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November 2010

天大研究院 2010-11-12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制定过程中，香港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从产业政策、交通基建、区域经济等各方面全方位参与。这样，才能在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中找到自己新的角色，避免被边缘化的危机。 十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于国家即将推行的“十二五”规划，香港应当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不但对香港本身开拓新的商业机会有巨大好处，而且也能对国家的开放和改革作出更大的贡献，从而提升香港在国家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 战略眼光慎思香港未来定位 香港人过去对内地政府为发展经济而制定的各种规划和发展战略的认知颇为有限。比如说，前一段由国务院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珠三角规划》”），引发香港各界关注，但很多人都只关心其中有无对香港有好处的内容，而未能从国家宏观战略布局来看待这份《珠三角规划》后面的政治经济含义。 其实就在《珠三角规划》颁布的前后，国家先后公布了有关长三角、福建海西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广西北部湾等区域规划纲要，未来还有几个区域规划纲要会陆续批复。如此密集地颁布地区性的发展纲要，其后面体现了国家发展区域经济的战略意图：就是中国未来将发展出十几到二十个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每个区域将形成有几千万人口的城市群或城市带，它们每个区域的经济规模将来都可以相当于一个韩国。 多中心、多增长极的发展战略蓝图勾勒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之路。香港需要认真考虑自身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作用。虽然未来国家会逐渐重视多中心发展，但珠三角仍具备雄厚实力，仍是国家第一层次的三大战略区域(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之一，在中国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对广东来说，《珠三角规划》有着更深的一层含义。它是贯彻实现广东产业升级换代、“腾笼换鸟”和再次争做改革开放“排头兵”思路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也与中央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路相吻合。而在这个纲要的实施过程中，香港会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和机遇。香港如果不主动应对，将来恐怕会真有被“边缘化”的危机。 香港一贯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发展模式，政府没有制定规划的传统。但是着眼长远，只有同内地紧密互动，香港才能获得更多发展机会。而紧密互动，则需要主动参与国家发展最重要的“五年规划”。五年前，国家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就考虑到香港的地位，在规划中提出要维护和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虽然香港从国家规划的宏观层面得到了这“三个中心”的“头衔”，但是香港的作用在具体的产业和基建规划上却没能够体现出来。而实际上，过往五年，香港在金融、贸易、航运方面的角色其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所以，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制定过程中，香港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从产业政策、交通基建、区域经济等各方面全方位参与，并在国家下一步的改革开放策略中扮演一个更清晰的角色。 金融业力推人民币“离岸中心” 在金融方面，香港现在常常担心来自上海的竞争。但这种担心的背后，其实是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能不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现在有关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呼声很高，但香港应该想清楚这个人民币“离岸中心”目标和功能究竟是什么，这样才能在国家的金融规划中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中国内地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到今日，第一步商业银行的改革与上市已经基本完成。但人民币的汇率和利率的定价机制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这也是未来中国内地金融业改革和发展中所要解决的问题。过去中国内地搞价格改革，为了避免一下子全面放开引起剧烈震荡，常用一种“双轨制”的定价策略，即把市场分割为两部份，让国家管理的价格和市场价格存在于两个市场，待时机成熟才并轨为市场价格。如1994年人民币的汇价并轨之前，就存在“官方定价”（1美元兑5.2人民币）和“外汇调剂市场价格”（1美元兑8.7人民币）。 因此，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功用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人民币集散和清算的场所，它对国家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在香港建立人民币汇率远期交易市场和同业拆息市场，与上海有管理的“在岸市场”形成一个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双轨制”价格机制，为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定价的最终市场化铺路。 航运业贸易业应该扬己之长 在航运方面，香港戴了多年的“世界第一货柜港”桂冠已不复存在。与华南地区的其他港口，如深圳盐田和蛇口港、广州南沙港相比，香港葵涌港在成本方面的劣势明显。而原来在通关效率和航线密度方面的优势，随着珠三角各港口的进步，亦不再明显。香港航运业未来的优势，在于航运服务业，这其中包括航运交易、船舶注册、船舶融资、海事保险、海事法律、海事仲裁等等。所以香港不应当以己之短，与珠三角其他港口硬撼货柜码头业务，而应当以己之长，争取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把香港定位于类似伦敦的“航运服务业中心”，并利用国家作为世界贸易航运大国的地位，来支持香港航运服务业的发展。 在国际贸易方面，随着国家的全面开放和两岸三通，香港作为转口贸易中介地位的相对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但香港应该把握亚太区内一个以中国大陆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正在逐渐形成的机遇。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和台湾签了ECFA，也和东盟签了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和韩国的自由贸易谈判也在密锣紧鼓的酝酿当中。这不仅意味着一个和欧盟、北美规模相当的新贸易区形成，而且会改变过去亚太区出口高度依赖欧美消费市场的局面。香港应该利用其熟悉中国内地市场，又在传统上与东南亚及日韩等国均有密切联系的优势，争取国家在规划上让香港扮演一个亚太区内经贸整合枢纽的角色。 香港只有抓住国家“十二五”规划的良机，让国家赋予香港更加清晰的定位。这样，香港才能在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中找到自己新的角色，避免被边缘化的危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0-11-09 “十二五”规划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因此，“经济结构”取代了“经济增长”成为执政党最关心的议题。 尽管“包容性增长”没有正式进入“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正文中，均衡发展的理念贯穿着“十二五”规划的全文。 均衡发展理念贯穿“十二五”规划 在今年第5 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倡全球要进行“包容性增长”。他称，“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解决教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胡锦涛上述提法与温家宝今年年初的提法互相呼应：“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综合来说，这是中国领导层对过往发展方式的反思。一是投资与消费严重失衡。过去五年内，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惊人，比如中国建成全球最长的高速铁路网。而房地产投资也在短短数年间发展迅速。各地区社会住宅投资从2000年的7594亿增长至2008年的30881亿元。1997年，城镇住宅投资出现负增长。不过，2004年出现近30%的增长，而2008年的增长率是25%。在过去的十年间，消费占国内生产的总值比重更是跌至50%以下，在全球同类经济体中属于偏下水平。而之前二十年的数字似乎更加乐观一些。1981年，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93.4%，1985年是85.5%，而2001年则是50%。2002年至2008年之间，这个数值基本上在40%左右徘徊。一方面是我国出口强劲，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民众不敢消费的心理。 近十年来国内还出现一个反常的现象，那就是“国进民退”。尽管官方对“国进民退”不予承认，许多学者却坚持认为国有企业吸收大量的银行资本，而且利润惊人。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央提出的4万亿元投资中，有九成资金流向了国有资本。2008年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10年前，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地位岌岌可危。10多年后的今天，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团队的力量令全球的商人望而生畏。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排行中，1992年，中国只有2家上榜，2003年是12家，而2008年是26家，他们中绝大部分就是国有企业。国企员工收入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比如，2007年，中央管理企业的人均年工资是44706元。而同期的全国各行业平均工资才29229元。 不过，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收入差距。反映贫富差距的中国基尼指数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而近年来两个事实还加重了贫富差距。一是房价高居不下，迄今为止没有一项调控措施被证明完全有效的。二是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偏低。尽管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实现零的突破，不过，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不仅低于同类经济体，而且远弱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 舍弃“增长”二字背后大有文章 在这种背景下，“包容性增长”和均衡发展弥足珍贵。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领导层决心很大。从“十二五”规划建议稿来看，最重要的是不再对GDP发展提出硬性指标要求。比如“十一五”报告就提出，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2007年十七大报告续提，2020年的人均GDP要比2000翻两番。这次规划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因此，“经济结构”取代了“经济增长”成为执政党最关心的议题。此外，以往中央在相关议题上的表述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现在提法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舍弃“增长”字眼背后大有文章。 新中国建国六十年从来就是以增长为经济工作的重心，是否今后各政府部门细化任务的时候仍然会提具体“增长”目标，不得而知。不过，中共中央的文件不再提“增长”是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这也可能从侧面回答了为何“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没有正式进入文件。不过若是强调均衡、共富的发展，用“增长”这个词也无大碍。 在提到均衡发展的具体建议前，笔者认为还要澄清一些误解。许多专家认为“十一五”规划是当前不均衡发展的主因。其实中国的均衡发展策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已经提出，最著名的就是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大开发。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是当时提出的。目前的问题是过去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积累下来的，也是“试错”的成本之一。 改善居民报酬应该有所作为 要做到均衡发展，笔者建议可采取以下对策： 一是抑制房地产价格发展。房地产行业对社会的贡献已经受到较多的质疑。房价的上升虽然有助于拉动GDP增长，不过从长远来说，建立在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基础上的社会是不健康的。香港的许多问题都与房地产行业过度发展有关。大量的高级人才被吸入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为，对实体经济有一定的损害。房地产行业过度发育还伴随着大量的欺诈事件，香港“发水楼”和“天价房”均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房地产行业的负面问题。中国内地的房地产业也是弊端丛生。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内地房地产业积累的负面问题更多。 在1994年分税制之后十五年，中国的财政积累已经有一定的底子。中央政府可以拿出大量的资金援助国外。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也足以应付当前的各种基本需求。在此背景下，需要有实际的对策终结“土地财政”。“土地财政”一日不解，房地产市场回调的概率就很低。如果等到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才全面进行财政改革，恐怕为时过晚。此外，房地产价格过高严重抑止居民消费的倾向。 二是在改善居民的报酬方面要有所作为。劳动报酬总额占GDP比重过低由来已久，这也反映了中国发展过程的一贯思路：重积累、轻消费。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我国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大型基础设施、重要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军事设施。此举无疑对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有很大的助益。不过，居民收入过低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首先，消费和投资关系出现严重失衡。其次，报酬过低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在计划经济年代下，职工的生老病死均由单位来负责，低工资的负面作用表现得不太明显。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城镇房屋商品化和市场化之后，员工的实际福利就更集中于工资收入。国际经验表明，适当的高工资对保证员工的士气非常重要；适当的报酬也与劳动生产率紧密相关在一起。遗憾的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是一路向下。更严重的是，政府部门的报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后开始改善，因此私营部门的报酬相对来加剧下降。这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相当不利。 三是需要加强扶贫工作。多年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重大成就。1981年全球共有19亿贫困人口，如今大约为14亿人口，这5亿人口的脱贫大多数归功于中国的扶贫政策。但是，就中国内部来说，扶贫并不是特别乐观。国际一些知名经济学家指出，印度在扶贫方面比中国的进步更加明显、更加持续。这足以引起中国的重视。此外，中国扶贫还有一个制度性的缺陷：目前采用的贫困线标准过低。比如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贫困线确定为人均年纯收入200元，而2007年这个标准为1067元，而2008年是1196元。不过近期有消息称，贫困线可能要大幅上调。以每天每人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贫困线应为每天每人2美元）来衡量，我国的贫困线显得过低。中国的贫困线标准是基于民众的衣食需要来定，而国际的标准是要求贫困人口有经济能力进行社会交往等等。 贫困线上调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贫困人口获得的政府直接补贴大幅提高。而另外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可能在短期内急剧上升。如果是从政绩来看，贫困人口大幅度上升似乎是一件坏事，不过，实际改善基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很有好处。这也是“包容性”增长最重要的含义之一。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经历了内部重大自然灾害和外部金融危机的考验。不过，深层矛盾也逐步凸显。“十二五”规划的新提法值得关注，如何落实则更加令人期待。

易衡 2010-11-08 2010年10月16日重阳节晚，一辆黑色轿车在河北大学校区内撞倒两名女生，司机李启铭不但没有停车，反而若无其事继续开车去女生宿舍楼接他的大学生女友。当他接上女友，返途经过肇事现场时，被在场学生和保安拦下。面对自己造成的一死一伤，李启铭不但没有关心伤者，而且态度冷漠嚣张，高喊“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后经证实，李启铭的父亲李刚是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这件事在网络上迅速传开，“我爸是李刚”成为最流行的火爆语言，网民仅仅围绕“我爸是李刚”造句就多达十几万条，网民在无奈、幽默与恶搞中，流露出的更多是悲愤。 虽然李刚父子先后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向受害者及其家属以及广大民众道歉，而且一度痛哭流涕，但网民的群情激奋并未缓和下来。民众的愤怒并不仅仅是针对一位肇事的年轻人，甚至也不一定是冲着一位级别并不高的公安分局的副局长，这件事折射的是民众对法治建设不足、司法领域不公现象的痛恨。毋庸讳言，如果没有网络，如果没有素不相识的网民们不遗余力地发帖与跟帖，李刚的那句话“我爸是李刚”可能比任何法律都管用。 不久前杭州发生了“富二代”的“70码”，已经深刻地教育了普通人一次，也教育了富二代们一次：撞死人了，千万别说你有一位富翁爸爸。现在又有一位年轻人用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撞死人了，也千万不要说你的爸爸是领导。 把这种现象简单地归咎于民众的仇富和仇官心理，可能永远不能解决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民众为什么在这类突发事件中会对“富”和“官”们如此仇视。原因很简单，在普通民众的经验与“常识”中，只要是富人或者官员，总能够使用不公正的、置法律于不顾的手段为自己脱罪，摆平一些事情，让普通的民众承担生命、金钱与尊严的损失与伤害。 从过去几年网络上民众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反应来看，可以这样说，民众对贪污腐败与贫富不均的仇视远远比不上对执法不公的痛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不但是调整收入分配，保障劳动者权益与缩小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建设法治社会，努力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 可能有人说，法治社会是保护普通民众的，对掌权者不利，对执法者不利，所以他们不会执行的。其实，这种看法是有误区的。在一个公民意识逐渐觉醒的社会，“法治”其实保护的不单单是普通的民众，也保护那些掌权者、执法者。 我们不妨回头看一下上面这件案子，李启铭驾车撞死了人，这是一起单纯的交通肇事案，几乎每天都在中国发生至少上百起。可就因为他这句“我爸是李刚”，这起案子引起了大众关注，也变得非常复杂，非常严重。公众与媒体现在不但不会放过李启铭，甚至已经把怒火烧到“无辜”的李刚身上，据说纪委已经参入调查。如果无意外的话，李启铭和李刚可能都会受到意想不到的较为严厉的惩处。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实事求是，肇事者李启铭未必会受到牢狱之灾（在西方法治社会里，过失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者被判坐牢的案例并不多见），而他父亲受到“牵连”（连坐）的机会几乎等于零。 这样说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一下：此时此刻，最希望“法治”的反而是在强大的民意与舆论围攻下的李刚父子？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0-11-05 10月10日，朝鲜举行庆祝劳动党建党65周年的阅兵活动。在2010年这样一个多事之秋，朝鲜阅兵所展示的军力及其战略意图，尤其耐人寻味。 10月10日，朝鲜举行庆祝劳动党建党65周年的阅兵活动。此次阅兵，朝鲜不仅首次邀请世界各国媒体共同对外直播，金正日三子、接班人金正恩大将更在阅兵台上站在金正日的右侧，引起全球关注。也许是因为这位年轻的接班人吸引了大部分媒体的注意力，海内外评论界对朝鲜阅兵本身的关注却似乎显得不足。在2010年这样一个多事之秋，朝鲜劳动党的党庆阅兵所展示的军力及其战略意图，尤其耐人寻味。 增强常规武器威慑力 虽然受阅武器装备的数量和种类并不多，但此次阅兵却从多方面展示出朝鲜军队的现代化进程和作战信心。从老旧的T-55型坦克到“舞水端”弹道导弹，在在显示着朝鲜的多种战略、战术意图。 朝鲜拥有约3000辆的T-55坦克，该型坦克在朝鲜陆军中仍处于中坚地位。因此此次展示T-55坦克无疑是提醒缺乏纵深优势的韩国，即使朝鲜缺乏技术优势，但是仅凭数量还是可以进行突袭作战的。“暴风” 1型和“暴风”2型主战坦克作为朝鲜陆军的新装备，在此次阅兵中亮相。“暴风”2型在T-62炮塔基础上明显加装了类似于中国99式坦克的楔形装甲，防护方面的现代化升级使其至少具备了和韩国“K-1”坦克交战的资格。这表明朝鲜不甘于目前的技术劣势，并且有提高军队现代化作战水平的意图。 阅兵展示了三个类型的火箭炮，包括一款122毫米和两款240毫米火箭炮。受阅的122毫米火箭炮类似于中国的90式40管122毫米火箭炮，有40发备弹，短时间内可以进行两轮射击，这类小口径火箭炮应该是为配合坦克部队的前进作前线火力压制的。而240毫米火箭炮的预估射程可能在45到60公里之间，其火力可以延伸到首尔，无疑是对韩国实实在在的威胁之一。 朝鲜展示坦克和火箭炮部队，目的是凸显其战略意图：凭借陆军的数量优势，有能力迅速突破三八线，直插首尔，摧毁韩国政权的军事指挥能力。坦克的数量优势和密集火力的配合是执行这样作战任务的关键。因此，在这样的战略意图和作战目标之下，即使武器老旧，其常规武器的威慑力依旧不容忽视。 　　朝鲜空军虽然集体缺席此次阅兵，但是一种类似于俄罗斯“S-300”或者中国“红旗-9”型的新型地空导弹却首次亮相，引人瞩目。外界虽然无法掌握其准确的作战性能，但是机动的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系统、弹箱保存并垂直发射等特征足以证明朝鲜的国土防空能力在过去几年中长足进步。对于几乎没有空中优势的朝鲜而言，先进的地空导弹至少能够对可能来自于美韩的空中打击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使韩美在可能发动的空袭行动中有所顾忌。 “舞水端”首度公开亮相 弹道导弹无疑是这次阅兵的重心所在。朝鲜此次阅兵展示了多款弹道导弹，包括“KN-02”型先进战术短程弹道导弹、“黄松-5”型短程弹道导弹，以及首次出现的“舞水端”中程弹道导弹。 外界猜测，“KN-02”的射程应与俄罗斯的SS-21相仿，在120-140公里左右，精度误差在100米以内，那么它的作用无非是精确摧毁韩国指挥系统以配合坦克进攻部队迅速控制首尔。但是，无论“KN-02”多么先进，其意义仍然是战术上的，这让它在“舞水端”战略导弹面前黯然失色。 如果说核威慑能力是朝鲜军事外交战略的皇冠，那么体现核武器投送能力的“舞水端”中程弹道导弹就是皇冠上的宝石。虽然美日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发现朝鲜正在试验一种射程更远、更先进的中程弹道导弹，并以舞水端导弹试验场来命名该型导弹，但是直到此次阅兵式才能首次公开审视该型导弹的真面目。外界推测，“舞水端”仿照苏联SS-N-6型潜射弹道导弹的外形设计，而由此推测它的燃料配载和弹头尺寸，最终估计出其理论射程可能达到4000公里。如果“舞水端”降低射程到2000公里就能覆盖日本全境，而弹头配载重量则能大大提高，足以搭载核弹头。该型导弹采用6轴车载发射系统，提高了其机动能力和战场生存能力。因此，“舞水端”不仅使朝鲜具有了实用的核武器投送能力，更使朝鲜的核战略进入了实战阶段。 朝鲜在这次阅兵中没有展示只有射程、却不具备实战能力的“大浦洞”型导弹，明显是为了向外界表明其核战略已经进入实战阶段。因此，“舞水端”将真正是朝鲜未来在各方博弈的重要砝码。 金正恩登场别有深意 阅兵前夕的9月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会议。时隔44年后召开如此高层次会议，确实令各方对朝鲜政局高度关注。此次会议产生了朝鲜新的最高领导机构，金正日继续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局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委员。而金正恩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不仅被确定为金正日的副手，更被视为金正日的接班人。 金正恩在阅兵式上的出现，对于朝鲜外部和内部所发挥的影响都远远在任何武器之上。他身着中山装，与金正日作为接班人时的形象是统一的。金正恩出现的意义并非是突出他个人，而是向朝鲜内外表示革命后继有人，以及朝鲜与帝国主义继续斗争的决心和能力。在政治上，金正恩肩负着把劳动党主体思想传承下去的重任，在军事上应该被认为是与西方帝国主义做长期斗争的“最重要武器”。 “天安号”事件发生后，美韩先指责该事件是朝鲜的军事行为，继而在黄海联合军事演习，牵动了朝鲜的战略神经。因此，朝鲜举行此次阅兵，对国外展示出应对挑衅的勇气，甚至不畏战争的决心，对国内展示出朝鲜与外界进行战略级别军事对抗的信心。 从目前的局势发展来看，朝鲜半岛很有可能进入一个对抗加强并且互不信任的阶段。在美国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美韩两国之间加强合作，而朝鲜积极展开政治军事反应，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正进入一个极不稳定的时期。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0-11-04 国际金融中心是指城市的金融枢纽地位突破一个国家或地区地理范围的限度，在更大的国际范围内发挥金融中枢的功能。总体上看来，国际金融中心具有集中金融资本,提升金融效率,争夺国际金融话语权等多重功能,从根本上促进金融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实现。当前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所处的阶段诱发了对布局和建设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强烈需求。因此，对于布局建设中国国际金融中心而言，充分认识其战略意义和潜在风险、把握其基本原则、合理定位和确定分工模式，明确推进的路径和操作措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布局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意义 合理布局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服务中国大国战略的推进与实现、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化。 （一）服务中国大国战略的推进与实现 1、国际金融中心变迁与大国崛起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迁移与金融中心所在国总体经济实力的对比交错共生，相得益彰：国际金融中心通过发挥高效集聚和优化配置全球资本、制定国际金融市场运行规则以及推动主权货币国际化等核心功能，促进所在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与此同时，综合国力强盛的主权国家能够吸引全球资本进入所在国、推动所在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不断发展，鼓励高端金融人才的培养，可以引导所在国的核心城市逐渐演变为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 17世纪初，荷兰阿姆斯特丹建立了世界历史上首家股票交易所，相对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得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的国际金融中心，而通过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积聚和配置功能，荷兰逐步发展成为海上霸主；18世纪，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爆发，英国借此迅速发展，超越荷兰，成为当时综合国力最为强盛的国家，随着英国综合国力的日渐强大，伦敦逐步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免受战争影响的美国迅速崛起，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一，纽约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超越伦敦，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新霸主。此后，纽约国际金融中心作用的发挥成为美国经济实力长期位于全球第一和美元长期保持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巩固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正是出于对国际金融中心漂移与国家综合实力变迁内在联系的考虑，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历来成为大国之间金融和经济博弈与竞争的制高点。经过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总体经济规模稳步攀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尽管从贸易规模和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已属于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但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显然与中国经济总体实力不相符合，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内地缺少类似纽约和伦敦的综合型国际金融中心，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也使得中国承受了与其利益极不对称的金融风险，中国金融安全受到众多潜在威胁。为此，中国需要通过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突破口，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逐渐平衡和优化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业务的收益与风险。 2、布局国际金融中心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布局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于中国大国战略的推进，提升中国金融实力、实现中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这种转变将产生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不仅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将极大地推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首先，促进中国经济结构优化。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中，投资和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却日渐降低。过分依赖投资与出口，消费相对疲软，致使中国经济缺乏内生增长的持久动力。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增速骤然下降，充分说明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同时也彰显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提高中国消费水平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并通过发挥其风险转移与分散、资源跨期优化配置以及财富效应等功能，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可产生显著的扩张效应。中国布局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通过推动金融产业的发展，为居民提供多样性的金融工具服务，毫无疑问将促进中国消费水平的提升，将从根本上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善和不断优化。 其次，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受惠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中国制造业得以长足发展，然而在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同时，信息、生物、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却相对落后，中国在全球产业竞争之中处于弱势地位。金融业具有促进资本优化配置的功能，具有发掘新兴产业潜能、先导性注入资本和资源重组整合等功能，能够有效培育和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国布局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将促进包括产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资本和创业投资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从而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金融环境。 再次，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随着中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强，近年来中西部等地区的经济增速整体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初见成效。布局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将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金融资本规模和金融机构数量也会随之扩张，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金融服务供求的整体格局。由于金融资本的逐利性，随着金融机构之间竞争日趋激烈，中西部等地区凭借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速和拥有相对较多的潜力行业，配合以适当的鼓励和优惠政策，将会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和金融人才流向中西部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对于形成中国更为协调和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产生持久的推动力。 （二）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化 如果从金融资产规模和金融机构数目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金融大国，但并非金融强国，突出体现为中国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国际金融市场定价权缺失、人民币国际地位有待提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匮乏，以及金融创新能力落后等许多方面。实现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亟需在金融风险可控和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深化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合理布局并逐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将对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产生良好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中国金融体系的推动力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极不平衡，间接融资比重过大，而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滞后。不平衡的金融体系使得金融风险主要集中于银行体系之中，并极大的抑制了中国金融效率的提升和金融功能的发挥。在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促进中国金融市场更快更好的发展既是客观要求又是必然选择，这无疑会促进中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 2、提升中国金融创新水平的突破口 国际金融中心能够有效促进金融机构的集聚、金融市场的深化和金融人才的集中。金融机构集聚和金融市场深化加大了对满足多样性投融资、风险管理等要求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和工具的需求，而高端金融人才的集中则形成了金融创新的智力保证。因此，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在供需两个方面产生合力，推动中国金融创新水平的整体提升。 3、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助推器 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地位归根结底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已基本具备推进货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然而，货币的国际化需要国际金融中心发挥便利货币全球流转窗口和渠道的功能。因此，合理布局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不断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客观要求。...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邹崇铭 2010-11-03 2010年10月，特区政府食物卫生局公布《医保计划，由我抉择》的新医疗保险方案，这已是近二十年来香港第六次公布类似的咨询文件。 2010年10月，特区政府食物卫生局公布《医保计划，由我抉择》的新医疗保险方案，这已是近二十年来香港第六次公布类似的咨询文件。因此，在详细介绍最新的医保方案前，实在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历史，看看这条漫长的改革之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新医保方案未雨绸缪方向正确 目前统筹香港医疗服务的医院管理局，正式成立于1990年。早在医管局成立之初，政府已不但锐意令它在行政管理上独立，同时亦期望它能逐步在财政上走向自主。因此，不同时期的卫生官员，均试图推出不同的医疗融资方案（详见附录），期望在公帑以外引入新的融资方式，扩大香港医疗体系的收入来源。可惜的是，历次改革皆因种种原因无疾而终。 自2010年中立法会通过政改方案后，困扰多年的政治争议终于暂时放下，公众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民生议题，并期望曾班子在任期内多有作为。新医保方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推出，在时机上应是较为合适的。 若从咨询文件的定位和取向来看，促进经济能力较佳的市民通过自愿供款和购买医保，在医疗服务上获得更多选择，纾缓公私营医疗失衡的问题，并为长远人口老化的压力未雨绸缪，显然是较为恰当的。港府并一早为此预留500亿元储备进行资助，启动医疗改革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私营医疗是否足够攸关改革成败 由于长期以来与卫生官员接触较多，因此早在咨询文件推出前，笔者已有较多机会参与讨论和提出意见。可惜的是，仔细分析最终推出的新医保方案的具体建议和细节，还是让我感到相当意外。尽管不少细节上的严重漏洞或许能成功避过公众的视线，但恰恰是细节，往往足以左右一项改革的成败。 意外之一是整份咨询文件的根本思维模式。它并非“纾缓公私营医疗失衡”，增加投保市民的服务选择，反而是笔者所一直忧虑的：“推动私营医疗发展”。两种思维模式看来虽然很相似，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试想，日后参加自愿医保计划的市民，若按照咨询文件的建议，便只能脱离公营体系，选择私家医院服务。如此“钱跟病人走”便变成了“钱跟私家医院走”，病人的选择是大幅减少而非增多了。 在咨询文件推出前，政府花了大量精力和保险业讨价还价，并且列出一个巨细无遗的保险计划。但对于投保人日后转用私家医院，最终能够获得什么“货色”的服务，其实是没有任何把握的。咨询文件建议的套餐式收费，一直未能获得私家医院的支持，日后到底有多少医院愿意提供该等套餐，尚是未知之数。因此咨询文件只能反复强调（第5.2段）：“已知的现有私家医院重建计划，以及规划中的新私家医院发展计划，包括在预留的四幅土地兴建私家医院的计划，足可应付预计医保计划带来的私家医院服务需求量。” 幸而，咨询文件末端的第5.9段，还是在这个问题上留下脚注：“如私营界别未能以具竞争力的质素和收费提供足够的私营医疗服务，我们在现阶段不会排除任何可行的方案，包括︰利用现由医管局提供的私营服务的可行性，但须确保其提供的公营医疗服务不受影响；成立公营机构，代表购有医疗保险的消费者为私营医疗服务订定基准和购买私营医疗服务；又或由政府以套餐式收费提供可供选择和具质素保证的医疗服务，藉以为私营医疗服务提供具竞争力的基准……”笔者相信，这段文字才是决定医保成败的关键。 港府应考虑提供“第二安全网” 意外之二是政府至今仍然没有厘清，假如投保人日后仍选择公立服务的话，保险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付的责任。试想，投保人日后仍然选用公立服务，他们固然和其它市民一样，只需支付极低廉的医疗费用，但保险公司又是否有需要赔付医管局的成本开支呢？假如大部分投保人认为只是区区数百元，便懒得向保险公司索偿，又或避免因索偿而失去保费回赠的话，如此岂不等于投保人既享受新计划的资助，同时仍能享用极低廉的公营服务？岂不等于政府补贴保险公司，后者却不一定需要作出赔偿，反而可以稳赚保费？ 事实上，在2008年的咨询文件中，已订明“参加者可选用公立医院提供的私家服务，或与其它没有投保的病人一样，经轮候和分流机制使用一般的公营医疗服务。前者现时是收取十足成本的费用。如选择后者，参加者只需以用者付费方式，缴付公立医院服务的标准收费，而保险将就适用的保障上限，支付其使用公营服务的成本费用。”（第13.2e段）新的咨询文件在这方面只字不提，实在是一种倒退，对基层市民亦构成不公平。 意外之三是港府并没有承诺为投保人“包底”。也就是说，当投保人一旦不幸患上重病，在悉数花光保险索偿的上限后，他便会被私家医院“扫地出门”，唯一可做的就是回到公立医院重新排队。医疗保险保额和保障不足的问题，乃是绝大部分市民关注的核心问题，咨询文件对此却全无着墨。 事实上，在港府2008年的《掌握健康，掌握人生》咨询文件中，已提出“第二安全网”的概念，订明“当个别参加者使用医疗服务的费用已超逾其保险保障上限时，仍可以较低费用使用公营医疗界别的私家服务……为那些通过辅助融资安排为个人医疗所需作了较大承担，但不幸用尽其保障限额的参加者提供额外选择，届时他们除可重回基本安全网接受一般公营医疗服务外，亦可以比正常费用较低的收费，使用由公营医疗界别提供的更多选择及更佳设备的私家服务。”（第13.2g段）新的咨询文件在这方面亦是一个倒退。 笔者相信，其实只要港府能借鉴新加坡的保健基金(Medifund)，为保险计划提供“第二安全网”，通过服务而非现金对计划进行资助，便已是对投保人最佳的保证，根本不需要对保费进行补贴。根据新的咨询文件附带的研究报告指出，为高风险群体提供的“包底”开支，未来廿五年大概只需数千万至十多亿元不等，只占500亿储备的一小部分。以设立“第二安全网”作为吸引投保人的措施，将远比保费补贴更加有效和实惠，500亿储备确实大可省回，用在其它社会更为需要的公共服务之上。     附录： 香港医疗改革回顾 1985...

穆骏 2010-11-02 如今，中国领导人的一言一行越来越受到海外的关注。如果能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的出版方面打破成规，放开限制，不但可以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和力，还可以让海内外民众、智库通过认识中国的领导人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党政军的政策与决策。 不少关注中国的外媒记者经常向笔者抱怨，在报道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经历时，手头能够使用的资料少之又少，官方披露的简历不过一页半张左右。有时候，他们不得不依靠道听途说的“故事”，或者反复引用在海外出版的一两本所谓“领袖传记”。有外媒记者拿出这些“传记”，向笔者打听这些传记的真实性与“背景”，也希望笔者能够向他们推荐一些。 在中国崛起的今天，中国领导人的一言一行越来越受到海外的关注。官方所披露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资料，也越来越显得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符。 中国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既没有自传，也没有传记。可以这样说，不标榜个人，尤其是在位期间不“树碑立传”，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奉行的不成文规定，也是优良传统。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传统有其积极的意义与现实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半个世纪里，从国外到国内，政府、领导人与民众尤其是媒体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民众与媒体对领导人的了解与认识也有了更多新的要求与期望。特别是身处信息时代，资讯科技的发达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令中国政府一直实行的低调处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经历这一优良做法受到挑战。 由于中国政府不鼓励领导人写自传，也严格限制国内出版与媒体业界涉足此领域，反而给了海外一些政治势力与利益集团以可乘之机。你不能出版，你不披露领导人的生平事迹，你不许领导人谈一下想法、写出他们的思想，别有用心的人就在海外大书特书，造谣生事的有之，错漏百出的更多，有些有政治目的，有些只为了图利赚钱。大家不妨到海外尤其是港台的书店、报摊去看一下，几乎中国所有领导人的“传记”与“评传”都能够找到，而且都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当初制定低调规则的部门所没有想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市场有需求，因为海外读者想了解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因为海外政治机构与媒体也希望有这类书上市，补充他们的资料库。 根据笔者对海外这类书的统计与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令人震惊的：这类书的存在，已经严重损害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并对中国政府形象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一方面，一些海外敌对势力乘虚而入，精心编制所谓领导人“传记”，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放在里面，但在关键地方就夹带“私货”，甚至偷梁换柱，不但误导普通读者，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国外政府决策机构对中国领导人的认知与判断，因为这些编造的传记大多成为外国政府智囊与情报机构重要的资料来源。另一方面，一些以牟利为主的书商，为了吸引读者购买，粗制滥造，“语不惊人誓不休”。一位书商就对笔者说，写领导人的传记保证赚钱，不过得有看点。什么是看点？他解释说，看点就是在网络上收集一些无法证实的小道消息，最好是“独家”与“耸人听闻”的猛料。总体来讲，由于中国官方控制这类书籍出版，结果海外能够摆上书架的这类书，都以上面两种为主，给中国的形象造成了极其不好的负面影响。 那么，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官方形成一种有效的新机制，加大公布党和国家领导人生活、学习、工作经历的力度，能够在第一时间出版党和领导人的相关资料，供海内外读者尤其是海外政府机构、智库与媒体采纳、使用。这样可以第一时间杜绝一些错误的、似是而非的传闻。第二，国内外媒体关注较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够尽量抽出时间，接受海内外媒体的采访，在谈到个人经历与思想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阐释国家政策与法规。第三，对于海外一些明显是造谣生事、无事生非的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应该通过当地正常的法律手段，采取一些措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知难而退。第四，适当放开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版自传与传记的尺度，一本比较权威的传记或者自传，是让所有粗制滥造的“传记”立即失去市场的唯一有效办法。 笔者也注意到，由于“不成文”的规定，国内出版界在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与自传束手束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对于翻译作品限制得不那么严，结果造成了一个特有的现象：已在国内出版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大多是外国人写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据出版业的知情者透露，部分在国内“翻译”出版的领导人传记其实是由中国人捉笔完成的，只不过为了能够出版而不得不假借外国人之名。因为只有外国人写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才有可能“翻译”后在国内出版。这一现象也值得有关方面重视。 如果能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的出版方面打破成规，与时俱进，不但可以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和力，还可以让海内外民众、智库通过认识中国的领导人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党政军的政策与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