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0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0-11-04 国际金融中心是指城市的金融枢纽地位突破一个国家或地区地理范围的限度，在更大的国际范围内发挥金融中枢的功能。总体上看来，国际金融中心具有集中金融资本,提升金融效率,争夺国际金融话语权等多重功能,从根本上促进金融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实现。当前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所处的阶段诱发了对布局和建设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强烈需求。因此，对于布局建设中国国际金融中心而言，充分认识其战略意义和潜在风险、把握其基本原则、合理定位和确定分工模式，明确推进的路径和操作措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布局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意义 合理布局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服务中国大国战略的推进与实现、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化。 （一）服务中国大国战略的推进与实现 1、国际金融中心变迁与大国崛起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迁移与金融中心所在国总体经济实力的对比交错共生，相得益彰：国际金融中心通过发挥高效集聚和优化配置全球资本、制定国际金融市场运行规则以及推动主权货币国际化等核心功能，促进所在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与此同时，综合国力强盛的主权国家能够吸引全球资本进入所在国、推动所在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不断发展，鼓励高端金融人才的培养，可以引导所在国的核心城市逐渐演变为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 17世纪初，荷兰阿姆斯特丹建立了世界历史上首家股票交易所，相对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得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的国际金融中心，而通过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积聚和配置功能，荷兰逐步发展成为海上霸主；18世纪，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爆发，英国借此迅速发展，超越荷兰，成为当时综合国力最为强盛的国家，随着英国综合国力的日渐强大，伦敦逐步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免受战争影响的美国迅速崛起，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一，纽约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超越伦敦，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新霸主。此后，纽约国际金融中心作用的发挥成为美国经济实力长期位于全球第一和美元长期保持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巩固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正是出于对国际金融中心漂移与国家综合实力变迁内在联系的考虑，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历来成为大国之间金融和经济博弈与竞争的制高点。经过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总体经济规模稳步攀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尽管从贸易规模和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已属于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但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显然与中国经济总体实力不相符合，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内地缺少类似纽约和伦敦的综合型国际金融中心，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也使得中国承受了与其利益极不对称的金融风险，中国金融安全受到众多潜在威胁。为此，中国需要通过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突破口，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逐渐平衡和优化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业务的收益与风险。 2、布局国际金融中心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布局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于中国大国战略的推进，提升中国金融实力、实现中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这种转变将产生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不仅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将极大地推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首先，促进中国经济结构优化。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中，投资和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却日渐降低。过分依赖投资与出口，消费相对疲软，致使中国经济缺乏内生增长的持久动力。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增速骤然下降，充分说明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同时也彰显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提高中国消费水平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并通过发挥其风险转移与分散、资源跨期优化配置以及财富效应等功能，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可产生显著的扩张效应。中国布局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通过推动金融产业的发展，为居民提供多样性的金融工具服务，毫无疑问将促进中国消费水平的提升，将从根本上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善和不断优化。 其次，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受惠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中国制造业得以长足发展，然而在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同时，信息、生物、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却相对落后，中国在全球产业竞争之中处于弱势地位。金融业具有促进资本优化配置的功能，具有发掘新兴产业潜能、先导性注入资本和资源重组整合等功能，能够有效培育和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国布局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将促进包括产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资本和创业投资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从而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金融环境。 再次，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随着中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强，近年来中西部等地区的经济增速整体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初见成效。布局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将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金融资本规模和金融机构数量也会随之扩张，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金融服务供求的整体格局。由于金融资本的逐利性，随着金融机构之间竞争日趋激烈，中西部等地区凭借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速和拥有相对较多的潜力行业，配合以适当的鼓励和优惠政策，将会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和金融人才流向中西部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对于形成中国更为协调和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产生持久的推动力。 （二）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化 如果从金融资产规模和金融机构数目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金融大国，但并非金融强国，突出体现为中国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国际金融市场定价权缺失、人民币国际地位有待提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匮乏，以及金融创新能力落后等许多方面。实现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亟需在金融风险可控和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深化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合理布局并逐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将对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产生良好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中国金融体系的推动力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极不平衡，间接融资比重过大，而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滞后。不平衡的金融体系使得金融风险主要集中于银行体系之中，并极大的抑制了中国金融效率的提升和金融功能的发挥。在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促进中国金融市场更快更好的发展既是客观要求又是必然选择，这无疑会促进中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 2、提升中国金融创新水平的突破口 国际金融中心能够有效促进金融机构的集聚、金融市场的深化和金融人才的集中。金融机构集聚和金融市场深化加大了对满足多样性投融资、风险管理等要求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和工具的需求，而高端金融人才的集中则形成了金融创新的智力保证。因此，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在供需两个方面产生合力，推动中国金融创新水平的整体提升。 3、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助推器 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地位归根结底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已基本具备推进货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然而，货币的国际化需要国际金融中心发挥便利货币全球流转窗口和渠道的功能。因此，合理布局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不断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客观要求。...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邹崇铭 2010-11-03 2010年10月，特区政府食物卫生局公布《医保计划，由我抉择》的新医疗保险方案，这已是近二十年来香港第六次公布类似的咨询文件。 2010年10月，特区政府食物卫生局公布《医保计划，由我抉择》的新医疗保险方案，这已是近二十年来香港第六次公布类似的咨询文件。因此，在详细介绍最新的医保方案前，实在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历史，看看这条漫长的改革之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新医保方案未雨绸缪方向正确 目前统筹香港医疗服务的医院管理局，正式成立于1990年。早在医管局成立之初，政府已不但锐意令它在行政管理上独立，同时亦期望它能逐步在财政上走向自主。因此，不同时期的卫生官员，均试图推出不同的医疗融资方案（详见附录），期望在公帑以外引入新的融资方式，扩大香港医疗体系的收入来源。可惜的是，历次改革皆因种种原因无疾而终。 自2010年中立法会通过政改方案后，困扰多年的政治争议终于暂时放下，公众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民生议题，并期望曾班子在任期内多有作为。新医保方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推出，在时机上应是较为合适的。 若从咨询文件的定位和取向来看，促进经济能力较佳的市民通过自愿供款和购买医保，在医疗服务上获得更多选择，纾缓公私营医疗失衡的问题，并为长远人口老化的压力未雨绸缪，显然是较为恰当的。港府并一早为此预留500亿元储备进行资助，启动医疗改革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私营医疗是否足够攸关改革成败 由于长期以来与卫生官员接触较多，因此早在咨询文件推出前，笔者已有较多机会参与讨论和提出意见。可惜的是，仔细分析最终推出的新医保方案的具体建议和细节，还是让我感到相当意外。尽管不少细节上的严重漏洞或许能成功避过公众的视线，但恰恰是细节，往往足以左右一项改革的成败。 意外之一是整份咨询文件的根本思维模式。它并非“纾缓公私营医疗失衡”，增加投保市民的服务选择，反而是笔者所一直忧虑的：“推动私营医疗发展”。两种思维模式看来虽然很相似，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试想，日后参加自愿医保计划的市民，若按照咨询文件的建议，便只能脱离公营体系，选择私家医院服务。如此“钱跟病人走”便变成了“钱跟私家医院走”，病人的选择是大幅减少而非增多了。 在咨询文件推出前，政府花了大量精力和保险业讨价还价，并且列出一个巨细无遗的保险计划。但对于投保人日后转用私家医院，最终能够获得什么“货色”的服务，其实是没有任何把握的。咨询文件建议的套餐式收费，一直未能获得私家医院的支持，日后到底有多少医院愿意提供该等套餐，尚是未知之数。因此咨询文件只能反复强调（第5.2段）：“已知的现有私家医院重建计划，以及规划中的新私家医院发展计划，包括在预留的四幅土地兴建私家医院的计划，足可应付预计医保计划带来的私家医院服务需求量。” 幸而，咨询文件末端的第5.9段，还是在这个问题上留下脚注：“如私营界别未能以具竞争力的质素和收费提供足够的私营医疗服务，我们在现阶段不会排除任何可行的方案，包括︰利用现由医管局提供的私营服务的可行性，但须确保其提供的公营医疗服务不受影响；成立公营机构，代表购有医疗保险的消费者为私营医疗服务订定基准和购买私营医疗服务；又或由政府以套餐式收费提供可供选择和具质素保证的医疗服务，藉以为私营医疗服务提供具竞争力的基准……”笔者相信，这段文字才是决定医保成败的关键。 港府应考虑提供“第二安全网” 意外之二是政府至今仍然没有厘清，假如投保人日后仍选择公立服务的话，保险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付的责任。试想，投保人日后仍然选用公立服务，他们固然和其它市民一样，只需支付极低廉的医疗费用，但保险公司又是否有需要赔付医管局的成本开支呢？假如大部分投保人认为只是区区数百元，便懒得向保险公司索偿，又或避免因索偿而失去保费回赠的话，如此岂不等于投保人既享受新计划的资助，同时仍能享用极低廉的公营服务？岂不等于政府补贴保险公司，后者却不一定需要作出赔偿，反而可以稳赚保费？ 事实上，在2008年的咨询文件中，已订明“参加者可选用公立医院提供的私家服务，或与其它没有投保的病人一样，经轮候和分流机制使用一般的公营医疗服务。前者现时是收取十足成本的费用。如选择后者，参加者只需以用者付费方式，缴付公立医院服务的标准收费，而保险将就适用的保障上限，支付其使用公营服务的成本费用。”（第13.2e段）新的咨询文件在这方面只字不提，实在是一种倒退，对基层市民亦构成不公平。 意外之三是港府并没有承诺为投保人“包底”。也就是说，当投保人一旦不幸患上重病，在悉数花光保险索偿的上限后，他便会被私家医院“扫地出门”，唯一可做的就是回到公立医院重新排队。医疗保险保额和保障不足的问题，乃是绝大部分市民关注的核心问题，咨询文件对此却全无着墨。 事实上，在港府2008年的《掌握健康，掌握人生》咨询文件中，已提出“第二安全网”的概念，订明“当个别参加者使用医疗服务的费用已超逾其保险保障上限时，仍可以较低费用使用公营医疗界别的私家服务……为那些通过辅助融资安排为个人医疗所需作了较大承担，但不幸用尽其保障限额的参加者提供额外选择，届时他们除可重回基本安全网接受一般公营医疗服务外，亦可以比正常费用较低的收费，使用由公营医疗界别提供的更多选择及更佳设备的私家服务。”（第13.2g段）新的咨询文件在这方面亦是一个倒退。 笔者相信，其实只要港府能借鉴新加坡的保健基金(Medifund)，为保险计划提供“第二安全网”，通过服务而非现金对计划进行资助，便已是对投保人最佳的保证，根本不需要对保费进行补贴。根据新的咨询文件附带的研究报告指出，为高风险群体提供的“包底”开支，未来廿五年大概只需数千万至十多亿元不等，只占500亿储备的一小部分。以设立“第二安全网”作为吸引投保人的措施，将远比保费补贴更加有效和实惠，500亿储备确实大可省回，用在其它社会更为需要的公共服务之上。     附录： 香港医疗改革回顾 1985...

穆骏 2010-11-02 如今，中国领导人的一言一行越来越受到海外的关注。如果能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的出版方面打破成规，放开限制，不但可以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和力，还可以让海内外民众、智库通过认识中国的领导人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党政军的政策与决策。 不少关注中国的外媒记者经常向笔者抱怨，在报道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经历时，手头能够使用的资料少之又少，官方披露的简历不过一页半张左右。有时候，他们不得不依靠道听途说的“故事”，或者反复引用在海外出版的一两本所谓“领袖传记”。有外媒记者拿出这些“传记”，向笔者打听这些传记的真实性与“背景”，也希望笔者能够向他们推荐一些。 在中国崛起的今天，中国领导人的一言一行越来越受到海外的关注。官方所披露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资料，也越来越显得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符。 中国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既没有自传，也没有传记。可以这样说，不标榜个人，尤其是在位期间不“树碑立传”，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奉行的不成文规定，也是优良传统。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传统有其积极的意义与现实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半个世纪里，从国外到国内，政府、领导人与民众尤其是媒体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民众与媒体对领导人的了解与认识也有了更多新的要求与期望。特别是身处信息时代，资讯科技的发达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令中国政府一直实行的低调处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经历这一优良做法受到挑战。 由于中国政府不鼓励领导人写自传，也严格限制国内出版与媒体业界涉足此领域，反而给了海外一些政治势力与利益集团以可乘之机。你不能出版，你不披露领导人的生平事迹，你不许领导人谈一下想法、写出他们的思想，别有用心的人就在海外大书特书，造谣生事的有之，错漏百出的更多，有些有政治目的，有些只为了图利赚钱。大家不妨到海外尤其是港台的书店、报摊去看一下，几乎中国所有领导人的“传记”与“评传”都能够找到，而且都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当初制定低调规则的部门所没有想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市场有需求，因为海外读者想了解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因为海外政治机构与媒体也希望有这类书上市，补充他们的资料库。 根据笔者对海外这类书的统计与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令人震惊的：这类书的存在，已经严重损害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并对中国政府形象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一方面，一些海外敌对势力乘虚而入，精心编制所谓领导人“传记”，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放在里面，但在关键地方就夹带“私货”，甚至偷梁换柱，不但误导普通读者，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国外政府决策机构对中国领导人的认知与判断，因为这些编造的传记大多成为外国政府智囊与情报机构重要的资料来源。另一方面，一些以牟利为主的书商，为了吸引读者购买，粗制滥造，“语不惊人誓不休”。一位书商就对笔者说，写领导人的传记保证赚钱，不过得有看点。什么是看点？他解释说，看点就是在网络上收集一些无法证实的小道消息，最好是“独家”与“耸人听闻”的猛料。总体来讲，由于中国官方控制这类书籍出版，结果海外能够摆上书架的这类书，都以上面两种为主，给中国的形象造成了极其不好的负面影响。 那么，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官方形成一种有效的新机制，加大公布党和国家领导人生活、学习、工作经历的力度，能够在第一时间出版党和领导人的相关资料，供海内外读者尤其是海外政府机构、智库与媒体采纳、使用。这样可以第一时间杜绝一些错误的、似是而非的传闻。第二，国内外媒体关注较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够尽量抽出时间，接受海内外媒体的采访，在谈到个人经历与思想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阐释国家政策与法规。第三，对于海外一些明显是造谣生事、无事生非的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应该通过当地正常的法律手段，采取一些措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知难而退。第四，适当放开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版自传与传记的尺度，一本比较权威的传记或者自传，是让所有粗制滥造的“传记”立即失去市场的唯一有效办法。 笔者也注意到，由于“不成文”的规定，国内出版界在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与自传束手束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对于翻译作品限制得不那么严，结果造成了一个特有的现象：已在国内出版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大多是外国人写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据出版业的知情者透露，部分在国内“翻译”出版的领导人传记其实是由中国人捉笔完成的，只不过为了能够出版而不得不假借外国人之名。因为只有外国人写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才有可能“翻译”后在国内出版。这一现象也值得有关方面重视。 如果能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的出版方面打破成规，与时俱进，不但可以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和力，还可以让海内外民众、智库通过认识中国的领导人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党政军的政策与决策。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0-10-22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龙头将获得空前发展，其中也必将产生一些具备科技创新优势的高增长企业。 中国人民银行8月19日晚上突如其来的加息之举，震撼海外资本市场，美欧各地的股市、汇市、金市立即出现大幅调整，但是次日的香港股市却显得波澜不惊，全天仅下跌了0.9%，当天下午更从谷底反弹近200点。港股没有被内地加息所“震散”，固然有资金市、散户捞底等等因素支持，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香港这个投资中国的近水楼台，海外资本对中国经济未来长期发展的评估更为积极、正面。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海外资本已开始捕捉机遇，竞逐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据投资界的朋友透露，香港一家全球性的大型银行新鲜出炉一份中国投资策略报告，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了分析，并直接提供投资建议供投资者参考。10月18日五中全会闭幕，当天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相隔不过两三天时间，香港资本市场迅即回应，对国策进行剖析。这种敏锐、高效的背后，显示着海外投资界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度关注。 数据显示，至本月初，全球投资中国或香港的股票基金已激增至2500只，比一年前增加了近五成。根据香港金管局的数据，资金正在不断流入香港。香港8月份狭义货币供应M1和广义货币供应M3分别达6971亿港元和36700亿港元，按年增长12.6%和5.6%。全球投资基金蜂拥至港，是要把握中国经济崛起的投资机会，而《决定》的正式出台则成为海外投资的新风向标。 《决定》是在今年9月经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的，七大产业被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五中全会闭幕当天，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公布《决定》全文，时机上与五中全会刚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相为呼应，一脉相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思路。海外资本市场对此心领神会。 《决定》首次明确界定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到2020年，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更量化了未来五至十年的发展目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中国GDP的比重，2015年力争达到8%左右，2020年力争到15%左右。中国2009年的GDP为34万亿元人民币，按照目前每年8%的增长速度，到2015年将有望超过45万亿元人民币，占比为8%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产值将达到4万亿元人民币。因此，投资界有“下一个4万亿”之说。 今日之“4万亿”与2008年的“4万亿”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中国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刺激经济之举，而前者则代表着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对投资者来说更是结构性的投资机遇。当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业十年内崛起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将意味着中国新经济发展方式的确立，而房地产、重型工业等传统支柱产业的地位势必被改写。因此，《决定》的推出，被海外投资界视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战略拐点。 《决定》明确了七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和主要任务，对如何强化科技创新、积极培育市场、深化国际合作、加大财税金融政策扶持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投入，一一做了安排和指导，更明确将成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部际协调机制，以形成合力，统筹推进。可以预见，随着相关配套措施的陆续出台，资源配置的相对倾斜，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龙头将获得空前发展，其中也必将产生一些具备科技创新优势的高增长企业。 正因为如此，布局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外资的必然选择，海外资本市场将会掀起投资中国新兴产业的热潮。全球各类中国投资基金将陆续推出相关概念的投资理财产品，大型跨国企业也会在中国市场捕捉新的商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取得突破，海外投资热潮如何发展，都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0-10-22 房产税开征是对整个房地产市场一个强烈的负面信号。从这个意义来说，房产税可以调节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让楼市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下来。 房产税近日成为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热点话题。据中国经营报近期的一篇报道，中央政府房产税有关文件已经进入会签阶段，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房产税征收将进入实际操作层面。 “十一”假期后，财政部、国税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启动了对房地产税会签的法律程序，会签之后就可能由国务院来进行最后拍板。9月29日国务院所属八部委房市新政将征收调节房产收益的税收政策的措词由“加快研究”（4月份国务院常务办公室会纪要）调整为“加快推进”。 在征税方面，房产税有可能对住宅类型方面进行细分，比如别墅、大户型等要多征收。对普通家庭来说，房产税可能设定一个免征额度（面积或者套数）。按目前的消息来看，中央可能会实行区别对待政策，税率决定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对于计征的方式目前还没有定论。一种做法是在最初的售价基础上进行计征，虽然此举简便易行，不过无法起到切实调控房产升值的作用；另一做法是进行市价评估，好处是随行就市，不过征税成本过高。 房产税等相关税种一旦开征，确实会给置业者强烈的信号，那就是投资房地产从长远来说并不是一种合算的投资。国内有种观点认为，日本开征房产税，整个房地产行业很快就垮了下去。这种提法是有夸张的成份，不过，房产税开征是对整个房地产市场一个强烈的负面信号。从这个意义来说，房产税可以调节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让楼市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下来。 房产税第二个好处就是给地方政府创造一个稳定的税源。国际经验表明，财产税往往是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地方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在公路和废水处理等方面投入巨额资金，房产税恰恰可以提供稳定的税源来弥补基础设施等投入所造成的资金不足。如果能够开征房产税，可能可以为地方政府财政解困找到一个可靠的替代渠道。这从长远来说是有利于地方政府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 房产税还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中国的贫富差距日趋加重。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与美国处于同一水平，说明社会的重新分配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就推行大量调节收入分配的新政策，比如西部大开发政策等等。房产税开征后无疑会提高收入调节的效果。 不过，房产税所带来的好处不能高估。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整个税负过高。尽管各种以税为名义的财产征收在中国不高，但是各种以其他名义征收的费用却相当高。福布斯2009年全球税收痛苦指数中，中国排名第二。因此，看税负不能仅仅看正式税收。在税负没有减轻的情况下征收房产税，有可能给中产阶层施加压力，而真正的富豪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避开这些税收。 对于房产税的征收，国内的意见纷呈。潘石屹认为，“从内心来说，中国征房产税有必要。三年之间，我一直在思考房产税的问题，世界各地的国家、地区都在征税，美国、英国、法国、香港……”；“征收房产税，最大的道理就是，不要出现社会贫富分化。一个公司里，两个员工收入一样，十年前没有买房的员工，收入和资产就会很低，所以，长期来看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对推动社会公平是有好处的。”不过，潘补充认为，他自己接触的人99%反对房产税。 有部分专家对开征房产税持反对意见。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认为，房产税在短期内对遏制房价有效，而中长期来说，未必有效。杨还认为，房产税有可能加重已经存在的重复征税问题。购房者承担了大量各种配套设施的费用，每年还要再支付房产税有不公平之处。 近日，香港特首曾荫权就承认港府对楼价高企有一定的责任。他指出，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为了保证香港房地产业的稳定，港府对土地供应做了一些调整。而这几年香港土地供应过少，导致了许多新建住宅“豪宅化”（在给定的土地上建豪宅以图巨额利润）。因此，港府承诺今后每年将提供足够的土地供商业住宅使用。对于内地地方政府来说，土地财政无疑是问题的根源。地方政府如果不正视并解决土地财政问题，那么房产税开征等措施可能最后只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天大研究院课题组 2010-10-20 2008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两年后，2010年4月，也是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认为，胡锦涛同志这一论述的前瞻眼光和深刻含义正随着形势发展日益显现出来，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及时总结经验，创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无庸置疑，中国发展模式是本世纪世界上最值得研究的课题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都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究竟什么是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中国发展模式的目标和内涵是什么？中国发展模式的创新理念和战略举措是什么？中国发展模式如何继续发展和完善？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发展模式、有助于把握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和内涵，也将有助于推进中国发展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一、发展模式三种“共识”评析 探讨中国发展模式，首先需要了解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中国模式研究热，特别是由国外学者提出的有关发展模式的三种“共识”。 1.　“华盛顿共识”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政策措施，试图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这些政策措施后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华盛顿共识”的主要政策措施有十条，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加强财政纪律；把政府支出的重点转向经济回报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本医疗保健、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改革税收，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货币政策：利率自由化；采用竞争性的汇率制度。贸易和资金政策：贸易自由化；资本准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自由化。宏观产业政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障碍；保护产权。 这些政策措施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指导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经济政策，包括汇率、价格、外贸、利率等一系列价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资、金融、外资、产业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等。“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思想突出表现为，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主张以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为经济发展模式的“华盛顿共识”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但这种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行的后果，导致这些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出现大幅度下降。例如，在实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50%。转型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后，不仅未能达到期望的目的，相反却造成了一系列出乎预料的恶果。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在骤变后的前十年的改革中，国内生产总值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大幅度下降，以至比骤变前的水平还大幅度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也大幅度下降。 在20世纪90年代，所有遵从“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建议的国家都遭受了严重打击，例如东南亚经济危机，也包括东欧的国家。这些国家危机连连、问题堆积如山：腐败与私有化纠缠在一起，任垄断力量发展的自然垄断部门价格高居不下。 到21世纪初，“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失去了可信性。 2.　“后华盛顿共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除了华盛顿共识没有给出答案。华盛顿共识既不是经济增长成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它的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  在此基础上，斯蒂格利茨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认为其任务就是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处一一揭示出来。 斯蒂格利茨认为，“华盛顿共识”是指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财政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所推荐的过度简单化的政策建议。世界上大多人的心目中的“华盛顿共识”，是指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以及配之以宏观稳定(主要是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而这种战略与亚洲特别是东亚所信奉的战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东亚，政府主导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