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November 9, 2010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0-11-09 “十二五”规划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因此，“经济结构”取代了“经济增长”成为执政党最关心的议题。 尽管“包容性增长”没有正式进入“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正文中，均衡发展的理念贯穿着“十二五”规划的全文。 均衡发展理念贯穿“十二五”规划 在今年第5 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倡全球要进行“包容性增长”。他称，“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解决教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胡锦涛上述提法与温家宝今年年初的提法互相呼应：“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综合来说，这是中国领导层对过往发展方式的反思。一是投资与消费严重失衡。过去五年内，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惊人，比如中国建成全球最长的高速铁路网。而房地产投资也在短短数年间发展迅速。各地区社会住宅投资从2000年的7594亿增长至2008年的30881亿元。1997年，城镇住宅投资出现负增长。不过，2004年出现近30%的增长，而2008年的增长率是25%。在过去的十年间，消费占国内生产的总值比重更是跌至50%以下，在全球同类经济体中属于偏下水平。而之前二十年的数字似乎更加乐观一些。1981年，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93.4%，1985年是85.5%，而2001年则是50%。2002年至2008年之间，这个数值基本上在40%左右徘徊。一方面是我国出口强劲，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民众不敢消费的心理。 近十年来国内还出现一个反常的现象，那就是“国进民退”。尽管官方对“国进民退”不予承认，许多学者却坚持认为国有企业吸收大量的银行资本，而且利润惊人。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央提出的4万亿元投资中，有九成资金流向了国有资本。2008年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10年前，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地位岌岌可危。10多年后的今天，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团队的力量令全球的商人望而生畏。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排行中，1992年，中国只有2家上榜，2003年是12家，而2008年是26家，他们中绝大部分就是国有企业。国企员工收入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比如，2007年，中央管理企业的人均年工资是44706元。而同期的全国各行业平均工资才29229元。 不过，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收入差距。反映贫富差距的中国基尼指数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而近年来两个事实还加重了贫富差距。一是房价高居不下，迄今为止没有一项调控措施被证明完全有效的。二是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偏低。尽管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实现零的突破，不过，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不仅低于同类经济体，而且远弱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 舍弃“增长”二字背后大有文章 在这种背景下，“包容性增长”和均衡发展弥足珍贵。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领导层决心很大。从“十二五”规划建议稿来看，最重要的是不再对GDP发展提出硬性指标要求。比如“十一五”报告就提出，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2007年十七大报告续提，2020年的人均GDP要比2000翻两番。这次规划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因此，“经济结构”取代了“经济增长”成为执政党最关心的议题。此外，以往中央在相关议题上的表述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现在提法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舍弃“增长”字眼背后大有文章。 新中国建国六十年从来就是以增长为经济工作的重心，是否今后各政府部门细化任务的时候仍然会提具体“增长”目标，不得而知。不过，中共中央的文件不再提“增长”是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这也可能从侧面回答了为何“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没有正式进入文件。不过若是强调均衡、共富的发展，用“增长”这个词也无大碍。 在提到均衡发展的具体建议前，笔者认为还要澄清一些误解。许多专家认为“十一五”规划是当前不均衡发展的主因。其实中国的均衡发展策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已经提出，最著名的就是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大开发。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是当时提出的。目前的问题是过去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积累下来的，也是“试错”的成本之一。 改善居民报酬应该有所作为 要做到均衡发展，笔者建议可采取以下对策： 一是抑制房地产价格发展。房地产行业对社会的贡献已经受到较多的质疑。房价的上升虽然有助于拉动GDP增长，不过从长远来说，建立在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基础上的社会是不健康的。香港的许多问题都与房地产行业过度发展有关。大量的高级人才被吸入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为，对实体经济有一定的损害。房地产行业过度发育还伴随着大量的欺诈事件，香港“发水楼”和“天价房”均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房地产行业的负面问题。中国内地的房地产业也是弊端丛生。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内地房地产业积累的负面问题更多。 在1994年分税制之后十五年，中国的财政积累已经有一定的底子。中央政府可以拿出大量的资金援助国外。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也足以应付当前的各种基本需求。在此背景下，需要有实际的对策终结“土地财政”。“土地财政”一日不解，房地产市场回调的概率就很低。如果等到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才全面进行财政改革，恐怕为时过晚。此外，房地产价格过高严重抑止居民消费的倾向。 二是在改善居民的报酬方面要有所作为。劳动报酬总额占GDP比重过低由来已久，这也反映了中国发展过程的一贯思路：重积累、轻消费。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我国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大型基础设施、重要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军事设施。此举无疑对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有很大的助益。不过，居民收入过低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首先，消费和投资关系出现严重失衡。其次，报酬过低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在计划经济年代下，职工的生老病死均由单位来负责，低工资的负面作用表现得不太明显。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城镇房屋商品化和市场化之后，员工的实际福利就更集中于工资收入。国际经验表明，适当的高工资对保证员工的士气非常重要；适当的报酬也与劳动生产率紧密相关在一起。遗憾的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是一路向下。更严重的是，政府部门的报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后开始改善，因此私营部门的报酬相对来加剧下降。这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相当不利。 三是需要加强扶贫工作。多年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重大成就。1981年全球共有19亿贫困人口，如今大约为14亿人口，这5亿人口的脱贫大多数归功于中国的扶贫政策。但是，就中国内部来说，扶贫并不是特别乐观。国际一些知名经济学家指出，印度在扶贫方面比中国的进步更加明显、更加持续。这足以引起中国的重视。此外，中国扶贫还有一个制度性的缺陷：目前采用的贫困线标准过低。比如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贫困线确定为人均年纯收入200元，而2007年这个标准为1067元，而2008年是1196元。不过近期有消息称，贫困线可能要大幅上调。以每天每人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贫困线应为每天每人2美元）来衡量，我国的贫困线显得过低。中国的贫困线标准是基于民众的衣食需要来定，而国际的标准是要求贫困人口有经济能力进行社会交往等等。 贫困线上调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贫困人口获得的政府直接补贴大幅提高。而另外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可能在短期内急剧上升。如果是从政绩来看，贫困人口大幅度上升似乎是一件坏事，不过，实际改善基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很有好处。这也是“包容性”增长最重要的含义之一。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经历了内部重大自然灾害和外部金融危机的考验。不过，深层矛盾也逐步凸显。“十二五”规划的新提法值得关注，如何落实则更加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