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永辉 2010-03-22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印之间的摩擦显著增加，媒体上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在同时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间关系的新发展格外引人注目。对中国来说，在逐渐熟悉和适应了与作为现有世界秩序主导者的发达的西方大国打交道的规则之后，如何处理与未来世界的主要玩家之一，将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印之间的摩擦显著增加，媒体上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在同时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间关系的新发展格外引人注目。对中国来说，在逐渐熟悉和适应了与作为现有世界秩序主导者的发达的西方大国打交道的规则之后，如何处理与未来世界的主要玩家之一，同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新兴大国的印度的关系，将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也将关乎中国的未来。 近年来，随着印度的崛起，人们对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新兴大国日益关注，兴趣日增，对中印关系重要性的认知也有所深化。但总的来说，与现实相比，我们对印度的了解还相对滞后，对印度的崛起及其影响，对中印关系的意义及其面临的新挑战，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在实际应对上，也缺乏新的思路和对策。本文旨在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和粗浅的认识。 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基础与潜质 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并且正在成为国际新秩序中新的权力中心和主要玩家之一。 首先，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有11.66亿人，其中中产阶级即达3亿，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这一人口规模本身就决定了印度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国。而且，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印度的人口相对年轻，这意味着印度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同时承担更少的养老等社会负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红利。从发展的角度看，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9 年12月15日公布的报告，按照中印两国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印度人口到2025年将超过中国，居世界第一位。尽管对其复杂的影响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现在也很难完全说得清楚，但对渴望成为世界大国的印度来说，这一前景无疑将强化其意志，增强其信心。 其次，印度是一个正在迅速成长的经济大国，2008年的GDP达到1.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12位，而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则为3.39万亿美元，为世界第四。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印度经济已经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除1992年和2001年外，印度经济增长率均高于5%，其中2003财年甚至高达8.3%。在IT领域，软件出口更以30%的年增长率上升，印度IT业面向海外市场的外包合同也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在所有新兴大国中，其出色表现仅次于中国。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经济玩家。 在本轮世界金融危机中，印度经济也表现出很强的抗危机能力，展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美国《商业周刊》去年年底评论说，印度2009年第三季度7.9%的经济增长率已经生动地说明了印度形象的改变，从一个满是大象、耍蛇人的国家变为一个“IT业发电站”和崛起的经济大国。不无争议但也不容忽视的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尽管印度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小得多，发展速度也低于中国，但其经济效率却比中国高，也更具有可持续性。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印度经济增速最快有望在四年后超过中国。而就总体实力来说，根据高盛公司的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印度就将成为继中国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第三，迅速增长的军事实力。印度的军事力量很难准确评估，但以下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其一，军兵种齐全，军队规模居世界前列。目前，印度包括陆海空军及其他部队在内，总兵力达137万人，居世界第三位。印度自称其军事实力“陆军世界第三，空军世界第五，海军世界第六。” 印度还宣布组建空军航空航天司令部，统一管理军方所有天基平台，包括航天发射基地、各种通信、侦察、监视卫星等。 其二，军事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在空军方面，除了已经装备的包括苏-30型战斗机和去年5月接受的第一架空中预警机（它使印度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空中预警机的国家）在内的各式先进战机外，印度还在积极寻求与其他大国合作开发下一代战机。2007年11月，俄印两国政府达成了初步协议，双方将共同研发新一代战斗机，并为两国空军生产各250架第5代战斗机。在海军方面，去年7月26日，印度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预计到今年年底，印度自主研制的4万吨级航母也将下水。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俄罗斯和英国制造过4万吨级以上的航母。 印度还有一支攻击力极强的战略核力量，尤其是导弹部队更是发展迅速。印度已经成功试射了3500公里射程的“烈火-III”， 研制了一种由潜艇发射的超音速导弹，是“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的改进型。迄今只有美、法、俄这样的发达国家具有这一能力。据悉，目前正在研制一种射程达1万公里的“舒尔亚”洲际弹道导弹。印度还成功试射了地对空拦截导弹，有专家甚至声称，印度的导弹拦截系统可能已经超过了美国的“爱国者-3”型导弹防御系统。新年伊始的1月3日，印度军方最高科研机构“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负责人高调宣布今后将加快发展反卫星武器，保卫印度太空安全。他还表示，这将是印度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组成部分，该计划将于2014年达到“总体上成熟的水平”。另据美国《防务新闻》2010年1月5日报道，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一名科学家近日宣布，将于今年3月发射的高分辨率间谍卫星，其分辨率将仅次于美国的快鸟卫星（Quikbird）而居世界第二位。在印度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其国际合作水平较高，除了俄罗斯和以色列这些传统的合作者之外，其与美国的合作也在迅速加强。去年7月20日，印度与美国签署了《终端用户监督协议》，印度从此可以向美国购买高技术武器，包括最先进的导弹、战机和战舰等。 其三，完整并迅速发展的国防工业体系，包括39个大型国防企业以及8个科研机构，有能力自行研制生产多种现代化兵器——从普通弹药和射击武器到中程弹道导弹和核弹。 印度目前还算不上一个军事大国，但其成为军事大国的决心和潜力，以及建设军事大国的速度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小视的。据报道，印度已经计划未来5年内斥资1500亿美元升级其现有的军事能力，对其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从上面已经提到的种种举措来看，这一计划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去年年底，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发表专题报告，称印度正在从一个地区性军事大国转变为全球性军事强国。有分析家更指出，照这样发展下去，印度或许在20年内将成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第四，日益提高的战略地位。从传统的地缘战略角度看，印度就一直是欧亚大陆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无论是对麦金德的内新月地带而言，还是在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中，其半陆半海的地理位置加之其巨大的人口和自然资源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当代地缘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则将印度看作是欧亚大陆5大地缘战略棋手之一。 进入21世纪，由于印度洋的战略意义不断上升，印度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印度洋的崛起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从海权的角度看，印度洋掌握着“锁住世界的五把钥匙”中的三把（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好望角），是全球海洋霸权的关键。当年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此。更重要的是，印度洋在21世纪的大国博弈中，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印度洋已经成为世界能源和贸易的主要国际航道，占据了世界集装箱运输量的整整一半，同时，70%的石油产品从中东运往太平洋地区时需要经过印度洋。而随着亚洲的崛起，印度洋的这一地位还将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作为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枢纽的中亚的出海通道，印度洋的战略地位也日趋重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中亚问题专家弗雷德里克?斯塔尔在2008年一次会议上说，印度洋的入口“将会决定未来中亚的政治格局”，而中亚的政治格局则将影响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格局。因此，印度洋被看作是21世纪世界斗争的焦点。 作为本地区最重要的大国，印度一直将印度洋看作自己的内湖，宣称“印度洋是印度的印度洋”，并通过大力加强自己在印度洋的地位来提升自己的全球战略地位。为此，印度正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着力打造一个印度洋防务体系，以增强对印度洋地区的控制。印度已经在从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到马达加斯加等许多国家建立了监听站等军事设施。印度洋上一些本不受重视的小岛也已纷纷被列入战略视野。同时，印度还试图建立某种战略协作体系，打造所谓印度洋上的小北约。 第五，强大的软实力。根据约瑟夫?奈的定义，软实力的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拥有使其他国家感到魅力的文化资源，二是拥有使人向往的国家政治价值观，三是能获得尊敬的外交政策。印度与中国一样，是世界五大古文明中硕果仅 存的两个之一，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持久而广泛。林语堂说，从历史上看，“印度在宗教和想象文学方面是中国的老师，在三角学、二次方程式、语法、语言学、《一千零一夜》、动物寓言、象棋以及哲学方面是世界的老师。” ...
Month: March 2010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10-03-16 最近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的“五区公投”运动，其实是一项国际政治大气候与香港内部非正常政治结构相结合，再加上最近发生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加速催化，在种种内外因素相互影响之后的，既带有必然性，也带有偶然性的产物，值得探究。 最近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的“五区公投”运动，其实是一项国际政治大气候与香港内部非正常政治结构相结合，再加上最近发生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加速催化，在种种内外因素相互影响之后的，既带有必然性，也带有偶然性的产物，值得探究。 这个“五区公投”运动从刚刚开始便带有组织政治精英，宣传意识形态，鼓动社会群众，以集会、游行、示威、抗议等较激进的非议会手段去直接冲击香港特区政府，并同时向中央政府表达极度不满的基本性质。 “公民投票”（referendum）是古希腊部分民主城邦（polis,citystate）实施“直接民主”（directdemocracy）时期的一种政治决策方式，但是，当雅典等民主城邦一一被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后，这种只适合土地狭小、人口集中的城邦才有条件实施的民主形式，便长期地在西方消失，并在中世纪及现代逐渐被“间接民主”（indirectdemocracy）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亦即是所有各级行政长官（executive）和所有各级议会成员（parliament）均通过“普选”（universalsuffrage）方式所产生的政体所取代。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西方“代议政府”的官员在决定政策时常常不如人意，议员也多有当选之后便不再为民请命的纪录。于是，在某些西方先进国家或地区，人民便往往跳过议会，以“公民投票”的直接方式，去表现所谓的真实民意，决定是否同意或反对某些牵涉大多数人民基本利益的政策。 地少人稠的西欧国家瑞士，便以事事均可“公民投票”而名满全球。其它西欧民主国家（如是否通过欧盟的某些公约）、美国（如加州是否应该修改州宪法部分条文）、加拿大（如魁北克决定是否独立）、澳洲、纽西兰也常有“公民投票”出现，根本是如佛经所言：“见怪不怪，奇怪自败”。 换言之，“公民投票”已演变成一项世界性的政治作秀，某些政治人物则通过这样的作秀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以达到其预定的政治目的，比如香港就有这样一些政治人物，以所谓的变相“公民投票”，来达到宣扬其政治目标，推进其政治日程表的一种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政党和所谓的“政治精英”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组织、宣传和鼓动角色。 公民投票的多种不同类型 如果以政党或政治精英的控制程度来区分，“公民投票”至少可以分为自“强”至“弱”的五种类型，即：（一）无法律规范，由政府发动（例如英国）；（二）有宪法规范，由政府诠释（例如法国）；（三）有宪法规范，由法院诠释（例如爱尔兰）；（四）被民众发动，由政党主导（例如意大利）；（五）被民众发动，追求法案创制（例如美国加州）。 如果以议题的内容和性质来区分，公民投票则至少从“主权”和“公共政策”组合分为四种类型：（一）主权公投，目的在决定主权的确立或让渡（例如西欧各国是否以牺牲本身部分主权以换取加入某些欧盟公约）；（二）民主公投，在政治转型期间进行某种制度选择（例如台湾的新宪法公投）；（三）政策公投，解决某项引起严重政治僵局的重大政策问题（如瑞典是否兴建新的核能发电厂）；（四）创制公投，强调地方民众的强大力量（如美国加州是否应该修改州宪法部分条文）。 不幸的是，“公民投票”这个名词，从七年前便开始被前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利用为竞选连任的主要手段，将“公民投票”逐渐“神圣化”（糟蹋）为明知不可能达致的“台湾独立”主要途径，将“公民投票”滥用为台湾政客以“公投绑大选”的一种“拉票”手段，最后由于陈水扁和民进党的快速贪污腐败而“污名化”，堕落为台湾老百姓和国际社会的笑话。 事实的发展是，在二零零零年台湾总选举中只得到百分之三十九的选票，比连战、宋楚瑜二人总票数落后约一百六十万票的陈水扁，凭借着身为台湾最高领导人的权势，充分利用台湾的政府机器，表面上以“公民投票”作为追求“台湾独立”的工具，一方面动员支持民进党的绿营群众，一方面污蔑最初害怕公投运动会引起北京当局武力攻台的蓝营（国民党、亲民党），一方面挑衅海峡对岸的中国共产党，最后再加上两颗至今仍未能调查出真相的“神奇子弹”，惊险地以约三万票的微弱多数获胜，并在来四年之间将海峡两岸相对平和的关系破坏殆尽，直到蓝营联合推出的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于二零零八年三月在台湾大选中大胜后才告暂时结束。 香港八十后世代的兴起 香港今天出现的种种政治问题，其实与中英两国政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通过和平谈判伴生的妥协有关。当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谈判双方并没有考虑到香港的长远政治发展，规划出来的政制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的非正常政治结构。 于是，二十五年前规定的“上层建筑”与今天演变成的香港“下层建筑”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香港最近几年才会天天出事，令“五区公投”有了存在理由。但是，不管如何，目前香港所搞的所谓“五区公投”并非真正的“公民投票”，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故此，才会被发动者称为“变相公投”。以类型来区别，这种“变相公投”即使被视为一种“公民投票”，那也应该属于“被民众发动，由政党主导”的“弱性公投”；或者一种对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应该在二零一二年实行“双普选”的一种“政治表态”（弱性创制公投）而已。 “五区公投”在开始的时候，包括不少香港民主派政客在内，其实都没有多少人士相信这项建议会真正成事。但这时，香港特区政府在未有充分咨询香港大多数市民意见的情况下，硬要通过经费超过六百亿港元并将终点站设在九龙尖沙咀，被认为图利以香港房地产发展商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引起了以香港“八十后世代”为首的青年人为主力的“反高铁运动”。这项偶发性事件（反高铁运动）与“五区公投”合流之后，互相激荡，一方面使较激进的“社会民主联机”（社民连）政治实力大增，一方面使较温和的“公民党”也不得不“落迭参与”，所谓“五区公投”遂最后成事。 由于陈水扁将“公民投票”糟蹋至不堪入目的程度，令“公民投票”几乎完全失去了它本身能够有效补救“间接民主”（代议政府）缺失的正面性质，于是，台湾的“公民投票”经验，才会不但影响到部分较激进的香港民主派从政人士的思维方向，还影响到香港的亲建制力量（包括政府官员、左派智囊、新闻传媒、地产大亨等等），以为“公民投票”只有“主权公投”一种。 台湾为阻止绿营提议的公投生效，过去蓝营方面提出三项主要反对论述，此即：公投违法论、议题无效论、挑衅中国论。很不幸的是，这三项主要反对论述，相对“公民投票”的支持论述，均比较空白无力，难以说服太多绿营和中间选民，最后反而成为为绿营凝聚选票的负面“催票”工具。最近香港部分亲建制人士和新闻传媒提出的种种反对意见，其实都没有跳出当年台湾蓝营的框框，论述的深度和说服力，更是远远不如，连番败北，亦在意料之中。 “社民连”和“公民党”的宣传和鼓动手法亦非常灵活，从最初的“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简化成人人上口的“五区公投”，再逐渐加上“全民起义”、“解放香港”之类的“醒目语句”，的确是很能吸引部分香港市民眼球的。亲建制的从政人士和新闻传媒，即使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去对此大事批判，其实效果有限，再加上支持“五区公投”的阵营内“名咀”如云，“大炮”众多，词锋犀利，咄咄逼人。 所以，香港社会才会在一阵激烈辩论之后，即使市民明知“议题无效”（全国人大早已释法否定二零一二年举行任何普选）兼“挑衅中国”，“冒着炮火前进”的“公投五侠”（黄毓民、梁国雄、陈伟业、梁家杰、陈淑庄），愈被骂人气愈高，支持“五区公投”的市民亦愈来愈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冯木清 2010-03-16 香港“八十后”抗高铁运动折射出很多问题，其一是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的生存状态有如浮萍，无法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成为与建制对立的群体。 香港“八十后”抗高铁运动折射出很多问题，其一是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的生存状态有如浮萍，无法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成为与建制对立的群体。 同国内一样，在过去十几年，香港其实亦是靠GDP的增长来掩盖其深层次社会矛盾的，失业率下降使社会的不满情绪稍为被压抑。但相当部分人的实质工资其实长期处在负增长状态；高楼价则以牺牲普罗大众及新生代的利益为代价。这等于是在香港地下埋藏两座火药库。 我曾经一再指出，在中国经济领域全面市场化后，香港的前景变得很不确定，有可能会变得比以前更好，也有可能进入慢性萎缩状态，最终烟没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如何它的发展轨迹都是和以前大不相同的。过去的十多年，香港的战略方向并不明确，仅是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被动的获得一些好处，以此作为香港社会的养分。香港也有既得利益阶层，例如地产商、大型零售商、金融企业，但相当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实质一直在沉降，例如，普罗工薪阶层的工资加幅奇低，部分工作岗位的工资标准，比十几年前甚至大幅下降，这是因为在中国特别是华南的民营企业崛起后，香港的相同行业并未能像中国经济领域全面市场化之前那样，依然保持“鹤立鸡群”的地位。当你无法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那么只好在成本方面增加竞争力，而人力资源成本的压缩首当其冲。这意味着，我们如果仍然不能建构一个新香港的战略体系，那么香港也许依然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好处，但整体的下降态势会被确定，尤其是未能转型增值的行业，未能转型增值的工薪阶层。他们将成为被损害、被牺牲的群体。 楼价则已成为香港普罗家庭及新生代难以翻越的一座大山。由于香港是一个自由的金融中心，很容易汇聚游资，因此一旦中国或全球的银根宽松，楼价便很容易被炒起。尤其是近月，大陆的楼市热潮都正回落，而全球“退市”的传闻亦此起彼落，但香港的楼价丝毫不受影响，最近在元朗市镇边缘开售的一个高密度楼盘，竟然卖到5000元一平方尺（54000元一平方米），在两、三年前，这肯定是超出想像的。也即是说，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如果至今仍未置业，那么不要说在市区买一套房子了，就算跑到五、六十公里开外的卫星城市去买，也未必能负担得起。而无异是另一颗计算炸弹，最终此间的中产阶段、新生代、普罗大众会问：香港经济发展的成果，究竟都被谁摘取了？ 作为国际化的金融中心，香港核心地段的高地价高楼价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政府不能以自由市场为档箭牌，无视它对大部分市民的伤害。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人民“安居乐业”都应该放在首位，比“繁荣昌盛”更重要。如果说政府用有形之手去推倒楼价是对自由经济的摧残，那么政府至少应作出“宏观调控”。例如将香港的房屋市场划分为三大层次：高端的、纯粹的商品化市场；低端的市民安居市场；以及照顾草根阶层的公屋市场。核心地段、稀缺资源完全市场化，需以高昂的代价获得；中产以下的安居工程可放在新市镇 ，政府的土地供应调控楼价，香港的土地资源其实并不缺乏，郊区尚有大量未开发的土地，我们需要的只是观念的转变（以广东东部沿海地带作为香港人休闲后花园），香港便可以腾出更多的土地平抑楼价。至于公屋，那纯粹是政府对弱势群体的责任。而且必须指出的是，香港公屋人均居住面积太小，可以说是不人道的，与香港作为一个发达的国际都市形象相悖。 香港要走向一个新的阶段，摆脱大地产商对本地经济的绑架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