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4-26 博鳌论坛成立近十年以来,已经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由亚洲国家发起的国际组织。博鳌论坛不仅在亚洲国家之间地位重要,而且是亚洲国家在国际社会表达声音的重要舞台。中国海南省的博鳌作为论坛总部驻地,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份量。因此,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博鳌年会上的演讲具有特殊的国际影响力。博鳌论坛的讲台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非正式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 ——习近平副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的解读 博鳌论坛成立近十年以来,已经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由亚洲国家发起的国际组织。博鳌论坛不仅在亚洲国家之间地位重要,而且是亚洲国家在国际社会表达声音的重要舞台。中国海南省的博鳌作为论坛总部驻地,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份量。因此,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博鳌年会上的演讲具有特殊的国际影响力。博鳌论坛的讲台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非正式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 在2010年博鳌论坛上,最受瞩目就是习近平副主席的主旨演讲。中国在博鳌论坛参与国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演讲也顺理成章成为各国了解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对外关系新方向的窗口。此次论坛,习副主席的主旨演讲不但继承了胡锦涛主席关于发展模式和科学发展观的论述,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富有深远意义的创新方略。 习近平副主席继承了胡锦涛主席的论述精神 习近平副主席在2010年博鳌论坛的主旨演讲继承了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的主旨演讲的论述精神。习副主席开篇便指出,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的真知。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起来,就必须与时俱进,真正做到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习副主席认为,胡主席的这一论述具有前瞻眼光,其深刻涵义正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日益显现出来。习副主席进而强调了新形势下新的发展要求。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在两次金融危机中表现突出,不但成功抵御了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而且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国际金融危机启示我们要保持良性发展势头,必须完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绿色复兴之路。 为了完善发展模式,习副主席明确了绿色复兴之路的核心,即科学发展。这是对胡锦涛主席“科学发展观”内涵的进一步继承和拓展。2007年,胡锦涛主席在党的十七大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讲话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演讲中,习副主席将胡主席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落实到中国的发展策略上,并点明“科学发展”的内涵。习副主席指出,科学发展就是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就是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在此基础上,习副主席进一步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应如何走科学发展之路。习副主席认为,在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坚持科学发展是要用科学的理念、开放的策略、统筹的方法、共赢的途径去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目标。习副主席指明,国际社会倡导的绿色发展和中国一以贯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因为两者都有共同的价值核心,即科学发展。习副主席以“可续发展”为灵魂,将绿色复兴的国际共识和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有机结合起来,可谓是在对胡主席继承基础上的创举。 因此,习副主席继承了胡主席关于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原则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得出中国应该“顺应新形势,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走科学发展之路”。这种继承与总结是习副主席在此次博鳌论坛演讲的起点。在继承胡主席的基础上,习副主席进一步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理念。 展望未来:习副主席富有深意的创新理念 第一,中国应考虑完善过去的发展模式。“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表明中国可以参考国际经验,但国际经验不一定适应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和人民要求进行改善。“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表明即便是中国过去曾经走过的发展模式也应顺应时代潮流、和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及时作出调整。习副主席指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达9.8%,如此高速的增长已经载入人类史册,并成为中国辉煌的标志。但是短时间内高速增长的代价也是明显的。高速发展给环境和资源所带来的负担有可能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是中国过去发展之路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是中国未来发展所应该正视的新形势。习副主席这种对发展模式的论述表明了其正视“改变”的态度。“改变”并不是因为过去的方法不好,没有贡献。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已经证明了我们过去的道路走得很成功。“改变”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有可能发生变化。因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中国的发展之路必然会产生顺应形势的相应变化,这样才能继续保持发展。 现在的国际新形势是人类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发展为环境和有限资源带来了极大负担。因此必须在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和资源。由此,习副主席强调要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实行战略性调整。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习副主席指出,中国应采取绿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发展自身不能过度开掘可再生资源,不能掠夺使用不可再生资源。资源和环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或再生速度十分缓慢的资源,因而为资源和环境带来过重负担的发展不能被视为可持续发展。只有对环境友好,并节约使用有限资源,中国才能彻底摒弃粗放式发展方式,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在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值背后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近年来,各地纷纷开展钢铁、冶金、石化等重化项目。这些项目的上马随即带来汽车、住宅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热,各种泡沫频起。行业间的互带效应直接导致能源供应出现问题,电力、煤炭、石油等资源相继亮起红灯。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消耗的水泥占世界总量的50%、钢铁占34%,煤炭占31%、氧化铝占25%、电力占13%。如此高比例的能源消耗量却只产出世界4%的GDP总量。这种高投入、高浪费、高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制造社会民生问题,也使得经济虚热、环境报警。这种怪圈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环境、资源成本高昂的主要原因。习副主席认为这种增长方式必须进行转变。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做出以下调整。 首先,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习副主席指出,要大力发展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对此,中国已经做出了切实举措。中国从2007年开始主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关停大批污染严重的小火电、小煤矿、炼钢、水泥、造纸、化工和印染企业。2009年,中国继续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并承诺到2020年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到45%。这些实在的作为和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承诺展现了未来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和有计划的稳步行动。 其次,要大力发展科技创新机制。在习副主席对“科学发展”的诠释中,要破解发展难题,唯有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中国目前的发展难题就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但同时加重了环境和资源的负担。如何解决这个两难困境,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习副主席为未来的发展指出了一条“科技含量高”的道路。习副主席一再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单纯治理高污染,高浪费的企业,虽然能减少对环境污染的程度,但是某种程度上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速度。唯有推动创新科技发展,增加生产技术中的科技含量,才能既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同时又保障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从而在根本上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科技创新机制的促进下,中国才能建设习副主席所指出的“生态文明”家园。 再次,习副主席特别点明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要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高度重视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发展。中国人口基数大,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两次金融危机,特别是最近一次国际金融海啸更加明示了开拓、培育国内市场,和拉动内需的重要性。此次金融海啸对中国沿海开放城市,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冲击比较大。有着“世界工厂”称号的珠三角产业集群走的是“三来一补”,出口加工路线,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当金融海啸袭来,国外市场紧缩,供应链断裂,致使珠三角地区厂家订单骤然减少,因而导致其经济效益受损,甚至破产。这警示我们,只有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国内市场才能确保中国能够平稳应对国际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 第三,应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其工业化道路密切相关。健康的工业化道路必须处理好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习副主席在演讲中诚恳而客观地点出中国的当前国情: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正出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的部分城市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但整体上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习副主席一语中的地点出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也就是说发展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虽然发展不能以环境和掠夺资源为代价,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而遏制发展。习副主席认为中国要走两全的道路,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指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道路。 健康的工业化道路也要处理好建设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对此,习副主席指出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做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工作。这具体应分两方面进行。首先,应消除贫困,实现平衡发展。虽然这是习副主席对全亚洲国家提出的意见,但是这个意见也适用于中国现状。中国也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并存在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解决这部分人的温饱问题是发展的首要问题,不能出现发展速度快,人民生活水平上不去的现象。其次,大力培养人才,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习副主席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生存环境和生活水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创新人才的成批涌现。因而,培育人才是发展的应有之义。发展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的素质,深远看来发展的速度也会受到人才优质程度的影响。因而,习副主席十分强调要大力培育人才,健全各尽所能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使得由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同人的全面发展相辅相成。 第四,以人为本,深化全民环保教育。“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习副主席所倡导的发展模式的核心。发展兼顾环境和资源本身就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习副主席特别重视科教兴国战略,强调观念要从小习得,并在整个社会营造保护环境的观念。习副主席指出,我们要以极其认真负责的历史责任感对待环境与历史问题。要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就要将这种观念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这才是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深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此外,只有这观念深深植根整个社会,国人才能转变消费模式,逐渐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模式,从而实现生产与生活一致的价值观念。 第五,走高度务实的发展路线。习副主席强调中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上说到做到、知行合一。在演讲中,习副主席列举了中国过去在绿色发展上已经做出的成绩和努力。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关于一系列国际条约的最早签署国。中国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最早通过《21世纪议程》、最早制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还将能耗具体指标编进五年一度的规划,并已经做出相当成果。习副主席表示,虽然中国面临的发展任务严峻,但中国仍以最大决心和积极性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公共行动。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所做出的一系列承诺都会在国际各国的注视下按部就班完成。列举一系列成就和指标并非仅仅表示中国的决心,更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范。展现大国风范,不仅要表姿态,还要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习副主席的这种务实作风是贯穿演讲前后的。这不仅展现了他个人的特点,更预示着他的创新风格。实干与用事实说话不仅是他对待节能减排议题的看法,更是他对国家发展模式的整体态度。 综上所述,习近平副主席在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继承了胡锦涛主席的“发展模式顺应形势变化”和“科学发展观”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现了富有深意的创新思维。习副主席强调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应产生理念上的变革,要从重视发展速度转为重视发展质量,走绿色复兴之路。中国要彻底改变以往粗放的增长方式,从高增长、高浪费的方式转变为绿色环保、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发展模式。同时实现科教兴国,大力培育人才,提高全民在环境保护上的素质,全民营建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系统、全面、深刻论述创新发展模式。因此,习近平副主席的演讲可谓是中国的发展由重绝对值转向重质量、重环保、重素质的拐点,是开启中国新型发展之路的宣言。
Month: April 2010
天大研究院 2010-04-26 2010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以“携手推进亚洲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点击进入习近平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自2002年博鳌亚洲论坛创立时起,东道主中国通常都会在这一场合发表对世界和亚洲经济形势的看法,宣示中国的主张。 2010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以“携手推进亚洲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点击进入习近平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自2002年博鳌亚洲论坛创立时起,东道主中国通常都会在这一场合发表对世界和亚洲经济形势的看法,宣示中国的主张。习近平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动力的阐述反映了中国最高层面向未来的理念和举措,引起外界普遍关注。 中国和亚洲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习在演讲中指出,亚洲已“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为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的引擎作用”。而首先走出危机阴影,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和亚洲经济实际已经摆脱危机,开始进入下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但危机引起的国际环境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也使中国和亚洲区经济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2010年初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的趋势逐步得到肯定,一连串的国际性会议对世界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诸如贸易平衡、金融监管、低碳经济、国际债务进行了多边和双边协调,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各国在上述问题的认识和行动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这对经济的进一步复苏,特别是下一轮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影响。在华尔街式的金融创新失败后,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的动力和模式受到普遍关注。世界各国要求中国、美国、欧盟几大经济体对经济复苏和增长负起更大责任的呼声强烈。 在中国率先走出危机阴影的带动下,亚洲经济正处于新的活跃期,但同时,以加工业为主和过度依赖外贸的经济结构,也令亚洲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存在隐忧。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出现对外实行保护主义,对内重新发展某些传统产业的趋势,再加上国际资源价格始终在高位徘徊,都为亚洲和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 习近平特别指出,“亚洲要保持良性发展势头,继续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必须注重完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具有亚洲特色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一论断不仅阐明了区内经济面临的挑战,更对区内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和道路做出了判断。这符合中国通常认为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理念,而这一理念来自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思想。 继续坚持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在对国家和地区发展模式的阐述中,习近平特别引用了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对发展模式的论述。(点击进入胡锦涛2008年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胡锦涛着重指出,各国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合本国本地区的实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和“一成不变”的道路和模式。习近平在这里引用胡锦涛这一重要论点,除了重申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外,也可认为是对外界有关经济发展模式争论的一个郑重回应。 2009年下半年以来,国际上出现一股抨击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由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其发展模式受到普遍的关注和赞扬。但多少有些出乎外界预料的是,中国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刻意宣传本身的成功,向其他国家推广“中国模式”,而更多地强调了各国与地区之间的相互借鉴。普遍的分析认为,一是中国不愿意在此问题上被“捧杀”或“妒杀”;另一方面,中国最高领导已冷静认识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已融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就需要应对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一些问题是过去30年没有遇到过的。事实证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和对形势做出冷静判断是明智和正确的,这使中国赢得了尊重。外界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和判断通常并不准确,这或失之于对中国国情,特别是文化背景了解不深,或失之于过于强调自己的主观愿望。其实,中国自上而下早已形成一个共识,这就是必须走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具有自主、独特和与时俱进的品格。这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结论,而不会因为任何外部的压力和诱惑做出改变。 中国也无意就发展模式问题进行争论,强调一心一意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不会去否定其他模式,也不会输出自己的模式,并且特别不希望将发展模式问题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韬光养晦”策略的体现,也是“不争论”的国际版。 在发展模式问题上,习近平特别强调了,中国在坚持具有自身特色发展模式的过程中,要与时俱进,要符合时代潮流。他指出,为了适应“新世纪新阶段”的要求,中国已经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这已经成为丰富和发展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在演讲中,习以更加开放的口吻强调,“中国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是知行统一,说到做到的”。这一宣示不仅与本届年会的主题:“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高度吻合,而且凸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习近平使用“知行统一,说到做到”的用语,相信有一定的针对性。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后,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传媒质疑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个别国家甚至使用了“中国骑劫了会议”的攻击性语言,将哥本哈根会议“未能取得预期成果”的责任归罪于中国。习近平“知行统一,说到做到”的话不仅再次向世界宣示中国自主节能减排,履行国际义务的承诺,也暗含了对一些国家言行不一,在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中附加条件、刁难他国做法的批评,显示中国的承诺和决心是算数的,但同时也是自主的,用不着跟美欧的要求而起舞。 从2008年会到2010年会,从胡锦涛到习近平对中国发展模式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在模式选择上的理念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系统性,这对于外界观察中国经济的走向和政策取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毋庸讳言,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间,走这条道路经常会遇到国内来自左和右的干扰,那么在后危机时期,走这条道路将会更多地受到来自国际,特别是美欧方面的压力和围堵。美欧对一个在价值观和发展道路上有着重大区别的经济体,始终会抱有高度的戒心,不会放弃其遏制战略。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交错的复杂背景下,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就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问题进行论述,强调中国仍将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正处于发展中的亚洲国家也具有启发和鼓舞的作用。 绿色动力推动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重要的官方文件中,较少使用绿色发展这一用语。因为在当今世界“绿色发展”、“绿色经济”包含了太多的含义,甚至相当政治化的解读。习近平的演讲题目,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并列,一方面,显示出中共高层在这一问题上取态相当开放,以方便各与会国家和地区的理解;另一方面,可能也包含了中国对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深入思考,即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标志,而且应该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和动力。 习近平在肯定中国30年来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坦承“环境和资源对发展的瓶颈制约也日益突出”。 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国力显著增强。但改革与发展的代价和教训也是明显的,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增长方式粗放,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资源消耗过大,这与加工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较低有关;二是对环境和资源的损害较大。经过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原有发展模式的局限甚至弊病日益突出。利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机遇,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成为保持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又好又快”发展最重要的选择。 一般来讲,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会提高经济增长的成本,降低增长的速度。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既保护资源和环境,又能有效解决增长和就业问题,尤为困难。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是能否将发展的约束力转化为发展的动力,能否使发展动力的主体与享受发展成果的主体相统一。许多国家的发展模式并不成功,或者是因为没有持续发展的动力,或者是作为改革主体的人民,没有从改革中获得实惠,改革的热情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各种社会矛盾难以调和。 习近平在演讲中对此做出了框架性的阐述,提出通过六个方面的努力,做到以“绿色发展”为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概括来讲就是,在结构调整和产业改造中贯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原则;通过科技支撑、自主创新实现将约束力向发展动力的转化,破解发展难题;在对外关系上,开放合作,和平共赢;在社会发展与改革中,达到以人为本,富裕和谐,不断为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010-04-20 Mr. Yun Xiaosu (the 6th from left), Deputy Minister of Land and Resources; Mr. Zhang Junsai (the 5th from left), Chinese ambassador to...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贡钦 2010-04-13 2010年春节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表了2010/11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新预算案用减薪俸税、免差饷、增综援、公屋免租等十招纾困措施,向香港市民“派糖”。刚派过或收过春节“利是”的香港人,又沉浸在瓜分这200亿元“大蛋糕”的亦喜亦忧之中,计算着谁分多些谁分少点,虽不能皆大欢喜,但有好过无。多数市民的关注点是,我能在新预算中分得多少实惠,而不管这是政府多赚来的钱,还是借来的钱。 2010年春节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表了2010/11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 新预算案用减薪俸税、免差饷、增综援、公屋免租等十招纾困措施,向香港市民“派糖”。刚派过或收过春节“利是”的香港人,又沉浸在瓜分这200亿元“大蛋糕”的亦喜亦忧之中,计算着谁分多些谁分少点,虽不能皆大欢喜,但有好过无。多数市民的关注点是,我能在新预算中分得多少实惠,而不管这是政府多赚来的钱,还是借来的钱。 可以预计,新预算案由于较多照顾到中低层市民的眼前利益,能够在立法会中获得通过,几乎没有议员敢为此得罪民众。然而,这是一份违反基本法的财政预算案。 新预算案违反基本法的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7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 这一法条从字面上可理解为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特区政府的财政预算的准则是量入为出,也就是以收定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搞赤字财政。第二层意思是:政府开支的增加幅度不应超过同期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的幅度。这两层意思是回归前港英政府卓有成效的理财原则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回归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保持繁荣稳定的重要保证。 新预算案在“派糖”200亿元的同时,做出了252亿元赤字的财政预算,“寅吃卯粮”。这表明,新预算案违反了“量入为出为原则”和“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的基本法条文。 新预算案中制订2010/11财政年度的政府总开支为3172亿元,比上年度增加8.9%,而香港2009年GDP比上年下降了2.7%,虽然香港政府预计2010年GDP增幅为4-5%,在经济发展下降之时,政府总开支大增,“打肿脸充胖子”。新预算案明显违背了基本法规定的政府支出“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的条文。 事实表明,香港特区政府的新财政预算案是赤字预算,明显违反了基本法第107条的规定。几年前,现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公开说:“我认为应该在下年度继续采取赤字预算,以确保经济稳固复苏。” 令人费解的是,当香港政府违法施政之时,香港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视而不见;香港的民主派和建制派也无动于衷;北京的中央政府更没有任何反应。大家都没把基本法第107条当回事。 13年财政预算案中10年是赤字预算 1997年回归后的13个财政年度里,至少10个财政预算案是赤字财政预算,累计财赤2845亿港元。因此,构成违反基本法第107条规定的具体事实如下: 1999/00年度365亿元赤字,2000/01年度62亿元赤字,2001/02年度30亿元赤字,2002/03年度452亿元赤字,2003/04年度679亿元赤字,2004/05年度426亿元赤字,2005/06年度105亿元赤字,2008/09年度75亿元赤字,2009/10年度399亿元赤字,2010/11年度252亿元赤字。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基本法在香港实施后的13年里,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预算基本上是赤字财政预算。香港政府高官的辩解是:“短期出现财政赤字并不违反《基本法》。从宏观的经济角度而言,在中期内维持平衡预算,是一项审慎而合理的要求。反之,如要求我们每一财政年度均必须达致收支平衡,则未免僵化而有悖常理。” 香港特区政府在13个财政年度里的政府财政预算案竟有10个是赤字预算,赤字预算占77%的重大比重。如果这些都不构成违反《基本法》第107条的事实,如果这些违法施政的行为都得不到纠正和惩戒,那只能是拿《基本法》为摆设的贡品或照人不照己的手电筒,这是对香港法制的极大反讽。 负责任的政府慎用赤字预算 赤字财政是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凯恩斯认为,当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应该扩大财政赤字以刺激经济增长。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中,美国依照凯恩斯的赤字财政理论,成功实现经济复苏并迅速崛起。 赤字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运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项短期政策。在短期内,经济若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财政赤字可扩大总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经济回升。 然而,赤字财政并非包治百病的良药。刺激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有可能是用进一步加深未来的生产过剩的办法来暂时减轻当前的生产过剩。刺激消费,有可能诱发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债务负担,有可能引发财政危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田明 2010-04-13 最近, 香港电视圈热闹非常, 发生在两家免费电视台 “无线电视” 及 “亚视电视”的新闻, 比任何一出电视肥皂剧更吸引港人的目光。这边厢长期积弱的亚洲电视出现了一位 “红色”准大股东 —- 全国政协委员王征。 长袖善舞的王征更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 拉来五大国企包括中国人寿、招商银行、中国海外建设、以及北京银行为亚视 “站台”, 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一时间, 香港人不但看傻了眼, 更对王征这位新一代 “红色资本家”入股亚视另眼相看。 最近, 香港电视圈热闹非常, 发生在两家免费电视台 “无线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