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印之间的摩擦显著增加，媒体上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在同时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间关系的新发展格外引人注目。对中国来说，在逐渐熟悉和适应了与作为现有世界秩序主导者的发达的西方大国打交道的规则之后，如何处理与未来世界的主要玩家之一，同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新兴大国的印度的关系，将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也将关乎中国的未来。
近年来，随着印度的崛起，人们对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新兴大国日益关注，兴趣日增，对中印关系重要性的认知也有所深化。但总的来说，与现实相比，我们对印度的了解还相对滞后，对印度的崛起及其影响，对中印关系的意义及其面临的新挑战，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在实际应对上，也缺乏新的思路和对策。本文旨在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和粗浅的认识。
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基础与潜质
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并且正在成为国际新秩序中新的权力中心和主要玩家之一。
首先，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有11.66亿人，其中中产阶级即达3亿，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这一人口规模本身就决定了印度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国。而且，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印度的人口相对年轻，这意味着印度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同时承担更少的养老等社会负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红利。从发展的角度看，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9 年12月15日公布的报告，按照中印两国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印度人口到2025年将超过中国，居世界第一位。尽管对其复杂的影响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现在也很难完全说得清楚，但对渴望成为世界大国的印度来说，这一前景无疑将强化其意志，增强其信心。
其次，印度是一个正在迅速成长的经济大国，2008年的GDP达到1.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12位，而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则为3.39万亿美元，为世界第四。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印度经济已经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除1992年和2001年外，印度经济增长率均高于5%，其中2003财年甚至高达8.3%。在IT领域，软件出口更以30%的年增长率上升，印度IT业面向海外市场的外包合同也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在所有新兴大国中，其出色表现仅次于中国。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经济玩家。
在本轮世界金融危机中，印度经济也表现出很强的抗危机能力，展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美国《商业周刊》去年年底评论说，印度2009年第三季度7.9%的经济增长率已经生动地说明了印度形象的改变，从一个满是大象、耍蛇人的国家变为一个“IT业发电站”和崛起的经济大国。不无争议但也不容忽视的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尽管印度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小得多，发展速度也低于中国，但其经济效率却比中国高，也更具有可持续性。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印度经济增速最快有望在四年后超过中国。而就总体实力来说，根据高盛公司的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印度就将成为继中国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第三，迅速增长的军事实力。印度的军事力量很难准确评估，但以下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其一，军兵种齐全，军队规模居世界前列。目前，印度包括陆海空军及其他部队在内，总兵力达137万人，居世界第三位。印度自称其军事实力“陆军世界第三，空军世界第五，海军世界第六。” 印度还宣布组建空军航空航天司令部，统一管理军方所有天基平台，包括航天发射基地、各种通信、侦察、监视卫星等。
其二，军事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在空军方面，除了已经装备的包括苏-30型战斗机和去年5月接受的第一架空中预警机（它使印度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空中预警机的国家）在内的各式先进战机外，印度还在积极寻求与其他大国合作开发下一代战机。2007年11月，俄印两国政府达成了初步协议，双方将共同研发新一代战斗机，并为两国空军生产各250架第5代战斗机。在海军方面，去年7月26日，印度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预计到今年年底，印度自主研制的4万吨级航母也将下水。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俄罗斯和英国制造过4万吨级以上的航母。
印度还有一支攻击力极强的战略核力量，尤其是导弹部队更是发展迅速。印度已经成功试射了3500公里射程的“烈火-III”， 研制了一种由潜艇发射的超音速导弹，是“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的改进型。迄今只有美、法、俄这样的发达国家具有这一能力。据悉，目前正在研制一种射程达1万公里的“舒尔亚”洲际弹道导弹。印度还成功试射了地对空拦截导弹，有专家甚至声称，印度的导弹拦截系统可能已经超过了美国的“爱国者-3”型导弹防御系统。新年伊始的1月3日，印度军方最高科研机构“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负责人高调宣布今后将加快发展反卫星武器，保卫印度太空安全。他还表示，这将是印度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组成部分，该计划将于2014年达到“总体上成熟的水平”。另据美国《防务新闻》2010年1月5日报道，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一名科学家近日宣布，将于今年3月发射的高分辨率间谍卫星，其分辨率将仅次于美国的快鸟卫星（Quikbird）而居世界第二位。在印度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其国际合作水平较高，除了俄罗斯和以色列这些传统的合作者之外，其与美国的合作也在迅速加强。去年7月20日，印度与美国签署了《终端用户监督协议》，印度从此可以向美国购买高技术武器，包括最先进的导弹、战机和战舰等。
其三，完整并迅速发展的国防工业体系，包括39个大型国防企业以及8个科研机构，有能力自行研制生产多种现代化兵器——从普通弹药和射击武器到中程弹道导弹和核弹。
印度目前还算不上一个军事大国，但其成为军事大国的决心和潜力，以及建设军事大国的速度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小视的。据报道，印度已经计划未来5年内斥资1500亿美元升级其现有的军事能力，对其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从上面已经提到的种种举措来看，这一计划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去年年底，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发表专题报告，称印度正在从一个地区性军事大国转变为全球性军事强国。有分析家更指出，照这样发展下去，印度或许在20年内将成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第四，日益提高的战略地位。从传统的地缘战略角度看，印度就一直是欧亚大陆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无论是对麦金德的内新月地带而言，还是在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中，其半陆半海的地理位置加之其巨大的人口和自然资源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当代地缘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则将印度看作是欧亚大陆5大地缘战略棋手之一。
进入21世纪，由于印度洋的战略意义不断上升，印度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印度洋的崛起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从海权的角度看，印度洋掌握着“锁住世界的五把钥匙”中的三把（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好望角），是全球海洋霸权的关键。当年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此。更重要的是，印度洋在21世纪的大国博弈中，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印度洋已经成为世界能源和贸易的主要国际航道，占据了世界集装箱运输量的整整一半，同时，70%的石油产品从中东运往太平洋地区时需要经过印度洋。而随着亚洲的崛起，印度洋的这一地位还将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作为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枢纽的中亚的出海通道，印度洋的战略地位也日趋重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中亚问题专家弗雷德里克?斯塔尔在2008年一次会议上说，印度洋的入口“将会决定未来中亚的政治格局”，而中亚的政治格局则将影响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格局。因此，印度洋被看作是21世纪世界斗争的焦点。
作为本地区最重要的大国，印度一直将印度洋看作自己的内湖，宣称“印度洋是印度的印度洋”，并通过大力加强自己在印度洋的地位来提升自己的全球战略地位。为此，印度正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着力打造一个印度洋防务体系，以增强对印度洋地区的控制。印度已经在从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到马达加斯加等许多国家建立了监听站等军事设施。印度洋上一些本不受重视的小岛也已纷纷被列入战略视野。同时，印度还试图建立某种战略协作体系，打造所谓印度洋上的小北约。
第五，强大的软实力。根据约瑟夫?奈的定义，软实力的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拥有使其他国家感到魅力的文化资源，二是拥有使人向往的国家政治价值观，三是能获得尊敬的外交政策。印度与中国一样，是世界五大古文明中硕果仅
存的两个之一，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持久而广泛。林语堂说，从历史上看，“印度在宗教和想象文学方面是中国的老师，在三角学、二次方程式、语法、语言学、《一千零一夜》、动物寓言、象棋以及哲学方面是世界的老师。” 爱因斯坦在谈到印度在科学特别是数学方面的贡献时说：“我们应该感谢印度人，是他们教会了我们如何计算，如果没有这一点，任何重要的发明都将不可能。”
从地域上说，印度文化不仅是南亚地区的主导性文化，而且在东南亚、中亚，乃至非洲的东海岸都有重大的影响，还通过佛教的传播深刻地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就当代的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而言，以宝莱坞为代表的印度电影，以及瑜伽、咖喱、肥皂剧、音乐、舞蹈等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民众的喜爱。而印度政府也在不失时机，不遗余力地积极扩大印度文化的海外影响。目前，印度已在21个国家设立了24个文化中心,具体工作包括加强印度电影在国际上的推介,向外国居民传授印度音乐、舞蹈和印地语,培训当地教师等。此外,印度还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法国首都巴黎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再建16个海外文化中心,以进一步推广印度文化,提升印度的“软实力”。
尽管还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印度的政治制度一直在稳定地运转。考虑到印度极其复杂的国情，如数以十亿计且多为贫穷的文盲人口，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政党（2004年议会选举时，有753个政党参选）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论人们对此如何评价，客观事实是，它使印度能更容易博得西方国家的认同，有利于印度与西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保持友好关系，进而提升国际地位。 印度的全球外交战略也是颇有特色和成效的。除了下面将专门论述的大国外交外，印度还积极推动不结盟运动并成为这一运动乃至第三世界的领袖，同时，印度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非常活跃，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组织比率最高的国家。这也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影响力。此外，人数众多且成就突出的海外印度人也是印度非常突出的软实力。总之，可以说，印度不仅是一个软实力大国，而且正在成为一个软实力的超级大国。
印度与各大国关系良好地位有利
第六，印度在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中居于十分独特的有利地位。除中国外，印度与其他所有主要大国均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甚至具有发展战略同盟关系的潜在可能性。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这些大国在警惕和防范中国的同时，在外交上竞相拉拢和讨好印度。奥巴马强调，美印关系是21世纪“决定性的关系”之一，美国政府把印度看作关键伙伴，他将扩展双边合作视为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出于制衡中国的考虑，美国公开表示，要帮助印度成为一个大国。希拉里国务卿去年7月访印时，则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印度不仅是一个地区大国，而且是一个全球大国。”与中美关系不同，印美关系具有更深厚的基础。正如扎卡里亚所言，“从一些层面上看，美国和印度之间建立这样的关系已经是大势所趋。无论两国政府是否签署新的条约，两个社会现在正越来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它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彼此熟悉的世界观和日益加深的感情，这些纽带把双方的商人、非政府活动家和作家凝聚在一起。” 此外，尽管印度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不满意，也不愿意接受美国的霸权，但相对来说，印度比中国更适应这一体系。这一切使印度在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处于比中国更加有利的地位。在此，一个十分吊诡的事实是，中国越强大，印度在美国战略天平上的砝码就越重。
印度与日本的关系十分微妙，虽然两国主张联合制衡中国的势力目前都还不是主流，但从统计数字上就可以看出印日关系的不断深化，也不难体会这其中隐含的战略意味。有评论甚至认为，印度与日本正在发展类似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双方战略关系正式启动的标志是1997年日本外相池田行彦对印度的访问，2000年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对日本的访问强化了这一关系。
根据日本外务省的统计，在2000年到2008年间，日本对印度进行的高层访问次数达到了25次，印度对日本进行的高层访问次数也有22次，而同期日本对中国的高层访问次数则只有7次。2003年开始，印度超过中国成为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最大受援国，而2008-2009年度，日本对印度的投资达8090亿日元，超过对华投资的6790亿日元。与此同时，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也在不断加强。2005年，在小泉纯一郎访问印度期间，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08年10月，印度与日本发表了《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印度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第二个与日本发表这样声明的国家。
作为对这一声明的具体化，在去年12月底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访印期间与印度总理辛格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提出了两国推进安保合作的“行动计划”。按照计划，两国将每年定期召开外交和防务部门的副部长级对话，亦即2＋2模式的安全对话。除了美国之外，印度是日本第二个与之签署此类协议的国家。声明还宣布两国将为确保印度洋海上运输路线的安全而进行“海上安全保障对话”。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访问中，鸠山还表示日本将考虑向印度出售核技术。在具体问题上，双方的合作也值得关注。比如印日的海上情报合作及多国海军演习，它为印度在东北亚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前沿存在，创造了一股针对中国的抗衡力量。
至于印俄关系，更是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冷战时期双方就结成了某种战略同盟关系。冷战结束后，印俄关系有所下降，但在普京执政期间，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两国不仅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而且还建立了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普京将印度称为“俄罗斯提高影响力的支撑点”。梅德韦杰夫继承了普京的对印政策，将发展与印度的关系作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在所谓中俄印三角关系中，俄印关系显然比俄中关系和中印关系更为密切。
第七，印度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意志和战略。长期以来，印度就把“立足南亚，控制印度洋，争当世界一等强国”视为国家战略目标，但受自身实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印度的注意力更多地局限在南亚地区。随着印度的崛起，其世界大国目标也日益清晰，对外政策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对此，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科恩评论道：“印度发现自己的眼光不同了——不再是过分地关注国内事务，也不再是时刻盯着巴基斯坦，而是走向了全球。”印度的大国情结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是印度民族自豪感的反映，表现出特有的执着、耐心和自信。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对此做了最经典的诠释。他在《印度的发现》中写道：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这一教诲至今仍为印度的各界精英们奉为圭臬。此外，正如扎卡利亚所说的，当年英国人以印度为中心统治其庞大的殖民帝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对今天的印度仍有强大的诱惑和示范效应。“因为当年的英国从新德里向大英帝国的许多地方发号施令。……对于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玩弄的大国游戏，印度耳闻目睹并且心领神会。” 在“让21世纪成为印度世纪”的口号下，印度的国家实力与大国雄心都在迅速增长。
综上所述，从内部和外部条件，物质基础和精神意志等各个方面来看，印度都已具备了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现实基础和潜质。印度这个新兴大国开始以世界大国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印度成为中国外交的新课题
如何评估印度的崛起及其影响？如何面对和应对这样一个印度？这将是未来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
首先，对中国而言，印度的崛起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承认印度是一个大国，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我国外交“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第三世界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基本原则框架中，印度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同时兼有邻国、大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三重属性，并且在多边舞台上日益重要的国家。特别是随着周边因素在中国外交中重要性和优先性的上升，印度这个崛起的大国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将不断提高，在中国外交日程上的优先性也将大幅提升。对此，我们是否做好了现实和心理上的准备呢？
实际上，作为两个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40%，亚洲总人口的2/3的国家，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中印关系不仅具有双边意义，也必然具有全球意义。近年来，双方关系的领域也空前扩展，特别是双边贸易增长迅速，近5年年均增长30%以上，2008年达517亿美元，同比增长35%。目前，中国已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而印度也已成为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和投资的重要市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把两国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展望未来，在中国西部大开发和大发展的背景下，中印之间的经济关系必将有更大的发展。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主要的新兴大国，中印两国的同时崛起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必将深刻影响21世纪的国际关系格局。这一切表明，我们需要在新的背景下，从全球视角重新审视和定位中印关系。
其次，中印关系不仅日益重要，而且日趋复杂。如上所述，因为印度在中印关系中的多重身份，中国需要同时在周边关系、大国关系和发展中国家间关系以及多边舞台这四个不同层面上处理好与印度的这些性质各异的关系。从双方关系的走势上看，一方面双方的共同利益在不断增加，多方面的合作也在增强，但另一方面，双方关系中竞争的一面也日益凸显，摩擦和冲突的范围越来越大，爆发点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两国间龃龉不断，摩擦频发，涌动着一股不安的暗流，互不信任度已增长到了值得警惕的水平。目前，两国的合作与冲突都在发展，两者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此外，中印两个超大规模的新兴大国同时崛起本身就是国际关系中史无前例的现象，而在此过程中，两国间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传统的地缘政治矛盾，以及新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冲突等种种问题也都交织在一起，更使问题变得格外错综复杂。
第三，印度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挑战者的挑战者，中印关系的挑战不同于以往任何其他双边关系的挑战， 这是中国外交面临的全新课题。作为新的挑战
者，印度与中国近代以来遇到的任何一个挑战者都不同。从人口规模来说，印度与中国大致属于一个数量级，这使中国丧失了人口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且从长远来看，甚至可能在历史上第一次面对一个人口数量多于自己的国家，这种影响不仅是实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从文明的角度说，印度文明与中国一样古老，并且都是不逊于西方文明的独立文明。实事求是地说，印度还是近代以前唯一一个中国试图理解和学习的国家。这使中国在印度面前不像在其他大国面前那样有某种内心深处的文明优越感；从历史道义来说，中印两国都是曾深受西方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作为英帝国的殖民地，印度所受的压迫和屈辱更甚。这意味着，在印度面前，中国也不再有其在西方面前的那种历史道义上的优越感；就国际关系的现实而言，印度和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这使两国具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在争夺第三世界的影响力方面，中国也不再具有天然的优势；最后，从双方关系的态势上看，在近现代以来的复兴之路上，中国将第一次面对一个从后面追赶自己的对手，而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习惯处于追赶者的位置，而不是被追赶者的位置。这也将对我们的心理产生重大影响。
在对外政策方面，印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对任何国家而言，与印度打交道都是十分棘手的。以美国为例，即使在双方互有需要，有众多的利益交汇点，甚至互为潜在盟友，双边关系发展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印度也常常令美国人感到头痛。《纽约时报》新德里分社前社长芭芭拉?克罗塞特在《外交政策》2010年1-2号上发文指出，在全球治理方面，最让人头痛的往往是印度。在从气候变化、多边贸易到核军控等方面，印度时常只说不。当涉及印度认为是其核心利益的问题时，印度会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怕开罪任何国家，也不怕拒绝任何国际合作，而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却往往束手无策。印度在开发和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及其成功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对中国来说，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由于历史成见和总体实力及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我们很容易低估印度对中国的挑战，甚至对其不屑一顾。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因为印度的挑战主要不在于它是一种优势的和现实的力量，而在于它是一种难以解脱的、长期的纠缠。从军事和经济上说，印度也许不足以威胁中国，但在政治和战略上，印度却难以对付，会长期困扰中国，形成无法摆脱的战略牵制。说得通俗一点，印度是一个也许在军事上容易战胜，但在政治和外交上却十分难缠的国家。正如新任印度驻华大使贾辛格博士（前印度驻新加坡高级专员）去年在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说的，印度虽然不能发展得比中国更强，但如果要和中国过不去的话，中国也会够受的。在对外交往中，中国是耐心而自信的，但印度似乎更有耐心也更加自信。
印度的国内政治也十分独特。由于民族、文化和语言等的多样性，印度政治呈现出十分多元化的特点，并且日益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全国性政党普遍衰落。自从20世纪70年代国大党式微以来，再也没有一个政党的触角能遍及全国。近20年来，国大党和人民党两大党都没有赢得过半数席位。在2004年的选举中，两党的联合得票率还未过半（49%）。而随着印度政治势力的多极化和国大党地位的削弱，已有一些地方政党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事实上，过去30年来，每一届政府都是一个政党联盟，由共同点甚少的地区性政党组成。在印度的所有28个邦中，绝大多数选民都投票支持所在地区的主要政党，而不会把票投给所谓的全国性政党。 这一大批不断上升的地区性及以社会阶层为基础的党派，它们甚至不屑于装着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在此情况下，所谓执政党也不过是执政联盟中地位完全平等的第一大党而已。其二，虽然联邦一词并没有出现在宪法中，但印度事实上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在此政治结构下，各邦与中央政府的权力之争日趋激烈，各邦与中央及邦内部的离心倾向日益严重，形势越来越复杂。去年12月中旬，印度政府宣布特伦甘纳地区从安得拉邦分离出来，成立第29个邦，此后不久，提出分邦要求的邦就达到了16个。美联社12月17日称，印度现有行政版图正走向分崩离析。这种日益多元化趋势也对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结果是各邦在对外政策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些邦现在已经具备影响印度外交政策的能力。今年1月10日，《印度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称，印控克什米尔地方政府官员、印度内政部以及军方最近在克什米尔东部召开了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在过去20-25年里，我们失去了数量可观的土地，”因而要求政府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这是地方政府影响对外政策的又一表现。因此，在这样一个开放性的国家里，面对如此众多对国家利益的不同解读，要想形成一种决定性的战略是极为困难的。这容易导致印度对外政策的不稳定，甚至导致其被极端势力劫持。此外，印度国内政治还具有多变的特点。有时候，在谈判过程中，印度国内的政治环境会突然改变，其结果是中断谈判或撤走谈判的关键人士。而这一特点将随着上述因素的发展进一步强化。这对中印关系也是一个新的考验。
第四，印度国内政治正经历着新的调整和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交官与国防精英影响力的消长变化。印度独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尼赫鲁时期，在印度政府的决策体制中，军队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有学者甚至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国像印度一样，在制定政策时会忽略军队的意见。”② 但是，过去20年来，军队对决策的影响一直在扩大。特别是近年来，一方面由于印度政府对军队维护统治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也出于追求大国地位的需要，军方的影响大大增强。而随着印度国防现代化计划的推进，这种影响还将进一步扩大。与此相反，由于国防精英和新兴社会力量的发展，以及外交本身的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外交官的地位却在下降，对决策的影响力减弱。同时，在新的形势下，外交精英集团本身也在分化，一部分人与国防精英合流，转趋强硬，而坚持传统温和路线一派的影响则更趋减弱。
二是媒体对中印关系影响的增强。作为一个开放社会，印度媒体一直非常活跃并且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传统上媒体介入中印关系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这一领域是相对封闭的。据《印度斯坦时报》外国事务编辑乔杜里（Pramit Chaudhuri）回忆，一位前外交秘书（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和他交谈时对印度与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毫无讳忌，而问到中国时，该外交秘书却说：“我们不和媒体讨论这部分外交政策”。 但近年来印度的社会舆论开始进入中印关系领域，媒体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开始增强。不幸的是，这种影响常常是负面的。我们看到，印度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从大约两三年前开始变得激烈和充满民族主义情绪，到去年夏天达到一个高潮，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中国入侵”的报道。这种不负责任的恶意渲染反过来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媒体和公众的情绪。这对中印关系是严重的戕害，值得关注和警惕。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印两国的迅速崛起和国际影响的扩大，中印两国和中印关系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也就是说，国际媒体也开始成为影响中印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五，值得重视和警惕的第三方因素。在中印的战略关系中还必须考虑其他的变数，特别是第三方因素的影响。自1962年以来，中国在没有第三方强力干预的情况下在双边关系层面上有效地控制了局面，对印战略是比较成功的。但这不能保证其未来也一定同样成功。因为我们无法保证这一前提仍然存在。在未来的中印关系中，如果美国介入，便会增加新的变数。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作为一个前所未遇的对手，印度的挑战是全新的，是一种多重的挑战，需要新的思路和多重的应对方式。
中印关系和中国对印战略的重新审视与调整
首先，我们应该正视印度的崛起和中印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的现实，看到双方关系中和平与合作的积极一面，也不回避已经存在和正在出现的种种问题，更不能把头埋在成见和偏见的沙子里，自欺欺人。
谈到中印关系，我们往往习惯以总体友好，局部摩擦，或主旋律是友好的，但也存在不友好的变调和杂音等说法来概括。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作为官方表态，更无可厚非。但如果满足于此，看不到这些美好字眼下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分歧，特别是双方关系正在发生的深刻新变化，则是简单和片面的，也是不负责任和危险的。因为这很容易掩盖双方关系中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分歧，导致盲目的乐观和自信。
中印关系日益突出的三个难解之结
应该承认，中印关系正在进入摩擦频发的多事之秋。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三个日益突出的难解之结。一是“瑜亮情结”。从地缘政治和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中印两个同时崛起的巨邻具有某种“天然的”竞争倾向和防范心理并不奇怪，也是难以避免的。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两国在许多方面都十分相似，而这种相似性往往导致互相较劲。特别是对印度来说，一方面在崛起的过程中日益自信，但另一方面由于在与中国的竞争中一直处于下风，又产生了某种挫折感，这种日益强烈的心理表现在对华关系上，就是过于敏感，容易冲动，又不愿意妥协。二是历史心结。所谓历史心结实际上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领土纠纷，这是人们都非常熟悉的，随着两国的崛起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这个问题将更加敏感，妥协的余地也将越来越小。另一个则是历史记忆，中印之间最近和最深刻的历史记忆就是1962年的边界战争。作为胜利者，这场战争在中国几乎已经被遗忘，但作为战败者，它在印度人心中留下的历史阴影却是难以抹去的。印度的教科书从小学就开始讲中印边界问题，而媒体则将那场失败像国耻一样渲染。这一心结的放大效应往往使中印之间的现实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三是现实的纠结。两个迅速崛起的大国的利益扩展所带来的利益重叠与战略冲突是这一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和两大文明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区域和领域往往彼此重叠，而中国的西进与印度的东看意味着双方分别更深地卷入对方的重大利益圈和影响圈，未来的摩擦自然会多起来。目前双方在缅甸、阿富汗和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已经拉开了序幕并将继续下去。此外，随着中印两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利益的拓展，两国在其他地区的竞争和摩擦也将日益增多。比如在非洲和南美围绕能源问题的竞争。
印度方面对这一现实是有清醒认识的。虽然辛格总理在中印两国共同声明中称“中国不对印度构成威胁”，但从官方到民间，印度对中国的防范之心日甚一日，这并不是什么秘密。2008年8月1日，在由总理辛格主持，有外交部长克里希纳、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和曾任印度驻中国大使的新任外交秘书拉奥琪参加的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显然视印度为国际事务上的竞争对手，而且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印度。会议的结论是，尽管中国不是印度的短期威胁，但印度仍必须采取行动，谨慎防范中国带来的长期威胁。去年10月20日，辛格总理在指挥官联席会议上再次特别强调了警惕中国的必要性。去年12月26日，《印度时报》发表巴格姬题为“印度如何在新游戏中博弈”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或许是印度在世界上所面临的最大乃至唯一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不仅限于两国边境纠纷。文章还指出，在更深的层面上，双方在战略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必将导致摩擦发生。事实上，印度方面也确实在采取种种防范中国的举措。比如以增派军队、建设前沿机场、调集空军战机等方式强化对边界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同时，一些政治人物也造访双方争议区的敏感地点，“宣示”主权，企图增加在未来的边界谈判中的筹码。印度媒体的鼓噪和渲染不过是这一现实的反映罢了。
第三方的评论对中印关系也不乐观。实际上，西方媒体早就在谈论中印之间的“冷战”了。2003年5月，美国《联线》杂志就曾刊文称中印进入了新冷战，并且认为这“填补了美苏留下的空白”。去年11月12日，英国《泰晤士报》的文章再次渲染中印之间所谓的冷战。这些说法难免带有西方的偏见，甚或还有某种不怀好意的挑拨意味，不可轻信。但是，它们提出的问题却是不可回避的。对于当前处于关键和敏感时期的中印关系来说，提出和正视问题总比掩盖和回避问题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反观中国，我们似乎仍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之中，对中印关系过于自信和乐观，而对正在出现的问题和形势的变化认识不足。正如凤凰卫视有评论员指出的，在官方，我们总是听到近乎千篇一律的说法：当前中印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的高层互访和接触频繁，经贸合作继续发展，在文化、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进展顺利，在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与配合等等。谈到近期两国总理的会晤，政府发言人强调，双方已经达成多项共识，将共同努力推进中印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这是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也是两国人民的共识。当然，政府的公开表态自然有其官样文章的一面，这一点举世皆然，不足为怪。问题在于如何防止其对实际政策和公众的误导。因为我们看到，即使在民间和学界，人们也往往至多只谈论某些具体问题（如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而很少正面探讨印度对中国潜在的挑战以及双方潜在的战略性冲突，好像其根本不存在一样。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讨论和辩论的问题。这不是一种正确和正常的态度，反而是危险的。因为，如果缺乏正确、完整、透明和准确的信息，就会给舆论和媒体，甚或是专家带来误解和误导，使中国公众对今后潜在的更多摩擦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一旦出现问题，反弹反而更大，而这反过来又会给政府的决策造成更大的压力。去年底环球网搞了中印网友大辩论，据说中国网友大败而归。因为印度网友说得很坦率，中印就是对手，而且，对于中国为什么是印度的挑战，他们也说得有根有据，而中国网友却躲躲闪闪，只会空洞地说些中印友好的大道理，甚至在对方咄咄逼人的追问下无言以对。未来他们会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呢？当然，如谭中先生所言，这里也反映了中印两大文化的差异，即中国致力于“求同”，而印度则提倡“存异”。但无论如何，中国与印度及世界其他国家国间的这种巨大反差，都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中国不应陶醉于泛泛友好之谈
本文无意渲染印度威胁和中印冲突，而只是希望强调这样两点：一方面，我们切不可过于陶醉在总体友好的泛泛之论中而忽视了严峻的现实，但另一方面，也不必夸大问题，更不能鼓吹对抗。对于印度的对华心态也是这样，一方面要看到其挑战，另一方面也不必过于敏感。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看到一个巨邻发展速度更快，一天天强大，有某种危机意识甚至恐惧感，也是很正常的，不一定都要戴上“中国威胁论”的帽子。概言之，我们应理解印度合理的安全关切，同时警惕其长远的挑战，特别是防止某些极端势力借题发挥，挑起事端。在实践层面上，中印需要在友好口号和敌视的喧嚣之间寻找更广阔的“正常化”空间，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合作不忘竞争，竞争不伤合作。就此而言，印度学者苏吉特?曼辛格(Surjit Mansingh)十几年前的见解仍不失其现实意义。他认为，中印关系的“正常化”就是：最高政治层级的互访；恰当的各层级官员之间经常性的交流；商业和经济合作的开放和机会、合资开办企业、包括边界贸易在内的国家间整体贸易；学术界、文化界和知识界的非对抗性对话；确定边界联合工作小组的制度化机制，以制定信任建立措施；划定两国边界的实际控制线，不对各自对争议地段的领土要求持偏见，以保持边界的和平与安宁；既不暗示中印战略视角的分歧突然弥合，也不暗示两国贸易和其他经济交易能够与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相比；在敌对与合作两个极端之间有足够的空间，以便两国培植国家间“正常的”关系，以适应各自对国家利益、国内国际环境各种变量的认知。
其次，构建全球新格局中的中国对印大战略。几年前，印度学者苏巴什?卡毗拉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印度需要一个对华大战略”。实际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同样需要一个对印大战略”。这个大战略要建立在长远的眼光、全球视野和客观理性的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三足鼎立，文化和文明上上三元并存的，史无前例的世界格局。就前者而言，根据高盛公司和许多分析家的预测，如果目前的发展趋势不出现重大的变化，到本世纪中期，世界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和强国将会是中国、印度和美国，从而形成一个三极世界格局，或者如国立新加坡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所说的“形成一个地缘政治的稳定三角”。 在这个三角中，中印关系是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一条边。
就后者而言，我们应该超越传统的东西方二元论的文化和文明观，放眼展望三分天下的文明形态，即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西方（以美欧为代表的大西洋）和南方（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三大文明交相辉映的前景。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曾以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为代表,对西、中、印三方的哲学作了比较,认为其代表了人类生活样式的三种路向。虽然梁漱溟先生将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笼统地归于东方文化之下，但其三种路向的基本框架仍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就现实而言，东西南的三元文明形态可以为未来的中美印三极格局提供一个更客观和真实的文明框架，有利于三大力量的合作共处。而以简单的东西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文化上的泛东方主义和泛亚洲主义在政治上很容易导向某种不切实际的亚洲一体的理想主义，在这一理想碰壁之后又可能引起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
因此，简言之，中印关系和中国的对印大战略需要在这一三大文明并存，三大力量共处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和设计。
要把印度当作一个大国来对待
第三，在这一战略框架下，中国需要对印度的崛起做出全面、准确和实事求是的评估，进而对印度重新定位。这包括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应改变轻视和忽视印度的心态。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中亚和南亚问题资深研究员埃文?费根鲍姆认为，对中国来说，印度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二级（如果不是三级的话）安全重点。本文认为，这种状况亟待改变，应承认印度的大国地位并将其列入中国最重要的安全重点之一。两国关系应该从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两个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再提升为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从实践的层面看，与印度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并且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的国家打交道，承认并尊重其大国地位是十分重要的。美国学者斯蒂芬?科亨认为，印中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蔑视印度的影响， 而苏联能够成功地与印度谈判，部分原因就是无论苏联私下里想法如何，但在谈判时却把印度当作一个大国来对待。 冷战时期，只有苏联把印度看作一个大国。目前定居美国芝加哥的中国旅印学者谭中先生也说，“我多年在中印之间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印度方面把中国看成战略上重中之重，自然而然有一种想把两国关系发展到较高的指标（她有没有这样努力是另一回事）；可是中国方面却不把印度看成战略上的重中之重，对中印关系发展追求的指标也就低了，对两国关系“不尽人意”也有点无所谓了。这与中国对美政策是有一定差距的。” 在所有的大国中，中国与印度有着最悠久的交往史，也是最重要的邻国之一，但中国对印度的重视程度最低，这是很不正常的。
为此，我们应更多地了解和理解印度，看到其现实成就和未来发展的潜力。印度国防研究分析所（IDSA）所长巴斯卡尔（Uday Bhaskar）认为：“中印关系陷入许多一致的、复杂的、又是相互矛盾的情况之中……虽然它们是邻国，但彼此的了解却很少。” 前中国驻印大使孙玉玺也认为：“我想中印关系最大的障碍应该是两国人民间还缺乏足够的了解。中国许多人往往只通过新闻报道来了解印度，对印度近些年在农业、软件、高科技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很不了解。” 从某种程度上说，印度在中国社会中的印象只是一些静止的、肤浅的印象的拼凑：
边界战争、种姓冲突、自然灾难、导弹试射、瑜伽功和电影。
为了更客观地认识印度我们需要消除几个方面的障碍。一是历史成见。历史经验，包括近代印度在英国武力入侵面前的亡国惨剧，旧上海的印度阿三，以及印度军队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的溃不成军，往往使我们对印度的民族意志和国家能力产生怀疑，特别是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印度在当代中国公众心目中不堪一击的形象。但这种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观念还符合当今的现实吗？二是当代中国人看印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看印度的视差。在谈到印度时，有一个现象十分引人注目，即当其他国家纷纷惊叹印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惊人成就时，相当多的中国人却对其不屑一顾，而且倾向于认为西方对印度的称赞是出于扬印抑华的政治偏见。我们不能排除某些西方媒体的偏见，但客观地说，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认识上的视差，即尽管相比其他国家，印度的发展速度的确很高，但与中国相比，印度就相形见绌了。对西方来说，印度正在缩小与自己的差距，而对中国来说，其与自己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这种视差使我们易于忽视印度所取得的成就，低估印度的发展，不利于客观地评价印度。它甚至使中国的印度问题专家认为印度的国际地位下降。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危险的。三是中国重物质轻精神的认知取向与印度相对不注重外在的有形变化的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公众，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看世界的眼光是高度崇强、崇富、崇尚现代化的。而印度的变化在外表上不易发现，更不能以闪亮的基础设施的形式表现出来。或如有评论指出的，印度高科技软件服务业增值是在信息技术高速道上进行，不需要高楼大厦，也不需要公路、桥梁和集装箱码头。因此，中印之间的发展差距就被放大了。
美国《商业周刊》最近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是看起来比事实上强大，而印度事实上比看起来强大。其实印度只落后中国12-14年，而且让许多人难以置信的是，印度已经很接近于赶超中国了。这一看法也许对印度过于乐观，并且带有美国式的偏见，但至少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
凡此种种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定位印度，发展中印关系都是十分不利的，应该加以克服。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总觉得西方看中国常常带有偏见，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意识到，在我们看印度的时候，也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某种偏见呢？
防止文化误读和战略误判
第四，防止文化误读与战略误判。对于印度民族和印度文化，我们传统上一般认为其是高度宗教性和精神化的，从梁漱溟到林语堂都是如此。林语堂说，“印度人太过于关注世界灵魂（brahma）和个人灵魂（atman）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在不太属灵的人看来似乎过于压抑。” 在论及中国和印度的不同时，林语堂认为，“印度产生了太多的宗教，而中国则太少了。” 这种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但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事物的另一个方面是，印度人又是极端务实的。以印度的宗教而论，扎卡利亚认为，按照亚伯拉罕的说法来衡量，印度教根本就不是一种“宗教”，它勉强可以算是一种“哲学”，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而没有给出答案。印度教唯一清晰的指导原则是其“模糊性”。 “那么，对于现实世界来说，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印度教徒是极端实用主义者，他们能够迅速地适应外界的现实。” 实际上，印度的现实主义政治同样具有悠久的传统。约公元前4世纪的《政事论》（Arthashastra）即其杰出的代表。此书相传为孔雀王朝创建者旃陀罗笈多（月护王）的宰相考提利亚所著，其中提出的统治权谋、严刑酷法、致强争霸、战争扩张、军事征服，以及欺骗、谍报和暗杀等种种手段，与中国的韩非和西方的马基雅维利并无二致（考提利亚也确有“印度的马基雅维利”之称），其远交近攻的国王圈（rajamandala）理论，以及大鱼吃小鱼的鱼类法则（matsyanyaya），与近现代的极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也是相通的。在现实政治中，印度人的谋略和权术也不是理想化的宗教精神能够解释的。印度人迷恋于权力，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所以，新设的位置和机关层出不穷。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常常见到机会主义盛行，很少看到理想主义，就不足为怪了。比如，印度人就十分擅长瞒天过海之术，1998年的核试验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这里的要旨是，我们切不可以为印度人总是沉浸和陶醉在宗教精神之中因而忘却了现实，或者在残酷的现实中到处碰壁。更严重的是，这种文化误读有可能导致对印度的战略误判，以及在现实中过于轻视对方。
第五，中印两国各有所长，不应互相攀比，而应互相学习。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领奖时的演讲中曾说道，“中印应相互学习而非谁超过谁”。后来温家宝总理将这段讲话赠给辛格总理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来表达自己的心愿，而辛格总理也表示，中印要相互学习发展经验。
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和减贫方面成就突出，值得印度学习。而印度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也很多。在软件业、服务业、企业的资本利用效率（这有利于避免过度投资）、金融体制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印度都有其成功的经验。以管理水平来说，据里昂信贷对25个新兴市场所做的调查，印度企业的管理水平列第6，中国则远远落后，排第19位。此外，瑞士IMD商学院对30个国家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提供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工人和工程师，以及领导能力方面，印度都遥遥领先于中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黄亚生认为，另一个对中国具有启示意义的方面是，“印度不是一门心思搞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发展社会和教育部门。” 就对待发展速度的态度而言，中印两国也有相互学习的必要。中国应该学习印度的从容不迫，印度应该学习中国的只争朝夕，中国不要太急功近利，印度不要太满足于现状。
在政治体制方面，中国不会实行西方式民主，也不会实行印度式的民主，但这并不等于中国不应该向西方和印度学习他们的民主经验。特别是印度，作为国情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确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这一点不应因为中国更快速的发展和更强盛的国力而改变。中印关系史上最著名的玄奘到印度取经的壮举正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盛唐时期。
有关中印关系的几点具体建议
第六，几点具体建议。根据前文所述的背景和理由，在承认印度的大国地位，提升中印关系层次，同时积极应对中印关系新挑战的前提下，本文提出以下具体建议：一、扩大中国驻印度使馆规模和职能，提升印度在中国外交中的实际地位。二、在外交部的机构设置中将南亚从亚洲司中分离出来，成立南亚与中亚司，以更集中有效地处理和应对南亚特别是印度事务。 三、外交部未来应该有具有南亚事务背景的副部长，从而使南亚因素在中国的外交决策中有更大的影响。四、增加对南亚研究的投入，建立独立的国家级南亚研究机构，提高对印度的研究的水平。
本文意在指出人们未曾注意到或有意无意回避的当前中印关系的残酷现实及未来潜在的危险，而非人们反复强调的两国关系中和平与合作的积极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这些因素，更非鼓吹中印对抗。恰恰相反，本文认为，作为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最古老的文明，中印关系不仅关乎中印两国人民的福祉，也是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前提。特别是在以亚洲的崛起为标志的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中，中印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印间的任何政治、外交或军事上的直接冲突都可能削弱两国的实力，使两国错失“亚洲世纪”。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只有印度和中国共同努力，来实现目标，21世纪才可能成为亚洲的世纪。” 近现代欧洲为其数百年的纷争所付出的惨痛的代价，足以令包括中印在内的亚洲国家警醒。因此，中印两国的对抗和冲突不仅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不幸，也是人类的不幸，文明的不幸，中印之间的冷战也必将给世界带来新的不安定因素，甚至是灾难。而中印之间的和平与合作不仅是对中印两国人民负责，也是对世界人民负责。
今年是中印建交60周年 ，两国政府商定，将举办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包括在对方国家举办“中国节”和“印度节”。此外，还有一系列的高层互访活动，包括印度总统将对中国进行的正式访问等等。在经历了去年的诸多不愉快的事件之后，人们期待着在新的一年里，中印关系能走出这一阴影，谱写新的篇章。我们也相信欧亚大陆为中印提供了宽阔的舞台，数千年的历史为两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灿烂的文明为两国人民提供了足够的智慧，使人类历史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找到一条化解历史恩怨，解决现实矛盾，避免未来冲突，走出安全困境的道路。
（李永辉为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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