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0-12-09 中美在东亚和国际事务中的较量越是频繁，就越能体现中国应对美国的能力在增强，越能说明美国的急躁。只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外交上稳步经营，与美国进行周旋时就能做到从容而自信。 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上旬对印度、印尼、韩国和日本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其间出席了G20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是奥巴马上任两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出访，此前经过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 奥巴马此次访问亚洲的目的大致有四。一是提升与印度的战略关系，试图把印度作为准盟国对待，目的是要使之成为遏制中国的新伙伴；二是要加固美韩、美日之间的传统同盟关系，以强调美日韩安全利益，来削弱中日韩三国走向区域经济整合的趋势；三是要借助G20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集结多方力量对中国的金融和贸易政策发难，削弱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才立足不久的地位，从而保住美国独大局面；四是借助访问印尼，来展现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继续存在。上述所有目标都是针对中国，曾一度形成对中国不利的舆论声势。然而，最后效果却不如美国的预期。 美国挺印入常制造中印隔阂 印度行程是奥巴马亚洲之行的重中之重，原本拟定的首要目标是拉拢印度，鼓动印度与美国联手，对中国构成地缘战略压力；次要目标是扩大美印商贸关系，尤其是扩大对印度的出口。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奥巴马启程之前，中期选举刚结束，众议院多数党地位被共和党夺走，参议院的民主党优势被削弱。奥巴马政府不仅在内政上失去了国会和民意的支持，而且在外交上也顿时失去了底气。奥巴马启程前往亚洲之前，美国有舆论就提出质疑，认为此时劳师动众地前往亚洲访问，时机不当。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外交受制于内政。中期选举之后，由于内政和民情都发生了变化，奥巴马不得不调整亚洲之行的轻重缓急日程，在公共宣传上刻意地把此次出访与经济挂钩，声称访问的目的就是要扩大出口，为美国人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在印度期间，奥巴马把扩大双边贸易的话题塞到几乎所有日程中，借此向美国舆论和民众表明，他在努力地为美国民众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进行一次与他们利益无关的访问。至于寻求印度的合作来遏制中国，自然就变成了一个次要话题，或者至少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突出。 至此，我们不妨先做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美国政府若要有效遏制中国，就必须首先克服内部障碍，包括欲振乏力的经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国民对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不满以及奥巴马执政地位的削弱。展望未来两年，这些障碍不会很快消失，反而还极有可能会伴随着奥巴马总统走向任期的最后一天。 虽然美印联手遏制中国的话题降为次要，但奥巴马在访印期间依然不遗余力地予以推动，其主要切入点，也是美国外交决策者们比较得意的一点，就是公开承诺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的动机很明显，就是要利用这个话题在中印之间制造更多的隔阂。美国政府非常清楚的是，中印之间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纠纷，更有地缘战略和现实利益的竞争，中国不会轻易同意让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在国际舞台上与自己平起平坐，更不会让一个有可能与美国建立战略盟友关系的国家虎背添翼。这一招相当阴毒，就是要逼迫中国做出反对印度入常的表态，如此就正中其下怀，美国就能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 然而，印度毕竟是一个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家，毕竟是自尊心很强的大国，不会轻易被另一个大国当作棋子。自小布什时代开始，美国和日本就曾极力拉拢印度，试图建立一道围堵中国的“自由之狐”，但印度终究没有加入。与此同时，印度也许很清楚的是，奥巴马表明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说到底只不过是空头支票，因为若没有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印度要入常，谈何容易。况且，在类似的国际外交事务中，历来的成功做法就是在暗通款曲和悄悄协商中形成默契，不到最后时刻不会随意声张，以免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而美国过早、过于公开地表态支持印度，难免会使其他常任理事国对美印之间的关系产生疑虑。对印度来说，这显然是不利的。 中国一些学者认为，奥巴马支持印度入常的表态，使中国陷入被动境地，笔者不以为然。原因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遥遥无期，中国是否要表态、何时表态、如何表态，完全是自己决定的事，对奥巴马的表态也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至于印度，美国的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廉价承诺，远远不足以使之死心塌地地听命于美国。由此可以做出的判断是，奥巴马在印度赢得了短暂的好感，但却未能根据自身的意愿确定中美印三角关系的未来。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时，也做出了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承诺。很显然，这更是一种忽悠。几年前，当各国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时，美国态度飘忽，舆论披露白宫并不希望日本入常。现在，安理会改革并不是联合国的议事日程，奥巴马政府如此慷慨，满口承诺，按美国历来自私自利、先取后予的性格，这是不符合逻辑的。还有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即使安理会要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数量，也要确保各大洲之间的平衡，不大可能同时增加两个亚洲国家。为了拉拢日本和印度，美国政府就如此轻率地表态，可以说是轻诺寡信。当然，这样的姿态无疑会赢得日印两国的掌声，但事实迟早会证明，这是美国为日印两国画饼充饥。 奥巴马这次访问印尼可以说是姗姗来迟。按原定计划，奥巴马在去年就要前往访问，但接连两次推迟，理由是要急于处理国内事务，包括在国会推销医保改革法案、处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等。虽然理由很充分，但奥巴马政府对印尼的不够重视，却是最根本的原因。假若印尼是必须尽早访问的国家，白宫和国务院无论如何也会安排出时间。此次终于踏访印尼，总算了结了一件事情，而访问成果却是乏善可陈，名义上是要表明对东南亚的重视，实际上只是到此一游。 G20峰会美国成为众矢之的 倒是韩国一站值得特别提及，因为这是奥巴马此次亚洲之行中最为失败的行程。 奥巴马在韩国期间的主要外交目标有二，一是敦促韩国在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中做出让步，以便早日签署自贸协定；二是在G20峰会上拉拢其他国家对中国货币政策进行围攻，迫使中国作出让步。但是，这两个外交目标都未达到。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文件其实早在小布什时期就已达成，但美国国会不予通过，主要争议点在于开放农产品市场。奥巴马此次试图说服韩国修订其中一些条款，特别是农产品贸易部分，但遭到拒绝，因为韩国内部同样有很大的阻力，使奥巴马政府无法在外交成绩单上加一项可以炫耀的成果。 奥巴马总统受到的最大打击，莫过于美国在G20峰会上成为众矢之的。如上所述，美国当初的如意算盘，就是要利用一些国家对国际贸易不平衡的不满情绪，对中国的汇率政策进行围剿。可是，由于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在峰会前两天宣布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震荡，美国引火上身，最后反而在峰会上被其他国家围攻，显得异常孤立。 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经济和金融体制的主导者，在确定国际日程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一言九鼎，甚少有其他国家站出来挑战之，更不用说群起而攻之，但时移势易，美国在此次G20峰会上竟然形同过街老鼠。究其原因，一方面，美国自私自利的行为触犯众怒，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已大不如前。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群雄并起，并逐步站稳脚跟，面对不公正、不平等的事情敢于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这是世界格局持续演变、世界经济重心正在转移的最重要体现。 美国焦灼不安应对中国崛起 因此可以说，奥巴马此次从亚洲铩羽而归，其实有深刻的内涵。第一，美国对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在减弱；第二，美国的影响力越是减弱，其言行方式就越是焦虑不安。...
Month: December 2010
天大研究院 国际关系与区域安全课题组 2010-12-07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在邻国眼中的形象，有了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作为后盾还远远不够，软实力才是关键。一个国家凭借由政府与民间的交往所展现出来的价值观与文化特色，才能更加长久地赢得邻国的信任与尊重。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 [1] 一项研究中美日三国在东南亚民众心目中形象的调查显示，美国最差，日本最好，中国则居中。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遥遥领先的美国为何形象最差？曾经侵略过东南亚诸国的日本为何反而形象最好？中国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迅速崛起之际，为何在周边国家中的“形象”却不如日本？这一调查结果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本文从中国与东盟各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入手，分析软实力在提升国家形象与地位方面的重要性，并对中国如何发挥自己的软实力提出建议。 美国的教训和日本的启示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所获得的支持与好印象，并不一定和国家的政治影响、经济能力与军事实力成正比。中美日三国中，美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军事实力上，都遥遥领先，冷战前如此，冷战后更是一枝独秀。然而，这一调查显示，三国中形象最差的，正好也是美国。 日本形象最好这一调查结果令很多专家学者感到不解：第一，日本在二战中对东南亚诸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至今还不思悔改；第二，在中美日三国中，日本在二战后就被彻底解除了武装，只保留自卫队，令其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因此也大大受到限制；第三，日本经济一度腾飞，但始终无法与美国相比。更有甚者，中国在今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恰恰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三方面都比不上中美两国的日本，反而在东盟诸国中赢得了最好的形象。 日本是靠什么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欢迎？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以及抽样问卷，我们发现当地人对日本的好感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间交往，包括民间社团之间的交往，以及民间对民间的慈善与捐助；二是日本商人与企业家发挥作用，他们投资东南亚，厂家遍布各地，这些日本企业不但解决了当地民众的就业，而且也把日本一些好的企业文化与精神融入商业活动中，让当地人受益；三是日本侨民与游客给当地人留下良好印象。 在调查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日本在塑造自身形象的过程中，政府机构相当低调，所为相当有限。换句话说，日本主要靠民间，也就是由日本的公民社会来塑造自身形象的。这一点恰恰与中美两国在此地区的作为背道而驰——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几乎都是以政府为主，由政府唱主角。 亚洲多数国家特别是东盟诸国都比较弱小，在历史上多次遭受到外国入侵，这令他们普遍对强国大国保持敏感戒备的心态。日本因为其二战恶行而被解除了武装，实行和平宪法，反而赢得了这些国家一定程度的信任。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这一调查结果甚至让人觉得，国家的硬实力与国际上的支持率和好形象是成反比的。事实上，美国人最强大的时候，也是在亚洲最不受欢迎的时候。东盟当初成立的一个最重要目的就是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渗透与“各个击破”。东盟成立之时受到美国的掣肘，而东盟的成功运作，对把美国赶出这个地区起到重要作用。 日本的经验和美国的教训，从正反两面揭示着同一个道理：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在邻国眼中的形象，有了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作为后盾还远远不够，软实力才是关键。一个国家凭借由政府与民间的交往所展现出来的价值观与文化特色，才能更加长久地赢得邻国的信任与尊重。 中国软实力的优势与不足 近年来，通过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的努力，中国同周边国家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也逐步确立起来在国际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尤其是在1997年到2002年之间，中国第一次出手帮助东南亚诸国度过金融危机，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好评。从2004年开始，中国又对印度洋海啸重灾区东南亚国家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援助。中国政府的这些做法，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特别是东南亚诸国中的形象与地位。 软实力最大的内涵就是文化。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在文化方面是天然的血脉相连，这一优势是美国和日本所无法相比的。 中国周边国家大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比较认同。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已在东盟6个国家设立了18所孔子学院，传播中国儒家文化，帮助当地人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 海外华人华侨也是中国软实力中最值得珍惜的财富之一。东南亚诸国是海外华人华侨集中居住的地区，华人华侨虽然在历史上遭受了极大的不公，但随着东南亚国家逐渐接受尊重人权的普世价值，加上华人经济实力增强后逐渐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华人华侨在其所在国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 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是增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地区投资做生意，给当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富裕了的中国人喜欢到东南亚地区旅游、探亲与访友，成为增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民间交往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展现中国“软实力”重要媒介。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展现我国“软实力”的优势，也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政府主导模式受到质疑。东南亚国家对一个强大的政府保持警戒，是不难理解的。政府的有限介入，民间的大范围投入，是日本在东南亚展现自身软实力的成功之处。而中国这些年在东南亚扩大影响的主体正是政府。就孔子学院来说，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互惠互利的文化交流，然而，由于是由政府主导，加上在比较弱小的国家显得比较强势，因此一度引起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抵制，被指责为“文化入侵”。 另一方面，所谓“中国威胁论”等谬论大多是西方媒体炮制出来的，为了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向世界说明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理念，中国近年大力支持国家级媒体的发展，加大外宣力度。但是，由于这一外宣行为仍由政府主导，结果反被西方媒体加以炒作，进一步损害中国形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健 2010-12-03 中国今天面临的诸多安全挑战对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而言不足为奇，重要的是要对这些挑战有充分的认识，早作准备，以便从容应对。只要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其他大国阻挡不了中国的崛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安全观已发生重大变化，而最根本的变化在于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强大的经济为基础，军事安全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作出了明确判断，21世纪的头二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尽管如此，军事安全依然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心之一。一方面，经济安全是军事安全的基础；另一方面，军事安全又是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 本文首先概述中国面临的几个重要的安全挑战，包括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国威胁论”、能源安全、海上交通线和领土争端，然后对近来由于美国的高调介入而令各方关注的南海问题作一重点探讨。 中国的安全挑战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相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冷战的结束曾让中国政府一时迷茫。一方面，89风波令中国共产党深刻感受到西方的政治威胁；另一方面，中美苏大三角的结束大大降低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中国随后试图重新确定潜在的威胁。一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将取代前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威胁。1996年的台海危机使中国的安全观变得更为复杂，中美因台湾问题开战的可能性骤然显现。危机过后仅一个月，美日两国首脑在东京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台海危机、美日联合宣言以及美日在1997年对1978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使中国进一步怀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动机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在随后的十多年里，美国致力于反恐战争，中美关系保持稳定。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矛盾，美国强势重返东亚几成定局。美国对中国的安全挑战日趋明显。 台海危机凸显台湾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对外，台湾问题可能导致中美军事冲突。对内，台湾问题处理失当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和权力争斗。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中，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摩擦不断。1992年老布什政府决定售台150架F-16战机，为日后的对台军售开了先例。克林顿更是在1995年一改美国维持了16年的禁止台湾领导人赴美的政策，决定给李登辉发放赴美签证，导致台海危机。2001年，小布什政府决定售台潜艇、驱逐舰和飞机，并表示会协助台湾抵御大陆的军事进攻。2010年初，奥巴马政府又决定大规模对台军售。 美国对台军售的理由之一是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台海的军事平衡。的确，中国的崛起对国际安全具有深刻影响，“中国威胁论” 随之而来。“中国威胁论”虽不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安全挑战，但可影响决策者对中国的看法，进而影响对华政策。从这点来说，“中国威胁论”也是中国的安全挑战。中国学者注意到，迄今已有四波“中国威胁论”。第一波发生在1992-1993年，以芒罗的《正在觉醒的巨龙》一文为代表。第二波由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引起，以伯恩斯坦和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代表作。第三波紧随其后，发生于1998-1999年，以《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和美国1996年竞选经费争议以及《鼠年》和《红龙崛起》为标志。第四波则最具实质性，由2005年7月19日公布的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年度报告领头，中美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2005年11月初的年度报告和美国国防部2006年发表的四年一度的国防评估报告跟随，加上发表于美国媒体的一系列文章。 跟“中国威胁论”相关的是中国的能源安全挑战。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在多方面被认为是威胁，包括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争端，中国与伊朗、苏丹和委瑞内拉等与西方不和的政府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中国不得不考虑其能源安全。中国于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和天然气主要进口国。1999年中国46%的进口原油来自中东，2001这一比例为56%，今天更达到70%左右，2015年可能上升至75%。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大都经由马六甲海峡。这里平时海盗猖獗，战时则容易被其他大国控制。阿拉伯海及印度洋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也极为重要，而这两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都有隐患。尤其是美国在“9•11”之后在中国周边增加了军事基地，加强了其切断中国海外石油供应的能力。 能源运输只是中国对其海上交通线感到忧虑的部分原因。除原油外，海上交通线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也至关重要。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转变为外贸型经济。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猛增至25,633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海上运输线的安全挑战又与南沙群岛争端密切相关。而除了南沙群岛外，中国与印度有边界纠纷、与越南有西沙群岛之争、与日本有钓鱼岛和东海分界线问题。中国与朝鲜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中部分岛屿上也存在争端。从2009年中印边界争端升温到2010年美国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国的领土争端不时对中国构成安全挑战，使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面临重大考验。 对中国安全挑战的定性分析 上述安全挑战相互关联，但严重性和紧迫性不尽相同。有的属战略性挑战，短期内不会导致军事冲突，有的则可能让安全形势急速恶化。 同美国的关系属长期的战略性挑战。一些中国学者一直将美国视为长期的竞争对手而非直接威胁。楚树龙和王在邦在1999年认为，“美中近期内不至于公开以武力全面挑战我领土与主权完整。” 中美在可预见的将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依然不大。但是，两国的战略竞争将加剧，有限度的摩擦将更频繁。关于中美关系，本文随后会作进一步分析。 台湾问题是另一长期的安全挑战。大陆已由强调军事手段转向扩大对话和经济交流。目前看来，短期内台海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海峡两岸都以国民党重新执政为契机，扩大和深化经济关系，增信释疑。经济融合、官方对话和民间交流成为两岸关系的主轴。但是，台湾问题在今后仍将是中国重大的安全挑战，毕竟大陆不能控制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美国因素也将长期存在。 “中国威胁论”构成的挑战也是长期的。中国一直小心谨慎，试图让世人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政府甚至刻意避免使用“崛起”一词，改用和平发展。中国也在努力加入国际社会，包括支持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制。在1949-1977的28年中，中国签署了31项国际公约。而在1978-2004的26年中，中国签署的国际公约多达236项。 中国的努力卓有成效，但是，“中国威胁论”在短期内无法消失。 保护海上交通线对中国来说是个相对紧迫的安全挑战。海上交通线一旦出现问题，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发展不仅是提升综合国力的基础，也是中国政府稳定社会的重要支柱。 领土争端是中国面临的直接而紧迫的安全挑战。中国在南海有过两次军事冲突，一是1974年对南越的西沙之战，二是1988年与越南在南沙群岛的交火。领土争端与国内政治密切相关。在诸如中日领土争端和南海争端这样的敏感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政策难免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 在主要的领土争端中，中印争端目前相对低调。印度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媒体和民众却关注不多，中国政府也没有太大的压力。中日领土争端要敏感得多，挑战性也相应大得多。而南海问题则更具紧迫性，美国的卷入令问题更加复杂。...
Feng Chongyi, Yang hengjun 2010-12-02 For quite a long time, overseas Chinese have been excluded from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of governments. It is in...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0-12-02 香港政府应该有一个长远和清晰的土地和房屋政策，而不仅仅只是针对目前短期的楼市泡沫采取一些短期性政策。能否长期保持比较稳定的房屋供应和合理的房屋价格，是事关香港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能否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相继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美国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大量热钱进入国际市场。由于亚洲等地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受金融海啸影响较小，两年来经济保持稳定较快发展，使得大部分热钱都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使得这些地区资产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香港楼价两年急升47％ 令形势更为严峻的是，今年11月美国正式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果说2008年美国实行的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在紧急情况下针对美国信贷危机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的话，这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则是把这种非常手段变为一种常态化的刺激经济增长和缓解美国失业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这种政策工具的常态化，意味着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资产将进一步贬值，而更多的热钱流向新兴市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资产泡沫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在这次G20国际峰会上遭到强烈批评的原因。 香港作为一个和外部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在美国货币“洪水”冲击下，资产价格尤其是楼市的价格已经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连特首曾荫权也指出，目前宏观环境极不正常，是他公职生涯中前所未见的。 截至今年10月底，楼价在过去20个月已经急升47%，1000 平方呎（1平方呎约为0.09平方米）或以上大单位房价已较97年夏天香港地产泡沫最高峰的时候高出9%，700 至1000 平方呎以下的中型单位房价亦只比历史最高位低5%。金管局提交给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的文件中显示的结论也基本相同。另外，金管局最新资料显示，楼按平均按揭贷款额已达250 万元，贷款人选用的供款期平均长达275 个月，即23 年才供完，为1998 年6 月以来最长年期。香港民众供楼负担沉重，为蜗居做房奴，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晰显现出来。更有投资银行预测，从现在到2012年，香港的楼价还要升40%。 此次楼市价格快速上涨，除了资金过多等因素，主要是这几年来，政府土地供应严重不足所致。今年以来，虽然香港政府推出一系列打击短期炒楼的措施，但未能起到冷却楼市的效果，其中主要的关键是，港府并未真正以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来理顺楼市。 香港政府虽然推出了帮助没有资格申请公屋、又买不起私人楼宇的夹心阶层置业的“置安心”计划，但这个计划只规划了5000套住房单位，而且每年只供应1000个单位，对香港整体楼市的需求量来说，供应量远远不够。而且首批1000个单位预计要到2014年才可以使用，可谓“远水救不了近火”。 高楼价阻遏经济转型 现在香港社会上关于复建居屋以及通过恢复定期拍卖土地来增加房屋供应量的呼声很高，香港政府应该认真考虑这些建议。除此之外，香港政府应该有一个长远和清晰的土地和房屋政策，而不仅仅只是针对目前短期的楼市泡沫采取一些短期性政策。因为对香港这个土地面积相对狭小的国际大都市来说，能否长期保持比较稳定的房屋供应和合理的房屋价格，是事关香港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能否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温家宝总理曾多次指出，香港要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需要解决好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里面主要包含香港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所面临的两个重大结构性问题。 在经济上，香港的产业结构越来越向金融、地产以及高端消费商品零售业等行业集中。特区政府在过去十多年曾经做过很多努力，试图让香港的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包括培育科技资讯产业、“数码港”计划、“中药港”计划，近年又计划发展包括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以及教育服务这六项香港具有优势的产业。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计划大部分都成效不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过高的地产价格和房屋租金，不利于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初期利润率可能不太高的新兴产业发展。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家更不愿意将资金投入这些不确定性较大的新兴产业，而宁愿以周期较短的“钱生钱”的模式来进行金融投资和地产炒卖。其结果是只有资本密集型的金融、地产以及高端消费商品零售业适合在这种高地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从香港零售业模式的演变中，也可以看出高房价高租金的经济环境的影响。过去香港有很多有特色的个体经营的餐馆、书店、小商铺，都因为租金不断上涨的原因而结业，只有大规模的连锁商铺、超市和快餐店才可以生存下去。即使是些大规模的连锁快餐店，由于使用的员工较多，面对商铺租金不断上涨的压力，也只有通过尽量压低人工价格，来维持利润率。这也是香港为什么近年在讨论最低工资立法的时候，快餐饮食业的企业家最为抵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