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骏 2010-11-02 如今，中国领导人的一言一行越来越受到海外的关注。如果能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的出版方面打破成规，放开限制，不但可以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和力，还可以让海内外民众、智库通过认识中国的领导人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党政军的政策与决策。 不少关注中国的外媒记者经常向笔者抱怨，在报道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经历时，手头能够使用的资料少之又少，官方披露的简历不过一页半张左右。有时候，他们不得不依靠道听途说的“故事”，或者反复引用在海外出版的一两本所谓“领袖传记”。有外媒记者拿出这些“传记”，向笔者打听这些传记的真实性与“背景”，也希望笔者能够向他们推荐一些。 在中国崛起的今天，中国领导人的一言一行越来越受到海外的关注。官方所披露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资料，也越来越显得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符。 中国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既没有自传，也没有传记。可以这样说，不标榜个人，尤其是在位期间不“树碑立传”，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奉行的不成文规定，也是优良传统。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传统有其积极的意义与现实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半个世纪里，从国外到国内，政府、领导人与民众尤其是媒体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民众与媒体对领导人的了解与认识也有了更多新的要求与期望。特别是身处信息时代，资讯科技的发达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令中国政府一直实行的低调处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经历这一优良做法受到挑战。 由于中国政府不鼓励领导人写自传，也严格限制国内出版与媒体业界涉足此领域，反而给了海外一些政治势力与利益集团以可乘之机。你不能出版，你不披露领导人的生平事迹，你不许领导人谈一下想法、写出他们的思想，别有用心的人就在海外大书特书，造谣生事的有之，错漏百出的更多，有些有政治目的，有些只为了图利赚钱。大家不妨到海外尤其是港台的书店、报摊去看一下，几乎中国所有领导人的“传记”与“评传”都能够找到，而且都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当初制定低调规则的部门所没有想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市场有需求，因为海外读者想了解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因为海外政治机构与媒体也希望有这类书上市，补充他们的资料库。 根据笔者对海外这类书的统计与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令人震惊的：这类书的存在，已经严重损害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并对中国政府形象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一方面，一些海外敌对势力乘虚而入，精心编制所谓领导人“传记”，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放在里面，但在关键地方就夹带“私货”，甚至偷梁换柱，不但误导普通读者，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国外政府决策机构对中国领导人的认知与判断，因为这些编造的传记大多成为外国政府智囊与情报机构重要的资料来源。另一方面，一些以牟利为主的书商，为了吸引读者购买，粗制滥造，“语不惊人誓不休”。一位书商就对笔者说，写领导人的传记保证赚钱，不过得有看点。什么是看点？他解释说，看点就是在网络上收集一些无法证实的小道消息，最好是“独家”与“耸人听闻”的猛料。总体来讲，由于中国官方控制这类书籍出版，结果海外能够摆上书架的这类书，都以上面两种为主，给中国的形象造成了极其不好的负面影响。 那么，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官方形成一种有效的新机制，加大公布党和国家领导人生活、学习、工作经历的力度，能够在第一时间出版党和领导人的相关资料，供海内外读者尤其是海外政府机构、智库与媒体采纳、使用。这样可以第一时间杜绝一些错误的、似是而非的传闻。第二，国内外媒体关注较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够尽量抽出时间，接受海内外媒体的采访，在谈到个人经历与思想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阐释国家政策与法规。第三，对于海外一些明显是造谣生事、无事生非的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应该通过当地正常的法律手段，采取一些措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知难而退。第四，适当放开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版自传与传记的尺度，一本比较权威的传记或者自传，是让所有粗制滥造的“传记”立即失去市场的唯一有效办法。 笔者也注意到，由于“不成文”的规定，国内出版界在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与自传束手束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对于翻译作品限制得不那么严，结果造成了一个特有的现象：已在国内出版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大多是外国人写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据出版业的知情者透露，部分在国内“翻译”出版的领导人传记其实是由中国人捉笔完成的，只不过为了能够出版而不得不假借外国人之名。因为只有外国人写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才有可能“翻译”后在国内出版。这一现象也值得有关方面重视。 如果能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的出版方面打破成规，与时俱进，不但可以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和力，还可以让海内外民众、智库通过认识中国的领导人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党政军的政策与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