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六月，立法会通过了特区政府提出的2012年政改建议方案。这不止为未来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由普选产生踏出了重要的一步，还舒缓了反对派争取2012年双普选的社会运动给予特区政府的政治压力。
政改争拗持续，但显著性减少
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香港的政改争拗可以告一段落。各大党派仍然会就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2012年的具体选举办法作出激烈辩论，尤其是立法会新增的五个区议会功能界别议席的选举办法更是焦点。各大党派会依其政治利益，在参选权、选举开支上限以至选区划分上，讨价还价。另外，反对派仍会尝试把各大政策范畴的问题，归咎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并非由普选产生，并以此为议题来吸引选票。
同时，不能简单地期望，政改建议方案通过后，特区政府的施政将会更为顺畅。因为该方案只是就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办法加入民主成份，但并没有就如何加强行政和立法机关合作作出相应的制度配合。另外，民主党虽然支持政改建议方案，但是为免令其支持者以为该党变成建制派，它很大机会在各大议题上坚持强硬的路线。可以说，特区政府的施政仍会面对立法会的重重挑战。
无论如何，政改建议方案通过后，本届特区政府完成了历史任务。行政长官在刚过去的立法会答问大会便表示，开始将施政重点放在改善民生上。有关做法正好配合社会形势。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六月份的电话访问显示，被访者最关注民生问题的比率显著上升，超过五成，经济及政治问题都处于次要的位置。
贫富差距扩大，民生议题升温
社会对民生议题的关注增加，与贫富差距扩大有密切的关系。从坚尼系数看，香港的数值由1996年的0.518上升至2006年的0.533，数字远高于0.4的警戒线。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2006年，香港的坚尼系数在全球先进经济国家地区之中，排名第一。另外，若以0至100分计算，0分代表最平等均富，100分代表贫富差距最大，香港的分数达到43.4分，亦是在全球先进经济国家地区之中分值之高的。
虽然特区政府在房屋、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方面，都有不同的政策支援基层，但是，不少市民认为有关支援并不足够，并觉得特区政府偏重工商界利益，忽略市民的需要。同时，一连串的事件如数码港、红湾半岛、嘉亨湾等事件，以至退休高官进入大财团的管理层工作，都动摇了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信心，激起市民的厌商、仇富的情绪。
在这情况下，激进的政治势力抬头有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土壤。2006年成立的社民连，便打着“坚决反对官商勾结造成贫富不均”的旗帜，迅速崛起。2008年的立法会选举里，它共获得15万张选票，占总投票票数的10%，三位候选人成为立法会议员。接着的2010年立法会补选里，社民连共获得28万张选票，三位辞职的立法会议员成功重返议会。虽然是次补选较以往的立法会选举特别，被反对派称为“公投”运动，但亦显示了社民连的政治力量迅速坐大。
行政长官在刚过去的立法会答问大会亦承认，贫富差距扩大，引起社会矛盾。值得留意的是，行政长官同意，要让全港市民共享繁荣，“除了‘做大个饼’（即经济增长）之外，也要考虑公共资源分配问题”，明确地否定了经济发展下基层民众会自然受惠的简单片面的论述。可以预期，本届政府余下的任期，将会在劳工、房屋、长者福利等方面推出更多公共资源分配政策，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最低工资立法，劳工权益保障运动进入新阶段
劳工政策方面，最低工资立法是香港社会讨论热点之一。全球化下，工业北移，服务业成为香港的经济支柱。高学历或高技术的劳工人口进入高增值服务业，享有较优厚的薪酬福利和较佳的晋升前景，薪酬水平增长较快；低学历或低技术的劳动人口则进入低增值服务业，只能获取短期合约、半职等工作，薪酬水平较低，工资长期停滞不前，并欠缺工作保障。久而久之，两类劳动人口的工资差距越拉越大，构成香港贫富差距扩大的成因之一。更严重的问题是，不少劳工团体和社福机构都指出，香港“在职贫穷”的人数高踞不下，意即不少员工的收入仅可以应付其家庭的基本开支。因此，社会有越来越大的声音，要求特区政府就最低工资立法，让员工获取合理的薪酬。
2006年，行政长官率先为清洁和保安两个行业，推出自愿性的“工资保障运动”。2008年，行政长官承认有关运动成效不彰，启动最低工资立法程序。经过接近两年劳资双方的角力，立法会终于在今年七月通过了《最低工资条例草案》的主体法案。紧接下来，社会的焦点将会放在最低工资的实际水平上。若然工资水平订得太高，可能会影响企业，尤其是本身利润不多的中小型企业的运作，引发裁员潮；若然工资水平订得太低，未必能让员工及其家人应付基本开支。无可避免地，劳资双方的争拗将会持续。
虽然最低工资立法对社会的影响尚未知悉，但可以预计，最低工资立法为多年以来的劳工权益保障运动打开了缺口，劳工界将会争取更多劳工保障措施，包括最高工时（或称标准工时）、集体谈判权和跨区交通津贴，特区政府和工商界将继续承受不少政治压力。
楼价高企，复建居屋成焦点
房屋政策中，以复建居屋的讨论最为炽热。居屋自1978年推出，其特点是在一定期限后，可以在市场自由买卖；价格较市值低三至四成，业主在出售单位时，才需要补回差价；主要出售对象为公屋租户。一直以来，居屋扮演重要的政治功能。一方面，居屋让公屋租户可以以较低价钱完成置业梦，抱有向上流动的希望。事实上，不少公屋租户以居屋作为跳板，购置私人楼宇，爬上社会阶梯；另一方面，居屋扮演了一道防火墙，让公屋居民感到无论私人楼宇炒风多炽热，他们仍有机会置业，间接减低社会的厌商、仇富情绪。
1997年金融风暴后，私人楼宇价格急泻，负资产数目屡创新高。为了重建市民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2002年，特区政府推出“孙九招”，即时结束居屋计划。影响所及，基层市民丧失了置业的跳板，需要直接面对私人楼宇市场。近年由于内地投资者的涌入、售卖可建屋的土地数量有限等原因，私人楼宇的价格屡创新高。不少年青人及其家长都要求复建居屋，令基层市民可以较易置业。社会亦有反对声音指，特区政府只应提供市民基本生活保障，不应直接介入商品供应市场，扰乱市场秩序。
由于房地政策不止牵动屋主、租户、地产商的利益，还影响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特区政府只是推出最后尚未售出的3200个居屋单位等措施作回应，减轻政治压力。但是，楼价高企下，复建居屋势将继续成为社会争议激烈的议题，特区政府难以回避。同时，增建公屋、增加土地拍卖等议题，都纷纷成为各大党派追击的对象。
另外，贫富差距扩大，香港的厌商、仇富的情绪不断升温。市民对地产商的行为操守要求越来越高，特区政府在加强规管私人楼宇售卖、有效使用未开发土地等问题上，面对的政治压力日益增加。
人口老化，长者福利需检讨
社会福利方面，长者福利最为突出。香港人口老化，是不争的事实。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的资料，2003年，65岁或以上的长者占整体香港人口的11.7%，至2033年，该比例将升至27%。届时每四个香港人中，便有一位是长者。而香港的年龄中位数亦由2003年的38岁，显著上升至2033年的49岁。
由于香港没有全民退休保障计划，所以很多时候，长者需要依靠儿女供养或政府援助。特区政府已在房屋、医疗、长者服务、社会福利等方面支援长者，但是有关服务尚有不足。举例而言，不少长者未能负担私家医生的诊费，只好在凌晨时分于政府诊所外排队等候，可以想象，长期病患和行动不便的长者苦不堪言。各大党派纷纷要求特区政府增加房屋津贴、生果金、医疗券、交通津贴等，以及检讨综援和生果金的审批制度，以改善长者的基本生活。但问题是，香港人口老化，2006年，每两位纳税人需要供养一名长者，至2030年，每名纳税人需要供养1.2名长者。工作人口减少，纳税人的负担已加重，若要进一步增加长者福利，在维持现有税制下，香港的公共财政是否可以支持下去，是一大疑问。
本届政府的余下任期，政制争拗将会持续，但是显著性减少。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民生议题升温。特区政府已决定将施政重点放在改善民生上。可以预计，劳工、房屋、长者福利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议题，将会成为社会未来的讨论焦点。
《港澳观察》2010年7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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