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0

穆 骏 2010-11-22 与以往华盛顿为了经济与贸易议题而找北京麻烦不同，美国这一次的“重返亚洲”是延续冷战后的对外政策。中国在面对死灰复燃的“新冷战”思维时，必须有大战略与大考量，才能够化险为夷，保持中国继续崛起的势头。 进入2010年中国外交屡起波折，遇到了十年来最严重的变局：美韩质疑对天安舰事件调查，中日撞船事件中美国偏袒日本，南海危机美国搅局，以及美国日前高调支持印度“入常”等等，每一个事件都折射着急不可待返回亚洲的美国身影。这无疑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标明美国要“重返亚洲”的实际行动。在南海危机中，美国高调挺越南，更高喊南海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中日钓鱼岛纷争中，美国代表暗示随时可以参加“（中美日）三方会谈”，更是把自己当成亚洲“调停人”的角色。在中方没有回答他的情况下，连续两次高调宣示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的范围，并预计于12月与日本在附近海域举行军事演习。 美国奥巴马政府近期动作之大，远远超过了国际问题专家与智库人士的预测，也超过了以往动不动以人权与周边安全议题迫使中国在经济（贸易与汇率等）上让步的“传统做法”。无论是美国，还是卷入其中的亚洲周边国家，中国几乎都是他们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对中国制造“政治事件”，在国际关系上给中国制造麻烦，都是为了压制中国在经贸与汇率上让步。可这次显然有所不同。 笔者近日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部分美国智库人士接触所得，美国这次是“很严肃地思考中国问题”，所谓重返亚洲，目标就在遏制中国。这个做法是符合美国冷战后的一贯政策的，并不是奥巴马政府的“一时之选”。一位美国领事馆官员告诉笔者，冷战后老布什总统就及时制定了“和平演变”中国的政策，但由于中国当时比较有戒心，老布什无处着力，结果受到了克林顿的攻击。克林顿上台后于1995年开始制定对华强硬的外交政策，直接导致了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美两国一直剑拔弩张到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成为高潮。即便如此，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也受到了小布什的批评，小布什上台伊始，就着手部署实行老布什当年制订的“和平演变”计划。就当时笔者了解到的情况显示：小布什把遏制与演变中国当成自己执政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911事件”改变了这一切。接下来整整8年里，美国的重心转向反恐，中国成为他必须倚重的合作伙伴。 一位布鲁金斯研究院的中美问题专家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反恐，给了中美关系长达八年的“蜜月期”，也为中国赢得了一个和谐的国际环境，但是，这并不表明美国忘记了中国这个冷战后的“假想敌”，只是美国自顾不暇而已。一旦等到美国的反恐压力减轻，就会把中国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笔者认为，奥巴马政府在进入2010年后突然转趋对华强硬，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去八年压在美国头上的“反恐重担”已见缓和：伊拉克零星战事基本平息，阿富汗也将在三年内撤军。另外，日常反恐已经成为常态，不再需要美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关注。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回到十年前，回到1995年克林顿制定了遏制政策，甚至回到老布什的“和平演变”都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促使美国在这个时候把重点转向中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这两年在国际上展现的崛起势头，让美国感觉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亚洲国家的“恐中”心理重返亚洲，实在是难逢的好机会。 台湾一位民进党智库人士则说，促使美国重返亚洲的诸多因素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台湾。他说，马英九上台后，同大陆越走越近，美国虽然表面上表示支持两岸接触，减少摩擦，但在战略上感觉到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好像与美国渐行渐远。在有可能某一天突然失去“台湾航母”的情况下，美国积极向中国周边地区渗透，不失为补偿的战略策略。中国大陆也有学者对美国重返亚洲时的美台关系感到好奇：美国这次来势凶猛的重返亚洲，始终与台湾保持了距离，而台湾当局也与美国保持了距离。这与历次美国在遏制与围堵中国时首先把台湾当成跳板与马前卒的做法明显不同。美国部分人士认为，台湾已经在中国大陆迅速崛起的巨大能量面前变得沉默与温顺，ECFA 之后，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越来越严重，台湾可资美国用来对付大陆的优势在逐渐减少。 从各种迹象显示，与以往华盛顿为了经济与贸易议题而找北京麻烦不同，这一次的“重返亚洲”是延续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对于中国来说，多年的高速发展积累的经济实力，使北京比较容易化解中美之间的经贸纠纷，但对于死灰复燃的“新冷战”思维，则必须有大战略与大考量，才能够化险为夷，保持中国继续崛起的势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健 2010-11-17 美国的战略调整以亚太为中心，尤其是东亚。意图是通过重返东亚和巩固与盟国的关系来达到力量平衡，应对中国的崛起。 11月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开始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当天，两国发表了旨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惠灵顿宣言》，强调双边将提升政治对话和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宣言不仅标志着由于新西兰25年前的无核政策而严重受损的美新关系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表明美国已决定重返阔别了15年的南太平洋地区。 美国阔别南太15载 南太平洋地区包括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的12个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国，即库克群岛（Cook Islands），密克罗尼西亚联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斐济（Fiji），吉里巴斯（Kiribati），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瑙鲁（Nauru），纽埃（Niue），帛琉（Palau），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萨摩亚（Samoa），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汤加（Tonga），图瓦卢（Tuvalu）和瓦努阿图（Vanuatu）。除了这些独立国家之外，南太平洋地区还有西方的殖民地或领地，如法属波利尼西亚 （French Polynesia），新喀里多尼亚岛（New Caledonia）和美属萨摩亚（American Samoa）等。 希拉里在开始她为期13天的亚太之行之前就宣布，美国将全面提升与南太岛国的关系。华盛顿甚至决定将新成立的南太援助总部设在由军政府控制的斐济。南太地区两大强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2006年12月以来一直对政变上台的斐济军政府实施制裁。 南太平洋向来都算不上美国的战略重心之一。美国主要依赖盟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处理南太问题。上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对南太表现出一些兴趣，美国随即也更为关注。即便是那时，美国的关注也很有限。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南太地区更无兴趣。南太岛国原本就认为美国忽视了他们，这一印象在冷战后进一步加深。 15年前，也即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国务院撤消了太平洋岛国事务办公室，关闭了除驻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外当地所有美国使馆，撤走了驻斐济的援助机构并减少了对当地区域组织的参与。 美国对南太的发展援助总量在这之后没太大变化，但其援助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三个自由联系国—马绍尔群岛、密可罗尼西亚联邦和帛琉。根据自由联系国协议，三国公民可免签证在美国生活、工作和学习，美国则负责三国的防务。三国都加入了对伊拉克的“意愿联盟”（Coalition...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0-11-15 奥巴马政府向沙特阿拉伯打包出售一揽子先进武器，此举在政治上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中东政策乃至全球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在军事上甚或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进入新时代的信号。而这一系列转变所蕴藏的意义就是力图打破中东目前的格局，开创新的战略平衡局面，以腾出更大的军事和政治能力来应付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崛起的中国和俄罗斯。 据美国广播公司9月13日报道，奥巴马政府正准备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份有关向沙特阿拉伯打包出售一揽子先进武器的计划，涉及总额约为600亿美元。此计划如果最终获得美国国会批准，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一笔的军火出口 。 如此大宗的军火出口，出现在美军撤出伊拉克和伊朗核电站进入运行这些大事件的关口，又置身于美国战略重心可能东移的大背景下，因此显得不同寻常，在政治上这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中东政策乃至全球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在军事上甚或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进入新时代的信号。而这一系列转变所蕴藏的针对目标可以相信就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必须引起中国的关注。 沙特空军将拥压倒性优势 此次军售所囊括的武器装备主要有84架F-15SE“沉默鹰”战斗机，加上对沙特现有的70架F-15S 进行现代化升级；70架AH-64D“长弓阿帕奇”、72架UH-60“黑鹰”直升机和36架AH-6“小鸟”直升机；以及这些飞机所需要的各类机载设备和攻击武器。美国同时向一个国家输出如此大量的武器，必然将会打破该地区原有的军力平衡，进而引发政治上的不信任和对抗，甚至导致军备竞赛。 军售清单中，最受瞩目的是F-15重型战斗机。作为美国空军的核心装备机型，其出口历来受到限制，因此至今只有沙特、日本、以色列、韩国和新加坡 有所装备。而沙特是中东地区除以色列外唯一拥有该机型的国家，并且早在1980年因“和平太阳”计划 就开始拥有F-15机型，目前装备总数约为225架。此次计划向沙特出口的F-15SE“沉默鹰”战斗机是对F-15E“攻击鹰”地优战斗机进行隐形化升级而来，装备了完善的电子设备和抑制雷达反射涂层，有能力进行战场电子压制，更重要的是以其1480公里的作战半径，部署在卡塔尔附近的达哈兰空军基地就有能力覆盖伊朗全境。军售计划中为沙特升级的F-15S只是经过技术降级的F-15E出口版本，升级计划能够很容易使这72架F-15S拥有F-15E的战斗力。这样一来，沙特空军以近150架F-15E系列战斗机在波斯湾乃至中东地区建立了压倒性优势。 用武装直升机压制伊朗可能用来封锁霍尔姆兹海峡的岸基反舰导弹无疑是很好的选择。70架AH-64D“长弓阿帕奇”因此令人瞩目。“长弓”实际所指的是“阿帕奇”直升机的翼顶扫描/火控雷达，它能把武装直升机的攻击能力发挥到极致。沙特原有的60架AH-64A并没有装备“长弓”雷达，此次军售也可能包括了对原有AH-64A的现代化升级。这样，总数近200架武装直升机令沙特对于敌国地面目标甚至海上目标的攻击能力将获大大提升。 和美国历来的军售相比，这次对沙特的大宗军售被赋予了很大的政治诚意。除了为获得巨额军售利润的目的之外，美国确实有意帮助沙特实现军事先进化。从此次美国出售的武器装备来看，在沙特有能力买单的条件下，美国并没有推销如F-16或F-35这些军火出口中最常见的中型战斗机，或者EF-18这种沙特从来没有装备过的机型，而是选择了可以立即交付、老瓶装新酒似的重型战斗机F-15SE。对于本来就装备同系列战斗机的沙特来说，交付后的新机可以立即进入战备，同时机务成本、训练成本和其它相应设备的升级成本将大大降低，可以说“省钱、省时、省力”。被降低的成本，可以使沙特用来购买更多其他军种的装备，而沙特也正有意购买300亿美元的海军装备 。当然不能否认，诚意的军火销售是为了换回诚意的政治支持。而奥巴马政府在这个时期所需要的政治诚意才更值得细致深入地揣摩。 从“以以制伊”到“以伊制伊” 虽然美国逐步撤离在伊拉克的作战部队，但仍保持有8个军事基地在伊拉克境内。驻阿富汗和驻伊拉克的美军加上波斯湾的美国第五舰队仍然保持着对伊朗军事打击和占领能力的优势。以目前伊朗的军事力量，想要抵挡集结在波斯湾上的美国航母空袭是几乎不可能的，更何况如果美国只计划摧毁伊朗境内的核设施，只需进行几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因此，如果仅仅是为了遏制伊朗的核武器发展，对沙特如此大规模军售的战略举动就显得十分没有必要。 当沙特拥有了F-15SE这种具有雷达隐形性能的攻击战斗机后，意味着沙特也将拥有对伊朗乃至海湾地区任何国家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能力，所遇到的抵抗和反击能力也相当有限。因此，伊朗尚未发表任何评论，以色列却率先成为这次军售的最大反对者 。以色列的反对虽然并未阻碍奥巴马政府军售的决心，但是显然提醒了全世界，它对自身在未来国际社会和中东社会中地位变化的担忧。这种担忧也同样来源于它对美国全球战略导向发生变化所感到的不安。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逐渐结束，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对以色列的军事威胁逐渐变弱，美国对以色列的控制力也相对弱化。因此，撤离伊拉克后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一个新的伊斯兰代言人来平衡以色列的地区军事存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所采取的“以以制伊”策略——扶植以色列平衡伊斯兰国家，很有可能在未来转变为“以伊制伊”策略——以一个伊斯兰国家去平衡其他伊斯兰国家。 反思过往“以以制伊”策略所招致的很多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的忌恨，经过十年反恐战争的美国，到奥巴马政府这里有可能也有必要重新制定自身对伊斯兰民族国家的政策。在宗教上，伊朗是代表伊斯兰激进思想的什叶派，而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则代表着伊斯兰保守思想的逊尼派；在民族上，伊朗是波斯人，和伊拉克的巴比伦人有着同样强烈的复国情结，沙特主要是阿拉伯人，也有着强烈的宗教和民族使命感。沙特因为伊朗有封锁霍尔姆兹海峡的能力而对伊朗有所忌惮，同时又担心将来可能作为美国的地区代表被伊朗的核导弹瞄准。美国利用这种伊斯兰国家间的互不信任，可以大搞军备竞赛乃至地区冷战，同时也缓和了自身和伊斯兰民族间积累的仇恨，为美国未来的国内和国际反恐减压。 沙特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和实际作用在这次军售中绝不容忽视。这次军售中的政治诚意极大可能蕴涵着借助沙特的影响力帮助美国重新获得伊斯兰国家认可的期待。在美国霸权的阴影下，沙特经济上的富有和政治上的无可作为也早已使得沙特成为全世界最为保守的伊斯兰国家，沙特人的宗教使命感及优越感历来强烈，又使之成为酝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地。美国作为沙特最大的幕后支持者从不过问沙特的腐败内政、王权政治和极差的人权环境。在中东地区把这样一个原教旨主义国家过分地武装起来，对美国本身可能都存在一定的威胁。以色列对沙特的忌惮也不是没有根源的。敢冒如此大的政治风险，奥巴马政府此次军售的确用心良苦。 此次军售四大战略目标...

天大研究院 2010-11-12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制定过程中，香港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从产业政策、交通基建、区域经济等各方面全方位参与。这样，才能在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中找到自己新的角色，避免被边缘化的危机。 十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于国家即将推行的“十二五”规划，香港应当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不但对香港本身开拓新的商业机会有巨大好处，而且也能对国家的开放和改革作出更大的贡献，从而提升香港在国家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 战略眼光慎思香港未来定位 香港人过去对内地政府为发展经济而制定的各种规划和发展战略的认知颇为有限。比如说，前一段由国务院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珠三角规划》”），引发香港各界关注，但很多人都只关心其中有无对香港有好处的内容，而未能从国家宏观战略布局来看待这份《珠三角规划》后面的政治经济含义。 其实就在《珠三角规划》颁布的前后，国家先后公布了有关长三角、福建海西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广西北部湾等区域规划纲要，未来还有几个区域规划纲要会陆续批复。如此密集地颁布地区性的发展纲要，其后面体现了国家发展区域经济的战略意图：就是中国未来将发展出十几到二十个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每个区域将形成有几千万人口的城市群或城市带，它们每个区域的经济规模将来都可以相当于一个韩国。 多中心、多增长极的发展战略蓝图勾勒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之路。香港需要认真考虑自身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作用。虽然未来国家会逐渐重视多中心发展，但珠三角仍具备雄厚实力，仍是国家第一层次的三大战略区域(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之一，在中国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对广东来说，《珠三角规划》有着更深的一层含义。它是贯彻实现广东产业升级换代、“腾笼换鸟”和再次争做改革开放“排头兵”思路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也与中央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路相吻合。而在这个纲要的实施过程中，香港会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和机遇。香港如果不主动应对，将来恐怕会真有被“边缘化”的危机。 香港一贯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发展模式，政府没有制定规划的传统。但是着眼长远，只有同内地紧密互动，香港才能获得更多发展机会。而紧密互动，则需要主动参与国家发展最重要的“五年规划”。五年前，国家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就考虑到香港的地位，在规划中提出要维护和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虽然香港从国家规划的宏观层面得到了这“三个中心”的“头衔”，但是香港的作用在具体的产业和基建规划上却没能够体现出来。而实际上，过往五年，香港在金融、贸易、航运方面的角色其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所以，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制定过程中，香港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从产业政策、交通基建、区域经济等各方面全方位参与，并在国家下一步的改革开放策略中扮演一个更清晰的角色。 金融业力推人民币“离岸中心” 在金融方面，香港现在常常担心来自上海的竞争。但这种担心的背后，其实是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能不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现在有关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呼声很高，但香港应该想清楚这个人民币“离岸中心”目标和功能究竟是什么，这样才能在国家的金融规划中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中国内地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到今日，第一步商业银行的改革与上市已经基本完成。但人民币的汇率和利率的定价机制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这也是未来中国内地金融业改革和发展中所要解决的问题。过去中国内地搞价格改革，为了避免一下子全面放开引起剧烈震荡，常用一种“双轨制”的定价策略，即把市场分割为两部份，让国家管理的价格和市场价格存在于两个市场，待时机成熟才并轨为市场价格。如1994年人民币的汇价并轨之前，就存在“官方定价”（1美元兑5.2人民币）和“外汇调剂市场价格”（1美元兑8.7人民币）。 因此，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功用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人民币集散和清算的场所，它对国家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在香港建立人民币汇率远期交易市场和同业拆息市场，与上海有管理的“在岸市场”形成一个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双轨制”价格机制，为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定价的最终市场化铺路。 航运业贸易业应该扬己之长 在航运方面，香港戴了多年的“世界第一货柜港”桂冠已不复存在。与华南地区的其他港口，如深圳盐田和蛇口港、广州南沙港相比，香港葵涌港在成本方面的劣势明显。而原来在通关效率和航线密度方面的优势，随着珠三角各港口的进步，亦不再明显。香港航运业未来的优势，在于航运服务业，这其中包括航运交易、船舶注册、船舶融资、海事保险、海事法律、海事仲裁等等。所以香港不应当以己之短，与珠三角其他港口硬撼货柜码头业务，而应当以己之长，争取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把香港定位于类似伦敦的“航运服务业中心”，并利用国家作为世界贸易航运大国的地位，来支持香港航运服务业的发展。 在国际贸易方面，随着国家的全面开放和两岸三通，香港作为转口贸易中介地位的相对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但香港应该把握亚太区内一个以中国大陆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正在逐渐形成的机遇。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和台湾签了ECFA，也和东盟签了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和韩国的自由贸易谈判也在密锣紧鼓的酝酿当中。这不仅意味着一个和欧盟、北美规模相当的新贸易区形成，而且会改变过去亚太区出口高度依赖欧美消费市场的局面。香港应该利用其熟悉中国内地市场，又在传统上与东南亚及日韩等国均有密切联系的优势，争取国家在规划上让香港扮演一个亚太区内经贸整合枢纽的角色。 香港只有抓住国家“十二五”规划的良机，让国家赋予香港更加清晰的定位。这样，香港才能在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中找到自己新的角色，避免被边缘化的危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0-11-09 “十二五”规划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因此，“经济结构”取代了“经济增长”成为执政党最关心的议题。 尽管“包容性增长”没有正式进入“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正文中，均衡发展的理念贯穿着“十二五”规划的全文。 均衡发展理念贯穿“十二五”规划 在今年第5 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倡全球要进行“包容性增长”。他称，“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解决教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胡锦涛上述提法与温家宝今年年初的提法互相呼应：“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综合来说，这是中国领导层对过往发展方式的反思。一是投资与消费严重失衡。过去五年内，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惊人，比如中国建成全球最长的高速铁路网。而房地产投资也在短短数年间发展迅速。各地区社会住宅投资从2000年的7594亿增长至2008年的30881亿元。1997年，城镇住宅投资出现负增长。不过，2004年出现近30%的增长，而2008年的增长率是25%。在过去的十年间，消费占国内生产的总值比重更是跌至50%以下，在全球同类经济体中属于偏下水平。而之前二十年的数字似乎更加乐观一些。1981年，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93.4%，1985年是85.5%，而2001年则是50%。2002年至2008年之间，这个数值基本上在40%左右徘徊。一方面是我国出口强劲，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民众不敢消费的心理。 近十年来国内还出现一个反常的现象，那就是“国进民退”。尽管官方对“国进民退”不予承认，许多学者却坚持认为国有企业吸收大量的银行资本，而且利润惊人。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央提出的4万亿元投资中，有九成资金流向了国有资本。2008年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10年前，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地位岌岌可危。10多年后的今天，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团队的力量令全球的商人望而生畏。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排行中，1992年，中国只有2家上榜，2003年是12家，而2008年是26家，他们中绝大部分就是国有企业。国企员工收入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比如，2007年，中央管理企业的人均年工资是44706元。而同期的全国各行业平均工资才29229元。 不过，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收入差距。反映贫富差距的中国基尼指数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而近年来两个事实还加重了贫富差距。一是房价高居不下，迄今为止没有一项调控措施被证明完全有效的。二是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偏低。尽管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实现零的突破，不过，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不仅低于同类经济体，而且远弱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 舍弃“增长”二字背后大有文章 在这种背景下，“包容性增长”和均衡发展弥足珍贵。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领导层决心很大。从“十二五”规划建议稿来看，最重要的是不再对GDP发展提出硬性指标要求。比如“十一五”报告就提出，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2007年十七大报告续提，2020年的人均GDP要比2000翻两番。这次规划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因此，“经济结构”取代了“经济增长”成为执政党最关心的议题。此外，以往中央在相关议题上的表述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现在提法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舍弃“增长”字眼背后大有文章。 新中国建国六十年从来就是以增长为经济工作的重心，是否今后各政府部门细化任务的时候仍然会提具体“增长”目标，不得而知。不过，中共中央的文件不再提“增长”是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这也可能从侧面回答了为何“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没有正式进入文件。不过若是强调均衡、共富的发展，用“增长”这个词也无大碍。 在提到均衡发展的具体建议前，笔者认为还要澄清一些误解。许多专家认为“十一五”规划是当前不均衡发展的主因。其实中国的均衡发展策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已经提出，最著名的就是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大开发。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是当时提出的。目前的问题是过去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积累下来的，也是“试错”的成本之一。 改善居民报酬应该有所作为 要做到均衡发展，笔者建议可采取以下对策： 一是抑制房地产价格发展。房地产行业对社会的贡献已经受到较多的质疑。房价的上升虽然有助于拉动GDP增长，不过从长远来说，建立在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基础上的社会是不健康的。香港的许多问题都与房地产行业过度发展有关。大量的高级人才被吸入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为，对实体经济有一定的损害。房地产行业过度发育还伴随着大量的欺诈事件，香港“发水楼”和“天价房”均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房地产行业的负面问题。中国内地的房地产业也是弊端丛生。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内地房地产业积累的负面问题更多。 在1994年分税制之后十五年，中国的财政积累已经有一定的底子。中央政府可以拿出大量的资金援助国外。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也足以应付当前的各种基本需求。在此背景下，需要有实际的对策终结“土地财政”。“土地财政”一日不解，房地产市场回调的概率就很低。如果等到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才全面进行财政改革，恐怕为时过晚。此外，房地产价格过高严重抑止居民消费的倾向。 二是在改善居民的报酬方面要有所作为。劳动报酬总额占GDP比重过低由来已久，这也反映了中国发展过程的一贯思路：重积累、轻消费。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我国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大型基础设施、重要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军事设施。此举无疑对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有很大的助益。不过，居民收入过低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首先，消费和投资关系出现严重失衡。其次，报酬过低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在计划经济年代下，职工的生老病死均由单位来负责，低工资的负面作用表现得不太明显。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城镇房屋商品化和市场化之后，员工的实际福利就更集中于工资收入。国际经验表明，适当的高工资对保证员工的士气非常重要；适当的报酬也与劳动生产率紧密相关在一起。遗憾的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是一路向下。更严重的是，政府部门的报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后开始改善，因此私营部门的报酬相对来加剧下降。这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相当不利。 三是需要加强扶贫工作。多年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重大成就。1981年全球共有19亿贫困人口，如今大约为14亿人口，这5亿人口的脱贫大多数归功于中国的扶贫政策。但是，就中国内部来说，扶贫并不是特别乐观。国际一些知名经济学家指出，印度在扶贫方面比中国的进步更加明显、更加持续。这足以引起中国的重视。此外，中国扶贫还有一个制度性的缺陷：目前采用的贫困线标准过低。比如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贫困线确定为人均年纯收入200元，而2007年这个标准为1067元，而2008年是1196元。不过近期有消息称，贫困线可能要大幅上调。以每天每人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贫困线应为每天每人2美元）来衡量，我国的贫困线显得过低。中国的贫困线标准是基于民众的衣食需要来定，而国际的标准是要求贫困人口有经济能力进行社会交往等等。 贫困线上调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贫困人口获得的政府直接补贴大幅提高。而另外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可能在短期内急剧上升。如果是从政绩来看，贫困人口大幅度上升似乎是一件坏事，不过，实际改善基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很有好处。这也是“包容性”增长最重要的含义之一。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经历了内部重大自然灾害和外部金融危机的考验。不过，深层矛盾也逐步凸显。“十二五”规划的新提法值得关注，如何落实则更加令人期待。

易衡 2010-11-08 2010年10月16日重阳节晚，一辆黑色轿车在河北大学校区内撞倒两名女生，司机李启铭不但没有停车，反而若无其事继续开车去女生宿舍楼接他的大学生女友。当他接上女友，返途经过肇事现场时，被在场学生和保安拦下。面对自己造成的一死一伤，李启铭不但没有关心伤者，而且态度冷漠嚣张，高喊“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后经证实，李启铭的父亲李刚是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这件事在网络上迅速传开，“我爸是李刚”成为最流行的火爆语言，网民仅仅围绕“我爸是李刚”造句就多达十几万条，网民在无奈、幽默与恶搞中，流露出的更多是悲愤。 虽然李刚父子先后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向受害者及其家属以及广大民众道歉，而且一度痛哭流涕，但网民的群情激奋并未缓和下来。民众的愤怒并不仅仅是针对一位肇事的年轻人，甚至也不一定是冲着一位级别并不高的公安分局的副局长，这件事折射的是民众对法治建设不足、司法领域不公现象的痛恨。毋庸讳言，如果没有网络，如果没有素不相识的网民们不遗余力地发帖与跟帖，李刚的那句话“我爸是李刚”可能比任何法律都管用。 不久前杭州发生了“富二代”的“70码”，已经深刻地教育了普通人一次，也教育了富二代们一次：撞死人了，千万别说你有一位富翁爸爸。现在又有一位年轻人用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撞死人了，也千万不要说你的爸爸是领导。 把这种现象简单地归咎于民众的仇富和仇官心理，可能永远不能解决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民众为什么在这类突发事件中会对“富”和“官”们如此仇视。原因很简单，在普通民众的经验与“常识”中，只要是富人或者官员，总能够使用不公正的、置法律于不顾的手段为自己脱罪，摆平一些事情，让普通的民众承担生命、金钱与尊严的损失与伤害。 从过去几年网络上民众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反应来看，可以这样说，民众对贪污腐败与贫富不均的仇视远远比不上对执法不公的痛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不但是调整收入分配，保障劳动者权益与缩小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建设法治社会，努力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 可能有人说，法治社会是保护普通民众的，对掌权者不利，对执法者不利，所以他们不会执行的。其实，这种看法是有误区的。在一个公民意识逐渐觉醒的社会，“法治”其实保护的不单单是普通的民众，也保护那些掌权者、执法者。 我们不妨回头看一下上面这件案子，李启铭驾车撞死了人，这是一起单纯的交通肇事案，几乎每天都在中国发生至少上百起。可就因为他这句“我爸是李刚”，这起案子引起了大众关注，也变得非常复杂，非常严重。公众与媒体现在不但不会放过李启铭，甚至已经把怒火烧到“无辜”的李刚身上，据说纪委已经参入调查。如果无意外的话，李启铭和李刚可能都会受到意想不到的较为严厉的惩处。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实事求是，肇事者李启铭未必会受到牢狱之灾（在西方法治社会里，过失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者被判坐牢的案例并不多见），而他父亲受到“牵连”（连坐）的机会几乎等于零。 这样说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一下：此时此刻，最希望“法治”的反而是在强大的民意与舆论围攻下的李刚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