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0-11-23 置身于席卷全球的货币战争中，香港在冰与火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港府此次抑制楼市的“非常措施”，仅仅暂时抑制了楼市飙升之势，而香港所面对的真正考验，还是日益加剧的通胀。它不仅仅是严峻的经济民生问题，更是政治考验。 面对高楼价、高通胀的“双高”困局，港府终于出手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公开敦促港府采取措施“增加物业市场的投机成本”的次日，港府财政司长曾俊华宣布一系列遏制楼市炒风的措施，包括增加住宅楼宇短期交易印花税、提高按揭贷款比例等。上述措施在11月19日（周五）港股收市后公布，香港楼市急速降温：周六周日连续两天，香港多个指标性的二手楼盘录得零成交，整体成交按周下跌八成。 11月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澳门时就提醒港澳特区政府：面对美国推出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冲击，“香港和澳门都要小心准备应对”。此后，港府何时出手、如何出手，一直为媒体、金融和地产市场所高度关注。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港府与地产市场多次博弈，港府不断推出压抑措施，但香港楼市却如脱缰之野马，节节攀高，楼价逐渐逼近甚至超越1997年楼市高峰期的水平，炒风从豪宅向中小型住宅蔓延，市民的供楼负担日渐沉重，泡沫爆破的风险日渐加大，港府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香港楼市大旺，离不开当前全球金融大变局——新一轮货币战争的影响：先是日本央行重施“零利率”，并动用5万亿日圆入市；随后，美联储启动规模达6000亿美元的QE2。置身于这场席卷全球的货币战争中，香港面临着近年来少有的困局，可以说在冰与火的夹缝中艰难生存。随着美元贬值，港汇指数持续疲弱，利息跟随美息同样低企。于是乎，热钱源源不断涌入香港，楼市、股市“涨”声再起，资产泡沫再度泛起。另一方面，香港与内地经济紧密相连，在内地CPI录得4.4%的25个月新高和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双重影响下，香港进口内地货物的价格势必不断上涨，“输入通胀”日益加剧。 面对QE2，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尝试管制资金流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保证资金自由出入香港市场，绝对不能采取类似措施，而实施与美元挂钩的固定联系汇率，令香港既在汇率政策上无所作为，也不可能调升利息，只能坐视美元的不断贬值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 在这样一个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大环境下，香港处境颇为艰难。港府此次抑制楼市的“非常措施”，仅仅暂时抑制了楼市飙升之势，而与炽热的楼市相比，香港所面对的真正考验，还是日益加剧的通胀。通胀猛于虎，因为它不仅仅是严峻的经济民生问题，更是政治考验。 “深圳人到香港打酱油”，成为不少内地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焦点。其实，港人甘苦自知。一方面，内地食品加价，供港的食品价格随之上涨；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渐次升值，港币的购买力一路下跌，一年前100元港币兑人民币的中间价是88.09元，而如今已跌至约85.32元。双重夹击，令基层民众生活压力骤增。11月22日，港府公布的10 月份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显示，整体消费物价与去年同期比较上升2.6%，升幅超过市场预期，主要是住宅租金及食品价格升幅扩大。通胀重临，香港本已严峻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进一步加剧，也令人更为关注社会稳定。 面对QE2来犯和通胀加剧，中央政府反应迅速，以雷霆之势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从一个月前突如其来的加息，到连续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再连环出招以压抑物价，利息手段和行政手段相配合，货币政策不断收紧。澳门特区最新公布的施政报告中同样宣布了一系列民生、纾困措施，包括派发现金和医疗券、补贴电费、兴建19000间居屋等等。舆论在为内地和澳门叫好的同时，对港府“派糖”的期望值也随之升温。特别是根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估计，港府本财政年度会有逾700亿港元的盈余，与财政司长曾俊华年初估计的252亿港元赤字，相差近千亿港元。坐拥巨额盈余，社会各界自然更加期待港府能出招纾缓民困。 货币战争方兴未艾，全球经济波诡云谲，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的香港，起伏不定势所难免，加上香港明年开始进入选举年，区议会、特首、立法会选举等选战接踵而至，民意代表、政治团体自会不断向港府施压，香港整体政经局势更趋复杂。 值此多事之秋，面对高通胀、高楼价的“双高”困局，香港如何应对？ 第一，尽快“派糖”。港府既有足够的财力，与其坐等民意代表、政治团体为民请愿，不如主动果断出招，短期内应尽快出台具体的舒缓民困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基层市民的实际困难，展示政府与民众分享发展成果的诚意，赢得民意支持。 第二，厘清房策。香港地产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既关乎社会民生，又系于整体经济发展，港府理应慎之又慎。香港必须保持楼市长期的平稳发展，以避免再现资产泡沫爆破后整个社会无法承受之重。而要根本上抑制楼价的过快飙升，唯有从增加土地供应入手。同时，港府也应该清晰房屋政策的定位和自身角色，政府没有责任帮助市民置业，但是政府有责任帮助市民解决居住难题，公共房屋政策必须与时俱进。 第三，凝聚中产。橄榄形社会是稳定的社会，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近年来，香港贫富差距加大，富者愈富，贫者恒贫，令社会高度关注贫穷问题，港府也把扶贫列为新施政报告三大施政重点之一。但是，必须注意到，贫富差距加大的同时，中产阶层也在萎缩，而M型社会的出现会令香港未来的转型和发展更为堪忧。中产阶层是香港的主要纳税人，但又常被民生政策所忽略，处境尴尬。中产阶层涵括香港的财富精英、知识精英、管治精英，港府须凝聚中产力量，倾听他们的心声，回应他们的诉求，依托他们以推动香港的发展和转型。 第四，慎思“联汇”。1983年开始实施的联系汇率政策，被视为“香港繁荣之基石”，无疑也是香港最敏感的政策。但是，任何政策都应该与时俱进，特别是置身于当前的全球金融大变局之中。从全局战略出发，结合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和香港发展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要求，联系汇率制度的未来值得慎思。
Day: November 23, 2010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0-11-23 没有哪个国家的过激组织像日本“右翼组织”这样，既历史悠久又门类繁多，并且一直给人一种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的印象。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会有那种带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过激组织，例如美国的3K党。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过激组织像日本“右翼组织”这样，既历史悠久又门类繁多，并且一直给人一种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的印象。 在不少日本城市，你都能够看到“右翼组织”在活动。他们一般都是开着黑色大型宣传车，车上写着什么“护国”、“大日本”、“皇”等字样，装饰着旭日或菊花。车上的大喇叭里放着军歌，或者呜哩哇啦大喊着各种“护持国体”、“反共”、“反对日教组”等口号，很远就能听到。 从“观念右翼”到“革新右翼” 日本“右翼组织”的出现与日本的崛起过程很有关系。日本帝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有一个和强国对峙的特点，在不少情况下政府不便公开出面，这时候就由一些“民间”身份的“右翼团体”出面施放试探气球。 日本保守派右翼思潮的鼻祖是西乡隆盛，他主张重视各地宗教以及历史习俗的连续性和独立性，警惕中央政府过急地推行西洋化的政策。但后来的“右翼组织”并不是这么回事。日本最早的“右翼组织”是头山满在1881年结成的“玄洋会”。由于这类“右翼组织”实际上是在为政府或者财阀服务，所追求的只是一个“右翼”观念而已，并不是真正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追求，从而被人称为“观念右翼”。 “观念右翼”的出现，为日本政府抵抗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以及自由民权的思潮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武器，比如用来搅散社会主义者的集会游行。后来陆军的“皇道派”也注意到了“右翼组织”的这个功能，并在对外扩张中加以利用，“观念右翼”组织成为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地收集情报和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得力助手。 上世纪2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传到日本后吸引了大批信徒，这部分右翼被称作“革新右翼”，其中不少人为左翼甚至日共转向而来。“革新右翼”和陆军的“统制派”走得很近，因此和传统上的“观念右翼”势如水火，两者之间经常会发生火并。“2.26事件” 之后，“统制派”的中坚、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英机首先把 “观念右翼”分子给抓了起来就是一个例证。 “2.26事件”后“统制派”掌握了日本陆军，“革新右翼”也就占了上风。“革新右翼”和“观念右翼”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仅以军部作为靠山，不少人本身就是相当于现在高级公务员的“帝国高等文官”，处于权力中枢，如岸信介、佐藤荣作兄弟等。不少“革新右翼”分子更直接参与了军部的战争犯罪行为，战后包括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笹川良一和正力松太郎等“革新右翼”分子，更被作为战争犯罪嫌疑人抓进巢鸭监狱。 右翼战后依赖黑钱黑帮 战后日本被美军占领，亲陆军的“右翼组织”也随之一蹶不振。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占领军司令部所推行的民主化思潮，左翼和自由主义思想在这段时间内成为日本思想界的主流。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占领军停止了鼓励自由主义的做法，通过检讨日本再军备、释放战争犯罪嫌疑人、恢复战争犯罪嫌疑人公职等做法，在日本倡导反共反苏的右翼思潮。战后第一个公开的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51年成立的，1952年更是各种“右翼组织”大量涌现的高峰时期。那时候出现的“右翼组织”，其背后主要是一些前陆海军的高级将领，像“2.26事件”的黑手之一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为中国人所周知的冈村宁次，还有太平洋战争开始时主持和美国谈判的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等人。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日本没有了军部，加上财阀解体，土地改革又令农村地主没了往日的尊荣，这三大势力是战前“右翼组织”的资金来源，因此各种右翼团体虽然不少，但其气势和战前已经完全不能相比。为了解决右翼团体的资金问题，1951年时任法务总裁（相当于日后的法务大臣）的木村笃太郎甚至提出建立一笔4亿日元的基金来支援成立一个右翼联合团体“反共拔刀队”的方案，但是被吉田茂首相拒绝了。 资金来源的问题成为战后的日本“右翼组织”和黑社会很难区分的根源。上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的右翼团体活动资金基本上来自儿玉誉士夫。大家都知道日本陆军在中国贩毒筹集军费，但知道日本海军也在中国贩毒的人就不多了。这是因为海军自己不出面贩毒，都是通过儿玉誉士夫的“儿玉机关”在中国贩毒。日本战败后儿玉誉士夫把这些肮脏的钱带回了日本要还给海军，但海军怕贩毒的事实被揭发出来，没要这笔钱，让儿玉自己处理，儿玉就把这笔钱装入了自己的腰包。战后儿玉之所以成为日本政界最大的黑幕，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笔钱，财大气粗。据说，自民党的前身自由党和民主党在成立时都有过这笔钱的踪影。 这笔钱到底有多少？海军一否认就谁也不知道了。按照现在的价值衡量，有说几十亿美元的，有说几百上千亿美元的。反正实际上是这笔钱在战后真正帮助了日本的“右翼组织”。 无论如何这笔钱是犯忌的，所以儿玉誉士夫在战后的日本政界只能作为幕后黑手存在，而且拿他的钱也不是什么光彩事。笔者所知，公开承认拿他的钱只有当过自民党总裁的河野一郎，即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的父亲。他在回忆自由党成立时曾经提到过，他和儿玉誉士夫一起开着汽车去卖钻石筹集资金的场面。 儿玉誉士夫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文化人，仅仅是一个黑道人物而已，和战前多少那些还有点意识形态追求的右翼人物相比起来又等而下之一些。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使得围绕在儿玉誉士夫周围的全是些黑社会暴力团，再到后来暴力团和右翼组织已经无法区分了。 日本人的民族性有一种精英化倾向，任何方面都要划出精英和草根的区别，“右翼组织”也是这样。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在日本几乎随处可见的右翼团体里，其实日本人并不多，大部分是朝鲜半岛出身的人物，为首的更基本上都是朝鲜半岛出身。 比如，东京丰岛区的右翼团体“松魂塾”的最高顾问松山真一，实际上是一个叫曹圭化的韩国人；台东区的右翼团体“松叶会”，其会长牧野国泰实际上也是一个叫李春星的韩国人。再如，2004年5月26日驾一辆右翼宣传车冲撞大阪中国总领事馆的所谓“日本皇民党”头目高岛匡，是名叫高钟守的旅日韩国人。 实际上，现在日本暴力团的组成也有这个趋势。根据日本警察厅的估计，日本暴力团成员中60%以上是原来被称为“贱民”的部落民，还有30%以上的是朝鲜半岛出身，真正的普通日本人不到10%。这些朝鲜半岛出身的人基本上都是当年被日本海军从朝鲜半岛抓来在长崎三菱造船所干活的劳工，后来发展到广岛、神户、横滨等地，凡有造船厂的地方全有了朝鲜人。这些朝鲜人因为能吃饱饭，所以对天皇和日本军部感恩涕零。到了战后没有饭吃了，就很自然地帮儿玉誉士夫、岸信介们卖力。再到后来，他们发现仅仅“自称右翼”都能弄来钱，就更加自发地干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