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10-01-21 澳门回归十周年之际，不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均可以用欣欣向荣来形容，不少香港传媒也对“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将之称为“澳门神话”。事实上，澳门的现实发展状况大致上确是如此。 澳门回归十周年之际，不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均可以用欣欣向荣来形容，不少香港传媒也对“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将之称为“澳门神话”。事实上，澳门的现实发展状况大致上确是如此。 不过，当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都先后在最近高度赞扬澳门的政绩，令澳门人不禁有点出乎意外。 12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北京召开的“纪念澳门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公开表示，澳门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中有三点启示：第一是高度认同澳门事务是中国内政，自觉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和中央权威，坚决反对和抵御外部势力干预，尤其是为《澳门基本法》第23条的落实，成功在本地立法；第二是澳门依法实行行政主导体制，正确处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者的关系，自觉地维护特首的权威，全力支持其工作；第三是澳门社会各界求同存异，积极开展协商，讲求社会和谐，不把矛盾和问题简单化和政治化，形成相互理解、和衷共济的良好社会氛围。 最后，吴邦国委员长提出对澳门的“三点希望”，就是澳门应该全面加强法制观念，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努力提高依法管治能力。 不久之前才以“有缺失、无遗憾”总结自己十年政绩的何厚铧特首，当场便诚惶诚恐地表示，《澳门基本法》能够在澳门成功实施，首先是国家对澳门毫无保留的全力支持，并不完全是澳门本身的功劳。 何厚铧特首还强调，澳门特区政府在部分施政领域上，甚至出现过较大的失误，原因是对基本法的掌握，对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和立法精神的理解有欠全面和准确。 由此可见，澳门特首何厚铧对吴邦国委员长的赞许的确觉得有点受宠若惊。这种谦逊的反应，其实也是大多数澳门居民的共同感觉。 以国际标准衡量澳门的总体发展 “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十年实践，其实至少可用两项客观标准来衡量。第一项客观标准是联合国所通过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或者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5条至第42条所列举的，多项澳门居民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第二项客观标准则是何厚铧本人在1999年参选和就任澳门特首时曾经公开作出的8点承诺。 根据第一项客观标准，澳门居民在基本法里规定的基本人权应该都得到了保障。而在国际公约的保证方面，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澳门的有关规定，也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贯彻实施。 不但如此，在澳门本地特有的族群问题上，“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保护，他们的习俗和文化传统应受尊重”，也让国际社会一些爱挑剔者无法可说，他们一直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并以此检视中国政府的诚信。 可以说，过去十年以来，上述对澳门居民基本人权的保障不但没有削弱和改变，而且继续在澳门得到贯彻落实，不少1999年之前澳葡当局从来没有积极落实的权利（例如，对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弱势团体的辅助、廉政建设），过去十年以来得到了显著加强。 所以，即使以国际标准来衡量，而非单纯地与香港过去十二年的总体性表现相比，“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应该是相当成功的。换言之，“澳门神话”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给何厚铧82.5的优秀评分 1999年何厚铧在参选和就任澳门特首时，曾经在其《参选政纲》和《就职演辞》提出8项承诺，那就是：恢复法律和治安、经济重建、改善公共行政系统、反对贪污、加强教育青年和职业培训、社会支持系统、族群和谐、文化使命。 在澳门目前仍没有存在“双普选”（各级行政首长均由普选产生、各级民意代表全部均由普选产生）的客观环境下，由于这些都是何厚铧本人对外公开作出的承诺，因此，不管你有没有权利或有没有在选委会里投过何厚铧一票，甚至一向反对何厚铧本人，都有权要求和评估何厚铧本人有没有完成他公开作出的这些承诺。 所以，如果我们将上述八点承诺，每项列为12.5分（即总100分），观诸过去十年澳门的总体发展，除了在改善公共行政系统上未如理想（应该扣7.5分）和反贪工作远远落后市民要求（应该扣10分）之外，对于其它六项承诺，何厚铧特首领导的澳门特区政府不但完全做到，甚至在某些项目之上，还是超标超时完成的。 因此，何厚铧特首领导的澳门特区政府，其评分应该是至少有82.5分的优异成绩。 不但如此，澳门大学、澳门高等校际学院、澳门理工学院最近一个月以来公布的多项调查结果，包括反映贫富悬殊程度的吉尼系数（跌至0.4以下）、失业率（跌至3.8%）、幸福指数（升至0.4以上），都在在反映出大多数澳门受访市民，基本上对澳门过去十年的政绩是肯定的。...
Month: January 2010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冯木清 2010-01-21 香港影坛近年有两部电影隐含政治寓意。一是《新警察故事》，寓言香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困境，必须以新思维破解；而十二月中开始在香港、北京、上海和深圳同时上演的《十月围城》则堪称是一部政治动员电影。尽管影片进行了高度的商业化包装，但是其政治寓意仍是非常清晰的。影片暗示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民主火焰，将有一天会总爆发，值得北京深思与重视。 香港影坛近年有两部电影隐含政治寓意。一是《新警察故事》，寓言香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困境，必须以新思维破解；而十二月中开始在香港、北京、上海和深圳同时上演的《十月围城》则堪称是一部政治动员电影。尽管影片进行了高度的商业化包装，但是其政治寓意仍是非常清晰的。影片暗示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民主火焰，将有一天会总爆发，值得北京深思与重视。 以文艺作品的形式传递政治信息，历史上并不罕见，也为中国内地政坛人所共知，毛泽东就亲自批判过《海瑞罢官》和《刘志丹传》，尤其对于后者，毛泽东曾批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十月围城》讲的是孙中山当年以香港为背景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片断，如果单从历史角度来看，显得有点牵强，但正因如此，才不难理解影片其实另有所图。而且影片一开始，刻意安排张学友扮演的教授以香港“结志街”为背景宣扬民主，却遭朝廷杀手暗杀。以此拉开电影的序幕，其寓意非常鲜明。 影片以孙中山来香港开会，与内地代表商议举事，被清廷获悉后派杀手来暗杀他作为开始。但事实上，影片中孙中山并无正面戏份，导演刻意将他符号化，成为“民主”的象征，然后讲述香港各阶层人士为了保护这个象征，与朝廷派到香港的杀手展开生死之战，他们前仆后继，奋不顾身，为了这个目标，大部分人都牺牲了。这当中有民主的忠实信徒，有平时浑浑噩噩的升斗市民，有本来不愿意出面支持的商贾，有原本的朝廷内应，也有表面上打压民主力量而暗里支持的建制内当权人物（也可以理解为国际力量）。这令人联想到当今香港的民主化运动，目前表面看来，只有为数不多的所谓民主派信徒在呐喊，但是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民主火焰一旦被点燃，便会演变成一场有各阶层人士参与的轰轰烈烈运动，而且那些平时看来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升斗市民，一旦坚定信念，明确目标，他们将不惜代价，去争取其心目中的民主，二OO三年的五十万人大游行已是一个例证。而影片似乎暗示，香港人今后可能会不惜更大的代价作出抗争。 这部电影的面世，在日渐肤浅的香港电影圈，是非常罕见的。我们不知香港的泛民主派和北京是否已经洞察这部电影所透露出的政治信息，但其实影片对两大阵营都是有启示意义的。对民主派而言，这部电影比任何的民主动员都更有感染力，民主派可以借助它激发一般市民对民主、民权理念的追求；而对于北京来说，影片暗示的问题则更值得决策者深思：北京在香港的统战工作好像已做得非常之好，表面看来，亦化解了港人对中央的抗拒情绪，但这依然是表面的现象而不是实质，矛盾虽被暂时化解，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弥。影片好像要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北京必须告诉香港人一个清晰且并不遥远的民主线路图，回答香港人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当家作主”，香港的内部事务、由香港纯粹的民意来决定。对此，《十月围城》在影片序幕中就已经表达：民主就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下，人民共同管理“国家”的事务。 这便是电影在商业大片的掩护下，所要表达的理念，必须引起中央的注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邱震海 2010-01-12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尤其是从去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所谓G2，亦即中美共管世界格局的声音，在世界舆论中开始不断上升。虽然中国高层和舆论对此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和高度的警惕，但着眼于当今国际格局，即便没有G2概念的产生，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分别为当今和未来世界两极的印象似乎正在不断清晰和强化…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尤其是从去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所谓G2，亦即中美共管世界格局的声音，在世界舆论中开始不断上升。虽然中国高层和舆论对此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和高度的警惕，但着眼于当今国际格局，即便没有G2概念的产生，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分别为当今和未来世界两极的印象似乎正在不断清晰和强化；这一点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亚洲地区范围内，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中美两极格局对华不利 从中美双边关系来看，双方在经贸和军力领域里既磨合又潜在竞争的态势也日益明显；美国出于各种心态，其对华的防范、警惕和遏制心理日益强化；从中国来说，各种有意无意挑战美国的心理和动作也时有所见。 从总体上说，中美之间在双边关系和全球格局中的这一态势，一方面折射了随着中国崛起，两国关系的态势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但另一方面，这种过早形成的两极格局，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从策略层面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不利的。 虽然从长期看，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趋势，但在中短期的策略层面而言，人们还是需要做一些必要的战略思考；其间最主要的是，中国在当今国际格局中，用通俗的话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和稀泥”策略。 这里需要理清的概念是，所谓的“和稀泥”策略，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在国际问题上不予表态，或是充当“老好人”，而是指中国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尽力稀释因中美两极过早成型而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 因中美两极过早成型而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但会带来美国对中国的过早的战略敌意，而且也会带来其他国家因对中国实力增强产生担忧，而在战略上过早站在美国一边，或至少在对华战略上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和协调，同时也容易过早给中国在国际责任方面的压力。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上述三种情况都已在中国面临的外交氛围中有所出现，有的甚至还相当明显。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格局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中国的发展终将影响乃至改变世界格局，其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但另一方面，中国近年由于自身定位和策略的某些偏差，也在一定上促成乃至加速了上述格局的形成，其间就包括中国有意无意间将本来“人人心中有，人人口中无”的中国高速发展现象，用“和平崛起”这一语言概念予以固定化和清晰化，同时也包括中国民间除策略层面外，在心理层面对这一格局成型的陶醉。这种陶醉自然有过去数百年历史悲情的基础，但着眼于未来中国的长远发展，无论在战略还是民族文化心理成熟的层面，都是相当不明智甚至是相当危险的。 要改变或至少缓解这一现象，中国在战略层面上，有必要善用多极资源来舒缓面临的战略压力。这种善用多极资源，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合纵连横，而是将之前“一超多强”中的各个“强国”，有机揉合到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对美战略之中。 这些多极资源，既包括欧洲、日本，也包括印度和俄罗斯。但从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程度来看，欧洲对中国显然属于全球层面的重要关系，而日本对中国则属于地区层面的重要关系。但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其对中国善用多极资源舒缓战略压力的作用却是一样的。 准确研判中欧意识形态分歧 无论从国际现有格局还是其未来的走向而言，美中欧三足鼎立将是一个逐渐显现的趋势。因此，在中美之外，如何更多研习欧洲，善用欧洲的一极，就显得极为重要。 当然，最近几年，中国与欧洲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冲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些冲突主要基于以下几个背景：一、中国崛起给全体西方世界带来的深刻冲击和影响：由于西方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尤其是支撑这一走向的政治体制感到不确定性，因此才有了在价值观上与中国的磨合乃至冲突；二、中欧关系的微妙变化：在冷战后美中欧三角关系中，中欧关系原本是一组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但近年随着欧洲领导人的更迭，尤其是欧洲对华整体情绪的改变，中欧关系越来越变得不确定起来；一个较实用主义的美国更注重意识形态的欧洲，在其对华情绪整体发生改变的基础上，对中国而言未来到底是伙伴还是潜在对手，这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回答清楚的问题，而将在未来的中欧磨合和探索中逐渐清晰化。 以去年发生的西藏风波为例， 从表面上看，此次西藏风波发生后，蔓延在西方媒体上的是一片对中国政府的指责之声，其中甚至包括西方相当有影响力的媒体；一些欧洲媒体在伊拉克战争五周年之际，对美国的错误进行非常富有深度和哲理的反思，然而在西藏问题上却显示出其简单化的一面。 其间的原因，主要是在西方社会，尤其是一些以知识阶层对主要对象的媒体，长期来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同时夹杂着对东方事物的不甚明了，再加上西方几百年来积淀起来的种族主义傲慢情绪。这里有几个层面的问题需要理清：一、西方尤其是欧洲知识界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其以对政府不信任为基本特征的批判主义特征；二、在数百年东西方秩序的倾斜过程中，形成了所谓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包括自由、人权、公民自决等），而这些主流价值观孤立地看，恰好又被包括冷战在内的历史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于是就更增加了西方知识界的底气；三、数百年现代化的发展和东西方秩序的倾斜，导致了西方社会尤其是知识界一方面对西藏和非洲有着猎奇般的文化热衷乃至狂热，另一方面却又对西藏和非洲的现实缺乏足够的了解乃至兴趣，因此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又与其种族主义的傲慢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西藏问题上，只要一发生问题，西方尤其是欧洲知识界的第一反应就是指责中国政府，即便风波是骚乱参与者首先采用暴力措施，即便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欧洲，欧洲国家政府同样会采取严厉的行动。同时，即便在文化认同和尊重的问题上，西方媒体长期来忽视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基本上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 中欧永远不可能成为战略敌人 由于欧洲特有的文化背景、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中欧之间从表面上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冲突甚至超过与美国的冲突，但从本质上看，中欧之间却永远不可能成为战略敌人。这主要是基于对中欧双方不同国家定位的研判。对欧洲来说，大国与大国角逐时代早已过去。欧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逐渐开始融合，及至冷战之后再度转型。到了今天，欧盟及其成员国虽然已不可能而且也无意返回大国角逐的时代，同时未来的欧洲就其政治影响力而言，与中国和美国将不在同一层面之上。但欧洲由于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文明程度，同时欧洲经济和政治整合而导致的“欧洲合众国”现象，决定了未来的欧洲将继续以其二流的政治实力，继续发挥世界一极的重要作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启正 2010-01-12 今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在此时机认真地回顾了这段历史，要总结经验和面对存在的困难，以求继续保持并改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今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在此时机认真地回顾了这段历史，要总结经验和面对存在的困难，以求继续保持并改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近几年来，国际社会也对中国发展的道路，特别是这30年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广泛的评论。最初是中国问题专家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所谓“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 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 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 此后有许多评论把“北京共识”称为“中国模式”，进而出现了从不同角度定义和评论“中国模式”的文章和专著。这些作者对“中国模式”的解释并不相同，由此提出评论也相差甚大，许多相当客观，其中也有颇为“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威胁论”论调，提出警惕“中国模式”的输出。其实，“北京共识”一词不是北京提出的，“中国模式”一词也不是中国提出的。 因为 “模式”一词有示范（pattern）的涵义，但是中国并无此意，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就得十分小心。其实，我更倾向于“中国模式”其实是指“中国案例”的意思。今天所说的“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应该是概括了中国60年以来，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30年以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政策、实践、成果和存在的问题。要强调的是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 我认为“中国模式”最简单的描述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它至少包括这些内容： 1、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2、 坚持结合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市场经济和进行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 3、 高效率的政府，高度负责地管理国内事务和恰当的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4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逐步地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遵循国际规则。 有西方的评论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那时英国是海上霸主；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军事和经济霸主。而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这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像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从中国以“和谐”为核心的文化，从中国促进世界和谐的政策，以及从中国国力和民心看，在21世纪出现“中国霸权”只是一种想象，而绝非可能发生的事实。从世界发展的多极化方向看，也不存在产生新的霸权国家的环境。...