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January 12, 2010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邱震海 2010-01-12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尤其是从去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所谓G2，亦即中美共管世界格局的声音，在世界舆论中开始不断上升。虽然中国高层和舆论对此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和高度的警惕，但着眼于当今国际格局，即便没有G2概念的产生，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分别为当今和未来世界两极的印象似乎正在不断清晰和强化…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尤其是从去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所谓G2，亦即中美共管世界格局的声音，在世界舆论中开始不断上升。虽然中国高层和舆论对此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和高度的警惕，但着眼于当今国际格局，即便没有G2概念的产生，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分别为当今和未来世界两极的印象似乎正在不断清晰和强化；这一点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亚洲地区范围内，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中美两极格局对华不利 从中美双边关系来看，双方在经贸和军力领域里既磨合又潜在竞争的态势也日益明显；美国出于各种心态，其对华的防范、警惕和遏制心理日益强化；从中国来说，各种有意无意挑战美国的心理和动作也时有所见。 从总体上说，中美之间在双边关系和全球格局中的这一态势，一方面折射了随着中国崛起，两国关系的态势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但另一方面，这种过早形成的两极格局，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从策略层面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不利的。 虽然从长期看，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趋势，但在中短期的策略层面而言，人们还是需要做一些必要的战略思考；其间最主要的是，中国在当今国际格局中，用通俗的话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和稀泥”策略。 这里需要理清的概念是，所谓的“和稀泥”策略，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在国际问题上不予表态，或是充当“老好人”，而是指中国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尽力稀释因中美两极过早成型而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 因中美两极过早成型而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但会带来美国对中国的过早的战略敌意，而且也会带来其他国家因对中国实力增强产生担忧，而在战略上过早站在美国一边，或至少在对华战略上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和协调，同时也容易过早给中国在国际责任方面的压力。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上述三种情况都已在中国面临的外交氛围中有所出现，有的甚至还相当明显。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格局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中国的发展终将影响乃至改变世界格局，其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但另一方面，中国近年由于自身定位和策略的某些偏差，也在一定上促成乃至加速了上述格局的形成，其间就包括中国有意无意间将本来“人人心中有，人人口中无”的中国高速发展现象，用“和平崛起”这一语言概念予以固定化和清晰化，同时也包括中国民间除策略层面外，在心理层面对这一格局成型的陶醉。这种陶醉自然有过去数百年历史悲情的基础，但着眼于未来中国的长远发展，无论在战略还是民族文化心理成熟的层面，都是相当不明智甚至是相当危险的。 要改变或至少缓解这一现象，中国在战略层面上，有必要善用多极资源来舒缓面临的战略压力。这种善用多极资源，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合纵连横，而是将之前“一超多强”中的各个“强国”，有机揉合到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对美战略之中。 这些多极资源，既包括欧洲、日本，也包括印度和俄罗斯。但从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程度来看，欧洲对中国显然属于全球层面的重要关系，而日本对中国则属于地区层面的重要关系。但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其对中国善用多极资源舒缓战略压力的作用却是一样的。 准确研判中欧意识形态分歧 无论从国际现有格局还是其未来的走向而言，美中欧三足鼎立将是一个逐渐显现的趋势。因此，在中美之外，如何更多研习欧洲，善用欧洲的一极，就显得极为重要。 当然，最近几年，中国与欧洲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冲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些冲突主要基于以下几个背景：一、中国崛起给全体西方世界带来的深刻冲击和影响：由于西方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尤其是支撑这一走向的政治体制感到不确定性，因此才有了在价值观上与中国的磨合乃至冲突；二、中欧关系的微妙变化：在冷战后美中欧三角关系中，中欧关系原本是一组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但近年随着欧洲领导人的更迭，尤其是欧洲对华整体情绪的改变，中欧关系越来越变得不确定起来；一个较实用主义的美国更注重意识形态的欧洲，在其对华情绪整体发生改变的基础上，对中国而言未来到底是伙伴还是潜在对手，这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回答清楚的问题，而将在未来的中欧磨合和探索中逐渐清晰化。 以去年发生的西藏风波为例， 从表面上看，此次西藏风波发生后，蔓延在西方媒体上的是一片对中国政府的指责之声，其中甚至包括西方相当有影响力的媒体；一些欧洲媒体在伊拉克战争五周年之际，对美国的错误进行非常富有深度和哲理的反思，然而在西藏问题上却显示出其简单化的一面。 其间的原因，主要是在西方社会，尤其是一些以知识阶层对主要对象的媒体，长期来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同时夹杂着对东方事物的不甚明了，再加上西方几百年来积淀起来的种族主义傲慢情绪。这里有几个层面的问题需要理清：一、西方尤其是欧洲知识界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其以对政府不信任为基本特征的批判主义特征；二、在数百年东西方秩序的倾斜过程中，形成了所谓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包括自由、人权、公民自决等），而这些主流价值观孤立地看，恰好又被包括冷战在内的历史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于是就更增加了西方知识界的底气；三、数百年现代化的发展和东西方秩序的倾斜，导致了西方社会尤其是知识界一方面对西藏和非洲有着猎奇般的文化热衷乃至狂热，另一方面却又对西藏和非洲的现实缺乏足够的了解乃至兴趣，因此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又与其种族主义的傲慢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西藏问题上，只要一发生问题，西方尤其是欧洲知识界的第一反应就是指责中国政府，即便风波是骚乱参与者首先采用暴力措施，即便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欧洲，欧洲国家政府同样会采取严厉的行动。同时，即便在文化认同和尊重的问题上，西方媒体长期来忽视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基本上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 中欧永远不可能成为战略敌人 由于欧洲特有的文化背景、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中欧之间从表面上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冲突甚至超过与美国的冲突，但从本质上看，中欧之间却永远不可能成为战略敌人。这主要是基于对中欧双方不同国家定位的研判。对欧洲来说，大国与大国角逐时代早已过去。欧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逐渐开始融合，及至冷战之后再度转型。到了今天，欧盟及其成员国虽然已不可能而且也无意返回大国角逐的时代，同时未来的欧洲就其政治影响力而言，与中国和美国将不在同一层面之上。但欧洲由于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文明程度，同时欧洲经济和政治整合而导致的“欧洲合众国”现象，决定了未来的欧洲将继续以其二流的政治实力，继续发挥世界一极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