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上海大火，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各种反思纷起：没有牌照的电焊工为何可以上岗？建筑装修中的易燃材料为何像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一样难以消除？一个装修工程，层层转包，层层扒皮，到后来付出的代价是几十条生命，房屋建筑的监管部门都干什么去了？有人开始质疑“中国模式”，更多的人把焦点转向了高楼大厦，这些曾经让上海骄傲的摩天大楼，第一次在这块土地上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各种反思都是合情也合理的，每一个质问都能让我们在减少人祸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一小步。然而，如果要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从根子上避免这类悲剧重演，则不是“楼房太高”、“管理不够”以及“无牌电焊工素质太低”可以解释的。一味指责与全盘否定“中国模式”更不可取。这篇短文先从上海大火来检视“中国模式”。
什么是“中国模式”？有没有中国模式？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快，政治上又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差异较大，这种情况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模式”。中国模式又称“中国道路”，通常是指中国经济模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表现引人注目，“中国模式”并不是中国人提出，而是外国人提出来的。中国社科院11月18日发布的蓝皮书总结出中国模式“内核”：坚持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调控模式，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模式，坚持充满活力的混合经济模式，坚持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协调的科学发展模式。
说到“中国模式”，学界与社会上都往往出现两种极端，那些强调有“中国模式”的人过分夸大“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把中国特殊时期与特定条件下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归结为一种单一的模式，甚至以此作为中国的软实力向世界推销；而否定 “中国模式”的人又是从相反的立场出发，为了否定而否定，把中国几十年的发展都尽量贬低，完全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有一定的优势。
笔者认为双方都有失偏颇。其实，走出了一条不同道路的中国在政治上有“特色”，在经济上也有“中国模式”，只不过这个“模式”有优点，也同时存在着缺点。只有认识到优点并发扬光大，想方设法消除缺点，才是可取的方法。就拿上海来说，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全力承担发展建设上海，在短短十几年里，上海焕然一新，让西方人惊叹。这都是在现有的几个发展模式下（英美强调自由竞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西、北欧强调政府作用和福利社会的“莱茵模式”；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强调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东亚模式”，以及墨西哥、阿根廷为代表的强调“华盛顿共识”的拉美模式）很难做到的，这是一个事实，不容争辩。
上海在过去十几年里发展之所以如此之快，和中国政治特色与经济上的“中国模式”不能脱离，“中国模式”在发挥作用。高楼大厦林立，东亚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步确立，连外国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惊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现象——“中国模式”。难怪有人断言，谁能破解“中国模式”，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可正是这种来自海外的对“中国模式”的赞叹让我们一些人飘飘然了，殊不知这种前无古人的特色模式，一定同时隐藏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危机。上海大火照射出“中国模式”上的一些严重裂痕，如果我们不居安思危、实事求是，及早发现并研讨对策，加以修正与补救，等到总危机爆发，恐怕就会比上海这场大火更加严重了。复旦大学社政学院副教授程远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很多东西。这场大火敦促我们需要理性看待自身能力，每个人都要自我反省，自问能在危机时刻做什么。”
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很多问题，这并不只是中国才有的问题，也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只要我们适时发现并直面问题，经济的高速发展自身可以消化这些问题。问题在于，为了经济高速发展而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些问题，一些老问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问题一大堆，越积越多，就真正成了大问题，成了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当问题积累到我们的体制自身无法解决与自救的时候，就会走入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用持续不断的高速发展来掩盖问题，而要保持高速发展又必须得掩盖更多的问题，同时，这种高速发展又继续恶化以及制造更多的问题。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问题总的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
就上海大火来说，工程层层转包，明眼人都清楚存在腐败，可腐败已成为常态，也就见怪不怪。然而，我们怎么能够不清醒？这种腐败哪怕再“正常”，也总有一天在某个环节会出现大问题。单纯的经济危机，并不一定会引起社会动荡与国家政权的不稳定，可腐败等引起民愤的因素伴随而来的经济危机，则引发的不再是经济层面的危机。
再拿低廉劳动力的保障与培训来说，这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密不可分。就笔者在西方见识过工作中的建筑和装修工人，用中国的标准，看到他们“慢吞吞”的就很想生气，开工前，他们一层一层用各种装备把自己保护起来，开工后按部就班，到了休息的时候，没钱或者没有休息好绝对不给你加班，该培训的培训，该休假的休假……如果对比一下中国，那完全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工作方式。
我们这里是怎么工作的？为了节约成本，为了提高效率，工人加班已经成为常态，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工资从来没有“同步”过，没有经过培训的工人被匆匆上岗……实事求是的说，中国过去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赖这种“低人权”（秦晖，清华大学），高效率常常是以牺牲一些个体的安全与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此类数据不用经济学家去统计，我们普通人都感同身受。
然而，中国经历的这一过程并不是独有的，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当年经济发展到中国大陆这个水平的时候，同样有这种情况出现。有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手段十分残忍，但后来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大家开始反思经济发展模式，最终是因为公民社会促使政府采取措施（制定保护工人法律与行业操作法规制度等），弥补了注重GDP与高速发展的特色“模式”造成的缺陷。这一过程的主轴就是注重人权与个人自由。
中国领导人看到了问题所在，并积极着手解决问题。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尤其不久前的“包容性发展”，就是针对“中国模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的解决之道。何为“以人为本”，就是在制度层面把人放到目的的位置上，保障人民福祉与幸福，比什么都重要，经济发展与国家强大，也是为了人民生活得更有幸福更有尊严。
何为“包容性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创举，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一个补充与发展，明确表示“发展”虽然是“硬道理”，但却不是排他的，是可以兼容的，可以“包容”的。当我们在某个特定的时段，尤其是当我们需要排除干扰、力挺经济发展时，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作为指导思想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问题越积累越多的时候，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与社会精英会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牌子下忘记了“以人为本”的“硬道理”——他们忽视了某个特定的弱势群体的福祉，甚至会侵害、牺牲个体的利益。
如果说“中国模式”以其经久不衰的活力吸引中外经济学家的眼球，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的与时俱进，从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第三代领导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不断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促使“中国模式”推陈出新。上海大火暴露出的问题，不是中国“中国模式”出了问题，恰恰是没有更好地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应该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与“包容性发展”的基础上，检讨、修补与完善“中国模式”与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