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ne 2010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高树超 2010-06-22 纵观世界历史，新兴大国同衰退大国之间的冲突往往不可避免。在远古和中古时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各大帝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此消彼长，尚可相安无事。但是近现代以来，随着交通、信息日渐便利，地球日渐缩小，大国的势力范围却不断扩大，因此大国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纵观世界历史，新兴大国同衰退大国之间的冲突往往不可避免。在远古和中古时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各大帝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此消彼长，尚可相安无事。但是近现代以来，随着交通、信息日渐便利，地球日渐缩小，大国的势力范围却不断扩大，因此大国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中美关系更是如此：一个在迅速崛起，拥有五千年历史却被称为“新兴经济体”；另一个在渐次衰落，建国仅二百年却已执世界经济牛耳达大半个世纪之久。此外，两国由于政治制度以及历史文化之不同，在许多问题上都各执己见，明争暗斗，尤其在两国关系最为密切和复杂的经贸领域更是如此。 步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双雄争霸战越来越扣人心弦，简直要比好莱坞的史诗巨制还要惊心动魄。如果非要借好莱坞的视角来“戏说”的话，那么或可借喻于两部近期热映大戏：《驯龙记》和《诸神之战》。为何非要两部？中美经贸关系波诡云谲，一部大片难以尽收其盛况，此其一也；中美对其经贸关系各自见仁见智，一部影片难以同时反映双方立场，此其二也。 首先来看《驯龙记》。中国人认为，龙是神圣高贵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它从不轻易现身，而一旦出现必为祥瑞之兆，因此传统上来说，华人对龙的本能反应是崇敬和膜拜。但是，西方自古以来对龙的看法就恰恰相反。在他们眼中，龙是一种邪恶、残暴的不祥之物，常常如《驯龙记》开场一幕所展现的一样成群结队对无辜的村民进行攻击。因此，在西方诸多神话中，对作恶多端的龙只有两种处置方法：不是猎杀就是降伏，而除掉恶龙则往往是英雄扬名立万必不可少的功业之一。在圣经《启示录》中，更明确指出龙即为魔鬼撒旦，并预言代表正义一方的天使同代表邪恶一方的巨龙将会有一场决定人类千年命运的恶战。 同样，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看来，自称为“龙的传人”的中国人非但不信仰他们的上帝，而且还崇拜西方人心目中这么邪恶的生物，必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正因如此，尽管中国现今与西方诸国同样是号称“经济联合国”的世贸组织的一员，但是西方并未真正将中国视为他们的同类，对中国挥舞起经济制裁和贸易壁垒的大棒时从不手软。恰恰相反，由于中国与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更使西方在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手段时，不但没有负罪感，更有一种“替天行道”的道德优越感，从而往往无所不用其极。 在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身上，这种道德优越感就更是表露无遗。无论是在中国入世之前还是之后，美国在经贸领域对于中国指手画脚时从来都是一副自以为是的姿态，仿佛自己就是圣经中的天使长米迦勒，高举诸如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等大旗，来完成驯服中国这条桀骜不驯的巨龙的神圣使命。 奥巴马外贸新政 如果拿美国的新总统奥巴马同其前任小布什相比较的话，尽管小布什在诸如伊战、反恐等议题上采取鹰派态度而为人所诟病，但是单就经贸政策来说，小布什对中国大体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而从奥巴马主政一年多的记录来看，这个所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经贸领域却比小布什要好战得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奥巴马在经贸问题上的极端立场由来已久。当初他不惮以新科参议员之身问鼎白宫，为吸引选票，就借“求变”（change）为口号，对共和党政府内政外交各项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大肆抨击。在竞选期间，奥巴马形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糟糕透顶”，并一度声称要同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重新谈判一个“不只是有利于华尔街的精英们，而且更有利于街坊大妈们” (not just be good for Wall Street, but should also be good...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振洲 2010-06-22 最近，香港社会最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被称为“八十后”青年人的示威和游行。青年人“斗争”的激烈程度，让整个社会震惊，却也让人困惑：是什么让年轻人有如此强烈的斗争动机？这不禁让人想起法国的五月风暴，当时的参与者都是被称为” ”富裕与教育的产物”的年轻人。   最近，香港社会最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被称为“八十后”青年人的示威和游行。青年人“斗争”的激烈程度，让整个社会震惊，却也让人困惑：是什么让年轻人有如此强烈的斗争动机？这不禁让人想起法国的五月风暴，当时的参与者都是被称为” ”富裕与教育的产物”的年轻人。 二战后二十年间的法国，如同经历了七十年代后二、三十年间高速发展的香港社会，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在消费文化的笼罩下，人们格守“闷声发大财”的原则，把自身价值与经济紧密地挂钩，因此也被称为“沉默的一代”。然而，沉默许久之后的渲泄却显得更为可怕。1968年的三月，一场悄然的对抗先是在大学涌起，起因是学生要求改革学校的教育制度。到了五月份，涌上巴黎街头参与游行示威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0万。事情远没有就此停止，接着，罢课罢工浪潮席卷了法国多个省份。虽然戴高乐总统用解散国会重新大选的办法暂时渡过了危机，但社会上已经留下了深刻的裂痕。次年戴高乐总统的辞职也可以视为六八年风暴的余波。 这场风暴的诱因幷非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青年人反叛的是技术官僚社会，而目的则是带领人们走向更为真实而具体的民主。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形式常常则是反叛、愤怒、批判和对抗。不单单法国，上个世纪60年代整个西方发达社会都出现了相类似的青年运动，比如美国的反越战示威、意大利和西德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等。 如果对比欧美二战后到70年代之间和香港社会最近二三十年的社会发展，除去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相似，另一个给社会结构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就是高等教育上的发展。大学，由传统的精英模式（指毛入学率低于15%）逐步向大众化阶段过渡，这带给普通民众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 这意味着，是过去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即社会阶级较低的群体，有了更多机会进入大学。从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间，法国大学生的人数增长了3.6倍，其中，从1963年到1968短短五年间，人数就增长了2.2倍。 在所谓的大学“博雅塔”生活了数年后，这些年轻人幻想着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实现个人价值，也促进社会和整个人类的变革。但是毕业之后，等待他们的则是失落、就业困难、现实生活与理想的差距。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内部也悄然发生着另一个变化，即大学不得不由博雅学府逐演变成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场所。但这种过度是强迫性的，在过程中带来了很多至今都未能解决的危机。传统的博雅学科，比如文学、哲学、历史受到挑战，这表现在受欢迎程度和资源配置上。相反，过去很多实用性、技术性的学科有机会进入了大学，幷且成为社会的新“宠儿”，比如商学。大学一面承载着传统的使命，追求真理和德行；另一面却再也不能独善其身，必须融入到物质化的现实世界。 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福利。这使得更多的普通民众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但有趣的是，高等教育却并没有像公营系统的医疗一样，一步步走向全民免费。相反，政府越来越将高等教育推给市场和社会。这是因为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另一个考虑是经济因素，政府试图向通过高等教育这个杠杆以继续巩固社会的繁荣。像许多经济实体一样，大学也要考虑起效益问题。但是高等教育的扩招最初是由政府的单边行为所引起：因为人们有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所以在政府的支援下增加了大学供应。如同增加了货币供给而产生通货膨胀，当青年人把青春、期盼和学费与大学/社会/政府交换之后，在供给增加后，大学生在求职难度、薪金水平和未来在职场的发展上升空间等方面，都与他们原来的预期产生了很大落差。他们不可避免地产生失落和不满——对政府、也对这个社会。 换句话说，当高等教育被供求双方都看成是一种投资之后，政府单方面的增加供给，减低了原有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在过去二十年，香港的高等教育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程。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多间学院升格为大学，以及后来副学士学位的学生大大增加，香港的大学生亦不再是“天之骄子”。更雪上加霜的是，随着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越来越集中和依赖于金融和地产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使得香港社会结构的流动性变差，年轻人对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怨气越来越大。所谓的八十后问题，虽然表面上最容易被观察到的是世代冲突，新一代和老一代人价值和生活信念上的冲突，实际则是一种民众和政府在社会交易过程中的失衡。 八十后这个词语本来自中国大陆，特指计划生育后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有人会问，中国大陆与香港基本同时经历了高等教育扩招，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八十后则没有出现与社会的公开对抗？这是因为：其一、大陆仍有自己一套在政府管理下的价值观念；其二、大陆的经济发展的上升空间仍然巨大，还有很多“闷声发大财”的机会。 未来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再回到精英教育的阶段，相反，未来它会朝向更为普及化发展——事实上，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早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换句话说，随着供给量的进一步增加，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供给契约会趋于平衡，对投资回报的看法也会相一致。而留给我们对高等教育的反思是，如果要把大学的传统使命和务实联系在一起，学校必须要有明确的理念和机制帮助学生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而不是让学生一点点去接受理想与现实两个世界，一步步走向妥协和无奈，又或者产生对抗。这需要社会和学校给予学生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念。 香港社会在70、80年代经济腾飞时候也有自己的价值观，积极乐观、吃苦耐劳、创新拼搏的精神。但是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么，大学除了教授课业知识之外，是否有充分的准备告诉学生如何成为一个积极的公民，怎样作为贡献社会的一份子？作为“八十后”的年轻人，不应当只是要求社会和政府来理解自己，也而应当用跟积极的态度去理解、参与和改变这个社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卫儿 2010-06-22 香港特首曾荫权在5.16立法会补选后第三天, 向公民党党魁余若薇“下战书”, 邀请她于6月17日单独进行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 但条件为不设现场观众席, 不设现场提问环节。 香港特首曾荫权在5.16立法会补选后第三天, 向公民党党魁余若薇“下战书”, 邀请她于6月17日单独进行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 但条件为不设现场观众席, 不设现场提问环节。曾荫权的这封信顿时在香港搅翻了天，一边是余若薇手持特首来信, 难掩心中兴奋召开记者会向特首隔空讲条件, 要求增加公众席和现场提问; 另一边, 正密锣紧鼓准备与中央政府驻港最高机构中联办, 以及特区政府就香港2012年政改方案沟通的民主党和其他温和泛民人士不禁无名火起: 放着立场温和, 主张沟通者不理论, 却找来在5.16创历史新低投票率的所谓“公投”运动的发言人, 对政府方案持死硬反对立场的余若薇做辩论对手, 全城目光一下子从关注温和民主派如何与特区政府和中央沟通, 转到电视辩论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狄 旸 2010-06-22 2010年5月16日香港举行立法会补选投票。次日凌晨公布结果是，在登记的约340万选民中，共57.9万名选民投票，投票率为17.1%。五个选区当选人得票分别为：九龙东公民党的梁家杰得82,066票，得票率92.52%；港岛区公民党的陈淑庄得103,564票，得票率92.7%；新界西社民联的陈伟业得109,609票，得票率89.25%；九龙西社民联的黄毓民得60,395票，得票率70.36%；新界东社民联的梁国雄得108,927票，得票率79.95%。这五位当选者都是五区总辞运动泛民主派辞职议员。由于建制派抵制了此次补选，因此在没有实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五位议员均不出意料地重返立法会。   2010年5月16日香港举行立法会补选投票。次日凌晨公布结果是，在登记的约340万选民中，共57.9万名选民投票，投票率为17.1%。五个选区当选人得票分别为：九龙东公民党的梁家杰得82,066票，得票率92.52%；港岛区公民党的陈淑庄得103,564票，得票率92.7%；新界西社民联的陈伟业得109,609票，得票率89.25%；九龙西社民联的黄毓民得60,395票，得票率70.36%；新界东社民联的梁国雄得108,927票，得票率79.95%。这五位当选者都是五区总辞运动泛民主派辞职议员。由于建制派抵制了此次补选，因此在没有实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五位议员均不出意料地重返立法会。 总体看来，投票结果说明此次补选各大阵营基本上是“各唱各戏”。第一，五位辞职议员得票率高并不奇怪。抵制五区总辞的建制派并没有派出候选人；泛民阵营内部的民主党也不支持变相公投的做法，因此没有候选人派出。也就是说有实力与社民联和公民党竞争的人选并没有参与补选。这就使得五位辞职议员在各自选区中占有绝对优势，从而自然以高得票率当选。 第二，根据以往立法会选举经验分析，社民联和公民党在此次补选中基本成功获得了自己应该获得的票数。虽然此前五区总辞联合委员会给自己定的目标是50%的投票率，而实际投票率只有17.1%，看似远远没有达到之前的目标。但是，此前50%票率的目标只是社民联和公民党鼓舞士气和实现社会动员的手段。因为历次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基本在45%到55%之间浮动。这些选举都是在建制派、民主党共同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此次共投建制派和泛民阵营内部的民主党都明确表态，不支持五区总辞，不主张自己的支持者进行投票。在这种情况下，社民联和公民党基本没可能动员到一半的选民。 从几位原辞职议员的得票情况看来，我们基本可以认为他们已经获得了自己阵营中的支援票。以2008年立法会选举为例，公民党加社民联在各选区的票数分别为：香港岛92,802票；九龙西54,812票；九龙东67,964票；新界西60,092票；新界东84,702票。对比上述五位侯选人此次补选得票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五位候选人均得到超过2008年立法会选举该区两党得票总数。这说明，不但支持公民党和社民联的选民互相转票，两党还争取到了新的选票。这些新争取的选票主要来自是泛民内部选民的转票，也有可能有一小部分来自新的支持者，尤其是此次登记成为选民的年轻人。由此看来，公民党和社民联基本实现了对已有支持者的动员。已有支持者会因为此次动员更加明晰自己的政治立场，强化对两党的支持。此外，两党还以激进的民主路线争取到了一批新的支持者。虽然17.1% 的投票率远不能算作“全民动员”，但无疑两党在巩固基本盘的基础上，成功吸纳了一批新的支持者。为今后的选举，扩大了支持他们的选民的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社民联和公民党，这次补选是有所收获的。 第三，建制派的反动员也基本成功。2010年2月，民建联主席谭耀宗和工联会都宣布不会参加补选。这正式标志着建制派全面杯葛补选。从补选结果分析，虽然公民党和社民联的得票超过以往基本盘票数，但是这其中更大可能是泛民内部转票和新支持者使然。很大程度上，建制派基本盘回应了民建联和工联会的呼吁，没有投票，或没有将票投给社民联和公民党。 虽然此次补选由社民联和公民党两党一手造成，但补选都各大政党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选举后的香港政治局势。首先，此次补选结果对泛民主派的基本盘结构有很大影响。泛民派以“全民公投”为口号，希望通过在全部选区尽心的补选达到变相普选的结果。这种全民总动员的动机为补选蒙上了激进和极端的社会运动色彩。这种色彩与社民联一贯激进的形象相吻合，因而此次补选对社民联的基本盘没有明显影响。 其次，这次补选对公民党的影响不可小觑。2006年成立的公民党的主要领导成员以大律师为主，一向以温和、理性的形象出现在选民面前。公民党的成立填补了泛民阵营集中代表高级知识阶层的空白。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性上，泛民的基本盘更加完整。2000年左右，民主党发生分裂。陈伟业等部分激进民主派退出民主党，自立门派。因此，公民党成立之后的泛民阵营基本盘的光谱分布为：社民联为激进派、民主党为中间派、公民党为温和派。但是这种分布在五区总辞运动发起之后有明显变化。从2009年1月社民联提出五区总辞方案开始，公民党一步步从温和走向激进。到2010年5月17日立法会补选结果揭晓，公民党已经在五区总辞持续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变成泛民阵营内部与社民联为伍的激进政党。在5.16补选之后的泛民光谱上，基本可以认为公民党已经与民主党对调了位置，民主党成为泛民内部比公民党更加温和的政党。这种形象变化使得公民党的基本盘也随之发生变化。公民党也许会因此流失以前的温和票，但同时也会争取一部分新的激进票。从此次投票结果看来，流失票与新争取的激进票基本持平。虽然流失与新增票数在数量上看似持平，这两种票在未来选举中的权重是不一样的。由于大专生2012力挺五区总辞，使得很多以前对选举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出来投票。据统计，此次年轻人投票率占24%左右，高于其他年龄组别投票率。而2008年立法会选举中，年轻人的投票率仅为14%左右。且此前历次选举年轻人投票率基本均低于平均投票率。这些年龄在18岁至30岁之间的年轻人平均教育程度较高，很有可能成为之后公民党和社民联等激进民主派的后生力量和主要拥趸。相比之下，流失的温和票多为年龄较大的选民。这些选民在未来选举的总体权重上肯定无法与年轻人相比。因此，公民党实际上得大于失。 对于社民联与公民党的联盟来讲，投票率与得票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掀起一场争取普选的社会运动。对于社会运动来讲，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本身。因为所有的动员都发生在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无论结果是否令人满意、是输还是赢，只要社会运动本身唤起了人们对期望议题的关注，动员起了希望动员的人，就已经达到了运动的目的。此次补选正是如此。社民联和公民党的最大成果恐怕就是唤起了香港一部分年轻人的激进热情。大专生2012便是旨在参与“公投运动”而临时组成的学生组织。该组织在立法会五个选区分别派出一位成员参与补选。这有两方面重要意义。一是，“公投运动”不会因个别选区只有一位候选人而失败。在建制派杯葛下，公社党曾忧虑其已辞职的立法会议员会因无竞争对手而自动当选，令个别选区的选民无法投票表态。大专生2012的参选正好消除公社党的忧虑。事后看来，若然大专生2012不派代表参选，九龙东的梁家杰便会自动当选。 二是，年青人被动员起来。大专生2012通过网络、校园、分享会等宣传「公投运动」，并以筹款、组织义工团支援运动。其动员过程虽然不足以扭转社会的主流意见，但是却培育及增加了年青人对政治的兴趣和关心，并让他们进而了解到可以通过投票表达意见。结果，大专生2012派出的五位候选人结果获得36,226选票，估计其大部份支持者应为年青人。是次投票的年青人因为在选举里体现到自己的权利得到实践，将很大机会在往后的选举继续投票，成为反对派的长期支持者。从这个角度看，支持者多为中高年纪的建制派不参与补选，虽然可减低投票率，但是却让公社党在动员过程中吸收年轻的支持者。公社党与年青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为往后的政治动员提供网络基础。 民主党在此次补选中的形象也有较大变化。这不仅是因为公民党自动走向极端，把民主党挤向相对温和。民主党本身也积极主动地走向温和。可以看出，五区总辞方案出台之初，社民联和公民党还是把民主党看成一家人的，不仅是一家人，还将民运历史最长的民主党看成五区总辞的主力。2009年7月，在社民联推出的方案中，辞职议员并不是现在公民党两人，社民联三人的格局，而是民主党两人，公民党和社民联各一人，其他泛民再派一人。虽然民主党也不情愿地拟定了本党参与辞职的议员，但对补选抱保守态度，认为仍可以研究。此后社民联和公民党越走越极端，民主党最终于2009年12月决定杯葛补选。在决定不参选之后，2010年1月，民主党立即采取新措施，携街工、教协、民协、职工盟和民主动力等十一个团体组成“终极普选联盟”（普选联），主张以温和谈判的方式商定2017和2020年的普选方案。民主党宁愿邀请十一个小团体，也不邀请社民联和公民党加入普选连。这标志着民主党在实现普选的方式上正式与社民联和公民党决裂。虽然如李柱铭等民主党内部分激进议员仍以个人身份支持五区总辞，但民主党在整体上的温和形象已经基本奠定。民主党的形象转变会使一部分之前支持公民党的温和票流进自己的基本盘。但是同时也可以认为，以前的激进票会流失。得失几何目前仍不明朗。但因为民主党在立法会的席位多通过在基层工作的区议员获得，而这部分选票与区议员长期在基层工作品质有直接关系，比较稳定，不会因为政党形象的变更而发生明显变化。因而可以认为民主党这这部分基本盘不会发生剧烈变化。 对于建制派来讲，虽然建制派成功杯葛了补选，成功动员自己的基本盘不投票，由此大幅度拉下补选的投票率。但是这种成功十分有限和被动。首先因为此次五区总辞中沸沸扬扬、大张旗鼓搞动员的是社民联和公民党。建制派只是对社民联和公民党的举动进行被动反应。这种被动动员最多只能确保自己的基本盘不倒戈，不被社民联和公民党动员，并不会为建制派带来新的支持者。其次，建制派基本盘一直存在年龄结构老化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隐患将越来越明显。而此次补选，社民联和公民党动员到了新的年轻力量。这将建制派置于不利地位。虽然建制派自己的票仓并没有在此次补选中有明显变化，但是年轻力量注入激进民主派的现象，是建制派未来应该高度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特区政府从始至终都是五区总辞的强烈反对者。在表明变相公投违反基本法的基本立场之后，特区政府只按照一般立法会补选的程式进行操作，并低调处理补选事务，对社民联和公民党采取冷漠态度。此外，特首在补选前两天宣布不会参加投票。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票率。但重要的不在于特区政府的态度拉低了投票率，重要意义体现在特区政府所采取的态度本身。在补选之前，特区政府提出了2012政改方案，增加了功能组别的民主成分，并将于6月23日进行立法会表决。这都证明特区政府对香港民主进程的态度与社民联和公民党等激进民主派大相径庭。补选结束后，社民联和公民党以此次投票的57万人继续推进全民动员进程，向特区政府喊话，要求特区政府正视香港57万人的民主诉求。在这种情况下，特首于5月19日早向公民党党魁余若薇下了“战书”，邀请五区总辞总发言人余若薇于6月17日进行直播电视辩论。这种破天荒的举动有两种直接效应。余若薇在电视萤幕上露出了灿烂的微笑。这清晰显示了公民党和社民联认为特首的请战是五区总辞的胜利。特首点明和余若薇单挑，无疑肯定了余若薇作为5.16之后激进民主派盟首的地位，也进一步明晰了激进民主派的范围。此效应有利于公民党与社民联。但是，请战者不可能无备而来。此次辩论是特区政府给自己提供的向选民解释政改方案的好机会。但显然，这场即将进行的论辩是把双刃剑。双方皆有胜出的机会。若特首胜出，则会大消五区总辞气焰，甚至令其功亏一篑；若余若薇胜出，便会进一步巩固五区总辞的成果。目前，公民党一方已经将6.17辩论定为“新民主运动第二波”，很明显已经将这场辩论预设为五区总辞之后的第二场全民动员，气焰甚烈。 与此同时还值得关注的是，以民主党为首的普选连将与中联办官员见面。这个具有破冰意义的信号说明了中央对泛民内部不同派别的态度。面对激进民主与协商普选两条路径，中央宁愿接受与温和民主派见面。在这个意义上，社民联和公民党的五区总辞反倒成全了民主党。 综上，5.16立法会补选是香港政治发展的分水岭。在立法会补选的全过程中，香港逐渐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公民党和社民联结盟为全民动员、直接普选的激进民主派；以民主党为首的普选联成为希望在同中央谈判的基础上实现终极普选温和民主派；以民建联、工联会为中坚力量的建制派与以往变化不大，仍旧是支持特区政府和中央的派别。此次补选使泛民内部发生原则性分裂。以后泛民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整合，仍有待观察。而接下来，关于香港未来政治制度的安排，将成为香港各派政治力量之间角逐的主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