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10-01-21 澳门回归十周年之际，不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均可以用欣欣向荣来形容，不少香港传媒也对“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将之称为“澳门神话”。事实上，澳门的现实发展状况大致上确是如此。 澳门回归十周年之际，不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均可以用欣欣向荣来形容，不少香港传媒也对“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将之称为“澳门神话”。事实上，澳门的现实发展状况大致上确是如此。 不过，当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都先后在最近高度赞扬澳门的政绩，令澳门人不禁有点出乎意外。 12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北京召开的“纪念澳门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公开表示，澳门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中有三点启示：第一是高度认同澳门事务是中国内政，自觉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和中央权威，坚决反对和抵御外部势力干预，尤其是为《澳门基本法》第23条的落实，成功在本地立法；第二是澳门依法实行行政主导体制，正确处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者的关系，自觉地维护特首的权威，全力支持其工作；第三是澳门社会各界求同存异，积极开展协商，讲求社会和谐，不把矛盾和问题简单化和政治化，形成相互理解、和衷共济的良好社会氛围。 最后，吴邦国委员长提出对澳门的“三点希望”，就是澳门应该全面加强法制观念，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努力提高依法管治能力。 不久之前才以“有缺失、无遗憾”总结自己十年政绩的何厚铧特首，当场便诚惶诚恐地表示，《澳门基本法》能够在澳门成功实施，首先是国家对澳门毫无保留的全力支持，并不完全是澳门本身的功劳。 何厚铧特首还强调，澳门特区政府在部分施政领域上，甚至出现过较大的失误，原因是对基本法的掌握，对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和立法精神的理解有欠全面和准确。 由此可见，澳门特首何厚铧对吴邦国委员长的赞许的确觉得有点受宠若惊。这种谦逊的反应，其实也是大多数澳门居民的共同感觉。 以国际标准衡量澳门的总体发展 “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十年实践，其实至少可用两项客观标准来衡量。第一项客观标准是联合国所通过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或者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5条至第42条所列举的，多项澳门居民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第二项客观标准则是何厚铧本人在1999年参选和就任澳门特首时曾经公开作出的8点承诺。 根据第一项客观标准，澳门居民在基本法里规定的基本人权应该都得到了保障。而在国际公约的保证方面，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澳门的有关规定，也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贯彻实施。 不但如此，在澳门本地特有的族群问题上，“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保护，他们的习俗和文化传统应受尊重”，也让国际社会一些爱挑剔者无法可说，他们一直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并以此检视中国政府的诚信。 可以说，过去十年以来，上述对澳门居民基本人权的保障不但没有削弱和改变，而且继续在澳门得到贯彻落实，不少1999年之前澳葡当局从来没有积极落实的权利（例如，对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弱势团体的辅助、廉政建设），过去十年以来得到了显著加强。 所以，即使以国际标准来衡量，而非单纯地与香港过去十二年的总体性表现相比，“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应该是相当成功的。换言之，“澳门神话”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给何厚铧82.5的优秀评分 1999年何厚铧在参选和就任澳门特首时，曾经在其《参选政纲》和《就职演辞》提出8项承诺，那就是：恢复法律和治安、经济重建、改善公共行政系统、反对贪污、加强教育青年和职业培训、社会支持系统、族群和谐、文化使命。 在澳门目前仍没有存在“双普选”（各级行政首长均由普选产生、各级民意代表全部均由普选产生）的客观环境下，由于这些都是何厚铧本人对外公开作出的承诺，因此，不管你有没有权利或有没有在选委会里投过何厚铧一票，甚至一向反对何厚铧本人，都有权要求和评估何厚铧本人有没有完成他公开作出的这些承诺。 所以，如果我们将上述八点承诺，每项列为12.5分（即总100分），观诸过去十年澳门的总体发展，除了在改善公共行政系统上未如理想（应该扣7.5分）和反贪工作远远落后市民要求（应该扣10分）之外，对于其它六项承诺，何厚铧特首领导的澳门特区政府不但完全做到，甚至在某些项目之上，还是超标超时完成的。 因此，何厚铧特首领导的澳门特区政府，其评分应该是至少有82.5分的优异成绩。 不但如此，澳门大学、澳门高等校际学院、澳门理工学院最近一个月以来公布的多项调查结果，包括反映贫富悬殊程度的吉尼系数（跌至0.4以下）、失业率（跌至3.8%）、幸福指数（升至0.4以上），都在在反映出大多数澳门受访市民，基本上对澳门过去十年的政绩是肯定的。...
Day: January 21, 2010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冯木清 2010-01-21 香港影坛近年有两部电影隐含政治寓意。一是《新警察故事》，寓言香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困境，必须以新思维破解；而十二月中开始在香港、北京、上海和深圳同时上演的《十月围城》则堪称是一部政治动员电影。尽管影片进行了高度的商业化包装，但是其政治寓意仍是非常清晰的。影片暗示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民主火焰，将有一天会总爆发，值得北京深思与重视。 香港影坛近年有两部电影隐含政治寓意。一是《新警察故事》，寓言香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困境，必须以新思维破解；而十二月中开始在香港、北京、上海和深圳同时上演的《十月围城》则堪称是一部政治动员电影。尽管影片进行了高度的商业化包装，但是其政治寓意仍是非常清晰的。影片暗示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民主火焰，将有一天会总爆发，值得北京深思与重视。 以文艺作品的形式传递政治信息，历史上并不罕见，也为中国内地政坛人所共知，毛泽东就亲自批判过《海瑞罢官》和《刘志丹传》，尤其对于后者，毛泽东曾批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十月围城》讲的是孙中山当年以香港为背景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片断，如果单从历史角度来看，显得有点牵强，但正因如此，才不难理解影片其实另有所图。而且影片一开始，刻意安排张学友扮演的教授以香港“结志街”为背景宣扬民主，却遭朝廷杀手暗杀。以此拉开电影的序幕，其寓意非常鲜明。 影片以孙中山来香港开会，与内地代表商议举事，被清廷获悉后派杀手来暗杀他作为开始。但事实上，影片中孙中山并无正面戏份，导演刻意将他符号化，成为“民主”的象征，然后讲述香港各阶层人士为了保护这个象征，与朝廷派到香港的杀手展开生死之战，他们前仆后继，奋不顾身，为了这个目标，大部分人都牺牲了。这当中有民主的忠实信徒，有平时浑浑噩噩的升斗市民，有本来不愿意出面支持的商贾，有原本的朝廷内应，也有表面上打压民主力量而暗里支持的建制内当权人物（也可以理解为国际力量）。这令人联想到当今香港的民主化运动，目前表面看来，只有为数不多的所谓民主派信徒在呐喊，但是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民主火焰一旦被点燃，便会演变成一场有各阶层人士参与的轰轰烈烈运动，而且那些平时看来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升斗市民，一旦坚定信念，明确目标，他们将不惜代价，去争取其心目中的民主，二OO三年的五十万人大游行已是一个例证。而影片似乎暗示，香港人今后可能会不惜更大的代价作出抗争。 这部电影的面世，在日渐肤浅的香港电影圈，是非常罕见的。我们不知香港的泛民主派和北京是否已经洞察这部电影所透露出的政治信息，但其实影片对两大阵营都是有启示意义的。对民主派而言，这部电影比任何的民主动员都更有感染力，民主派可以借助它激发一般市民对民主、民权理念的追求；而对于北京来说，影片暗示的问题则更值得决策者深思：北京在香港的统战工作好像已做得非常之好，表面看来，亦化解了港人对中央的抗拒情绪，但这依然是表面的现象而不是实质，矛盾虽被暂时化解，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弥。影片好像要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北京必须告诉香港人一个清晰且并不遥远的民主线路图，回答香港人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当家作主”，香港的内部事务、由香港纯粹的民意来决定。对此，《十月围城》在影片序幕中就已经表达：民主就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下，人民共同管理“国家”的事务。 这便是电影在商业大片的掩护下，所要表达的理念，必须引起中央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