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0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0-10-18 代表着日本制造业顶级水平的混燃动力汽车和液晶电视、有机发光半导体电视，离开了稀土元素就根本无从谈起。 由中国渔船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在钓鱼岛海域相撞而引发的中日间一场长达几乎20天的外交较量，期间有关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稀土金属的报关手续一事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代表着日本制造业顶级水平的混燃动力汽车和液晶电视、有机发光半导体电视，离开了稀土元素就根本无从谈起。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日本传媒甚至扬言：“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冲突，重开稀土报关的话，丰田公司的Prius混燃汽车和夏普公司的Aquos液晶在年底就会停产！” 日本资源国策战后长期空白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资源小国，除了部分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的产量之外，几乎全部能源和资源都依赖进口。日本之所以在60多年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时挑战美英列强，原因在于美英坚持要求日本从中国大陆撤军，双方的矛盾一直发展到最后美国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制裁，这样就迫使日本要和美英拼个鱼死网破。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在国力上和英美的差距。由于日本本土几乎没有资源，而日本海军又无法确保从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往日本本土运送物资的通道安全，日本在1941年底所存储下来的600万吨重油，到1945年战争末期涓滴全无，残存的军舰和飞机处于无法行动的境地。 有过这么惨痛的教训，日本理应比任何国家都要关心资源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日本在战后并没有采取过比别的国家更加积极的资源政策。这当然与美国人有关系。战败之后日本被美军占领直到1952年旧金山合约签订之后才实现独立，在此之前日本政府事务的处理都在美国占领军总部的监督下进行，在此之后美国对日本政府也一直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因为美国通过《日美安保条约》肩负着对日本的防卫义务。这样美国也理所当然地承诺了保障日本资源补给线安全的义务。日本的资源政策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建构在这个前提之下的。 石油危机改写日本资源国策 但即使在冷战期间，美国的武力也无法百分之百地保护日本所需资源。自然灾害和战争这些不可控因素是美国武力鞭长莫及的，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和伊朗革命所引起的两次石油危机，让日本人认识到了美国的武力并不能完全保障日本能不间断地得到现代工业社会分秒不可缺少的石油供给。从此，日本人除了开发节油技术和其他能源技术之外，还开始了像战前那样贮备石油。经过30多年的努力，日本在国家层面已拥有12个大型石油储备基地，储备足够全国94天使用量的石油。除了国家储备之外，民间企业也有83天的储备量。在有了近半年储备量的前提下，日本就已经可以应付一般的自然灾害和战争这些不可控因素了。 日本政府经产省属下有一个独立行政法人叫“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组织（Japan Oil, Gas and Metals National Corporation、JOGMEC）”，是由两个原来的国营企业石油开发公团以及金属矿业事业团改组而来的。石油储备问题就是由石油开发公团负责，而金属矿业事业团也负责了一项物资储备，就是稀有金属储备。 日本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期后成为了钢铁大国，特别是各种优质特种合金钢的生产大国。当时生产合金钢时所必不可少的稀有金属都产自政治很不安定的非洲国家。为了应对这种不安定，日本也学着美国和瑞士的做法开始储藏稀有金属。 根据修订后的《金属矿业事业团法》，日本从1983年开始储备镍、铬、钨、钼、钴、锰和钒这七种稀有金属，国家和民间企业分别承担42天和18天的储备量，共计60天，以保障经济安全。实际上，1998年国际市场上确实因为钒矿石短缺而出现价格飞涨，当时日本即靠在国内市场放出这种战略储备而撑了过来。 日本海外广寻稀土金属新矿 日本除了石油和上述七种稀有金属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稀土金属的储存。实际上从上世纪末开始，在日本就一直有要求在国家战略储备中增加铟、锂等稀土金属项目的呼声。重稀土金属中的镝和铽尤其受日本人重视，这是因为它们是制造混燃动力汽车的高磁力马达所不可缺少的材料。但这种呼声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一方面因为这几年日本政界特别不稳定，内阁更换极为频繁，另一方面，本世纪初中国一度出现无序开发稀土元素的乱象，硬生生把贵重的稀土金属给“卖成了白菜价”，这也令日本人疏于开发中国以外的稀土资源。 但是过度、无序的开发，令中国的资源渐近枯竭。今年9月上旬中国商务部高层对访华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表示，如果按照现有速度开发，15到20年之后中国的稀土资源会全部枯竭。实际上，在今年年初中国就已经宣布了要开始削减四成的稀土出口量，给日本人敲起了警钟，钓鱼岛事件只不过是提供了一次验证的机会。 日本目前的对策是在哈萨克斯坦、越南、澳大利亚、南非、美国、加拿大和格陵兰等地开发新的稀土金属元素矿床，但是即使在一切都顺利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稀土矿山投产一般也都在2014年之后。那么，2014年之前，日本的稀土供应，只能依靠中国的出口或者是他们那些外界不明虚实的储备。...

2010-10-07 想要富人们放心捐钱，首先应该让他们对自己的财富“放心”，不至于整天担心会被剥夺财富之类的。这些，恐怕是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所没有想到的吧？ 巴菲特与比尔·盖茨事先张扬的中国慈善之行，不仅在中国富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在媒体连篇累牍报道之下，更引起了全国范围的热议。这段期间，内地媒体上时常可见对“吝啬”的中国富人们的冷嘲与批评。好在，在这一片“劝捐”声中，也有一些另类声音传出来，这得归功于逐渐走向多元的社会，以及开放的互联网平台。 中国富人能够持续几代？ 笔者对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前来中国鼓励与督促富人更多地捐款及参与公益表示赞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相比，中国富人的捐款比例确实非常之低。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富人就缺乏一颗慈善与公益的心。我认为，由于历史与文化的不同，尤其是当今中国的现实与西方存在差异，中国富人们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是巴菲特与比尔·盖茨都未曾经历过的。 中国富人做善事的历史同样悠久，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可是，由于历史上富人的财富从来没有得到过保护，天大的财富几乎都归皇帝所有，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富人只不过是在为皇帝们暂时保管财富而已。大家不妨回头看一下，在中国富不过三代的最大原因不是败家子捣蛋，也不是经营不善，而是我们这种不尊重私人财产的制度。在一种不稳定的制度下，中国的富人能够持续几代？要么是被穷人造反杀头分财产了，要么是被权贵吞并，甚至被皇帝灭门。这样胆战心惊拥有财富，谁还想到去捐献？ 鼓励富人们多创造财富 当今中国大陆富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但社会上“仇富”风气日盛，同样让人忧虑。目前的中国富人，几乎都是改革开放后的新富。他们大多数是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白手起家的。在他们为自己积累财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创造了就业机会，他们纳税让国家强大，实在是功不可没。 如果说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拿出一些捐献出来，帮助弱势群体改善生活，捐给大学扩大教育，设立公益性质的慈善机构、学术机构，那是值得肯定的。可由于中国当今经济迅猛发展，大家可能都不会反对，这些拥有创业与经商经验的“富人们”更应该做的是扩大生意，增加就业，为国家多交税。我自己认为，一位老板，与其把财富“裸捐”给某个福利机构，不如继续扩大生产与经营，延续自己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不停地拿出部分钱财“细水长流”地回馈社会。 让富人对自己的财富放心 说到全民都在关注、劝导与监督富人捐献，让我想到，其实富人捐献的财富是钱财，而拥有财富的绝对不仅仅是富人。任何一个人，都拥有某些可以造福社会、国家和民众的财富，例如当政者的权力，知识分子的知识，普通人的时间与劳动……在我们乐此不疲地劝富人“捐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问一下：我们捐献了没有？ 政府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与民众，保护弱者的同时，也应该想到如何去保护富人的权益？当今中国的营商环境有待完善，社会仇富与官员利用职权欺负富人的事情屡有发生。最近不时会有中国富人移民海外的报道，他们是在为自己的财富与家人寻求更安全的住所。我想，想要富人们放心捐钱，首先应该让他们对自己的财富“放心”，不至于整天担心会被剥夺财富之类的。这些，恐怕是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所没有想到的吧？ 说到富人们如何贡献社会，其实还有很多的方式方法，不一定要用捐钱的方式，更不必用“裸捐”。在中国一些慈善机构管理不完善的情况下，我甚至认为，富人们捐钱给某些“慈善机构”的时候，要先搞清楚那些钱是否都用在实处了。 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服务社会，报效国家。富人们手中有钱，脑袋中有经营才能与智慧，更积极地报效国家，应该比其他的群体更有条件。例如，投资教育，培养人才，设立一些民间智库机构，为国家与社会出谋划策，这些都是当今中国所亟需的。■易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振宁 2010-10-06 特区政府2010-2011年度施政报告将把重点放在房屋、医疗、收入补贴、社会福利等民生问题，尝试在市民心目中重划官商关系，纾缓社会矛盾。 特区政府将于十月份公布2010-2011年度施政报告。行政长官曾荫权已表明，施政报告的重点是从房屋、医疗、收入补贴、社会福利等方面入手，应付贫富差距问题，全力处理民生事务。 港府的施政方向与民意趋向是一致的。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调查显示，自从2006年起，市民对民生环境满意度的下降趋势明显，由2006年年中的56.7%（回归以来的最高点），下降至2010年年中的28.1%。同时，市民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度亦超越经济问题，有上升趋势。满意度的下降和关注度的上升与楼价高企、金融海啸冲击等原因息息相关。社会期待港府推出更多纾解民困的措施。 民众期望“更有为”的政府 时至今日，自力更生仍为香港社会的主流观念。与此同时，民众对港府在多个领域扮演更多角色和发挥更多作用的期望渐高，包括期望港府在公共领域提供更多制度性保障。 二战之后，香港市民大多抱着“难民”心态，对殖民政府没有太大期望，加上传统华人社会的观念，遇上问题时大多依靠家人、亲戚、朋友的资源网络解决，市民都甚少利用公共领域的资源和机制解决问题。当然，以家庭为中心的资源网络未能长期地有效解决生活问题，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两次大型冲突正是例子。殖民政府面对这些冲突，开始推出一系列房屋、医疗、教育等政策，提供社会福利网，但同时，多次表明“积极不干预”的政策思维，以抵御社会各界增加福利的要求。当时，香港经济正值起飞，虽然工厂北移，制造业收缩，但是服务业扩张，产生了不少中上层职位，市民都感到只要努力便可爬上社会阶梯，社会对经济发展充满乐观情绪。因此，社会对殖民政府在经济、民生等问题上的角色，没有太大期望，反而看重经济发展带来的自我改善机会。 但是回归以来，市民的心态正在变化，渐渐要求“更有为”的政府。首先，以往市民寻求家庭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法，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过去十多年，香港家庭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港家庭、“一孩”家庭、孤立于社会的独居老人、来港定居的内地家庭等渐多，以家庭为中心的资源网络受到动摇，并产生了更多的青年吸毒、卖淫、自杀、犯罪、家庭暴力等个案，冲击港府多个政策范畴。 而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如金融风暴、“非典”病疫、金融海啸等都令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乐观情绪大大消减，负资产、失业等问题困扰不少市民。同时，香港回归国家，港人当家作主，市民对特区政府的要求高于殖民政府，希望在困难时获得更大的支持。 贫富差距扩大响起管治警号 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一个“更有为”的政府是必须的。 香港的贫富差距扩大是不争的事实，坚尼系数的高企是一例证。经济情况逐渐好转，基层市民仍感到分享不了经济增长的成果。根据统计处的数字，以十等分组别的方式，分析主要职业的每月收入中位数。1996年至2006年间，属于最低三个组别的在职者收入中位数不是下降就是维持不变，反而最高的第十组却是众多组别中增加幅度最高。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也是社会共识。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今年八月初的调查显示，最多受访者认为香港最亟需处理的社会问题是贫富悬殊问题。 贫富差距扩大渐渐激起市民对工商界与港府的不满。回归前，不少香港人都视成功商人为学习对象，佩服其白手兴家的能力。而且，市民都对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感到忧虑，大家都自觉同坐一条船，同舟共济。殖民政府亦能在市民心目中扮演超然的裁判者角色。更重要是经济迅速发展足以掩盖社会矛盾，一般市民都从商业活动中获益，对政府怨言较少。香港顺利回归后，情况却出现根本改变。从数码港事件、红湾半岛事件以至退休高官出任工商界高层，市民渐渐感到港府已不是超然的裁判者，其政策向工商界尤其是地产商的利益倾斜。 阶层矛盾越来越尖锐，每当遇上重大事件，这股不满的能量便实时爆发。例如，今年初的反高铁运动便以反特权为号召，吸引了大批市民尤其年青人参与，更爆发了多宗官民冲突。立法会的功能组别被刻意“打造”成工商界的特权象征，一句“左手投票、右手分红”口号尽显市民心目中港府与功能组别的“合作”关系。 更大问题是，市民对现状不满，不少人感到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需要用制度以外的方式改变现状。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调查显示，2010年有25.9%的受访者同意以激烈方法要求政府响应诉求，比2008年的21.4%上升了4.5个百分点。若以2009年的成年人口估计，即有约150万人认同激烈的抗争方法。虽然受访者对激烈抗争方法的定义未必相同，但是有关趋势却是一个警号，值得港府重视。 不少工商界领袖感到社会“仇富”情绪升温，要求港府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以免影响营商环境。例如，自由党前主席田北俊近日便在报章撰文表示，贫富差距扩大是港府“孤寒成性”，拒绝向民间“放水”。这显示了部份工商界领袖欲将矛头转移至政府的倾向。但是，他们必须理解到，令市民反感的是政府与工商界之间的关系，工商界难以独善其身。 施政报告致力纾缓社会矛盾 综合以上分析，施政报告势将推出更多民生政策，尝试在市民心目中重划官商关系，纾缓社会矛盾。由于社会现时对官商关系异常敏感，所以施政报告除了对内地、对台湾等经贸合作外，大多不会触动本地的利商政策，包括降低利得税，以免引起更大的社会矛盾。 房屋政策方面，行政长官已表明在施政报告处理市民置业困难的问题。一直以来，港府都有参与房地产市场，包括兴建公屋、夹屋、居屋，只是参与程度的深浅问题。自2003年起，港府叫停大部份资助市民置业的措施，只向低收入或亟需照顾的人士提供协助（公务员除外），确保社会的最低居住保障。但是，近年楼价急升，要求港府更多参与房地产市场的呼声渐高。今年九月份港府已完成资助市民自置居所的公众咨询。就咨询文件的内容以及近日相关的报导来看，港府正研究提供资助房屋或置业贷款的形式、具体方法、目标群体等。虽然不能不切实际地认为港府会放弃市场主导的原则，但可以预计，港府在房地产市场的角色将会更为积极，将会为中下层人士提供更多置业的支持。若措施恰当，不仅有助消弭民众对港府向地产商倾斜的不良印象，还有助启动社会向上流动。 香港在职贫穷问题严重，不少基层劳工的工资水平只是仅够支持生活，但是他们却不希望或不合资格向港府求助。针对有关问题，港府已就最低工资立法，施政报告将很大机会交待最低工资水平。以往港府大多以不干预自由市场为理由，拒绝提供更多长期影响整个社会的劳工保障措施。最低工资的立法标志着港府对劳资关系的取态转变。更多支持基层劳工的中长期措施如扩大交通津贴等，将有望在施政报告推出。 至于长者福利方面，港府一直为有需要的长者提供综援和生果金，维持社会的安全网。虽然社会仍重视孝道，强调子女对父母有供养责任，但是相比以往，象征性意义较浓，实质性支持减少。随着香港家庭发生深刻变化，孤立于社会的独居长者、中港家庭等渐多，以及越来越多儿女期望政府可以分担其供养父母的负担，港府在长者福利上需要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可以预计，施政报告将会针对长者到内地退休、医疗、院舍服务等提供更多支持。 税制改革问题愈见迫切...

天大研究院 2010-10-06 香港可以也有必要在中央政府管理下在对外事务方面有所作为。“菲律宾人质事件”中可以看出香港在对外关系的机制存在进一步改变和完善的余地。香港未来想在对外事务上有更大影响力，要抓住中国崛起这个大势，善用国家外交力量这个平台。 “菲律宾胁持香港人质事件”引发了很多关于香港在对外关系的能力和权限的讨论。《基本法》对香港的“外交事务的管理”和“对外事务的处理”做了区分和界定。《基本法》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而“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香港“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香港当然可以也有必要在中央政府管理下在对外事务方面有所作为。 处理对外关系不能单枪匹马 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最终还是凭实力说话的，香港本身只是一个城市型的小经济体，单枪匹马很难有大的作为。 香港在这方面有过教训。在体育事务方面，香港一直是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权。2000年，香港与卡塔尔的多哈竞争2006年亚运会的主办权。由于投票前香港被视为热门城市，香港对自己的实力估计过高，又对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估计不足，无法防备卡塔尔利用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结果以6票对22票惨败于多哈。如果香港事前能善用中国的外交力量，做更多的幕后游说工作，至少就不会败得这样惨烈。 在这次的菲律宾人质事件中，菲律宾总统阿奎诺三世既不接听也不回复香港特首曾荫权的电话。有个别评论员归咎于两人级别不对等。其实，这其中的关键是菲律宾总统对此事件以及后来结局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如果当时不是香港的游客被胁持，而是其他小国诸如马尔代夫的游客被胁持，阿奎诺三世恐怕也不会立刻接听马尔代夫总统打来的电话。但后来阿奎诺三世的态度突然有了大转变，对曾荫权特首前倨后恭，还想派副总统与部长来北京和香港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是中国政府的强力介入，菲律宾政府毕竟不敢怠慢中国这样的大国。这里面香港政府与国家外交力量的沟通与合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香港对外事务需要战略规划 中国近年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高。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影响力已胜出英、法、德等西方国家。近年来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大提高，以至有西方媒体以“纽伦港”并称，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握住了中国经济崛起的机遇。香港未来想在对外事务上有更大影响力，也要抓住中国崛起这个机会。 从香港自身的发展来看，香港需要和国家紧密配合，在对外事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免在亚洲新一轮政治经济整合以及内地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中被边缘化。从全球层面上说，香港希望成为国际上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并在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等平台，努力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并大力拓展香港的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利益；从地区层面来说，香港需要增强其在周边地区和台湾的软实力，更多参与到地区一体化进程之中，推广香港的文化价值，成为本地区最重要的枢纽城市之一；从国家层次来看，香港需要保持作为“一国两制”下一个特别行政区的特点，保持对内地城市的竞争力，提升香港在内地的形象，加强和内地的互补合作与互动交流，以“内交”推动外交。 这次在菲律宾发生的香港人质事件是一次偶发事件，但从中可以看出香港在对外关系的机制存在进一步改变和完善的余地。目前香港的对外事务缺乏总体和全面的战略规划。在对外交往上主要停留在日常事务和操作层面，很多情况下是一种被动式的应对，没有考虑未来形势发展和升级的需要，缺乏统筹和远见。 因此，面对变化中的国际形势，为了满足香港自身发展的要求和为国家外交作出更大的贡献，必须从战略高度对香港的对外事务进行规划，以创新的精神提升香港在对外事务方面的优势和潜力。 五方面提升香港国际影响力 具体而言，香港至少可以在五个方面更好地应用国家的外交平台，提升香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一，港府可以通过外交部驻港公署，与国家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建立制度化的合作关系。这样不仅在遇到类似人质危机的紧急事件时，可以迅速地合作处理，而且可以让香港居民在外国遇到刑事或民事纠纷，或身处困境的时候，能得到及时的领事救助。 香港居民虽然很多持有外国护照或英国海外公民护照，但这些国家往往并不能对持有它们国家护照的香港居民提供有效的领事帮助。以这次人质事件为例，其中五名香港人质是加拿大公民，而其他人质也大多有英国海外公民护照。但在关键的时候，这些国家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有效帮助，只有中国的外交机构提供了及时的援助。如果香港通过国家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建立制度化的合作关系，为海外香港公民提供全面的帮助和保护，能大大增强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 第二，香港和外国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不多。原因是香港已经是高度开放的零关税自由港，可以再让的东西几乎没有。如果和外国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基本是需要外国单方面让步，因此外国也没有意愿和香港谈。但国家现在正积极和不少国家进行或者酝酿自由贸易谈判。香港应该积极和国家商务部及外交部沟通，争取国家在谈判中把香港转口的货品也考虑进去，让香港也能享受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成果。 第三，香港在文化、体育、航运、航空等领域有独立自主的地位，但是如果想在国际上有所作为，也要多争取国家的支持。 以航运业为例，“中国香港”在国际上是一个独立的船舶注册地。国家为了支持香港作为国际船舶注册中心，允许中国内地的船舶以“第二注册地”的方式在香港注册，大大提高了香港作为国际船舶注册中心的地位和声望。很多与中国有频繁业务往来的外国船公司也因此将香港作为船舶注册地。 在体育方面，香港目前有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意向。如果决定申办，一定需要更多地借助国家的外交力量，才能提高申办成功的机会。 第四，随着国家的崛起，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出任领导和高管的机会越来越多，需求也越来越大。未来主要的国际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至少需要有中国人出任副职的领导人。 香港作为国际都市，在各个领域国际经验丰富的人才比较多。香港可以主动为国家提供一些在各领域可供挑选的香港人才清单和资讯，让国家多了解他们，以便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陈冯富珍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香港在这方面可以为国家贡献更多的人才。 第五，在对外事务上，不仅国家可以帮香港，香港也可以帮国家。比如，香港有些商人在美国、日本等国有很多政商人脉网络，可以帮助国家做一些正式外交渠道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这方面，香港是有一些优势的。比如董建华、冯国经等人，已经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正式外交和“第二管道”的民间外交中来。国家的外交机构可以和香港的政、商界多沟通，充分挖掘这方面的资源和网络的潜力。...

天大研究院 2010-10-05 后金融危机时期，单纯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替代的局面，中国将切实加快“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积极、全方位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最大化。 2010年9月7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发表主旨演讲，为中国未来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继续扩大对外投资、吸引优质外资，改善投资环境，并一如既往扶助发展中国家指明了方向，凸显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大国志向和责任。 为世界经济复苏做积极贡献 习近平演讲开门见山点明，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正经历艰难复苏，复苏基础不牢固、进程不平稳，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国在世界经济复苏中应做积极贡献，途经如下： 第一，按照通行的国际经济规则扩大市场准入。这预示着中国将在严格把关产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宽进口贸易的限制条件，更大力度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这可能会涉及拓宽产品进口种类、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等措施，从而增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透明度。对中国来说，按照国际经济规则可以为本土企业带来健康的竞争环境，通过外力促使本土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素。对国际企业来说，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有利于其争取商机，进军中国广大市场或扩大在华贸易规模。因此，一句“扩大市场准入”暗藏广阔机遇和前景。 第二，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这是第一点的自然衍生。扩大市场准入本身就是推进贸易自由化必然步骤之一。敞开国门只是贸易自由化第一步，贸易自由化的主旨是让中国更深程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逐步形成在自身生产力较高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并与其他国家互通有无，从而减低整体贸易成本，提升产品质量。扩大市场准入和贸易自由化将引导更大规模的外资进入中国。而“投资便利化”是扩大外国直接投资和吸引优质外资的保障。 第三，加快经济发展转变方式。如果说“扩大市场准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体现了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积极态度，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便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内生动力。这一思路与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的讲话一脉相承。后金融海啸时期，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应对金融海啸的临时措施，而是把握时机、进行产业升级的长远战略。因为，一旦扩大市场准入、贸易自由并便利国际投资，过去主要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便不能应对国际竞争。以珠三角外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群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位置，虽然产业规模大，创造就业机会多，但是经济附加值小。这种增长方式是工业化时期的必经之路，但并非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过去的亚洲四小龙、日本等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但之后迅速转型，以维持经济长期发展。中国若不改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方式，则会继续处于国际生产链的低端位置，那么开放国际市场只能为本土产业带来更大冲击。因此，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本土企业科技含量，逐渐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之路，是未来中国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内生动力。 第四，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居民消费。“消费”、“投资”和“出口”向来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统计显示，2009年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4.6个百分点，对GDP贡献率为52.5%。中国人口超过13亿。13亿人的内需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是长远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暗示着中央政府未来或许出台一揽子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居民消费结构。目前，中央政府已经显示出调控房地产市场、改善医疗和教育基本保障的决心，未来若继续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在调整居民财富分配结构上，相关政策将继续发挥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五，坚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是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三个重要原则。“主动性”意味着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根据具体国情和发展战略作出的调整，目的是达到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而非针对特定国家双边贸易失衡，被动调整。“可控性”意味着中国会把人民币汇率调整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其中包括：（1）汇率波动幅度可控，以防止中国出口产品成本大幅波动，从而对出口造成负面影响；（2）以中国自身需求为主，而非针对特定国家贸易压力或需求。“渐进性”意味着人民币汇率调整会与企业结构调整同步，以帮助企业消化人民币汇率浮动带来的影响，同时为企业产业升级带来动力和压力，以保持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总体竞争力。特别重要的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一篮子货币为参考，并非单一针对美元进行调整。这是因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贸易伙伴呈多元化态势：2010年前五个月，中国的前五位贸易伙伴分别为欧盟（16.3%）、美国（12.9%）、东盟（10.1%）、日本（9.4%）、香港（7.5%）。美国在其中只占12.9%。因此将人民币与单一货币挂钩，不适应贸易投资多元化需求。如此货币政策务实、稳妥，且原则坚定，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坚强后盾。 可见，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在世界经济复苏中角色地位的几项举措环环向扣、缺一不可。进一步开放市场必须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基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开放型”经济必须以强大的内需市场为支撑，同时稳步推进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动力。只有几项措施兼备，中国才能平稳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并为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一己之力。 发展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发展开放型经济、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此处的“开放型”经济十分引人注目。改革开放初期，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成为中国首批探索“外向型”经济的地区。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改变“内向型”经济模式、探索同国际接轨经验的初步阶段。如何让中国的产品走出国门是“外向型”经济的重中之重。三十余年来，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代表的中国“外向型”经济逐步发展为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互动的经济形态。改革开放的硕果表明，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为中国引进大量外资，使中国实现了经济起飞，中国也在三十余年的时间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加工基地之一，使“中国制造”闻名于世。在中国资本稀缺、技术和设备发展程度低、劳动力过剩且廉价的改革开放初期，外向型经济使中国顺利加入国际生产链条，并逐步发展到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对GDP贡献很大。 但是，外向型经济也有自身的缺点。由于出口加工性产业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很大。由于处于生产链末端，一旦国际需求紧缩，出口加工型经济将会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是为何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迫使珠三角思索产业升级之路。 “开放型经济”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时已经备受关注，十七大报告中两次提到开放型经济，强调“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要求“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后金融危机时期，单纯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替代的局面，习近平此时强调“开放型”经济，提出“把握对外开放的阶段性特点”，可谓恰到时机。 “开放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虽然具备面向国际的开放特点，但二者有显著不同。“外向型”经济是单纯以出口为导向。“开放型”经济则积极、全方位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最大化。“开放型”经济在制度安排上要实现：贸易自由、金融自由、投资自由和物流自由。 如上所述，习近平在阐释中国对世界经济做积极贡献中，指出了中国政府对自由贸易的努力方向。金融自由可以从正在展开的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有所体现。物流自由可以体现在中国大力度全国范围修建高铁。在此次世界投资论坛，习近平详细论述了中国在投资自由方面将展开的一系列举措。 第一，招商引资、择优选资，促进“引资”与“引智”相结合。习近平指出，在“开放型”经济中，不仅引资的“量”重要，“质”更重要。持续吸引外资不仅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而且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宝贵的经验以及国际化人才”。在资金进入中国的同时，先进的国际管理经验、技术以及优质的人才都会伴随资金进入中国。习近平同时指出，“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调查显示，目前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这意味着，大量的外资正持续进入中国市场，因而中国无需担忧外资在“量”上的供给，各种外资却需要面对在进入中国市场时的竞争。中国会“择优选资”，这也提示外资需要考量并提升自身质量、潜质才能优先进入中国市场。 第二，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传统对外投资方式重“量”，而不会太强调投资合作方式。习近平指出，将来要“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以及“培育发展中国的跨公司”，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加强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规范发展对外劳务合作，积极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这都是具有长远眼光的投资新举措。而这种投资方式正是优质跨国外资在中国的经营方式。这种方式之下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是一种双向优化过程，会增强整体资产回报率。 第三，改善投资环境。这是能否成功吸引优质外资的关键所在。面对有些外资抱怨、批评中国投资环境有待改善的情况，习近平承诺中国会大力营造成熟、有保障的法律环境、市场环境和经营环境。 在法律环境上，习近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种提法点明法治成为内在于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也表明习近平营造公开透明法律环境的决心和魄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及中国加入世贸以来，事实证明，中国在不断地完善外资法律保障，增加决策透明度、规范行政行为，及时发布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准入标准、行业动态等信息。这是中国已经做的，也是未来会继续坚持的方向。 在市场环境上，习近平指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竞争。而“中国政府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是覆盖中国境内所有企业的，也是适用于依法在中国设立的一切外商投资企业的。”这意味着，依法在中国设立的外商将享有“国民待遇”，同本土企业在公平、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中展开竞争。这种承诺意义非凡，也展示了中国的大国气度，习近平把对外资的“国民待遇”称为“广泛开展合作条件下的开放式创新”。而对于涉及政府资金的采购和建设项目，内外资企业在竞标上享有平等待遇。2009年数据已经证明，外资在有关机电产品的国际招标中，中标数占项目总数的55.4%。这给投资中国的外资吃了“定心丸”，有外媒甚至对中国此番大刀阔斧的承诺表示吃惊。习近平的演讲传达的信息是：中国政府正在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营建优质市场环境。 在经营环境上，保护知识产权是外资最为关注的议题。习近平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把保护知识产权提升为国家战略”。事实证明，中国政府正在用实际行动规范产权保护条例，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并积极完善市场体系。习近平指出，2006至2010年，中国连续五年实行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中国政府在不断加强行政执法力度，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行动上成果显著。2008年，中国制定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作为指导保护知识产权行动的方针要领。在列举既有成果的同时，习近平指出中国今后还会一如既往加大力度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并以开放的态度，诚意邀请投资人一同监督中国查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和行动。...

天大研究院 2010-10-05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主旨演讲中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以开放促发展的决心，阐述了中国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思想脉络、战略重点，引起全球广泛关注。展望未来，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必然呈现全新的格局，为中国的繁荣，为世界经济蓬勃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于今年９月６日至９日在中国厦门举行，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世界投资论坛由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起，每两年一届，旨在加强投资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国际投资，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今届以“投资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吸引了近10位国家元首、30个国家的部长级官员以及世界各国逾千名商界精英参加。在这一国际性论坛，习近平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以开放促发展的决心，阐述了中国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思想脉络、战略重点，引起全球广泛关注。 继续发展开放型经济不动摇 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召开之际，正值中国高调庆祝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在这个大背景下，习近平对中国开放战略的总结和宣示，其意义更显得重大而深远。 1980年8月下旬，中国率先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建立经济特区，同年10月，厦门经济特区成立。兴办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决策”，更是中国对外经济开放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30年来，经济特区创造了“中国奇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田。 9月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庆典致辞中高度评价深圳的发展成就：“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大城市，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习近平在世界投资论坛的主旨演讲与胡锦涛的讲话遥相呼应。演讲一开始他即以“充满活力”来形容今日之厦门经济特区。习指出：“厦门经济特区建立30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见证了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正确性，诠释了广泛吸引外资、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性。” 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胡锦涛和习近平先后在深圳和厦门参加公开活动，显示着在当前的改革开放攻坚阶段，中国最高层立足于经济特区，回答世界所关心的问题，为中国改革开放摒除杂音，向世界发出了坚定不移的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明确信号。 胡主席在致辞中总结了深圳经济特区30年发展的宝贵经验，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寄语深圳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 胡主席的讲话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继续推进改革的决心，习近平的主旨发言与胡锦涛在深圳的讲话一脉相承，更侧重于中国继续推进开放的决心。习指出，“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发展开放型经济、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中国的发展是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这是对过去30年的经验总结。今后“中国将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继续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惠民生”。这是对中国未来坚持开放的承诺。 开放是中国对世界的积极贡献 在这次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多次提到“互利共赢”这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反复强调中国过去30多年“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是互利共赢的。”谈到中国未来将拓宽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习也指出，是“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作出新贡献”。 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西方部分媒体上的杂音始终不断。一方面欧美跨国企业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没有放下偏见，视中国为“国际贸易的麻烦制造者”，或指责中国造成全球贸易不平衡，或指责中国抢走了欧美劳工的饭碗。特别是肇端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明为代表，美国媒体和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思潮，把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起因归咎于中国，指责中国大量出口造成了全球贸易不平衡，为2008年的金融海啸埋下祸根。 在这样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下，习在演讲中强调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互利”、“共赢”、“普惠”，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对外开放，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繁荣富裕，本身已是对世界经济做出的重要贡献，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事实上，正是中国经济迅速回稳和保持较快增长，拉动世界经济缓慢走向复苏。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实现进口10056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减少了1020亿美元；2010年前7个月，中国实现进口7666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7.2%，贸易顺差同比减少226亿美元。这有力的证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为欧美国家以及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创造了大量需求，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强劲增长动力。习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的开放“也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是恰如其分的论断。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成功能够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与稳定。”2007年底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发布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达11.2%，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对全球贡献最大的国家。”经济学家更预计，今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过美国。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当欧美各国以各种形式不断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或反倾销指控，中国依旧坚持开放战略，坚持发展开放型经济，并通过提供信贷支持、减免债务和关税等各种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经济发展实力，以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带动他们走出经济谷底，这都显示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积极贡献，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承担，也展现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和大国责任。 给予国民待遇让外企融入中国经济 习在演讲中向广大外商投资企业承诺，中国继续从法律环境、市场环境和经营环境三个方面来营造更加开放、更加优化的投资环境。演讲中的两个政策宣示，令西方商界和媒体尤为瞩目。一个是“自主创新”政策“适用于依法在中国设立的一切外商投资企业”，另一个是政府采购项目“让内外资企业及其产品享受平等的待遇”。这两个政策宣示的核心，是让外商投资企业享受“享受一视同仁的平等国民待遇”。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2009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95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东道国。但是，与此同时，外国商会、西方媒体近期就中国投资环境问题提出诸多批评，“抱怨越来越大”。这种现象看似矛盾，深入分析，却能从中反映出中国投资环境的进步。从改革开放之初外商的不满集中于中国基础设施等硬件的不足，到九十年代末批评转向中国的投资软环境，如今则对自主创新产品认定问题、政府采购项目意见最大。由外商的投诉、批评内容的变迁，可以看到的是中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提升，可以看到外资企业正一步步融入中国经济。 外资企业之所以对自主创新产品认定问题、政府采购项目多有批评和怨言，其核心是外资企业能否享受“国民待遇”，能否在中国市场与内资企业平等竞争。习在演讲中对给予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的政策宣示，标志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真正把在华外资企业作为中国企业，使外资企业享受“平等国民待遇”。其目的在于让外资企业更好地融入中国经济，这种融入是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相结合的。习把这一战略概括为“把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同转变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加快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二战之后，不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都是属于出口导向的开放型经济体，依靠向欧美出口带动经济起飞。过去30年，中国的对外开放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代表，同样是以出口为导向，通过引进外资，输出商品，来参与国际分工。但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不仅需要调整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过去那种利用低廉劳工成本参与国际分工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必须改变。 因此，中国未来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是把利用外资与自身的经济发展，包括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结合。和以往不同，中国未来更重视择优选资，不再是在中国沿海地区的“黄金海岸”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通过各种政策手段鼓励和引导外资，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业转移。习在演讲中以“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勾勒出未来中国开放的新布局。...

2010-09-29 曾因“党内政变”下台的陆克文，不久前被任命为澳洲工党政府的外交部长，让很多人跌破了眼镜。毫无疑问，这是本届澳洲政府最有意思的任命。其实，无论对于吉拉德还是陆克文，这一任命都是正确的选择。 曾因“党内政变”下台的陆克文，不久前被任命为澳洲工党政府的外交部长，让很多人跌破了眼镜。但是，笔者认为，这个“意外”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 陆克文是近年澳洲政坛风头最劲的人物之一，他在澳洲总理任内的大部分时间里，民调居高不下，一度创造了高民意支持的记录。虽然由于矿业暴利税而民意下滑，但并没有工党内部一些人士预计的那么严重。按照政坛一般规律，这种被党内大佬抛弃，又以如此方式下台，陆克文的从政生涯基本上就算结束了。可是，陆克文为何马上又出山，“变身”澳洲外长？他今后还有可能东山再起吗？ 首先，这是陆克文的选择，也是他的政治智慧使然。陆克文突然下台，澳洲分析人士大多认为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也就此认为他有可能对现任工党执政者“反戈一击”，甚至会在他们大选中背后“捅上一刀子”，至少他会保持沉默。鉴于陆克文政治实力依然存在，仍然有深厚的民意基础，他的报复甚至他的沉默，都有可能让工党根本无法赢得这次大选。可是，陆克文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不计个人恩怨，放下个人的政治挫折，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为工党与吉拉德拉票。 大选结果显示工党与反对党不分胜负，这个结果让工党大佬出了一身冷汗。有一位工党领导人私下承认，从这个结果看，如果陆克文没有摒弃前嫌的话，工党很可能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落败了。从这位当时有份参与赶陆克文下台的工党领导人话中，不难看出陆克文此举让他重拾工党大佬的欢心与信任。 其次，从吉拉德的工党政府来看，这次惊险的大选让他们第一时间认识到联合一切力量的重要性。目前工党虽然用争取独立议员支持的方式取得了组阁权，但这是一个相当弱势的政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将会在外交与内政上面临来自在野党令人无法想象的挑战。这就要求他们首先要联合党内各派力量，陆克文在工党里的势力自然不可小觑，他的重新入阁使得吉拉德有了整合工党各派势力的基础。 再次，尽管澳洲媒体与在野党对陆克文的任命有各种质疑与猜测，但是外交界人士却看好这一任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目前仍在澳洲外交部任职的外交官告诉笔者，陆克文在外交上的成绩有目共睹，特别是他在位时与美国发展关系，得到美国的高度肯定。美国高级官员对于以那种方式突然让陆克文下台，私下里多次表示不理解与担忧。 至于有澳洲媒体认为，陆克文任外长后有可能独断专行甚至把总理吉拉德架空，这位外交官表示，这种担忧是多余的，陆克文在总理任期确实有我行我素的表现，但相信他已经吸取了教训。再说，那些独断专行，鲜有表现在外交上。换句话说，陆克文在外交上的政策基本上是得到工党一致认同的。 对于中澳关系，笔者特意与这位澳洲外交官交换意见。他说，陆克文虽然是中国通，但澳美关系始终是澳洲外交的主轴。在陆克文上台后，中澳关系一度陷入低谷，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其实也和澳洲正在调整澳美关系有关。他说，情况已经有所变化，自从中国领导人李克强、习近平先后访问澳洲后，中澳关系大大改善。现在，陆克文出任外长，中澳关系向好的势头应该不会逆转。 这位曾经在陆克文任外交官时就同陆克文打交道的老外交官说，陆克文能够出任外交部长，毫无疑问，是这届政府最有意思的任命，无论对于吉拉德还是陆克文，都是正确的选择。他说，从他个人与陆克文打交道的经验看，陆克文是一位知错能改、善于吸取经验教训的政治人物，他这次能够从总理职位上下台不久就重掌外交部，并不完全是出人意料。他说：“他今后还有在澳洲政坛东山再起的可能，那时，你也不用感到意外。”■穆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