必将巩固和壮大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不可动摇的基础和地位。现今，全世界都看好中国强劲而快速的经济发展（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势不可挡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终势必与美元并驾齐驱，成为通用国际货币。因此，投资人民币如同投资美元一样，将成为未来世界金融发展的大趋势，而且投资人民币从长远来看，比投资美元更安全、保险，更有利可图。与此同时，全世界也看到在人民币尚未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国际货币之前，在人民币资本账户未开放或完全开放之前，境外资本投资人民币和进行人民币交易，香港以其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地位，必将成为境外资本投资中国的首选。因为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在人民币账户开设、人民币金融产品开发、人民币兑换流通、人民币市场交易、人民币跨境结算清算等方面，必将成为亚洲和世界重要的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人民币离岸大市场。而这也应是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的要务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首要解决出境人民币流通与交易 在当前一段时间内，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出境人民币的流通和交易问题，使需要人民币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融入人民币，拥有人民币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融出人民币，使持有人民币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可获得相应的收益。这就要求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在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交易市场等方面，必须建立健全且与之相匹配的制度、法规、机制和创新开发出足够多的人民币定价的金融产品和工具。这二者不但是绝对需要的，且须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当然，就前者而言，香港已具备了众多的优势，香港不仅以其自由港、低税率的贸易投资环境著称，而且在现代化的法律法规体系、高度市场化的商业规范、政商信息的高度透明和自由流通、先进的风险管理、国际化的多样金融产品，世界一流的银行结算清算系统、众多的国际银行金融机构、庞大的财经人才队伍和国际金融专业团体等方面，无疑为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奠定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但仍需配建和完善适合于离岸人民币结算清算和人民币市场交易的规制、体制和运行、监管的细则，以及健全的风险监测和防范机制。 就创新、开发合适的多种多样的人民币定价金融产品和工具而言，央行和金管局签订的合作备忘录，与人民币离岸清算行签署的清算协议，不仅为之扫清了障碍，而且为之铺平了道路。重要的是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在建设中应运用智慧、创造实践，加以落实、开拓和发展。令人高兴的是，香港的金融机构已经紧张而急切地行动起来了。为抢占商机，香港银行、保险、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正紧锣密鼓地积极开发人民币各项银行、基金产品，已显示出香港人民币业务的核心战略正在逐步完善，经营战役正在逐步展开。 积极防范海外热钱大举涌入风险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而进，获利而退。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人民币业务的开展和人民币市场的开放，必然使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的资本热钱涌进香港，并通过香港大举进入中国内地。因而，与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随之而来的热钱大量进入的风险，对香港、对中国内地来讲，都需要防备和应对。 对中国而言，香港建设离岸人民币中心，开展人民币离岸业务，不仅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所需的，也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头两个阶段进程中建立阻挡热钱大规模涌入的防火墙所需。对香港而言，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不仅是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繁荣香港金融业，而且也是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做贡献，为防范热钱大规模进入内地充当好风险防火墙做贡献。 当然，对香港和中国内地而言，还须密切合作，对在香港大规模开展人民币业务还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人民币难以顺畅回流内地的风险等，加以切实有效的监测、监管和防范。这些都是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需要防患于未然，实时实地加以周全的考虑和及时谨慎的应对处理的大问题。 综观全局，展望未来，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恭逢中国包括港澳台经济发展的盛世，正当其时。这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充当排头兵、开路先锋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大发展，为香港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增添动力，加快速度，做出历史贡献。对于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中所存在的风险，也必须时刻怀有危机风险意识，进行科学监测，切实防范，全力应对，方能化险为夷，变危为机，立于不败之地。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0-09-05 如果香港能够把握好亚太区域经贸整合的这个机会,利用好其熟悉中国内地市场，又在传统上与东南亚及日韩等国均有密切联系的优势，就可以成为整个区域内最重要的商业营运中心和贸易枢纽之一。 2010年8月, 台湾立法机构正式通过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不仅标志台海两岸的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且也意味着两岸三地的大中华经济圈的整合进一步加强。对于香港来说，有必要检讨一下如何改善现有与内地的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合作关系的安排》）合作模式，以应对区域经贸新格局形成之后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CEPA成效受限制度成本 2003年，正当香港经济在沙士（非典型肺炎）过后陷入一片惨淡之时，中央给了香港“内地旅客自由行”和CEPA两个大礼。“自由行”对香港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但CEPA对港人北上开拓内地市场的作用却一直未尽如人意。CEPA实行之后，每年都会签署一个补充协议，以进一步对香港开放内地市场。至今已签订了六项补充协议，但其中的亮点不多。作为港人强项的法律、医疗、建筑、展览等行业的人才北上，基本上没有很大的突破。 CEPA之所以成效有限，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不管是CEPA还是ECFA，其本质都是不同关税区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的安排。对制造业的货品来说，通过关税减免的安排，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台湾优势产业电子、石化等产业的产品，通过ECFA就很容易进入中国内地。然而，香港的优势产业恰恰不是制造业，而是服务业。但服务业的开放受到两地不同的法律制度、审批程序、资格认定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影响，难度要大得多。虽然CEPA也给予以香港为原产地的货品零关税的优惠，但由于香港已经没有太多的制造业，能取得以香港为原产地认证的货物金额，比起香港与内地之间每年数以千亿美金计的贸易额，实在是微不足道。 而内地对于服务业项目的审批主管权，很多是掌握在中央相关各个部委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手上，并不是代表内地与香港签署CEPA的商务部所能完全掌控的。这种情况导致相关审批环节多，程序复杂，时间长，且手续费用不菲，从而使得有志北上拓业的香港服务业人才需要面对“大门开了，小门不开”的情况。如港商要在内地申办一个合资医院，不仅要经过市、省、中央一级的卫生部门批准，还要经过市、省、中央一级的主管外经贸的部门审批。此外，还要经过医院所在地的国土、消防、环保等部门审批。各个部门的审批都办好，至少要二、三年时间。法律服务方面，即使港商只是在内地申办一个联营法律事务所，也要一级级报到司法部及商务部审批。 在CEPA下，内地政府各部门对港资项目的审批管理，既不同于内地本土项目，也不同于其他外资项目。但在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层面，CEPA的具体操作方式及办事程序仍未完全确立。由于各个地方政策不一，解释各异，造成港人依CEPA协议进军内地市场的制度成本剧升，实际运作过程相当繁复，港人的投资热情也因此锐减。 内地政府热情显著减低 中央为了鼓励港人“个体户”北上创业，还在CEPA中特别规定了港人在内地可以当个体工商户，广东各地也相继出现了为这些港人“个体户”所建的“香港城”商场。但根据CEPA规定，凡是内地“香港城”的租户与商场签订的租赁合同都必须写明售卖香港货品。尽管专门销售香港商品的“香港城”、“香港街”、“零关税销售特区”等商业宣传口号在广东许多地方不断进入人们的视线，但最关键的内容落实方面却根本不到位。例如，许多“香港城”存在的同一问题是，规模过小，品种单调、贫乏，产品的种类、数量及档次都远远达不到人们期望的要求。即使是在东莞市常平镇这样一个香港人聚集的地方建立的CEPA“香港城”，商场内也仅有5个香港个体户，原产地香港的零关税产品所占比例很小，一些内地产品竟公然挂上“零关税”旗号冒充港货，导致“香港城”货不对办，经营陷入困境。 而内地地方政府，尤其是广东省，本希望通过CEFA引入高水平的香港公司，能提升当地的服务业水平，实现产业升级换代。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发现，香港在金融、会计等行业的大型企业其实都是外国公司，他们无需通过CEPA也可进入内地市场。而CEPA逐渐变成内地政府单方面向香港的中小型服务业企业让利和开放市场的行为，对地方经济结构提升的贡献有限。因此内地的地方政府对CEPA的热情也大大减低。 先行先试突破现有框架 在当前的形势下，香港需要突破CEPA的现有框架，与内地建立超越一般自由贸易协议的更紧密关系。这方面可以选择以广东为突破口。现时，广东省也积极想打“香港牌”，以争取中央给予更多的改革试点政策。粤港两地可以共同向中央争取更大的先行先试的权力，不需要通过每年一签的CEPA补充协议，而是争取中央给予一个大的框架性授权，让广东和香港协商合作的领域和方向，而且对粤港协商所产生的协议，国家做一次综合性认可，而不需要再通过各个部委审批。这样才能突破CEPA现有模式，实现两地双赢。 同时，香港应该把握亚太区内一个以中国內地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正在逐渐形成的机遇。现在中国内地已经和台湾签了ECFA，也和东盟签定了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和韩国的自由贸易谈判也在密锣紧鼓的酝酿当中。这意味着一个和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规模相当的新贸易区正在形成。更重要的是，过去亚太地区内的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往往都是以欧美为最终目的地，亚太地区的经济体主要只是扮演了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工厂”角色。因此欧美消费市场稍有波动，对亚太地区经济的影响就很大，以至于有“欧美一打喷嚏，亚太就感冒”的说法。但现在随着亚太区域内部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以及中国內地内需市场的逐渐扩大，以亚太区域内部为最终消费市场的贸易比重正在不断扩大，这将逐步改变过去亚太区出口高度依赖欧美消费市场的局面。 对于香港来说，应该利用好其熟悉中国内地市场，又在传统上与东南亚及日韩等国均有密切联系的优势。如果香港能够把握好亚太区域经贸整合的这个机会，就可以成为整个区域内最重要的商业营运中心和贸易枢纽之一。  

2010-08-30 2010年8月20—2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考察深圳，他寄语深圳“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并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温家宝此次高度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似乎意味着中央开始重新重视起深圳改革试验田的地位。 事实上，自2003年起，温家宝已经8次到深圳考察、调研，多次提到深圳要在“特”、“新”上下功夫，要敢闯敢干，在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众多领域探索新路。但这毕竟只是讲话，不是国务院正式文件，早已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动力和勇气的深圳地方政府历来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应景逢迎，过后不了了之。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显然仅非国务院所能决定的大事，温家宝也只能表达个人心愿，而无法将其落到实处。深圳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由此进入一个只有多次高喊“狼来了”的怪圈。 温家宝本次深圳的呼吁，将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从逻辑上上升到国家前途的高度，的确有振聋发聩的效果，但汪洋、王荣是否能够具体跟进，却不得而知。人们知道，自汪洋大喊深圳刹车之后，正全力以通过集中民意的方式来突破阻力、推动广东省的各领域改革，但缺乏“从制度上解决权力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问题的措施，效果并不十分明显；擅长经济的王荣似乎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十分谨慎，主政深圳一年以来从未在这方面置一词。于是，深圳是否能在温家宝总理的呼吁下，在政治体制改革上重新担起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责任，依然是个难解的迷局。 自1979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动向不是看上海、北京，而是看深圳。尽管深圳早已“特区不特”，但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非任何一地可比。 首先，深圳有30年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成功经验。自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批准设立“深圳经济特区”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几乎全都由深圳先行先试，再逐渐向全国推广。30年来，深圳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推行提供了可靠的实践保障。 其次，经过30年的发展，深圳已经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成长为一座初具规模的、人口超过1400万的现代大都市，相对于全国更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超过1万美元的人均GDP实力、有着强大出口能力的高度外向型经济结构，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样板。尤其是在08年以来的金融海啸中，深圳保持双位数以上经济持续增长的骄人表现，更是让全国上下对这座城市充满信心。到今天，“深圳制造”、“深圳模式”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越来越大的号召力，成为深圳企业向内地扩张的群体品牌利器。 除此以外，由于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历史地位与长期实践，这座远离北京、临近香港的城市具备推行任何改革开放政策的群体心理基础和公民社会基础，将是中国深化改革的最低成本试验区。在未来很长的时间段里，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变动、大改革，基本上都应该从深圳开始。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外贸环境的恶化，迫使中央政府开始向内生市场寻求经济发展的动力。但由于体制因素所限，每年数万亿人民币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及银行贷款额度，并不能充分促进私营企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市场经济的繁荣，反倒更有“国进民退”、私营企业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市场活力进一步萎缩的不良效果。经济丧失快速发展的动力，社会问题就逐渐凸显出来，于是，重新找到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以继续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成为中央政府的头等大事。 小范围摸索实验、成功之后大面积推广，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模式。从南方五个经济特区开始，到开放更多经济开发区，到陆续布局天津滨海、上海浦东以及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圈、成渝经济区三个不同功能的改革试验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依此有序展开。从目前来看，尽管中国自身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得以让整体经济形成一个自运行系统，但因私营经济的单薄以及市场制度的欠缺，这个自运行系统难以独立完成中央政府的经济增长“保八”目标任务。一种新的、大胆的、足以完成“保八”任务以维护执政党合法性地位的改革尝试必然要提到议事日程。 这就是民间、学者领域多次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在于，能够有效建立法治环境、完善市场制度，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快速推动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产品与人才竞争力得到提升，投资环境得到改善。在另一个方面，它将改变现有的分配结构，建立更合理的国内消费市场，形成一个强大而发达的内生经济系统。 应该说，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万众瞩目于政治体制改革。到今天，所有经济政策领域的改革无一例外碰触到政治体制这一天花板，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执政党的合法性依据全系于此。 袁庚的蛇口实验，在中国只需释放部分劳动力自由即能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洪流中被淹没，于幼军的“行政三分”在没有大的经济社会背景需求下无疾而终，“大部制改革”基本上成为毫无作为的形式主义。如果说袁庚的蛇口是生不逢时，则于幼军的“行政三分”与今天“大部制改革”的命运就早已经被注定了。在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社会中，民间的力量不足以主导社会变革，只有来自于中央的政令决策才能让社会变革以最低成本有序运行。而中央的决策往往有滞后的特性，大多数时候只有待经济社会出现强烈反弹时，突破性的改革政策才可能被制定推行。于是，无论“行政三分”还是“大部制改革”，在中央政府尚没有探知经济社会的严峻形势而做出主动变革的举动下，深圳地方政府推动的政治体制上的“先行先试”必将被传统路径依赖锁定，不了了之。 2007年末，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要解放思想，以当年“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闯出一条新路，被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是继78年之后真理标准讨论、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第三次解放思想。媒体似乎嗅到了任仲夷式的改革人物重临广东的气息，大声呼吁“解放思想不能回避政治体制改革”；恰逢全国两会期间，不少广东代表联名提出“深圳可在全国率先搞政治体制改革”。到2008年5月22日，深圳顺势在政府在线网站发布了一部《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这个纲要提出全方位的19项主要改革任务，最引人瞩目的是纲要提出要用三年时间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和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 但在此前，人们已经知道，并无尚方宝剑的汪洋已经在同年3月底调研深圳时否定了政治特区的说法，对深圳的解放思想来了一个急刹车。于是，一部曾被称为“政治体制改春雷”的改革纲要在低调再低调的状态中渐渐变得悄无声息。从发布这个纲要的征求意见稿开始，到今天已近两年半时间，纲要中提出的包括差额选举、独立法官审判制探索、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模式建立反腐机制等三年计划却基本上见不到影子了。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事实上已经成胎死腹中的状态。 在深圳的官方，基本上没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一方面由于深圳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财富获得一定程度的积累，且金融海啸之下仍能保持一定的增速，社会稳定的基础较为牢固；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将涉及重大的利益重新分配问题，必然遇到势力庞大的地方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在没有来自中央的政令之前，深圳地方政府难有打破当前利益“均衡”机制的勇气。所以我们会看到，即便是王荣入主深圳之后09年9月开始实施的“大部制改革”，也无多少新意。除了被人诟病不已的多副职现象以外，据关注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专家李红光称，所谓一百多项审批精简为几十项，大多为简单的合并同类项，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多少。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2008年底国务院通过《珠三角改革发展纲要》，广东省组织多场群众论坛在全省范围内大力宣讲珠三角城市合作与产业发展，以建设“首善之区”模糊政治体制改革。深圳彻底退到改革开放的次席。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定位也于2009年被国务院重新确定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国家自主创新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在这些大而泛的城市定位概念下，深圳的地位被进一步模糊。更让深圳尴尬的是，仅仅数月之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划定的五大中心城市，和天津、北京呈双核状态一样与广州地理位置靠近的深圳却被排除在五大中心城市之外。深圳在国家发展规划层面已经不再处于重要位置。 非常明显，即便深圳GDP排名全国第四、城市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二（《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但只要失去改革试验区的地位，即便有再大的经济成就，也必然被抛弃在中央决策的视线之外。反过来也可以说，在今天，只有中央面临国家宏观发展策略调整需要时，深圳才有机会站在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位置，重新成为世人的目光焦点，才有机会实质性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从宏观角度看，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不明朗，国内宏观经济调控总有难以为继的时间节点到来。从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来看，虽然GDP保持11%的增速，但以6月份为例，与工业经济正相关的用电量增速回落到14.14%，这表明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民生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滕泰预计，假定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延续，明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可能回落至7.8%左右。这将突破国务院“保八”任务的底线。温家宝总理是否因此忧心忡忡而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以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事实上，但凡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的阶段，就是国民更集中精力于注意到分配公平的阶段。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在全球环境下的放缓，对于法治、廉政、机会公平等方面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社会矛盾也将爆发性增长。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自然越来越强烈。这是中国乃至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中央能够在这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则温家宝总理要求深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才有可能快速落到实处。 同时，如果广东省、深圳地方政府能够预判形势，在经济不明朗的今天主动呼应温家宝总理的呼声，率先在深圳迈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亦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深圳的使命就是为国家的未来探索新路；因为，深圳已经具备一定程度成熟的公民社会基础。现在看的就是主政者能否在深圳特区三十而立之后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来破解深圳政改的迷局。■南云楼

2010-08-30 “罗彩霞”事件曝光之后，2009年6月教育部下发清查要求，结果一系列冒名上大学事件被揭露出来。一所在校生3万多人的高校，今年6月被清退假学生的人数超过300 人，这真是令人震惊的比例。（南方都市报6月30日） 事实上，大多数假学生并没有像“罗彩霞”事件那样存在明确受害方。没有受害方，没有人检举，于是平安无事，哪怕校方和老师心知肚明。甚至可以下定论，所有冒名读书案中，都有校方或者教师在配合，否则很难想象那些差一两百分的冒名学生，能够与正常考取的学生一起完成学业。即便学生家庭有能力冒名顶替，若无高校教师配合，无力完成学业，领取毕业证有难度，那么冒名读书不仅要花钱，还存在浪费三四年时间的风险，这个风险比走后门的花费更能阻遏家长们的违法动机。且不说，还有冒名学生被校方发现之后清退，甚至惹官非的风险。假如没有校方配合，家长想都不敢想。 教育部只是发通知“要求”校方清退冒名学生，好像全是学生和家长的错，这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校方主动将已发录取通知、但学生未来报到的空缺名额交给某些“经纪人”向社会兜售，这几乎成为半公开的产业链，明码标价。相关高校不但不是被动的受害方，反而是最大受益人，一纸轻飘飘的“要求”不太可能将该产业斩草除根。 目前冒名学生发现较多的高校，多为二三类本科和民营高校。一方面考取学生弃读现象比较多，提供了较多冒名顶替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类学校毕业生的目标雇主只看文凭，不在乎学校声誉。不在乎学校声誉的雇主以公营机构为主。 假如雇主在乎学校声誉的话，学校就给那些不合格的学生发放毕业证时就会谨慎，否则不合格毕业生给雇主留下的负面印象将会拖累整个学校的声誉。学校在雇主心目中的地位，与毕业生就业形势息息相关，就业形势会反过来影响生源质量。生源是高校的原材料，如果原材料质量低劣，必然影响到产品——毕业生的质量，于是形成恶性循环，学校越办越差。这种压力，迫使学校在录取的时候，对考生精挑细选。 唯有雇主不在乎学校声誉，学校才敢于滥发毕业证。教育部对大学录取这一端还能够管一管，对大学毕业那一端根本无能为力，因为专业太多，无法统一考核。学校懈于把守毕业关，于是，只要蒙混过了录取那一关，几乎等于文凭到手。因此，只要存在一个庞大的只看文凭、不计较雇员素质的雇主机构，就会催生一大批录取冒名学生的高校，靠教育部一己之力，根本无力监督。 更何况，教育部又有什么动力监督高校呢？     ■余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